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辞职都两年了

昨天约了一朋友在一家肯德基见面。

就看邻座有个小姐姐一直在那儿忙活，又是记笔记、整理材料，又是在朗读自我评价，仔细一听，才发现似乎是在备战考公务员（或者某个事业编），那副压力山大的样子，我在旁边听着都觉得被感染到了。

为了不互相影响，就跟朋友挪了个位置。

重新落座之后，我感叹说现在公务员考试真的越来越卷了，这才几月份，就逼着人这么玩命刷题了。

然后开玩笑，说距离我年龄达到上限还有不到一年，也不知现在开始备战，还能不能搭上末班车。

朋友看了我一眼，说：你不刚辞职出来么？后悔了？想考回来？

我这才惊觉——是哈，我是辞职从体制里出来的，从辞职报告获批到最近这几天，正好是两年了。说来也不算“刚辞职”。

莫名的想起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的那首打油诗：

有人辞官归故里，

有人星夜赶科场。

少年不知愁滋味，

老来方知行路难。

放在此情此景里，倒是显得非常合适。

但说起来，你不觉得这诗很奇怪么？前两句说的是冲入体制和走出体制的不同选择，可后两句却直接跳到“少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去了，言外之意是年少轻狂选择不谨慎，老来就有你后悔的了。

那问题就来了，这个后悔到底是对“辞官归故里”还是“星夜赶科场”呢？挤入体制内和冲出体制外，到底哪个值得老来后悔？

这个判断，吴敬梓没有直接下——当然作为一个清朝人，估计他也不敢写的太明白，如果老吴直接号召大家都“辞官归故里”，估计朝廷就要来拿问他“你是何居心”了。

所以走入体制，还是冲出体制，这事孰是孰非，书里是看不来的，每个人都得依照自己的人生体验，老来才能知道哪条路走起来更难。

那就说说我这两年的人生体验吧：

两年前，我们单位的领导在拔笔给我的辞职报告签字之前，曾经停了几秒钟，语重心长的告诫了我几句：小西，你可想清楚了，走出这扇门容易，你想再挤回来可就难了……

从毕业起，在单位干了8年，但我最感激领导的还是这句临别赠言。因为领导这么一说，我顿时有种灾难大片里的主角感——别人都往一个方向冲，我偏偏逆流而上，给镜头一个孤独的背影，感觉还挺帅的。

于是，感觉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再不走都对不起这个范儿了。

是的，这年头，任何一个旱涝保收按时发工资的体制内单位，那都是被年轻人争的打破头的存在。公务员和事业编都一年比一年更难考，这意味着我们这些毕业七八年的“老人”在应届大学生面前最大的优势无非年龄——你毕业时就考进来了，就像比别人早一站上了一辆拥挤的地铁，看到后面的人越难上，你就越舍不得下去。虽然车厢里的摩肩接踵、勾心斗角早已把你挤的七菜八荤，你还是会觉得在车上有个位置，几乎可以算是特权了。

我认识不少朋友，纠结的就是这事儿——他们不是喜欢现在的体制内工作，而是担心“下了车”就再也上不去了，越久越不敢走。

而当你真的下决心，挪到车门口，一脚迈出去之后，又至少还有两道“心关”在等着你。

第一重是经济关：

两年前我办辞职手续的时候最后一道是到人事处去填表，告知档案往那里转。

我告诉那哥们：我暂时没有接收单位，裸辞。

那伙计停下手中的活儿，抬头对我“孰视之”，然后说：你真勇，我来了四五年了，还没见过一个裸辞的。

说实话当时我也挺为经济的事儿犯愁的，毕竟辞职前一年刚买了房，手头只有负债没什么积蓄。我给自己选择的职业——码字挣钱，也超不稳定，天天指着读者打赏过活，听上去就不咋靠谱。

可是，经济这一关，我当时反而还挺有信心过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有点能力有愿意勤奋干活，体制内的本质是个大锅饭。大锅饭意味着如果你是个有一定能力又踏实肯干的人，你其实是在替旁边人浮于事混日子的同僚“担行李”——

是的，你在私企干活，觉得每天给老板打工，受剥削很重。殊不知在体制内亦然，你每天早去晚归，都是在用自己的精力给他人制造一个舒适的养老环境。而且人家还都是你的前辈，有个什么机会名额，都排在你前面。在这种环境中，即便再大度，你心里也难免是会有一点点不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发展成为传说中机关的“勾心斗角”。

这就是所有体制内单位必然存在复杂“人事问题”的原因所在——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这规则就注定了如此。

所以体制是一种消磨人心性的东西，在里面呆久了，你会让自己的眼界变得狭促，这就是体制化最要命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能力有点自信，何必这样蹉跎呢？到社会上去，哪怕像我一样做个自由职业，干一天的活儿，就挣一天的钱。

虽然收入是不稳定的，但只要还干得动，从整体收益上说，一定会比在体制内吃大锅饭强得多。

说实话，辞职那一年，我的经济一度真的很紧张，快餐连肯德基都不敢点，开始钟爱起了更便宜的华莱士。

但两年过去了，感谢读者的支持和商务小姐姐妥善运营，这一关好歹过去了。债务还清，有了些积蓄。

作为一个卖自己文章的独立手艺人，虽然各文字平台都越来越凉，大富大贵不能指望了，但好歹没有破产过不下去。我可以规划一些更长久的东西了。

也跟大家预告一下，财政状态改善之后，我的文章会写的更随性一点。之前总有同行朋友问我：小西，为什么你几乎每天都能肝出一稿来，有什么秘诀么？……

能有啥秘诀啊！还不都是穷出来的？

以后倒是不必了。从第三年起，我想写一些更“静”更好的文章，时事评论打算更多移到小号上去，请大家移步过去关注。

之前的文章量与质需要平衡，下一步可以更偏重质了。

当然也不一定了，你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有话没话，每天都想写两笔。

总之，经济这一关，我暂时过了，衷心感谢大家。

而第二道坎儿是“身份关”，这一关相较来说更匪夷所思一点。

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写过一本叫《身份的焦虑》的小册子，里面提出过一个判断，说所有人一生其实都会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和煎熬，而这种焦虑源自于“我们身为个体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时的恐惧感”。

是的，因为相较于世界而言，个体实在太渺小了，所以我们总希望让自己获得一个“身份”，把自己包裹起来，获得安全感。所以教徒会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民族主义者会自吹自己是“伟大的xx族人”，哪怕一个普通的现代人，也会把自己的各种身份印在名片上。以获得一种身份，和绑定在这个身份之上的安全感。

所以人们看身份，有时候会比看金钱还要重，对身份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银行存款。这是个普遍现象。

比如我是山东人，我们山东人尤其信这个，不是有那么句玩笑话么，拿山东人心目中的不同的身份跟印度种姓作类比，说公务员在山东相当于婆罗门，事业编和央企相当于刹帝利，一般国企、外资、BAT大厂事实吠舍、在私营小企业干活相当于首陀罗，自主创业的人则自然是贱民、不可接触者。

理解了这种对身份的追求，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如今“山东考公团”可以横扫江浙沪了——可能在有些省份考生的眼里，公务员只是一个工资比较有保障的工作。但据我观察，在我很多老乡们那里，公务员、事业编更重要的属性，其实是那个身份附加值。有了这层身份做背书 ，过年回家走亲戚，爹妈声音都能高上八度，你说他们考试能不拼么？所以外地学生考公考不过他们，理固其然。

但我这人，可能就属于山东人中的“变异种”，我从小就对身份、头衔这种事特别不感冒。觉得一个傻叉，哪怕名字前面能叠20个头衔，到头来不还是个傻叉么？前苏联的“苏勋宗”勃列日涅夫，全部头衔列出来据说能写满两张A4纸，下葬时光给他抬勋章的苏联将军就有二十多位，但其实没什么用，苏联该在他手里中衰还是中衰了。

所以“身份关”这事儿在我这里反而是最好过的，除了这两年回家要劳父母在亲戚面前多费点口舌解释。我自己几乎从来不觉景。

记得有一次出去蹭会，主办的朋友问我要我的“履历信息”。

我问：那是啥？

他答：就是你目前的工作。

我说:那……你就填‘无业游民’好了。

朋友说：那可不行，我们正规单位，不能请无业游民的。

最后他还是填了“前xxxx首席xx”。

那场会我在那个牌子后面做如针毡，时刻恨不得跳起来把那破牌子拿起来吃掉。

后来这种需要特正式“身份”的会我就都拒绝参加了——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只有身份证，没身份。太讲“身份”的场合，就恕我不能奉陪了。

我知道，这样一来很多门就对我关上了，但没办法，为了保持自由，这也必须的代价。

在中国，尤其是很多体制化比较严重的地方，这种认身份不认人的现象亦然很严重。所以辞公职这事儿，真的特别分环境、分人。

如果你是个特别有“身份依赖”的人，名字前面不“结衔”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那种。或者如果你生活的环境就需要你有那么一个身份，那你辞职还是要谨慎。我就认识这样的朋友，不是能力不行，出了体制就养不活自己，而是没了一“身份”特别焦虑。我并不推荐有这种性格或待在这种环境中的朋友贸然走出体制。

可如果你是个像我一样不在乎这事儿的人，那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就是赶紧辞了吧。

“莫愁前途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一个人的名字无法被头衔所照亮，而只会被他的行迹所证明，我坚信这一点。

所以辞职两年了，无论经济还是身份，两道关我暂时都过了，文章虽有遗憾，但总体还算我写我心，活的还挺舒坦的。

现在，若有还在体制的门槛上走与不走观望的朋友问我后悔不，我都回答不后悔。并劝他们早做决断——你要早点按想的方式去活，不然你就要按自己活的方式去想。反正青春就那么几年，真的经不起蹉跎。

这样想着，我回家以后又去翻了翻《儒林外史》，发现吴敬梓其实把他的那个判断暗示到了小说里了：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写尽了儒生们在科场里的四处碰壁、丑态百出之后，突然宕开一笔，在小说的结尾描绘了市井中的所谓“四客”——卖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

这四个人，其实也都是读过书的，但缺操持着当时人看来贩夫走卒才干的“鄙业”，可是在作者的笔下，他们却是活的最自在随性，有生命张力的，悠游于琴棋书画之间，比用心科举的士子们随性多了。

因为归根结底，读了书的人，为什么非要去考科举做官，冲进体制内捧铁饭碗呢？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匪夷所思、强迫症的事情。

吴敬梓在小说开头先写了一个元末明初在济南卖画的王冕作为楔子，意思就在这里：元代因为科举制度不完备，读书人反而是相对自由地，而王冕一看到明朝开科取士，给读书人规定了一条唯一的“正途”，就预感到大事不好，“一代文人有厄”，赶紧跑去会稽山隐居了。

人生本有无数选择，而当有人把你的生命路途限定在一条路上的时候，即便那个前途看上去多么光鲜，那也是一种被驯化。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及时离开，总是没错的。

毕竟怎样的人生能不后悔？唯有按着自己的心意而为。

辞去公职两年了，经历了不少破折，过了不少坎，以后一定还有更多惊险。但这一切都值得。

作为一个自由人，我把我的未来交给我的读者，交给这个世界。

是为文

权且以本文，作为辞职两周年的一个纪念与总结吧。

以后只要公众号还在，每年我会写一篇这种回顾文章，讲讲当无业游民两年、三年、四年……的心得。

就像总统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一样，我会在这种年度汇报中对我的读者诚实。

目前，虽然也有各种难处，但我真的挺享受这种闲云野鹤的日子的。

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给更多与我当初一样纠结的朋友以勇气，帮他们勇敢的作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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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一点改版，将合作店铺的链接放在公众号上了，方便大家以后追踪订单，查看物流信息，入口在这里：

如您所见的，两年了，离开体制后，我的这项营生经营的有了一些起色。我会尽力将其一直做下去。

自由从不免费，两年不易，我们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