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接管儿童书局的一份新史料

2023-04-12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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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儿童书局到如今的《中国儿童报》，是怎样的改革历程？

李庚对王业康来信的批条

中国第一家以出版儿童读物为主的出版社是1930年2月由张一渠、石芝坤在上海合资创办的儿童书局。至1948年儿童书局共出版儿童读物和教育书籍达1000种左右，其中丛书20余种、期刊6种。儿童书局延揽陶行知、陈鹤琴、俞子夷、陈伯吹等知名儿童文学专家进行编撰，出版的读物图文并重、印刷精良、行销全国，内容适合儿童阅读的需要，如由陈鹤琴主编的《儿童故事》杂志，丰子恺为其装帧、插图并撰写儿童故事；《幼幼画集》则是丰子恺专门为幼儿设计的画册，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及教育界喜爱和重视。但自国共内战肇始，张一渠逐渐失去信心，终于在1949年移居去了香港。

而另一方面，解放军大军日益逼近上海，解放上海指日可待。针对上海旧新闻出版业中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情况，如何对其接管并改造，中共进行了具体分析。1949年4月底，在江苏丹阳召开会议，将上海的报纸分为六类，并制定了每类报纸的处理办法。5月底，上海解放。上海军管会的接管活动随即展开，根据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公告列出的文教单位接管顺序看，报纸最先被接管，其次是出版社、电影院、中小学、社会教育机构、博物馆、科学馆，最后是高校。

对于报纸的接管，其基本精神是停掉所有的既有报纸，建立一个全新的以党报为核心的新政完全掌控的报纸体系。一类是和国外没有瓜葛的大报（大多由大官僚、大财阀出资或掌控），果断采取措施，没收一些设备资财，夹杂其中的私人资本，几乎都被无偿没收。这些报社的员工中，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如报差、茶房几乎一经接管就被遣散，记者、编辑等因为政治上不可靠留用的也不多，技术工人则大多被留用。另一类是那些规模很小的私人小报，新政权没有采取直接介入的办法，而是通过不发登记证、勒令停刊等方式让他们自行关闭，自行处理财产设备与员工问题。还有一类是对于外国人的报纸，新政权没有采取直接接管或军管的手法，而是设置重重障碍，让这些报纸知难而退，自己关门、退出大陆。最后一类是保留下来继续出版的几张报纸，新政权通过种种操作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最终被新政权完全吸纳进体制之内。

出版社的接管情况也大抵如此。儿童书局于1950年12月改组为公私合营新儿童书店，出版刊物两种，《新儿童画报》及《新儿童教育》。1951年12月，以新儿童书店为基础，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可以说，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身应当上溯至民国时期的儿童书局。

亲历了解放初接管儿童书局过程的王业康回忆到：

1950年一天，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的方学武同志来找我，说有人举报儿童书局有官僚资本，原先以为这家书局纯属私人企业，没有列入军管名单。现在需要按政策进驻接管，清查后予以改造。新闻出版处这时抽不出人去接管，决定找个对口单位去。他们希望我向华东团委汇报，希望派人进驻接管。我及时将此事向华东团委宣传部长陈绪宗和主管书记李昌汇报。后来了解到该书局在外省还有几处分店，涉及华东以外地区，因此认为由团中央接管更合适。这就需要向团中央请示，因此我立即赴京，先找了李湜同志，由他介绍向李庚同志（时任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汇报，之后又带我去见了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同志。由于荣高棠正患病，遂向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汇报。

冯当面做出指示：（一）为了增加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力量并满足迫切需要，可由团中央先把上海的儿童书局接下来并予以改造。他指示我回华东向李昌同志汇报，并决定派李庚去上海办理接收事宜。（二）要华东团委调我协助李庚工作。

回上海后，我向李昌等同志作了汇报。在等待李庚来沪期间，向军管会新闻出版处汇报了团中央的意见和决定。不久，李庚来到上海。经军管会夏衍同志批准，任命李庚为驻儿童书局军代表，我和庞来青为军事联络员，开始接管儿童书局的工作。

李庚（1917～1997年）

事隔60年后，王业康还能回忆起大致过程及一些细节实属不易。但事实上接管儿童书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关于如何接管的诸多具体问题上，团中央、华东团委等团系单位与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华东出版委员会乃至中央出版总署的意见究竟有哪些差异。最近旧书网上流出的一封王业康使用“新少年报”信纸写给李庚的信以及李庚将此信转给荣高棠的一张小便条，可以为此增添一份新史料。

王业康来信页1

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王业康向李庚汇报了华东出版委员会转达的中央出版总署的意见。

“李庚同志：

来沪即得悉华东出版委员会方学武同志曾与我们少儿部（蔡怀曾同志）将出版总署的决定谈过一次话，要求我们迅速介（解，译者注，下同）决，他们的意见：

首先说到在上海我们前所进行的三人小组同意由新闻出版处提出的方案已经中央出版总署批准。具体进行意见与步骤：

①儿童书局由内部发动公私合营，非政府命令，可通过庞来青同志发动。董事长篑延芳与庞等股权占半数以上，估计可通过（关于上点刚与庞通电话问及，庞说半数以上问题还需做起来看，他自己股子占约1/20，篑也不多。拉起来，就要看工作的进行了）原则A.改为公私合营，B.清理旧股，请示军管会没收，C.成立整理委员会（我们利用没收的股权，派代表去参加）

②没收的股权给新少年报办理，增加资本，改组董事会改聘经理，由新少年报掌握领导权，保留儿童书局名义，分店由总局派员去整理。（照此点说董事长仍为篑延芳了，那末可能陈鹤琴也不调动）

介决问题时对篑、陈诸人的意（见，译者补）带来。

其次在领导权和具体人事上，中央出版总署提了这样的意见（也是方传达的）①由出版总署编审局令（领，译者注，下同）导编辑部（儿童书局的）专门编审儿童读物。②何公超原拟北上，现决定留在上海儿童书局，严大榕留儿童书局。

最后方要我们考虑这样几个问题：

A.对公私合营“投资”“新少年报令导”“何严参加”“由编审部令导”是否同意。B.请庞来青回书局做经理。C.请胡伯周（儿童作家现在新闻出版处工作是民盟）来书局工作。D.具体步骤。”

此处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华东出版委员会是于1949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兼主任，副主任王益、卢鸣谷。11月1日，中央出版总署在北京成立，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1950年4月21日，华东出版委员会及华东新华书店改组为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而这封信并未具年月，只写“十日午”，根据信中出现的单位名称可推定，此信应写于1950年1月至4月间。

信中首先反映了一个情况，即对于儿童书局的接管并不是“果断采取措施，没收设备资财、无偿没收私人资本”。因为像儿童书局此类在解放前比较有影响力的书店，虽不像生活书店是革命书店，但也不是反革命书店，是可以“通过种种操作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最终被新政权完全吸纳进体制之内”的。

方学武转达中央出版总署的意见，第一条其实就是关于如何合营。总署给出的路线图是，先在儿童书局内部发动，然后工作组进驻，按照政府规定的公私合营工作条例，进行清产核算，并对职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之后，由军管会新闻出版处没收旧股（主要是官僚资本），转交新少年报持有，同时新少年报增资扩股，掌握领导权，改组董事会、改聘经理，但编辑部由总署编审局领导，店名仍保留儿童书局。

关于这个行动计划，团系单位基本同意，因为截至1949年12月底上海已有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等20家出版单位被接管，流程亦大抵如此。只是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李庚在“由出版总署编审局令导编辑部（儿童书局的）专门编审儿童读物”一句旁边划了条重重的红线，并批注“出版总署与我们意见的不同之处”。编辑部是出版社最核心的部门，由出版总署领导儿童书局的编辑部，那么团中央对儿童书局的领导则可以想见只能停留在名义上了。

《新少年报》第四期起使用由王业康用左手模仿儿童笔法题写的报名

1986年2月16日，《新少年报》创刊40周年部分编审人员合影，后排右五为王业康、左一吴芸红（袁鹰爱人），前排左一为胡德华

至于为何要由新少年报来出面持股，需要做一些补充介绍。《新少年报》创办于1946年2月16日的上海，是在中共的直接指示和领导下创立的，具体执行人正是地下党员王业康，人称“王老板”。《新少年报》报头也是王业康所写。

1948年底，新少年报作为一份进步报纸在上海滩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出版至第100期时被当局查禁。此后，新少年报人员并未停止活动，建立秘密“青鸟读书会”，积极联络有觉悟的小通讯员、小发行员、报童等。1949年2月《新少年报》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德华（后任团中央书记）传达了党中央决定，筹建地下少先队，以“青鸟读书会”成员为基础，先期以“铁木儿团”为组织名称，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不久，上海团市委书记张本，提出立即调王业康回青委恢复《新少年报》。1950年4月《新少年报》创刊号出版，发行2000份。因此，《新少年报》实际是一份团系报纸，由其出面代表团中央接管儿童书局再合适不过。

儿童书局股款收据

但是关于投资资本问题，王业康在信中写到，“新少年报资金问题，得一定向市财政局请示后才能决定”。事实上，儿童书局从成立之初的3000元资本，经过多轮增资扩股，至1948年时资本已增至法币50亿元。而庞来青股子占约1/20，篑延芳的也不多，因此即便考虑到解放前货币贬值，要新少年报增资的金额依然不小。

信中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接管后的人事安排。总署计划，董事长仍为篑延芳，庞来青做经理，陈鹤琴留用，新调何公超、胡伯周进编辑部门。

王业康在信的后半段又向李庚补充介绍到：

“据说何是叶圣陶介绍他到出版总署。按照出版总署的意见来意图，他们对何公超是比较抬高的，在前几天曾开过一次欢送会送他北上过。华东出版委员会为他介决招待、车票等问题，现在又预备把他留下了，北上是总负责编辑儿文学，留在儿童他们可能也有这意图给他作总负责编辑工作。

据我们初步了介：何曾经脱党过，在政治上恐怕还有些问题，特别对儿文学今天的方针（现在已提出为工农兵子弟服务）负责编辑可以，总负责我们认为不要当的。”

王业康来信页2

李庚将上述关于何的几句话均用红笔划出，并批注“去沪后对何处理办法”。看来李庚对于何公超这个有背景来头但又存在一些历史“污点”的人也感到头痛。

何公超（1905～1986年）

何公超早在1921年便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儿童文学写作，著有多本童话集。1925年入党后，曾先后与张太雷、瞿秋白等共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返回松江老家，靠撰文度日。后赴重庆主编《儿童世界》。解放前夕，努力寻找中共地下组织，直至1949年1月，何才又重新被认定为中共党员。上海解放后，何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参加了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当面聆听了毛主席指示。再加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推介，何公超受华东出版委员会的抬高自在情理之中。

胡伯周是民盟成员，曾在上海经济周报工作，业余写过六七十篇儿童文学，解放前后积极寻求向革命靠拢，在1949年8月上海刚解放不久，即出版了一本名为《疯皇帝》的童话书。可能是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工作人员中相对最熟悉儿童文学的人了吧，让胡进入新儿童书局，也代表了军管会一方意见。

陈鹤琴（1892.3.5-1982.12.30）

陈鹤琴有“中国幼教之父”之称，为幼儿教育事业奋斗多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宣讲者、实践者。陶行知先生逝世，陈主持追悼会。陈鹤琴一生曾多次被国民党抓捕，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能留在新儿童书局，无论各方都应当是欢迎的。

上海各界赴南京请愿团成员合影，左起：篑延芳、胡子婴、盛丕华、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包达三、马敘伦

篑延芳是知名民主党派人士，上海市商界的头面人物。1946年6月，为了呼吁和平、制止内战，以民进老一辈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的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在下关火车站遭特务暴徒袭击，马叙伦、雷洁琼等均被严重殴伤，是为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篑延芳便是当事人之一，而且篑曾秘密资助新四军换取军需物资，是我党友人，留任新儿童书局董事长，是工作大局要求，因为“现在海外（指港台等地资本家）对我们公私合营政策十分注意”，“这样做有好处，人家不会说闲话，说我们把私营都吞并掉了”。在方学武转达的中央出版总署意见中，篑延芳、陈鹤琴留任不在与团系单位讨论范围之内，只有按此执行。

倒是与王业康相识的庞来青，王业康在信中并未提及庞来青也有过脱党经历，不知是王不知其历史还是有意隐瞒。庞来青（1899-1978年），浙江宁波小港二村人，1924年任宁波旅汉公学教师，1926年8月入党，并在校内积极开展党的活动。1927年7月遭国民党政府逮捕（一说1928年3月），保释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直至1948年5月才又重新入党（一说1943年8月）。大革命时期脱党同志多如牛毛，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本不一定是判断主义是否坚定、立场是否动摇的唯一依据，但是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一条却成了当事人需要反复交待的内容，往往成为政敌攻击的软肋。

面对诸多问题，华东团委书记李昌、上海市团委书记张本的意见是“由团中央决定”、“由团中央考虑”，只是建议“请方学武同志暂缓通知庞来青内部发动”（王业康信中语）。

王业康来信页3

李庚抵沪后是如何处理的，过程已不得而知。不过，好在有一点：作为历史，我们可以查到结果：

李庚抵达上海后，经上海军管会夏衍同志批准，任命李庚为驻儿童书局军代表，王业康和庞来青为军事联络员，开始接管儿童书局的工作。

1950年10月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号召“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何公超作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团中央提出了建立团的出版事业的设想，由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三位书记主抓，成立团中央出版委员会，由李庚任主任，副主任杨俊、秘书王业康。同时，中央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会后也提出，要及时解决对私营出版业的领导关系问题。针对团中央欲合营的另一家书店——开明书店，胡愈之表示“交给团中央来领导，这是比较合适的，办法可先合营，过几年再国营，这对团的事业有好处，也不会造成负担”。反倒是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担心出版委员会人少力量薄弱，怕不易领导。10月20日，上海联营书店由私营改为公私合营。来通知王业康合营儿童书局的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的方学武，出任董事长。

1950年12月，公私合营新儿童书店成立，庞来青任经理。

1951年12月，以新儿童书店为基础，吸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店的有关编辑出版人员，成立公私合营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由团中央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双重领导。社长郭云，副社长陈伯吹，经理庞来青，编辑主任包蕾。李庚兼任少年儿童出版社董事长，由其代表团中央出版委员会领导该社编辑出版业务；党务、经营管理、人事调配由华东及上海市出版局兼管。到1955年，少儿社才全部移交上海出版局。

篑延芳没了消息。陈鹤琴在1951年初批判《武训传》运动中受到批判，被迫在1951年10月和1952年4月作了初步检讨和再检讨。胡伯周，1955年到文化出版社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何公超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建立后，先后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副总编辑。

而李庚，在王业康的协助下，不仅完成了儿童书局的合营改造，还在1950年6月组建了北京青年印刷厂，王业康也正式调到北京工作。1952年李庚又完成了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的合营，王业康亦参与其中，1953年改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1957年，李庚同样被划为右派；1980年到文联任书记处书记，又筹建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并任总编；1997年逝世，终年八十岁。

《新少年报》于1986年2月改名为《中国儿童报》，成为共青团中央主管的全国中低年级少先队队报。

参考文献：

1. 《我与阅读细数儿童刊物百年发展史——民国儿童书局的波涛二十年》；

2. 《1949年前后上海新闻事业顺利过渡的背景》，姜雪兰，复旦大学，2013年；

3. 《从“七嘴八舌”到“异口同声”——新政权对上海报纸的接管》，邓杰，复旦大学，2007年；

4. 《上海出版志》；

5. 《中国青年出版社创立前后》，王业康，2010年；

6. 《地下斗争时期的新少年报》，高沙；

7. 《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65周年——八旬“铁木儿团”成员今重回故地》，2014年，新民晚报；

8. 《宋庆龄与新中国的上海儿童文化事业》，徐锋华，2016年，东方早报；

9. 《交代右派分子关系》，胡伯周，1958年；

10. 《疯皇帝》前言，胡伯周，1949年，中国儿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