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股神巴菲特儿子:爸爸的钱,应该还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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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前是一片郊区的旷野。
巴菲特一家在彼得·巴菲特(右一)的婚礼上
“我很清楚我出生于一个有特权的家庭,
但金钱是附属品,
做自己喜欢的事才重要。
我的父亲92岁了,
依然每周工作6天,
住着60年前买的普通民宅,
开着十几年前买的车,
穿着旧毛衣。
他很认可我们在做的事。”
在中国出版,
我们和他进行了一场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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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学后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不仅要负担音乐工作室的开销,还有房贷的压力。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都在为工作和生活不停地打拼。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我父母多年来也一直开着很普通的车,哥哥姐姐和我穿的都是耐穿的衣服,不是什么设计师品牌。小时候我零花钱很少,也不是父母直接给的,而是做家务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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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老房子中专注工作
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们有多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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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有人邀请我给有钱的父母开讲座,讲富裕家庭会有的教育误区以及应对方法。我越讲越多之后,就发现,这些内容其实并不仅仅是针对富裕家庭的,对所有人都有用。所以才有了《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这本书。
巴菲特家庭合影
我父亲带给我最大的财富,不是他成功的事业和金钱,而是给了我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家庭,以及对我的选择给予充分的尊重。
我童年的每一天,晚饭时间所有人都一定会到,在饭桌上唠一些闲嗑,父亲会给我们讲一些笑话。
我父亲每天在固定时间到家,晚饭后再去读书,有时候跟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打电话,只要是知道他在家陪着我,就会让我非常心安。
他那么成功,但他觉得和我是一样的,哪怕我没有从事他的行业或者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人”的行业,这让我很受鼓舞。人生不必采用同样的“记分”标准,这是我从父亲的教育学来的道理。
母亲苏珊·巴菲特在音乐会上
我们曾作为寄宿家庭接待过来自非洲、捷克等国家的交换生,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活。她总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她始终让我的心保持开放,也让我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彼得的父母:沃伦·巴菲特和苏珊·巴菲特
如果父母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工作充满激情,那么孩子就能够看到工作本身的价值,也会想要去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
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了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他的人脉触及不到的地方。
我承认,是“巴菲特”这个姓,加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写的推荐信,让我成功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我也曾经短暂地想过是不是从事金融行业,放眼华尔街,我不知道我会做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会有源源不断地资源涌向我,我不会愁找工作,哪怕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也会有人给我个工作,而且不会开除我。有了父亲的盛名我相当于就有了铁饭碗。
我的大学生活很丰富,上了很多课,成绩也都很好,但上学绝不能像音乐那样给我很大的驱动力。
我从小就对音乐很敏感,听我母亲说我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能哼唱“一闪一闪亮晶晶”,这可能是我的音乐启蒙。
大二的一个晚上,一位朋友邀我去他的宿舍去听一个朋友弹吉他,他的演奏实在是太美妙了,最主要的是旋律非常简单。我一直不觉得自己能做一名多优秀的钢琴家,甚至也没多想,直到我当晚听到如此简单却扣人心弦的音乐,我突然开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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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我19 岁的时候,我的外公卖掉了自己的一个农场,我拿到了其中的9万美元。哥哥姐姐很快地花光了他们的这笔钱,我并不想重蹈覆辙。
当时我正好决定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于是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从斯坦福辍学。我用这笔钱为自己换得了一些时间,就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音乐上搞出点名堂。
我的第一张专辑《等待》1987 年发行,反响很不错。从第二张专辑开始,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开始关注美洲原住民音乐,两年之后,我的第二张专辑《一个接一个》(One by One)问世了。
彼得·巴菲音乐会上的原住民章节
如果说其他投资行业的人赚钱用来买游艇、豪宅或是买别的什么,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父亲从来不这样做。
他不觉得这些财富属于他,所以他的计划是要把来自这个世界的财富交还给世界。二十多年前,我和哥哥姐姐就已经成了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1999 年的圣诞节,父亲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基金会,每人拿到了一千万的赠款,这无疑是巨额的礼物,一开始我也很抗拒,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我和妻子詹妮弗在成立基金会的三四年里到处旅行。我们看到了在孟加拉国生产T恤的地方,看到了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极端贫困的状态,这些地方让我们看到不平等是多么复杂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笔钱用好呢?
我和詹妮弗调研很久,决定把重点放在两个方面:首先要避免强迫给予不需要这些钱的人好处,也就是所谓的“慈善殖民主义”,因为你觉得对他们好的事情不一定真正惠及他们。
我们意识到一个被很大程度低估的问题:女童。
女孩们在很多文化中都深受不平等的迫害,男孩可以去上学,女孩只能在家做家务。走出农村去看世界的机会也总是落在男孩的身上。而女孩很早就开始承担照顾家庭的重任,多年后又成为丈夫的囚徒。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倍增效应”:今天的女孩会成为明天的母亲,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女孩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这些益处将会一代代传递下去。
巴菲特家庭合影
我们的基金会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我父母也开始每年追加基金会的捐赠金额。到了2004 年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们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一亿美元。
2006年也是很大转折的一年:父亲宣布将把大部分财富逐年捐赠出去,大头370 亿美元捐给当时他做托管人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和哥哥姐姐的基金会分别负责管理 10 亿美元。
现在我跟我的姐姐苏珊·巴菲特都成为了慈善家,我们仍旧过着普通人一样的质朴生活,但如何让这个世界受益于这笔钱,是我们现在热爱的事业。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因为开拓人生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一次宝贵机会。我们活成什么样子全靠自己。没有人能替代我们自己,也没有人有权利左右我们。
部分图片素材来源:彼得·巴菲特,纪录片《成为沃伦·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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