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在上海临港投建储能超级工厂,尽管表面上仍然彰显了中国制造的优势,内里却呈现一种和原上海超级工厂不同的投资逻辑。而这种逻辑的背后,是中国在不同时间点上变化中的发展诉求。2019年,特斯拉将尖端制造项目超级工厂放在上海,不仅项目本身从获批到首辆交付只用了一年半,创造了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庄木弟口中的“上海服务、临港速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助力上海成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新高地,对当地、周边和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供应链的转型升级带动效应明显。在特斯拉生产落地中国之前,本土消费者对中高端新能源汽车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难以被当时的中国汽车品牌和特斯拉进口完全满足。另一方面,中国汽车产业链自身也确实需要壮大和技术升级,更需要通过创造出口来体现出中国制造的高效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当时的中国汽车产业更需要特斯拉成为其中一员。五年过去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另所有同行艳羡的成功,2021年以来不断有传闻特斯拉将在中国开设第二家汽车超级工厂,除了上海临港,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地也曾出现在传闻中。与此同时,BBA(奔驰、宝马、奥迪)的工厂陆续落地,电动车型本土规模化生产已经启动——特斯拉的新“超级工厂”,在众声喧哗之侧却迟迟没有下文。比起2018、19年时,增加本地产能和汽车出口对于特斯拉提升在中国地位的作用已经明显降低了。而从提升整个中国新能源相关产业技术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维度,问题也不再是增加一座造车超级工厂能够解决的了。特斯拉也必须因时因势,找到它在中国长期深耕发展承诺的最新方式。好在特斯拉在这个问题上反应并不慢:同样建在上海临港的储能超级工厂,成了特斯拉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相向而行”的最新样本。在一众中外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催化下,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和制造产业链发展迅速。特别是已经养活、带火了一批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企业的临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产业升级,在“风-光-氢-电-制-储-用”产业领域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布局。作为“中国储能大会”等对口方向重大活动的举办地,临港将推动技术自主创新、提升新能源装备技术水平、加快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集聚,将临港新片区打造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新能源和储能的产业集群新高地。事实上,从2021年开始,中国在新能源工业上的发展诉求,已经从相对简单的“扶持国产新能源汽车和配套供应链行业”,升级为了让整个能源工业实现更大比例和更高水平的清洁化,从而进一步加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顺应这些诉求,在锂电、充电、储能等技术领域作为中国龙头企业的宁德时代,已经宣布在临港投资数十亿元人民币,构建包括智能工厂、仓库、研发机构等在内的成套单位,布局先进材料、系统结构、极限制造和商业模式创新。在核心供应商宁德时代身上,特斯拉已经不止一次尝到甜头了。2020年,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被 Model 3 采用,显著降低成本并提高了产品稳定性;2021年宁德时代再次为特斯拉 Model Y 供应电池,帮助特斯拉弃用三元锂,提高产品线整体续航水平以及性价比。自从采用了宁德时代主要供货的磷酸铁锂方案,特斯拉于2022年又在大型商用储能业务上迎来爆发:全年 Megapack 出货量达到6.5GWh,同比增长超过六成%,其中四季度出货量2.5GWh,同比增长152%,在手订单仍不断增长。如果没有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中国锂电和配套供应链行业的支持,特斯拉恐怕无法实现储能业务年产量40GWh的产能爬坡,以及“终极计划”(Master Plan) 当中的1TWh储能产品年产能、新储能产品等后续目标。如果没有上海临港和它已经形成的新能源产业基础,储能超级工厂无法(或者至少很难)行得通。除了特斯拉之外,包括大众在内的一些欧洲汽车巨头,以及中国一大票新能源造车势力公司,都已经或准备即将全线采用硫酸铁锂电池。而考虑到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磷酸铁锂电池研发公司都是中国企业,中国已经锁定了未来短期内硫酸铁锂电池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地位。可以说造车的上海超级工厂只是特斯拉对中国的试水;而造 Megapack 的储能超级工厂,才真正体现了今天的特斯拉对中国先进能源技术上游领域与日俱增的依赖。另外,从这一角度来看,马斯克本月将朱晓彤擢升为全球副总裁,位列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人执行高管名单,除了职权和工作重要性上锁定了朱晓彤作为公司二号人物之外,也从侧面宣告:在储能和汽车这两大新老核心业务上,中国都已经成为公司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