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纪录片和好新闻，没有高低之分
陈玮曦
非虚构平台“故事硬核”导演，曾供职于《时尚先生Esquire》、财新传媒。
导演处女作《76天》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后获得艾美奖纪录片制作特别奖，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短名单。纪录短片《月亮与四百万英镑》在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节首映，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短名单。纪录长片《流浪归途》曾入围2021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在圣丹斯协会（Sundance Institute）、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论坛（IDFA Forum）、FIRST纪录片实验室 、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CCDF）等节展平台获得发展资金和曝光。此前曾导演《飘》《吾民》等十余部纪录短片。
FreshPitch：您之前就读的是新闻专业，后来也一直在媒体领域工作，请问您是如何进入纪录片行业的？能否简单回顾一下您的纪录片创作之路？
我在南都实习了9个月，参与一个叫做《南都深呼吸》的栏目制作，职业生涯也从那里开始，有老师开始一步一步教我。但毕业后，我其实一直想做摄影记者，从校招进入的新京报，到最后落定去财新，在毕业一年后，我最终加入了财新刚刚组建的视觉新闻中心，包括我的另外两个搭档（夏伟聪和徐玮超）也加入进来，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媒体纪录片，才算正式开始我的“纪录片”职业生涯。
我在财新待了接近4年，期间主要做媒体纪录片，那时我的摄影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都很稚嫩，直到我从财新离开到《时尚先生Esquire》，和杜强开始合作，基于特稿题材做视频化的报道，我觉得才开始真正做基于媒体题材的纪录电影。
《流浪归途》剧照
FreshPitch：说到媒体纪录片和纪录电影的区别，能否请您具体讲讲它们之间应该如何区分？
陈玮曦：一个本质的不同在于它们虽然都是视频，但是偏重角度不太一样。在过去的工作中，我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好新闻，还是要做一部好纪录片。媒体纪录片往往更注重的是传递某种信息，要比较扎实，需有调查的工作，往往要做到面面俱到，而且就题材上而言，它大多数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些事情它是有新闻性的，但是它未必是适合做成一部纪录片。但在媒体平台做视频记者的时候，我有义务按照新闻的表达方式，向公众传递新闻信息。它往往需要你牺牲掉纪录片的另一面，虽然纪录片肯定也是有信息的表达，但纪录片背后传递的情绪和所蕴含的价值也是很重要的，这部分可能会被牺牲掉。有时候纪录电影需要一个弧线或者是其他形式上的的创新，往往不像媒体纪录片没有那么注重信息了。而媒体纪录片它往往要求短时操作，做一个5-8分钟或者10分钟以内的短片，操作周期很短，可拍的东西也不多。
另外补充一点，之前做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做好纪录片还是做好新闻这一点，我觉得它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我和之前的搭档夏伟聪，我们还聊起那时候的事情，每个人会通过不停的实践发现自己的偏好，就好像我的搭档夏伟聪离开财新之后，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坚持在做新闻。对他来说，做一个好新闻，以及通过报道的形式参与公共生活很重要，这是他参与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我会发现做报道的过程中，吸引我的反而是拍摄的过程，或者说通过影像去做自我表达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但是它并没有高下之分。所以我离开财新之后选择了一个我觉得更能做好纪录片的地方。
《武汉·重症区六层》剧照
FreshPitch：上个问题谈到的是在具体创作内容方面的一些差异，在身份转换方面您自己是否有感受到一些交融和过渡？
陈玮曦：在刚才补充的信息前提下，我觉得这个身份是可以转变的，尽管我已经是一名职业纪录片导演，但很多时候，我也在做一个记者可以做的事情。给自己定义一个身份是很简单的事情，不管是记者，还是纪录片导演，因为你只要做了纪录片创作，你就可以是纪录片导演。
FreshPitch：这样的身份转换过程，对您的纪录片创作有什么帮助？是否为您打开了新的视角？
《飘》剧照
FreshPitch：近年来，您有很多纪录片作品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关于疫情的《76天》 到关注个体命运的《流浪归途》，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您觉得您的创作脉络和旨趣是什么？
《76天》海报
FreshPitch：从财新传媒到《时尚先生Esquire》，再到“故事硬核”，在这个过程中，您的职业定位是如何变化发展的？作为专注打造国内最好的非虚构作品的品牌“故事硬核”，您觉得非虚构写作与纪实影像之间有什么关系？能否分享一些您的看法？
《月亮与四百万英镑》海报
FreshPitch：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叙事方法在纪录片创作方面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FreshPitch：在影像设备平民化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纪实影像创作者，而大数据与算法推荐技术也影响了社交媒体的视频内容定位。您觉得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如何面对这样全新的变化？
陈玮曦：我从来没有特别在乎过观众怎么想，这可能也是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关，财新这种严肃新闻平台，相比都市报也不是面向全部大众，当时也没有太在乎点击量的多少。比起观众，我会更加希望看到同行的意见。与此同时，我做纪录片有自己的审美，可能会更直接点。我的审美也不可能满足到所有人需要的，让所有人喜欢。《月亮与四百万英镑》短片目前在豆瓣上也只有6.2分，我觉得也很正常，能够接受。当然我相信一部好作品或者是能够引起讨论、引起共鸣的作品，它肯定是有观众的。
FreshPitch：您的创作内容兼具深度调查和社会议题性，在议题选择和创作美学上，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创作的新想法、新技巧可以和大家分享？
陈玮曦：我想探索的就是不要只用一种方式讲故事，以前会更喜欢拍单一的人物，现在反而更喜欢关注一个空间的人事物变化和发展。因为跟拍人物的话，这个人物得足够强，他得是一个主动人物，如果他是个被动人物，你就得去拍他身边周围的人，大多数时候，这依赖于人生轨迹的变化，也涉及到一些伦理关系上面的问题。类似这种空间型的选题，我推荐一部纪录片《金银岛》，不论是在导演的创作方向上，还是艺术表达手法和形式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空间型的选题。
FreshPitch：您的最新作品《月亮与四百万英镑》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短名单，能否分享一下，在纪录片的国际化传播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纪录片创作者如何可以取得国际方面的一些关注和成功？
陈玮曦：国际方面更多的是吴皓在推进，我们算是从《76天》开始合作的，我们会经常闲聊一些选题，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我和他不是一种常规的导演和制片的关系，更像是朋友，所以这个选题也是我们碰撞出来的。他后来也做了我的剪辑指导，他趁他自己有空的时间段重新进行了剪辑。
《流浪归途》的项目，我和徐玮超同制片人赵佳保持着密切的线上沟通，她在帮我们联络资金、资源的同时，也会就内容提出她的感受和方向性的建议，和吴皓相比，他们都是内容能力同样出众的制片人，但因为身处不同地缘文化，审美旨趣会有不少差异，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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