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结束前，我母亲的出疆记 | 人间

2023-04-04 13:04

大疫三年，有人经历生离死别，有人虚度着时光，有人保持着潇洒肆意，我们带着各种情绪，用“魔幻”二字形容着日常点滴，一次次从失落中重新开始生活，总能比过往的任何一刻都更加坚强、清醒。

配图 |《世间有她》剧照

去年9月底到10月初，我的家乡阿勒泰刚历经了短暂一周的疫情管控后，市民们的生活很快恢复如常。当时独自在家的老妈开玩笑跟我说：“阿勒泰就好像一口大锅，只要我们不离开这口锅，就还能在锅子里自由活动，相比你的姨妈舅舅们，已经很幸福了。”她说的，是我家在乌鲁木齐的亲友们，那里从8月10日就开始静默管理了。

不过，母亲的乐观很快被现实“打败”，从10月5日开始，她和我每日话题都是——走不走？怎么走？随后，经历各种政策的反复，路上的波折，最终，母亲于11月21日才终于出疆……

如今再回想这次“出疆记”，的确像梦一般，却又是存在过的梦。

去年8月初，我因为要搬家，央求远在北疆阿勒泰的父亲来长沙帮忙。他的航班从月初起被反复取消，改签了几次，才终于在8月18日成功起飞抵长。

现在想来，之后越来越严苛的“出疆管理”，在那时就已经有迹可循——所有离疆人员在出发前需按政策连续做3天核酸，持续阴性后可以去机场。在临行前一晚，老爸又被通知：必须有“双抗”检测才登机。晚上8点，他急匆匆地去医院挂急诊、抽血检测，拿到一纸阴性报告后才安心回家睡觉。

第二天，他终于成功登上阿勒泰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中途顺利转机抵达长沙。而与他同航班飞行的一位朋友唐叔，原本要转机飞去杭州，却因为急着上洗手间，在中转时不小心误走出了中转区域，进入候机楼后成了“进入疫区人员”，不能再返回安全的中转区域，被滞留在乌鲁木齐亲戚家，一直到11月底才离开。后来他同我父亲说，他们抵达的那一天，有很多人被滞留在乌市，凡是没有购买同一家航空公司联程机票的，后段航班几乎都被取消了。

彼时，我母亲仍然留在阿勒泰照顾外婆。外婆育有6个儿女，多年来都是每人负责照料2个月，去年因为疫情原因，舅舅们都在乌鲁木齐居家，不能外出，原本7月底就完成照料任务的母亲，要等9月底和姨妈换班后才能离疆。她特意嘱咐我，预定10月5日之后的航班，她要陪外婆过完90大寿再出发。

没想到这一延后，就是近2个月。

10月4日深夜，全网被乌鲁木齐停航、停运的通知刷屏。

即使这样，我们都还抱有“随时能飞”的希望。毕竟，从阿勒泰飞长沙有三条路线，西安、兰州或乌鲁木齐都可以作为转机城市，很多老百姓寄希望于飞兰州、西安中转出疆，这样就能避开乌鲁木齐这个“全管控”城市。

基于唐叔分享的经验，我只敢给母亲购买同一家航空公司的联程航班，跟过往相比，票价翻了不止一倍。机票预订成功后，母亲每天都在等待出发，可每到出发的前两天，都会接到航空公司“航班取消”的通知。

航班取消通常会给两种选择——退票或者改签。因为仍然抱着随时出发的希望，所以和母亲商量之后，我选择一直改签，不做退票处理。万幸的是，尽管那时的票价每日渐涨，但我购买的航班取消属于“不可抗力”，所以改签并不需要补缴多余的票钱。

就这样，一直“改签”到了10月底。阿勒泰在此期间也经历了几次短暂的静默，但都在5天以内就解除了，没像很多城市一样让人足不出户，只是市区叫停了周边县、乡镇的交通往来。市里的人大都可以自由外出散步、购物，探访亲友，母亲甚至还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婚礼——新郎和新娘被管控在市区几十公里以外的镇子上，不能回市里，酒席取消了几次，两边家长一商量，反正邀请的都是双方父母的亲友，于是决定婚礼照办，两边老人各自招待各自的宾客，等小两口回到城里，再去宴请他们年轻人的朋友们。

一场没有新郎新娘的哈萨克族喜宴倒也热热闹闹地举办起来。大家边用餐边跳起欢快的“黑走马”，给不在现场的新人送上祝福。母亲在视频里跟我感叹：“无论世道如何，老百姓们总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那时，从我妈家窗户往外望去，克兰河河边的风光道上，从10月初就搭起了一顶帐篷，每天清早，会有两人从帐篷里钻出来，他们都穿着看上去非常滑稽而廉价的大红色羽绒服，应该是之前在某个单位打工统一发的。他们用河道里的水洗漱一番，又拿一只锅子接点水后，就钻回帐篷。

母亲问了社区工作人员，才得知里面住着两个农民工，工地停工了，家回不去，帐篷是好心人给的。社区说正在协调，看能不能让他们住到不能营业的KTV或者餐厅里去。

母亲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社区说会定期给他们送一些食物。母亲这才放下心来，同时转头劝我：“你也要省着花钱，你看这几个农民工，他们今年就赚了几千块，还想着留给家里人过个好年，根本舍不得拿钱去住酒店。”

日子能正常过，可改签还是退票，成了一种艰难的选择。在乌鲁木齐居家的朋友建议我不要退票，因为一旦航班恢复，机票必定一票难求。可在改签了十几次后，虽然不用补缴费用，可我也在每日接听航司电话中失去了耐心。

母亲劝我：“不如等完全放开再走，没有必要天天改签，操作起来也麻烦。”

后来，老爸拜托人问了机场内部的工作人员，得到的消息是：“至少要停航到11月底，先退票，飞不了的。”再去搜索各大票务软件，无论飞西安还是兰州的航班，几乎都显示无票、停运。我无奈地退了机票，和母亲一起陷入漫长的等待复航期。

11月初，乌鲁木齐每日新增病例仍有五六百人，航班和火车恢复运行的希望破灭了。阿勒泰的天气也在逐渐变冷，一向淡定的母亲开始有些焦躁了。

往年冬天，老两口都会在9月就飞长沙或海南过冬，家里的暖气停暖了十几年，早就不能用了。母亲翻出家中一台老旧的“小太阳”，试了试，还发热，她平日里穿着毛衣、羽绒背心在家，零度以上的天气还能勉强应付。

没过几天，随着首府疫情形势的愈发严峻，阿勒泰也开始加强了筛查管控。据说有人偷偷开车从乌市回到了乡下，造成家属感染，可官方并没有发布权威消息。老百姓们只能配合每日核酸，申领社区通行证后，严格遵守每户一人、每日出门一次的规定。商超虽然开门营业，可客人不能入内购物，只能在门外告诉工作人员需要哪些物品，一切交易都要在露天环境里完成。

很快，这样自由的日子也结束了，距离乌市500公里的阿勒泰，开始和乌市一样启动了历史上最严格的管控：每日核酸不准聚集，以栋为单位，一户做完，另一户再出门，所有人不可以出小区；缺少物资就申请志愿者购买，好在价格还属于正常水平，只是品质就难以保证了。

老妈早就预判到还要居家，家里的粮油米面蔬菜纸巾这些必需品，还能撑半个多月。外面一直有小道消息传到她耳朵里，小区里有人阳了，谁又被拉走了……那段时间，我感受到母亲格外敏感，喉咙有一丁点儿不舒服，就很惧怕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感染，还好第二天又恢复正常，这才安下心来。

我和父亲每日通过视频安慰母亲：“反正不出门，核酸的时候一定亲眼看到大白消毒手部，就肯定是安全的。”

周末，在库尔勒做护士的表妹希希打来电话。她已经连续采集了3个月的核酸，期间不敢回家住，今天终于能换班在酒店休息，这才有空跟我嘱咐几句。

库尔勒的疫情和乌市一样严重，几乎全市的医护人员都跟希希一样几个月回不了家。那些本身阳了的医护，除了重症的，都被调往红码医院继续上班。

希希听闻我妈依旧在阿勒泰，给出了很多实用的专业建议：“只要出门接触任何人都戴好口罩，严格消毒采购物资，储备酒精和基础的止咳、退烧以及缓解症状的中成药，门把手这些容易遗忘的部位也要消毒……”

而我更关心希希这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天生地中海贫血，一劳累就眩晕，这两年一直在调养身体。家里人劝她辞去工作专心备孕，谁知疫情一来就是三年多。初夏的时候，疆内还一片大好，希希刚开始备孕，8月因为疫情突袭，立刻叫停。她每天加班加点地采集核酸，小家的规划，早就抛诸脑后。

希希云淡风轻地说：“我算好的，我们科室4个月的孕妇都还在一线采样。我领导轻度抑郁，吃完药照样上手术台，还有同事发着烧不能接诊，就去仓库做库管。这个形势，医护队伍里除非真的坚持不住，就没人敢休息。”

而彼时，希希的父母还在乌市居家隔离，他们所在的小区从9月初起一直买不到水果，热心的邻居分给了老两口一盒综合维生素片，也快见底了。

11月10日，母亲在社区的群里终于等来了好消息。社区开始收集需要离疆人员的信息，据说阿勒泰会增发出疆专列和专机，开往成都、郑州、长沙等地，中途不停。群里的农民工、大学生以及和母亲这样迫切想要和家人团聚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丝丝曙光。

负责此项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小赵说：“大家先提报，人数多不一定都能走，肯定有人先走，有人后走。”

同一天，母亲发现，窗外的帐篷没了，原来那两个农民工终于被社区安排进了一家不营业的餐馆，不用再风餐露宿了。

即使没有百分之百能走的希望，从11日起，所有在群内参与出疆申请接龙的人都还是开始按要求，居家自我隔离，大白也开始每天上门核酸。社区通知，只有连续7天核酸阴性，才有机会上火车、飞机。于是母亲停止了把下楼做核酸当作“放风”的日常，完全、彻底的足不出户，迎接离疆的那一天。

12日，基本准确的专列、专机信息公布了，从阿勒泰去长沙没有飞机，只有火车。我们全家又再一次凑在手机屏幕前商量——走不走？怎么走？

小赵在录入母亲出疆报备的时候，特意要我们想清楚，出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首先，火车不确定有卧铺，要考虑老人坐三天座位身体是否受得了；第二，列车上毕竟人员多且复杂，也存在感染风险，如果不走，可以等彻底解封，又或者多等一两周，也许有新增直飞长沙的航班也不一定。

而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让母亲更加坚定了出疆的决心。

她远房堂姐的儿子，我一直叫“小程哥”，6月刚满45岁。他之前在IT行业，赚得盆满钵满，可惜在2018年查出脑瘤，做了大手术后一直在持续康复治疗中。2022年初，小程哥的脑部肿瘤复发，说是因为当年有一部分肿瘤在他的脑干上，和周围的血管、神经粘连紧密，没有办法全切除。程家不差钱，很快安排他再次接受了手术，就算免疫力低下，疫情来了以后，人也还是要频繁地往返医院治疗。可惜11月初，小程哥感染了新冠，心肺衰竭，这一次没有熬过去，甚至没有一场正规的告别葬礼。

我想起网上的一句话，“超话里有一个世界，和现实世界既接轨又脱轨”。母亲则在电话里感叹道：“堂姐70出头，好在还有个女儿能继续照顾她。你们说疫情传播这件事怎么能放开不管控呢？毕竟有那么多常年生病的老人、癌症患者，就是脆弱到熬不过一场重感冒的。”

就这样，母亲决定尽快坐火车出疆——她实在对近期全面放开没有任何期待，也怕要一个人在阿勒泰过年。我也劝说她尽早来长沙——前几天夜里，我做了一场噩梦，梦到母亲迎着大雪外出买菜，不小心摔倒，身边连一个能照顾她的人都找不到。

确定出疆后，一切都按照社区要求准备即可。

我为母亲申请了17日出疆的火车，老人不会操作线上的程序，我在长沙远程登录各种APP，下载资料，帮她写好承诺书，完成线上出疆申请，扫描给小赵报备，同步在长沙所居住小区开具居住证明、入湘报备。

母亲则需要按照社区要求，从提交了出疆申请那天起就闭门不出，自觉做好居家隔离。每天下午，会有大白按时上门为她采集核酸，测量体温。除了每日“防疫相关”的动作，母亲也根据心里的“出疆倒计时”，规划冰柜里的食物怎么分配刚好吃到离家那天。家里的角角落落被她清扫得干干净净，除了她卧室的房间，早早都被她铺满了防尘罩。她还会跟一帮也想出疆的老朋友们每日通话，询问是否有最新的“小道消息”。

小赵也会反复跟我确认“出疆计划是否有变化”。为了让他安心，我甚至早早就给社区交了购买火车票的钱，大家都觉得这次“靠谱”，“能走”。

到了16日，小赵没接到上级管理部门的通知，不知道明日几点出发，所有人都只能做好“随时走”的准备。母亲把衣服都收进了衣柜，冰箱里剩余的食物打包好准备走之前放在邻居家门口“无接触赠送”，家里家具都用罩子盖好，热水器水箱放空、断电……

晚上10点，小赵打电话给母亲：“晚上有一次‘夜采’，一定不要睡觉，手机记得开机。”凌晨12点过后，社区大白上门采集核酸，母亲和我说：“大概是因为我们要走，捅得特别深。”核酸过后，我按照小赵的指示，熬夜等着，需要等到新疆政府的APP上母亲的二维码有了17号的采集信息后，发送截图给他，才能休息。

凌晨1点半，“已采集”字样终于出来了，可同时，我也接到了小赵的通知：“明天的火车延期到21号发车了，你们还走吗？”

我一边压下心里的失望和烦躁回复“走”，一边打电话安慰母亲：“可能前面的火车走晚了，延期几天就延期吧，忍一忍，21号一下子就到了。”

母亲只好又继续自觉隔离，原本计划给邻居的剩余口粮，刚好够她自己再续上几天。18日起，我们都在抖音上刷到了阿勒泰专列顺利抵达郑州、成都的视频，屏幕里都是被滞留在新疆几个月后终于抵乡后的愉悦和放松。

那几天，我才了解到，小赵家在天津，属于援疆人员，是个才参加社区工作没几年的95后。这段时间，他给家里没人照顾的老头洗过衣服，也劝说过想不开要“跟世界说再见”的大学生未来可期，还帮需要外出就医几小时、可家里没人的妇女带过孩子……小赵向来乐观，总说：“虽然我都快熬秃顶了，但我也相信，熬出头的那天就快到了。”

到了20日晚上，已经熟悉离疆程序的母亲，已经自己学会了截图和线上报备。21日零点过后，等来大白做完核酸的“夜采”，2个小时后，快凌晨3点，我们就成功把带有“已采集”字样的健康码发给了社区。

小赵通知我们，火车暂定于明日发车，不排除有任何变动，离疆人员需要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社区会随时派车来接。

自然，这晚就成了母亲和我的不眠夜。我在线上保持和小赵的沟通，在凌晨3点，终于等到了“明早7点半出发去火车站”的好消息——司机会先来接母亲，然后再去接3位同街道的人，一起出发。而手机另一端的母亲，照例把离家程序仔细做了一遍，断水断电，清理食物，整理好最终的行囊。

清晨6点半，母亲起床给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吃完一块儿烤饼、一只鸡蛋，喝光了她预留在冰箱里的最后一碗奶茶，就提着一只小号行李箱下楼——之前社区嘱咐过，不晓得车上情况，要求大家尽量减少随身携带的行李。

那天早上，刚好迎来了雪都阿勒泰入冬后的第一场暴雪，也是母亲这十几天来第一次走出小区大门。

我的母亲是个做什么事儿都喜欢提前的人。在没有疫情、不用查健康码的时候，她坐飞机也要比正常时间提前半小时出门。为了不错过这趟至关重要的列车，她7点20就等在路边，还给我拍了几张大雪纷飞的照片。街上空无一人，约定的7点半早就到了，母亲不好意思催司机，就继续等着。

到了7点50，母亲跟我说还是没有车子出现。我赶紧拨通了小赵发来的司机电话，对方是个年轻的哈萨克小伙儿，只一个劲儿地说：“夜里大雪把车子堵住了，我找了人在处理，马上就好。”

等到8点半，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让母亲躲进大门边的保安亭取暖，联系小赵和司机，得到的回复还是：“已经联系了交警队，在挖车子周边的雪了，马上就好。”

小赵把今早要一起出发的人拉了群，给大家解释，群里很快炸了锅。有位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和我母亲一样在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孩子的裤子早已被雪打透。还有个大学生，比我们还要焦躁，她说如果错过今天的火车，可能就会错过回学校的最后机会。

距离9点半火车站集合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知道小赵已为了安排大家出疆这件事连续熬了好几夜，不忍责怪他，只能各自给出建议：能否派另一辆车来接？或者请求交警支援？有没有和火车站报备，如果我们晚了一会，能否等待？其他社区有没有已经接送完毕的车子，辛苦来接我们一趟？

小赵只能反复和上级确认，断断续续得到答复：“社区只有这一辆车有通行证可以使用，其他社区的车子也没有空闲，交警那边还在尝试联系……”

10分钟后，电话另一端从来不说脏话的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开始骂起社区：“根本没有备选方案去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我知道，她已经在情绪崩溃的边缘了。

好在司机终于把被雪堵住的车子弄了出来，在9点之前顺利接到了母亲，一车人最终急匆匆地赶上了火车站的集合时间。

可火车并没有按照原定时间出发，让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母亲到底能否顺利出疆，会不会又被送回小区？

直到中午12点，终于收到了她的微信：“已发车，目前是坐票，到奎屯换火车。老火车没有地方充电，我先关机了。”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母亲为了到长沙后手机还能有电和我联络，每天只开一次机。我分别在她路过嘉峪关、郑州和武汉时收到她报平安的微信。

| 母亲出发当天给我拍的列车（作者供图）

11月23日晚上7点，这趟临时加开的专列，终于从遥远的北疆平安抵达长沙火车站。母亲在1个小时后顺利入住隔离酒店后，才放心用手机开视频，和我聊了一路上的琐事：

在奔赴火车站的路上，母亲收到了司机给他们这一车4人带的“社区礼包”，里面有方便面、火腿肠、苹果、消毒湿巾等等一些物资。她后来上了火车才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到了这个“出疆配给”，就把方便面给了邻座的农民工大叔。大叔看她年龄大，也主动把靠窗户、相对安静也能伸直腿的座位让给了她。

这一趟列车的卧铺车厢和餐车都被改造成了座位，只为尽可能容纳多一些乘客。大部分的乘客是开春时来新疆打工的农民工和生意人，编织袋、行李箱、布包、尿素袋子堆满了行李架还有洗手池、座位下方的空间。每个人的行囊仿佛都装满了为了“回家”二字写下的故事。列车不设置餐车，也不会在任何站停靠时放任乘客下车休息，紧闭的车厢大门，成了防疫之门。

母亲在途中欣喜地发现，最早住在河道边的两位农民工也在这趟列车上，她认出了他们的大红色羽绒服。只是那两个人并不知道，这个眼前的老人，曾经透过一扇窗户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上车后的第一天夜里，母亲手机电量剩余不多，对面的大学生好心地给她用了自己的太阳能充电器，她对母亲说：“咱们这趟车，据说有个政府领导押车的，就是为了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肯定能顺利到站。”后来列车抵达孝感，因为故障原因停留了2小时维修，据说也是这位领导协调后换来的。

经过三天两夜的行程，列车稳稳当当地驶入长沙站的那一刻，车上所有人都止不住欢呼、鼓掌，母亲也终于见到了穿着黑色夹克衫、大家口中的“押车领导”，她想起之前在阿勒泰市的新闻里有他的身影，好像是某位副市长。他眼下乌青一片，可母亲知道，他完成了让第一批从阿勒泰出发奔赴湖南的乘客安全、准时抵达的重任。

大家下火车后，被有序地引渡到等待区域，各个市县的对接人员早就竖立好指示牌，等在各自区域内。终点在长沙的人直接被大巴拉到了隔离酒店办理入住，工作人员早就一对一核实过信息，让几乎三天没睡的大家“先修整，再核酸”，还掐着点放好了热乎乎的盒饭——没有复杂的登记手续和漫长的等待，母亲一直在夸赞：“还是长沙的安排比较合理。”

24日一早，做完核酸的母亲给我晒了酒店丰富的早餐，笑着说：“昨晚终于睡了这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新疆封控以来，母亲学会了自己更新健康码、截图、线上申报这些大多数老人都不会的“技能”，她在电话里同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已经算好的了，不用为温饱发愁，身体也无大碍，还在另一个城市有另一个家……”

她应该和很多人一样，把看到的苦难，转变成了自己继续坚持的动机。从8月到此刻，“乌鲁木齐超话”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就是“哪个城市最宜居”。有人做好了在此次疫情后搬离新疆的准备，有人对着踏上出疆列车的人说着“等我们这儿好了，欢迎再来”，也有人在为要不要离开故乡发展而纠结，他们感叹着：故乡容不下肉体，他乡容不下灵魂。

在母亲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得知了乌市高层火灾的消息。同天，阿勒泰市开雪具用品店的一位亲戚，也在微信告知我们：因为今年无法迎接滑雪的游客，他已经被迫退租、关店。

11月27日，母亲拿到了连续3天核酸阴性的报告，终于成功回家和我们团聚，在后续完成7天居家自我监测后，完全恢复了“自由身”。想起她之前说过多次的那句，“什么时候起回家成了最难的事”，我只觉得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