一只黑熊用死亡向人类发问

今年5月下旬，一只野放的台湾黑熊，被发现惨遭枪杀后被埋尸。台湾黑熊被列为濒危动物，现存数量约为200——600只。

这听上去像是一个“野生黑熊遭坏人枪杀”的故事，但黑熊真正的死因，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这只被枪杀的黑熊，是2018年在台中大雪山地区因研究捕捉系放的其中一只，因其编号而获得昵称“711”。711被发现之时，已经是负伤状态，右前肢少了一趾，左前肢缺了四趾，可能误踩过两次以上套索陷阱。在2020年又一次受伤被救援之后，这只黑熊在科研人员的照顾下慢慢恢复健康。

711恢复健康后的野放之路却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它第一次被野放到原栖地附近，两个月后却再度因“滋扰农地”误中陷阱。第二次野放时，考量周遭聚落的居民有超过一半反对将这只黑熊野放到邻近聚落，最后它被异地野放到台湾南投的“丹大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

从卫星项圈可以看出，这只黑熊在野放后持续向北移动，但不到三星期，就在北返途中遭到枪杀。

“野放是很复杂的事，我不是黑熊专家，对合适的野放地点无法置评，但对我来说，我更在意的是，人如何定义‘动物滋扰’，又是凭什么可以决定，哪里才是动物可以生存和活动的地方？”东华大学文学系的黄宗洁教授说。

黄宗洁长期关心动物伦理相关议题，研究领域包括动物书写、家族书写等，著有《伦理的脸：当代艺术与华文小说中的动物符号》《生命伦理的建构：以台湾当代文学为例》。今年4月，《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以下简称《它乡何处》）简体版问世。

这次惨死的台湾黑熊，其实就命中了《它乡何处》所探讨的命题。作为保育动物，台湾黑熊常常以可爱化的形象进入城市日常生活，可它一旦“越界”，就成为可怖的威胁、需要被驱逐的他者。

不仅是黑熊，还有城市里的流浪动物如猫狗、作为我们食物的经济动物、为人类承受痛苦的实验动物、动物园里的展演动物，它们所遭受的苦难，人们总是视而不见。

我们在面对动物时，能否加入一点伦理的思考，去看到比“可爱”更深刻的东西，“理解爱的局限，扩大爱的定义和想象”？

在黄宗洁成长的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社会还没有清晰的“动保意识”。对她而言，喜欢动物、在意动物是一种本能。

有时候学校里会出现流浪狗，黄宗洁就会拎着一袋白吐司去喂它们。印象里，有一只长得像狐狸犬一样的狗，还会本能地掩埋食物，只是它错把白吐司埋进了脏水。

学校对流浪狗并不友善，总务处会叫来捕狗大队，而捕狗大队会用铁丝网将狗捞走，狗被带走时发出凄惨的叫声。

同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发生。黄宗洁每次与这些流浪狗的相遇，都预示着离别，可每一次与生命的彼此关照又是那么真实。作为初中生，她无能为力，她说自己成长的阶段“一直不断处于那种创伤的过程里”。

大学毕业后，黄宗洁进入中学教书，她发现自己重回了当年自己读书时的处境：学校一出现流浪狗，校方就找捕狗大队把它们抓走。但那时候，黄宗洁的角色不一样了，作为老师，她有了插手发声的可能性。

巧的是，学校总务处的工友很喜欢动物，于是“抓狗”这件事成了他的道德难题——明明那么喜欢这些狗，却必须负责打电话叫人来抓狗。因缘际会下，这名工友得知黄宗洁也喜欢动物，于是每次学校出现流浪狗，他不打给捕狗大队，反而打给黄宗洁。

“问题是，我要把狗变到哪里去？”黄宗洁只能把流浪狗带去兽医院寄住，每个月的薪水几乎都拿来付这些狗的住宿费。更漫长的，是送养之路，狗比猫难送养，就算送出去还会碰到退养问题，反反复复。

黄宗洁的姐姐黄宗慧在台湾大学教书，1998年时发生了震惊社会的“台大硫酸狗事件”，有人对5只狗泼硫酸，伤可见骨。姐妹两边学校的狗加起来不少，除了送养之外，只能将狗送去“爱心妈妈”的私人狗场。

狗场并非流浪动物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狗若进入公立收容所，命运将更为悲惨。

流浪动物倘若无人认养或领回，12天之后就会执行安乐死。2013年的纪录片《十二夜》就记录了一些流浪动物在生命倒数12天里的绝望与残酷，以及收容所破旧与肮脏的环境。

其实早在1997年，由台湾“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犬殇》曾针对65个公立收容所进行调查记录。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也写出当年惨痛：“一笼一笼浸到水里淹死、活活电死或饿死的，或因过度拥挤被其他狗咬死甚至吃食的……”

看到公立收容所的状況，一些爱狗人士成立了中途狗场，相较于兽医院，这里的收费相对可以负担。黄宗洁表示，台湾社会的主流氛围经常把这些爱狗人士称为“爱妈”，充满负面调侃，但其实“爱妈”是时代的产物。

“当时为什么有这些爱妈出现？真的是看不下去，她们不忍心。当然，最后就是可能拖垮你自己，同样也可能拖垮一些动物。但当时流浪狗真的非常多，公立收容所用非常可怕的方式处置那些狗时，爱妈们只能想办法把它们圈养在某个地方。”

一方面是救不完的流浪动物，另一方面有少数动保团体陆续成立。

2013年电影《十二夜》引起社会反响，2015年“零扑杀”政策被迫出台，并于2017年2月正式上路，台湾成为继印度后亚洲第二个实施零扑杀政策的地区。

不过，“零扑杀”只是开始，而非结束。

台湾进入零扑杀年代后，被通报的流浪动物反而增多——部分民众误以为通报等于救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忽略；而讨厌动物的人则产生了更强的抵触心理，认为流浪动物更不应该出现在街上扰民。然而，整体收容环境、宠物繁殖业的规划、犬籍管理、民众观念没有同步改善，收容所内的动物仍无法得到良好照顾。

2016年4月，嘉义收容所发生将大量狗只送往私人狗场，运输过程中热死30多只狗的事件；同年5月，新屋收容所园长服用“狗只安乐死药物”自杀。

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批评道“（这）更暴露出台湾在流浪动物议题上的失衡和结构的崩坏，对第一线人员造成沉重压力，以及误以为‘零安乐’之后流浪动物问题就不存在的迷思。”

这本书记录了台湾动物逐渐获得保护的过程，但几乎每一项进程，都是以动物的惨痛遭遇为背景。

很多人会以为，动保议题只涉及流浪猫狗，或认为动保人士“独爱猫狗”，抑或“野生动物保护”和“动保”互相打架，“野保”人士认为流浪猫狗属于“外来种”而不该被人为喂养。

“很多矛盾，只是不同声音的人在吵架，大家各自捍卫‘我要的正义和我认为的正义’。但是，他们是真正关心动物命运的人吗？”黄宗洁发问。

当有人反对皮草，就人驳斥说“那你还不是吃肉？”当有人喂养流浪动物，就有人说“这么喜欢为什么不带回家？”当有人选择吃素，就有人蔑视“还不是会穿皮鞋”……同样“鬼打墙”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动物议题反而变成“谁比谁的道德更优秀”，却永远触及不到核心问题。

这也是黄宗洁书写《它乡何处》的必要性所在，她希望用理性而非偏激的声音去抵达读者，同时带出动物的处境——“问题的核心在于，要讨论当代动物的处境，抑或人与动物的关系，往往必须回到城市中去思考。”

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而且是一个人类持续与自然对话以及对抗的过程。

在《它乡何处》中，黄宗洁书写了城市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各种动物，如展演动物、野生动物、同伴动物（狗猫）、经济动物与实验动物等。

在动物园里，人们究竟想在里面看什么？

动物又是如何看待它们自己被观看？

在野外，香港野猪与人类生活空间重叠，谁该为谁让路？

猫狗作为陪伴动物，如何暧昧地具有宠物、被人厌弃的流浪动物、食物等多重身份？

我们是否想过，食物出现在盘子里之前发生了什么？

以科学之名是否就能肆意利用动物？

要回答这些问题，黄宗洁先提出了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两种观点。

动物权利主张，动物有其主体性，动物应该拥有一个道德地位。如果站在动物权利的立场上，人类并没有权利去对动物做我们现在所有的利用，也不能伤害和冒犯到它的权利。

这是个很高的理想，但放到人类社会和动物的关系来看，很可能做不到。这时候就有了动物福利论。

动物福利也就是所谓的“效益主义”，主张“人道”使用动物，最低限度应禁止“不必要的残忍”。

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写到了史匹拉的实验动物革命。为了检查化妆品对眼睛的损害程度，兔子被固定在特殊装置只露出头部，眼皮被金属夹夹住阻止它们闭上眼睛。但事实上，很多动物实验“完全是生命的浪费，是毫无必要的受苦和死亡”。

“福利论就会计算快乐和痛苦的比例，如果制造大量动物痛苦，换取的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效益，这时候就该考虑将痛苦减量。”黄宗洁说。

可食用的经济动物也是一样，动保并不是要将每个人变成素食主义者，可是在我们面对盘子的食物之前，可以尝试了解经济动物临终前“最后一里路”的对待方式：猪是否在围栏里连转身都困难？鸡是否在格子笼里只能探出头？牛是否被虐待与不当杀死？

其实，去思考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因为会陷入自我道德的两难处境。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该背过头去，就像黄宗洁在书里写的：“很多事不是二选一，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道德没有决定真理，我们只能支持不断地，试着往比较好的方向迈进。”

对黄宗洁来说，权利论虽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难道我们真的只需要在意猪能不能转身、有没有吃饱吗？这时候如果能加入权利论的精神，我觉得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会不一样。”

动物权利论更是一种哲学思辨，让我们跳出原本的认知框架进行一些反思，而这些反思具有松动原来价值观的意义。虽然看起来，动物权利论好像要解散动物园、反对动物实验、全民吃素，仿佛是理想主义者的荒诞狂想，但回到现实，动物保护之路带来的挫折感和荒诞感更令人疲惫。“动保经常是进两步、退三步，甚至可以一夕之间全部崩盘。”

让我们再把眼光拉近一些，来到日常生活里的同伴动物。在采访黄宗洁之前，我就遇到了一个道德两难的问题：想要养一只狗，犬舍里的品种狗好可爱，但领养似乎可以代替购买？领养的话，到底要领养我喜欢的狗还是需要被人关爱的狗？

黄宗洁笑着说：“我觉得你的道德两难问题很重要，而且很真实。”

“我们一定会有这种拉扯，觉得好像要付出更多，尤其是面对一只要和自己相处十几年的动物，而不是来家里吃餐饭的客人。所以，接纳自己内心的冲突很重要。”

她提到前阵子有个网红，在自己的频道上说自己买了条狗，但因为主流道德是鼓励大家去领养。这个网红就批评说这些人是在进行道德勒索，这个发言因此引来更多论战。

对此，黄宗洁认为，在情感上，真的就是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猫、狗，如果去领养，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动物，还能减少对于品种猫犬的需求。因为任何动物议题就是减少需求，这是行动很重要的一环。

“你说鱼翅、皮草、经济动物等，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它绝对是会改变整体结构的一环。”

那么呼吁“领养代替购买”是否就是“情感勒索”？

任何社会议题，它的方向和目标是告诉大众：比较好的选择会是什么？但这个“比较好的选项”不是要被刻在石头上的真理标记，它可能也会变动。以“零扑杀”为例，它是我们现在社会环境下，大部分认为比较好、比较进步的选项，但是“零扑杀”也产生了前文提到的一系列问题。

所以，“领养代替购买”如同一个行动指南，可以给没有深思过“动物是怎么来的”的人一个提醒。

但同时，如果有人在情感层面真的很喜欢某个品种的猫狗，要达到的方式也并不只有购买。那么多被弃养的品种猫狗也很可爱，能否成为一个替代方案？

再退一步，如果真的要用购买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思考：去哪里购买？是否要去比较符合动物福利的地方购买？是不是合法、有牌照的猫舍、犬舍？市面上很多黑心繁殖业者，让猫狗在不良环境中一直生育，到没有利用价值后再丢弃，所以购买的地方有没有涉及虐待动物？

“这就是做功课。我觉得今天如果要养一只猫、养一只狗，你连做功课都不肯，我真的建议还是不要养。我经常觉得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养动物。”黄宗洁说。

反过来，也不是每个领养动物的都是好人，领养动物后乱养、虐待的也很多。所以黄宗洁主张“case by case”，任何事情都要放在脉络中去看待，很多事情里面有一个核，可是大家都在外面打架。

现在，让我们再把视野拉远一些，放到城市，放到猫狗之外。

“基础教育中很少有课程可以对动物伦理进行思辨和讨论。一直以来，动物被切割在日常之外，成为少数动物爱好者的‘个人癖好’，对其他人来说，动物既被无视，自然也就无感。”这让黄宗洁意识到一种“断裂”。

后来她发现，其实城市中有许多动物符号，例如卡通形象、雕塑、吉祥物，甚至是电子鸡、日本的熊本熊部长等。这才让黄宗洁找到了“让动物回到城市中去思考”的联结。

我们不是只要这些被可爱化、被商品化后的形象，也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狭笼中去住一天才能感受动物之苦。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关在动物园的野生动物；想一想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原本的面目；想一想便利生活背后帮我们承担了痛苦的实验动物；想一想那只被杀死的台湾黑熊，为什么没办法活下去？

正如黄宗洁在《它乡何处》的结尾所写，动物之于人，可以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是露珠里的光、绝望里的力量，是我们对于爱这个词所能动员的，所有想象力的可能。

而这次采访的意外收获是，黄宗洁也解开了我的道德难题。

两天后，我前往位于桃园的新屋收容所，领养了不久前在网上看到的被民众救援的米克斯幼犬，取名“茶茶”。

    编辑 | 季洁

新媒体编辑｜莫奈

排版 | 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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