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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洞见c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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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六年春，苏轼与好友钱穆父把酒言欢后，准备送他赴任。苏轼宽慰道，我们皆是人世间的过客，何必执着于眼前聚散。不算一时小账，不沦于生活琐碎，以大格局观人生的得失成败。古代官场有个说法，宁可在京为七品，不愿外放为三品。苏轼与他政见不合，便自请出京，先后担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他四处漫游，尽览西湖的新月、碧空，眺望高峰上的云雾、落日。他访友问道，自己一个人跋涉孤山拜访惠勒、惠思两位高僧。彼时，朝野上互相攻讦，人人自危，他反而偷得浮生半日闲。第二次，是旧党掌权后，摒弃所有变法内容，将新党人贬官发配。杭州大旱，饥民甚多，苏轼奏请朝廷，免两浙西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时常有疫病流行，苏轼从公款里拨出两千缗，自己又捐出五十两黄金，组建了一家名为“安乐坊”的医馆，拯救了许多病人。得失皆有定数，苏轼看似堵住了自己的仕途之路，却远在庙堂之外，实现了他“致尧舜”的理想，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元丰七年，离开黄州的苏东坡路经南京，来到半山园拜访大病初愈的王安石。一袭白袍的苏东坡作揖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一老一少漫步江边树林，谈古论今；以泉水煮茶，说文论道。曾经，王安石欣赏苏轼的才华横溢，视他为百年不出的人物。而苏轼也佩服王安石学贯千载，赞叹他撰写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王安石则把苏轼视为拦路石，派人上书皇帝陈述苏轼的过失。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为苏轼仗义执言，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力谏“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苏轼依旧把王安石视作令人尊敬的长辈，王安石病逝后，写下《王安石赠太傅》缅怀他。苏轼曾自夸，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文人墨客，佛僧道士，苏轼好友遍天下，大抵是因为他从不会计较恩怨。好友韩宗儒经常拿跟苏轼往来的书信换羊肉吃，苏轼得知后也不恼，只待到韩宗儒书信再来时，幽默回道：“今日寒食，断屠。”知己章惇拜相后，不顾昔日友情，一味针对苏轼。后来，两人境遇轮转，章惇被贬雷州，苏轼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字字恳切让他注意身体。人与人的关系有时是脆弱的，如柳絮浮萍，风一起就会被吹散。贬谪之旅也是苦难之行，多少文人因路途困顿而形容枯槁、心死灯灭。他在临皋亭外，听呼啸不停的涛声；在赤鼻矶畔，望郁郁苍苍的山容林相。与花鸟为友，与清风相伴，苏轼把难捱的日子过出另一番风情。仰见明月朗朗，环顾景致清逸，他们一边悠然散步，一边行歌互答，好不快活。一位友人突然说道，今天傍晚，打捞到一条状似松江之鲈的鲜鱼，可惜没有酒。多少人因工作不顺心皱了眉，因生活辛酸愁上心头，入眼都是惨淡。无聊的时候，他在槟榔树下和村民聊天、说鬼故事，不亦乐乎。无论处于什么境地，他都能把心安顿好，忽略掉路上硌脚的沙粒，领略尽沿途景色。公元1101年，在海南的苏轼，因为大赦而获准北还。当他路过金山寺，看了好友李公麟为自己画的画像，心生感慨，提笔写下一生的注脚：苏轼的故事，放眼看全是流离辗转，苦辣辛酸，再认真一看，却是熠熠生辉。余秋雨认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那些狼狈的时期，让苏轼成为苏东坡，成为千年中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他借蛮瘴之地的风俗人情、山川风光来抒情言志，传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他专心练习书法，自成一家，有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他钟情于竹画，融合怪石、枯木等意境，所画《潇湘竹石图卷》在画史上独树一帜。不仅如此，苏轼虽然不能在庙堂上建言献策，在地方上却一心一意躬身为民。在黄州时，他听闻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便成立“育儿会”，捐钱捐粮，救活无数弃婴。惠州生产力落后，他改良农具，教授先进的插秧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儋州孤悬海外，文化凋敝，他在那里办学堂、搞学风，培养出了第一位进士；没想到的是，那些仕途上的黯淡，却成全了他的荣耀与功业。 最终，他跌到从未经历过的谷底，也站上从未到达过的高峰。当时已过晌午，两人便找了一个路边小摊坐下来吃碗面。但小摊的面条，实在粗粝涩口，苏辙细嚼慢咽，吃得极为艰难。他望着愁容满面，连连叹气的苏辙说：“九三郎，这面这么难吃，你何必还去咀嚼它呢？”一些破事、一些苦难，我们越是细嚼，越是在折磨自己。当一个人容得下所有遇到的人和事，他才能拥有大格局、高境界。看更多走心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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