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姹紫嫣红开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作者：五行缺水 

编辑：裴嫣柔

在镜头前总是面带微笑，说话间总是和蔼可亲，这是白先勇呈现在影像里“当下”的一面，而这一生的经历，又何尝没有看见过那断井颓垣？很巧合的是，在白先勇娓娓道来自己特殊的经历时，不同的阶段总是有某种身体的病痛相伴：照片是1947年10岁的自己，那时还生活在上海，“我在上海养病，因为得了肺病，被隔离在那间屋子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人变得敏感……”

1963年去了美国爱荷华，那时的母亲刚刚病逝，自己又遭遇了胃出血，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白先勇体会到了身为游子的孤寂，甚至“我差点死掉”；2004年开始启动青春版《牡丹亭》计划，把昆曲搬上舞台，在台北公演时，白先勇正身患心脏病，他带病进行了戏曲改革；1987年来到南京，参观了中山陵，那时的白先勇正遭受痛风的折磨，但是他还是登上了中山陵，看到“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时候热泪盈眶……

肺病、胃病、心脏病以及痛风，构成了白先勇回忆中的痛苦记忆，身体的疾病伴随着白先勇，而对于他来说，那种被隔离、敏感、出血在精神上的痛苦或者才是真正的“断井颓垣”——但是在镜头前白先勇并没有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正面展现出来，而是以另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转身而面对那个“姹紫嫣红开遍”的世界，而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度便是寻找归宿。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论欲望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

来到台湾，文学成为他突破那个狭隘空间的武器，大学里开始办起刊物《现代文学》，白先勇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赓续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以“战后一代”的身份续写中国文学。自己拿钱，自己印刷，自己写稿，办杂志成为白先勇口中“迷你文艺复兴”，尤其在政治高压的时代，文学无疑打开了另一个窗口，让白先勇可以自由的呼吸，而这种呼吸的欲求便是重新寻找自己的归宿。

“我写作，是为了把人类心中无言的痛苦转换成文字。”从台北到美国，白先勇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而这种寻找是整个时代的共同命运，如果说《台北人》有着“最后的贵族”式的哀婉和迷惘，那么《孽子》完全是“子”之人性和“父”之道德之间的博弈，当他把“同志议题”置于创作的框架中时，他所需要面对的当然是一种父子之间的伦理困境，甚至是对整个传统反叛和消解，但是，白先勇说：“我写的是同性恋的人，我想这个人字很要紧。”

突出人的生活，突出人的欲求，是对于人性本身的尊重——白先勇和交往38年的王国祥之间的故事，也是一种人性的真实表达，在王国祥逝世之后，白先勇难抑悲痛。如果说文学是一扇窗户，是对于人类命运的书写，是关于人性的探寻，那么对于文化之根的挖掘，则是在更大的文化范畴上寻找自我归宿。

“在美国加州的时候，有人问我的家乡在哪里，我说家乡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真正的家，白先勇以一种回归的方式拥抱传统，但是和文学一样，他希望能打开另一个窗口，探寻另一种意义——2004年白先勇把昆曲搬上舞台，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公演，而其实这个“姹紫嫣红”之梦在二十七八岁时就已经开花了，那时的《台北人》中就有《游园惊梦》的篇章，游园惊梦，是“台北人”的梦，更是白先勇的梦。

从2004年开始他把这个梦变成了舞台上的现实：从2004年启动，从台北公演开始，青春版《牡丹亭》培养了更年轻的演员，吸引了更年轻的观众，掀起了关于昆曲，关于传统文艺的“青春风暴”：从台湾到大陆，成为了一种现象级演出，演完100场，再继续演，演完200场，还没有罢休，而且每一场演出都是满场。从舞台改革到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白先勇更是通过讲课等形式传播中国文化，在他心里，这是他必须担负起的使命，也是他必须付诸实践的行动，“一个民族的灵魂就在于它的文化，如果我们的文化不完全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一直是漂着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引用《牡丹亭》里的这句话，白先勇就是表达了自己“一往而深”的情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生死死界限的跨越，都在于一种情深：肉身的痛苦也罢，漂泊的寂寥也罢，在情深中付出一切，便是找到了文学的归宿，文化的归宿，历史的归宿以及自我飘零之后的归宿。

而实际上对于白先勇来说，他身上本身就存在一种标签，那就是白崇禧的儿子，是特殊的“战后的一代”，所以在这个标签之下，白先勇也是历史中的一个书写部分，在“姹紫嫣红开遍”中，历史的书写便成为他对于身份的另一种构建。

1944年从桂林逃难离开，那时的白先勇只有六岁，直到1993年才回到故乡，阔别近60年，那份乡愁还在，当白先勇在桂林街头说起方言，品尝米粉，“回家”的感觉让他穿越那一段历史。

另一个回家的计划在他手中开始实施，2012年他出版了《父亲与民国》一书，还整理出版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这种为父亲正名的行为在白先勇看来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当有人提出异议时，白先勇却说：“我不为父亲正名，谁为父亲正名？”

在他看来，父亲不是历史的一个标签，也不是被误读的父亲，而是真实的、鲜活的、具体的人，所以他对父亲白崇禧的评价是：“历史的是非有时候很难分，但他是百折不扣的爱国者……”爱国者的定位便是对父亲的正名，便是对历史的尊重。

而在白先勇看来，历史也需要自己正名，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什么才是需要书写的历史？“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忘掉，这民族就等于患了失忆症，没有了过去，对未来也会是茫然的。”实际上这就是对历史、对历史的书写的某种警示。

文学让他找到了一扇窗口，并在“言说”中将无言的痛苦转变为文字；昆曲改革让他发现了艺术之美、青春之美；对历史的再书写，是避免了失忆症……

在漂泊中让文学成为一种归宿，在改革中让传统文化焕发魅力，在对父亲的正名中让历史成为历史，文学、文化和历史，白先勇让它们“姹紫嫣红开遍”，也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姹紫嫣红开遍”的盛景，“感谢上天对我的独厚，我做了很多喜欢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