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你找到了一个摇滚巨星

题图：公司最早的地址，在多伦多的 Camden Street，那时我们在三楼

作者：小斯，80后，在多伦多从事大数据分析工作。喜欢文学、古典和摇滚音乐，在公众号“不存在主义Cafe” 上创作短篇小说和故事。写作是一种欲望实验。独自在这个实验室里看着瓶瓶罐罐中的欲望如何变化，自己就进入到了一种未知的领域，忘路之远近，那感觉很神奇。

我挣扎很久，还是妥协了。好几百份简历投出去了却没人回复，站在镜子前的我，没了长发，感觉很可笑。风吹过，像耳光一样。

几番等待终于等来了一次面试的机会，工作是一个顾问分析师。我上网做功课去了解这家公司，但查来查去，只知道这是一家做品牌转型的公司，叫“捷门重塑（Jackman Reinvent）”。

面试那天雪下得紧。我抖抖皮鞋上的雪，走进了一栋在多伦多市中心设计区里的一个小三楼。刚走上二楼，便在楼道里听见了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那首《闪耀吧，我疯狂的钻石》（Shine On You My Crazy Diamond）。我靠着楼梯听了会儿那迷幻的吉他前奏，踩着点儿，走上了三楼。

老板一头长卷发。他跟我说：“我是乔·捷门。我的公司，和私募基金合作。私募买公司卖公司，低价买入不景气的公司，然后做战略和品牌转型，几年后，创造价值，翻倍再卖。我的公司就是帮私募和做品牌和战略的转型。”

乔的样子一点不像个生意人，那长卷发，骷髅围巾，山羊皮西服，简直就是一 Rockstar。介绍完公司后，他把我的简历翻了翻，留在了科目成绩那页。他靠倒自己的老板椅，跟我说，“okay，‘闪耀吧，我疯狂的钻石’！”

我被这句冷不丁的平克弗洛伊德的歌词给愣了一下。那刻，我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牛逼哄哄地反问他：“那您想让我说我最高分的数据统计，还是想让我说最低分的《战后音乐演变史》？”

在加拿大上大学时，我虽有幸被北美一流的毅伟商学院录取，但学商并不让我快乐。大四时，终于有了去其他院校修非商科的课程的机会。大四选课的夏天，我毅然选择了学音乐。

所谓《战后音乐演变史》，看教材，说白了就是一套系统的西方爵士蓝调摇滚流行音乐史，从 Muddy Walters，Chet Baker 到 Beatles 到 David Bowie 到 Guns N Roses 最后到 Michael Jackson！

开学那天，我兴奋地穿着皮衣皮裤甩着飘逸的长发穿过校园，像风一样自由。走进教室却发现，这些不学商科的同学们的头发都比我长。

▲ 大概是那时的我。Everything Rock N Roll！

一学期下来，我交了不少朋友，喝了不少的酒，真是开心。可开心归开心，最后这门课，我只得了 69 分，因为期末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论加州旅馆是如何对 60 年代总结并成为 70 年代的缩影最终成为 80 年代的预言》。真绝了，《加州旅馆》的吉他我会弹，歌词我也会唱，但我哪儿知道它要说什么啊？

那年，这门才得了 60 多分的课，让我这个其他学科都 90 分的人与毅伟商学院毕业颁发的杰出学生奖学金失之交臂。看着那比我平均分高了零点几分的俩同学上台去领了那一万二加币的奖学金，十多年后，我还认识他们。他们脸上那就算整容都抹不去的事业笑，也就只值一万二。就像新裤子乐队的那句歌词：“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走在我面前，还没年轻就已经苍老，这一生无解。”

“你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谁？”老板问我。

是的，这是我被问到的面试问题。

“平克佛洛依德，齐柏林飞船，大卫·鲍伊！”我说。

老板后来又问了问我关于数据分析和如何看财务报表的问题，我也都照本宣科地回答了。他顿了顿若有所思地说，“大卫·鲍伊？呵，是吗？”

十多年前，我就这样在国外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穿西服的全职工作。在捷门，我成了这里的第一位分析师，是第 8 位员工。

如今捷门将近 150 人，年收入大好几千万加币，是北美著名的帮助企业战略转型的公司。我在这里干了五年后，自己出去创业，开了自己的大数据分析咨询公司。

在捷门的五年里，我很快乐。我和老板乔·捷门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友谊。他知道我弹吉他和键盘，便让我搞了个公司的乐队，每年夏天一场演出，圣诞节一场演出。乔会弹吉他，也爱唱歌。虽然他日理万机，但总会在演出前专门找时间约我给他排两首。演出时，把最后的曲目留给他。

那几年，乔唱了猫王的《伤心旅馆》（Heartbreak Hotel），皇后的《那疯狂的小东西就是爱》（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还有我辞职的那年的夏日 Party，老板刚出差飞回来，直接就杀了过来。看着我们在台上演着，他走上来拿起吉他，弹了个简单的下行音阶，问我道，“会么？”

那时，他已经知道我要辞职了，他当时给我的那个诡谲的眼神，我现在都记得。那首歌是黑人盲人音乐家雷·查尔斯的经典《走吧，杰克》（Hit the Road Jack），我配合着他弹起了蓝调的键盘，台上台下集体高唱：

我一走还真没回去。

▲ 很多年前的圣诞 party，我弹键盘，那时发现铜管乐器和管风琴的声音响起来，真的很好听！

除了团练，在捷门的那五年，我跟着老板乔，用摇滚乐改变着那些高楼大厦里穿西装革履的私募基金。

那年我们在纽约，客户是私募基金下的一家曼哈顿岛连锁药店 Duane Reade（“德瑞”）。该药店在小小的曼哈顿有 240 多家，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一家。可是在消费者的评价里，二十多个选项上，价格、选择、服务、环境、开店时间等等，每个都比不过别的全国性的连锁药店，平均分差出去二十多百分比。

2009 年，“我恨德瑞.com”的一家消费者自己建立的吐槽网站，点击率居然超过了德瑞的官网点击。面对这样的困难险阻，我推演着数据，帮助老板为这家药店另辟蹊径。

那晚，在曼哈顿西岸酒店酒吧里，我和我老板坐着，想着明天的董事会会议，他翻着 PPT 上平庸的战略，像个迷宫中的将军。

这时，酒吧响起了乐队感恩致死的歌（The Grateful Dead）。乔突然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乐队的吉他手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有句名言：“你根本不愿做最好中的最好，你只愿做唯一。（you do not merely want to be considered the best of the best. You want to be considered the only ones that do what you do.）”

乔招呼酒保又点了一杯曼哈顿跟我说，“这药店在二十个消费者选项上，满盘皆输，没一个地方是突出的，要跟别人在这二十个选项上竞争，太难了。但倘若我们让这二十个选项都不相关，自立选项，我们未必会输！”

我问，“还有什么选项我们能稳赢的？”

“你看那些国家级别的连锁药店，他们都不是纽约客。谁是纽约客？只有我们是。”

那杯酒后，我重新整理了财务组和销售组的数据，开始码起 EXCEL 和 PPT。

什么是纽约客的？

纽约客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们的连锁药店应该在纽约和纽约客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纽约客的药店应该在纽约客心中是什么样的体验，这个品牌体验又应该如何呈现在每一个纽约客的生活与消费中？

我想着纽约，按照老板的思路，重新敲了一套战略。

▲ Photo by Jason Briscoe on Unsplash

偶尔脑子里也走神，会想起白先勇小说集《纽约客》扉页里摘抄的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写着写着，我心中澎湃。

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早上四点了，离开会还有四个小时不到。我站在酒店的顶楼阳台，天就要破晓了。哈德逊河给对岸的新泽西添了一层昏沉沉的霜。朦胧里，一排大雁晕晕飞过。我点了根烟。风吹过我耳边，凉凉的。我又想起了曾经飞扬的长发，突然好想用唐朝乐队丁武那清越的嗓音长啸一段，我脑子里是范仲淹的《渔家傲》：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你敢想象这些诗词活在摇滚乐的年代么？加班的我把自己当作英雄，就像所有人都应该把自己当作英雄一样。那个刚踏入仕途不久的我，自己给自己打鸡血，自己是自己的英雄。

第二天，我们成功了。

董事会为这个计划做了转型的投资。我们对这个客户开始了长达十二个月的系统转型。从商标、品牌、体验、销售、商品，再到内部的管理和经营，我们把这公司改了个底朝天。而这所有的改变，只为了那唯一的一个目的 — 让纽约客的生活轻松。

一年后，我们的客户德瑞被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 Walgreens（“万格林”）以十一倍多的 EBITDA 倍数所收购。这单交易成了那年零售业并购的最高倍数。在那年的新闻里，写美剧《性感都市》剧本的艾伦·索金（Aaron Sorkin）也为德瑞的交易写了专栏，他说，“德瑞药店里不知道有种什么样的魔力，跟这个城市相呼应，让纽约客们跟嗨了药一样，络绎不绝。”

在那年的庆功会上，我们都喝多了。庆功宴的背景音乐是老板乔选的，正是大卫·鲍伊的《英雄（Heroes）》。

乔跟我说，大卫·鲍伊当年在柏林墙还没有倒塌的柏林，黄昏时刻，总会看到柏林墙东西两边的阳台上，有男有女，向着对方的方向望去。鲍伊看着，就写了这首歌。歌中一男一女在柏林墙的铁丝网间亲吻，身边是炮弹和坦克，头上是轰炸机。他们深情相吻，仿佛可以吻倒这堵高墙一样。在那一刻，他们相信自己就是英雄。

乔抓着我的肩膀说，“你不是喜欢大卫·鲍伊么？”他伴着音乐唱道，“我们是英雄（we are the heroes）！”

▲ Photo by 1035352 on Pixabay

逃离商学院去学了门只得了 69 分的《摇滚乐史》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决定。我是努力的，也是幸运的。学了摇滚乐历史，丢掉了平均分，失去了奖学金，却换来了个与众不同的工作机会。

那些经典的摇滚乐歌词，很多甚至达到了严肃文学水平的歌词。鲍勃·迪伦不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嘛！这些文字，这些旋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边的老外。于我，摇滚乐成为我与这边老外们交流的一座文化桥梁。

后来，我代表着公司每年回母校面试应届生。面试之余，我总会给在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建议。若有机会，一定要在专业之余多学一些你深感兴趣的课程，哪怕那些课跟你的专业没有任何关联，哪怕那些课你学起来可能会吃力，考试会降低平均分。别怕，只要你对那些课深感兴趣并好好学习，这些看似低分的偏门课，都会成为你简历里闪光点。

有一年我面试了一个姑娘，她其实从实力来讲，并不适合我们部门的分析师，但她却有自己非常优秀的闪光点。她也是商学院毕业，却在选修课里选择了希腊神话。

我问她，为什么修这个，她说打小就喜欢。我问她，希腊众神里你最喜欢的是谁，她说，狄俄尼索斯。说完给我侃了那半天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我俩差点聊起尼采。可惜时间不够了。

后来那姑娘虽没有得到我们部门的工作，我却推荐了她去市场创意部。此后她左右逢源，从多伦多去了纽约，又去了洛杉矶，现在在伦敦知名的萨奇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

摇滚乐也好，希腊神话也好，那些让你着迷的东西，不嫌弃，不怀疑，更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向老外聊起。怎么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我想，应该是永不放弃那些看似无用的，但你无比热爱的事物。

在捷门干了五年后我辞职了。老板问我想干啥，我说要出去创业，做自己的大数据分析公司。那天，我收拾完了办公桌，给大家写了封告别邮件。没过多久，老板用回复全部的方式，写到：

老板乔知道，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大卫·鲍伊的那首《火星上的生命》（Life on Mars）。歌中雾失迷楼般的歌词，仿佛像一幅达利的后现代画，全是弗洛伊德式的意识流。乔用这句歌词作为临别留言，我觉得很耐人寻味。

抱着箱子我走出了办公室。在门口，我碰见了乔。简单问候过，我问道，“那么，为什么是《火星上的生命》？”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大卫·鲍伊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我保证，定不会无聊！（I don’t know where I am going but I promise it won’t be boring！）”

我笑了，他也笑了。他说，“愿我们再见！”

创业五年，我自己的公司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由于频繁出差，我练琴的机会少了，乐队也不玩了。生活发生了变化，我的兴趣也发生着微妙的转变。我逐渐对文学和时政产生了新的兴趣。我把碎片的时间集中起来读文学、读小说，就这样，自己又长大了五岁。

那天，我在飞机上读完了陈丹青记录的《木心：文学回忆录》，眼睛湿了。从 1989 至 1994，木心带着陈丹青这些“纽约客”们在他杰克逊高地的小屋里，开始了两三周一坐的“文学远征”。

据陈丹青回忆，在最后一课的结业派对上，木心借瓦西里的诗“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作为派对的开场致辞。看到这里，我想起自己过去五年的漂移，耳边又响起了那首《闪耀吧，我的钻石》。

离开捷门的五年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公司被并购。我卖了自己的股份，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公司。这是 2019 年。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世界碳排放有增无减，全球暖化愈发严重。随着物流配送业的成熟，外卖行业成了近年来成长率最高的产业。

通过不同的订餐 APP，人们可以在三十分钟内实现满足，而这些外卖的塑料包装袋，却要让地球消化一百年。这一年，亚马逊的森林，失火了。这一年，乞力马扎罗的雪，化了。我也工作了十好几个年头。带着一些昏明的想法，我又一次站在了事业的十字路口。

我把卖公司得来的钱，投入了一家环保矿泉水的创业公司，并加入了他们的管理层。这矿泉水的品牌定位很讲究，口味甘甜，是天然 PH8.1 的碱性矿泉水，但该品牌最吸引我的是它对环保的努力。

创业者尼古拉斯跟我说，他那年去了最燥的火人音乐节（Burning Man）。三天狂热后，当他最后一天走时，看见塑料瓶成山成堆，他崩溃了。回来就创立了用纸利乐纸（Tetra Pak）做包装的天然矿泉水 — Flow Water。

今年我们与加拿大的音乐人肖恩·门德斯合作。门德斯是个环保艺人，在所有演唱会上都会与大家分享可持续环保的新项目。之后，我们将与酷玩乐队（Coldplay）合作，作为他们的唯一用水，参加他们的“碳中和世界巡演”，因为我们不仅不制造塑料垃圾，在 2021年，我们的生产将达到碳中和零排放。

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新公司，忙碌了很久。

最近，我们在每季度的投资人电话会议上，把公司的战略分享给了投资人。电话会议结束后，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尼古拉斯接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他告诉我，刚才那个电话是乔·捷门（我的第一个老板）打的。乔问尼古拉斯，刚才会议里发言的，是不是我。尼古拉斯说，是。乔说，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摇滚巨星（Rockstar）。

世界真小。

我想，乔才是摇滚巨星。

当然，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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