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出生的山东大姨，从美国回来寻根 | 人间

认识Kate姐实属偶然，她是一个理发师，在美国加州我们这个老华人区曾开过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前两年疫情汹涌，当地很多华人非常害怕，自发居家隔离，轻易不出门，更不会去理发，Kate的理发店很快关张了。之后，她将理发、烫发的工具挪到了自家车库，成天打开车库门暗戳戳营业，竟然捣鼓出了一个不交房租的“理发店”。

疫情稍缓后，我想找一个靠谱的地儿烫头发，朋友就给我介绍了这家车库理发店。我去了，第一次烫得我很不满意，头发烫了跟没烫一样，回家后，我越看越气，打电话跟Kate发牢骚。Kate却不恼不气，笑眯眯地说给我免费重做。我立刻开车过去，Kate如约推掉其他客人，给我重新烫了一回。这一次烫得效果挺好，但回家后我又觉得修剪得不如意，再次致电Kate，一通埋怨。其实到这一次，我心下已经有点过意不去，但Kate又好脾气地让我回去重新剪。

最后，我终于对新发型满意了，也对Kate产生了兴趣。

车库理发店只有十来个平方，干净舒心，毛巾整整齐齐藏在印花桌布后，理发工具分门别类插在收纳筒里，等候区摆一张大沙发，茶几上陈列着近期的杂志，旁边置了一台咖啡机和一摞一次性咖啡杯。墙上挂大公鸡形状的铁艺装饰，窗台上沙漠玫瑰开得火红。

Kate上了年纪，却也是时髦的一个人。她时常上着一件条纹衬衫，下搭咖啡色烟管裤，衬衫下缘掖在裤子里，浅浅勾勒出她的纤细腰身，清新、优雅。她面庞白皙、五官清秀、略带细纹，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一头茶色锁骨发自然散落在肩，很精致，只有一双青筋满布、皱皱巴巴的手暴露出了她的年龄。

熟了后，Kate给我回溯了她跨越三个国家，跌宕起伏、飘飘摇摇的大半生。这世上一些人有故乡，但却从来没有去过。我常叫她“Kate姐”，后来才知，按照岁数，应称呼她一声“姨”，因为她已过耳顺之年。

Kate在韩国仁川的一个小村子里出生长大，后去往台湾读书，现于美国退休，但无论在韩国、台湾或是美国，她从出生到年老都是异乡人。她爸爸从小就告诉她，他们的故乡是山东烟台。故乡风物也深深地刻印在Kate的骨子里，她爱吃鲅鱼饺子、大蒜，能讲一口土掉渣的山东话。

但直到60多岁时，Kate的双脚才第一次踏上山东的土地——这个她念叨了一辈子的故乡。

1948年，战火中的国民党兵力损失严重，几乎是扫荡般地在山东各地抓壮丁，连老弱病残都难逃一劫。当时Kate的爸爸20岁左右，正是最“危险”的年纪，为了躲避兵祸，三天两头东逃西窜，后来实在过不下去，家里老人便说，“出去躲躲吧”。

那时村子里好多男人都会弄个小舢板漂过黄海到对面的朝鲜半岛去，只需在海上漂一晚就能到。Kate的爸爸和伯伯也这样赌了一把，两兄弟走得急，只草草卷巴了一点钱和几件衣服，本想着躲几个月就漂回山东，却不想这一走便是与父母从此天人永隔。

他们上岸后，经韩国政府检查，去了仁川的华人聚居地。虽被允许在当地生活，但按韩国新政府当时排斥外侨的政策，这些漂来的山东人无法取得韩国国籍，只有居留权，而且想要拿到永久居留权也不知要苦熬多少年。

当时有这样一大批的山东人聚集在韩国，因为语言、文化、风俗、国别、制度等原因，他们完全无法融入韩国社会。因为被排斥，在仁川的山东老乡们遂集资在郊区买了一大块土地，在上面建住房和华侨学校，大家住在一起，孩子们在华侨小学念书，老师也都是从山东来的，授课用山东话——那个地方，就像山东在韩国的一块飞地。

Kate的爸爸和伯伯先是靠着打零工维持生活，一段时间后，眼见回国无望，哥俩遂跟别的老乡学着做山东炸酱面来卖，再之后卖起鱿鱼干。日子稍好，两兄弟便相继在韩国结婚生子——当然，他们都是娶了山东女人做妻子，那时韩国人绝不允许自家女儿嫁给中国人，山东老乡们也普遍不愿意娶高丽女子。

1958年，Kate出生了，成了家里孩子中的老小。此时家里在做渔获生意，屋子里永远都充斥一股鱼腥味，苍蝇嗡嗡乱飞。Kate回忆起妈妈时，满眼笑意和疼惜，一如父母回忆孩子：“我妈妈长得美，但是性子娇弱，又特别任性，身体还不好，常年生病。家里全靠我爸爸一个人支撑。我妈妈被娇惯了一辈子，不太懂事，到现在也还是不懂事。”她爸爸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回家还得照顾妻子，孩子便像杂草般肆意生长。

Kate爸爸做生意有一股山东人的实诚劲儿，去批发商那拿货不会刻意压低价格，到市场上卖也不会刻意减少分量，故而鱼摊生意很好，韩国妇女们都喜欢上他这里买东西。可她爸爸会的韩语有限，她哥哥大了一些后，时常帮着爸爸在摊子上吆喝。

每年过年，是Kate最高兴的时候——她会穿上新衣，跟着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和和美美地包饺子。烟台过年老传统要吃鲅鱼饺子，而鲅鱼也是韩国人常吃的鱼，包饺子当然不成问题。猪肉混着鲅鱼肉剁馅儿，包成一个个巴掌一般大的饺子，一口下去，鱼的鲜味就在舌尖绽开。每次吃饺子，爸爸都要鄙夷一番韩国人的饭食：“一小碟泡菜，一小碟辣黄瓜，一小碟咸豆芽，一小碟瓜条，一小碟鱼板……抠抠搜搜的，吃那些东西干活儿哪有力气？哪像咱们山东人的大包子大饺子，一口咬下去，满嘴是肉，多实在，那才像话嘛！”

大年初一，大家凌晨起床，互相串门以山东话拜年，拜着拜着，天就亮了。主妇们拿出各色小菜当早饭，炸小鱼、猪皮冻、蒜泥猪头肉，当然一定得有自己蒸的花馍馍，捏成鲤鱼、牡丹等样式。她们互相较量，看谁家的最好看。

在蒸腾的白茫茫热气中，吃着白白胖胖的大饺子，一年就过去了。看着这些热热闹闹，年幼的Kate心中就会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山东老乡们紧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共同抵御外头涌来的几多歧视，让她感觉心里有底。那时她尚没有“家国”、“民族”的概念，爸爸以前在山东也只是普通农民，所以，对她来说，中国就等于山东，守住了心里的山东，就是守住了祖国。

Kate的爸爸有时会在家里喝点小酒解乏，微醺时总会把兄妹俩叫来训话，叫他们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是山东人。每每听到爸爸这么说，Kate自豪的同时也隐隐有些心酸：日常生活里，她觉得自己就像活在一座孤岛——彼时韩国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满大街牛仔裤、小短裙，女人们将头发烫出一个个小卷，脸化得花红柳绿，但这日新月盛，从来不属于仁川华人聚居区的山东老乡们，这里一切还是老样子。

战后，因为韩国政府特别忌惮华人会掌握经济资源命脉，挤压了本地人的工作机会，所以出台各种政策，中国人在韩国只能居住在特定的区域，纳税的税率比韩国人要高，拿的工资却比韩国人低，连积累财产也有上限规定。爸爸说，华侨就是这样子的，在人家的地盘上讨生活，能活着就够了，不要奢望太多。

每当这时，Kate心中就会升起一股愤怒：为什么自己要在这里讨生活？为什么不可以回到故乡呢？唯一能发泄怨气的渠道，就是学中文——彼时韩国还在大量使用汉字，她中文学得扎实，读书、看报都不成问题，每次看到韩国小孩学汉字那费力的苦相，她甚至有一种优越感。

可惜山东老乡们无力兴办华侨中学，小学毕业后，Kate和同龄的中国孩子们只能进入仁川当地的中学。初中对Kate来说几乎是噩梦般的存在——那里有歧视中国人的韩国老师，欺负她的韩国同学，成绩自然是一落千丈。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Kate说什么也不想进入韩国高中了。正好哥哥要去台湾，全家人一商量，干脆让兄妹俩一起去台北继续学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像Kate家这样漂到韩国的山东人及其亲属后代，身份一直比较尴尬。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政府不承认他们的身份，也不让他们入籍，而大陆“文革”尚未结束，跟韩国也没有建交。后来经过争取，台湾表示愿意接纳这群黑在韩国的山东人，Kate和哥哥去到那里后，能领取到一本“无户籍护照”，他们的爸妈因为生意走不脱，还要支付兄妹俩的学费和生活费——幸好几年后，爸妈拿到了韩国的居留权。

就这样，16岁的Kate离开了父母，从仁川南去台北。临行前，妈妈拉着Kate的手依依不舍，Kate倒觉得很高兴，恨不得早点离开，看着妈妈眼泪汪汪，只觉不耐烦。

哪曾想，她这一走，也走上了同父辈相似的路，之后，再没机会回家长住了。

到了台北后，哥哥住进学校宿舍，没办法再带着Kate了，遂请人介绍了一个开餐馆的家庭，让妹妹寄住在那儿。餐馆位于天母，离Kate的学校不远，阁楼有一个空房间正在招租。主人家姓吴，当年是被国民党军队带过去的，也是山东人。初次见面时，吴家大小都蛮热情。

正值花季的Kate亭亭玉立，皮肤白皙、鼻子细巧、身材苗条，笑起来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特别迷人，“我当年也是校花一级的人物啊！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几乎半个学校的男生都在追我”。

追求者众多，男生们送的礼物课桌里都堆不下，也让Kate的心一下子野了起来。父母远在千里之外，Kate完全无心学习，跳舞、闲逛、和女伴们一起去跟男生联谊，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日常生活。70年代中期，邓丽君和凤飞飞的歌红遍宝岛的大街小巷，每每周末郊游，Kate都会和朋友们摆上大大的收录机一起听歌。坐公共汽车时，她和女同学们都会羡慕起漂亮的“车掌小姐”，她们烫着卷卷的头发，每到一站，清脆的哨令、播报声就回荡在车厢里。当车掌小姐曾经一度是许多台北女孩们梦寐以求的职业，可Kate心里明白，要想实现梦想，自己必须先把高中念完。

（编者注：在1930年代台湾就已出现“车掌小姐”，即“随车售票员”“随车服务员”，她们专门负责剪票、验票与补票、报告站名、哔哨指挥车子及协助注意路况等工作。台北市公车处的车掌小姐，月薪高达6、7百元。到1990年代后期，这个岗位逐渐消失。）

可没过多久，追求者们突然销声匿迹了。Kate很纳闷，直到有一天看到哥哥纠集了一帮人把一个男生堵在学校门口殴打，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彼时哥哥早成了所在学校的一霸，但这样一来，谁还敢追她？

从众星捧月到无人问津，滋味不好受。在韩国的爸妈还殷殷期望着她能考上大学，可Kate心里明镜似的——她的心早不在学习上了，现在的她只想玩、只想享受青春。

哥哥堵得住学校的男生，却防不住家里的——Kate和房东的儿子吴天翔恋爱了。

吴天翔比Kate大三四岁，人长得高高的，很文静，不爱说话，也不爱读书，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自家餐厅里帮忙。吴妈妈精明要强，瞧出儿子读书无望后，立马让他进入餐厅打下手以便日后接班。

Kate刚住进来的半年，都没能跟吴天翔说上几句话。按当初谈好的条件，吴家人要负责Kate的早晚餐，本以为开餐厅的准备饭食很容易，谁知Kate住进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吴家人开的是只有七八张桌子的家庭餐厅，薄利，没钱雇工，每天吴妈妈都早早起床，叫起全家，买菜、打扫、备料……中午11点左右，餐厅开始营业，主营小笼包、水饺，另有个小窗口卖些卤猪脚、卤大肠。

吴家全家忙得连吃饭的当儿都没有，哪有工夫顾Kate？经常扔给她一些昨天卖剩下的盒饭包子之类的就算作早餐了。寄人篱下，Kate不好说什么，告诉脾气火爆的哥哥只可能更糟糕。但有一天，Kate发现，楼下餐桌熟悉的位置上，摆着豆浆、热乎乎的包子、油条和米粥，似乎是专门留给她的——之后的每天都有，而且餐餐不重样。

Kate一番观察后，发现，是吴天翔。一次，她偷偷早起下楼，看着厨房里那个高高瘦瘦、认真专注的身影，眼底就盈起潮热——原来还有一个人在默默关怀她，顿时倍感踏实温暖。吴天翔热好早餐，把包子放到桌上，一抬眼，蓦地看到Kate愣愣的样子，霎时羞红了脸，也愣愣地跟她对望良久。

男生的小心思被Kate全收眼底，而这一刻的心动，也酿出了十多年的纠缠。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背着家人谈起了地下恋爱，Kate远在韩国的爸妈更不可能知道，每月只照旧寄钱来续房租。他俩悄无声息地谈了好几年，Kate的学习成绩波澜不惊，感情倒越发如胶似漆。直到Kate开始频繁呕吐——小情侣小心维护的窗户纸要被捅破了，吴天翔更是被吓住了，两人搂在一起瑟瑟发抖，像是一对在雨中被淋湿的小兔子。

第一次踏进吴家餐馆的门谈租约时，Kate就感知到吴妈妈是不好惹的。后来哥哥给Kate送行李时，吴妈妈正在指挥人卸面粉和大米，他一眼便料定这个家真正管事的人是吴妈妈，还开玩笑地对妹妹说：“幸好她不是你婆婆。”哪知一语成谶。

吴妈妈烫一头小卷发，吹得蓬蓬松松，很贵气的样子，平日着一件绿色镶金边长袖旗袍，胖墩墩的身子异常灵活，常常把丈夫、儿子和女儿指挥得团团转。丈夫做厨师，儿子女儿当杂工和服务员，只有她才是正儿八经的老板，餐馆里的一分一厘都得从她眼皮子底下过。晚上餐馆打烊之后，她会独自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盘账，架势十足，少一分钱，全家鸡犬不宁。

怀孕的事终究瞒不住，没多久，吴妈妈就知道了儿子和自家的女租客闯了祸。她原本根本不可能认下这桩婚事——Kate是从韩国跑过来的，虽说也是山东人，但中文说得怪怪的，在台湾一点根基也没有，怎么能配得上她儿子？但越来越大的肚子替Kate说了话——等不了了。吴妈妈看着Kate尖尖的肚子，像是怀了个男孩，也就无奈点头了。

吴家用最最简便、快速的方式办了婚事——叫Kate哥哥过来谈了谈，给Kate在韩国爸妈打了个电话，喊亲友们一起吃了个饭，将小夫妻的房间合在一起，这事就算办完了。

当地人把婆婆这些大陆来的人叫做“外省人”，而Kate则是“外国人”。婚宴上，一个亲戚听说她从韩国来的，就起哄让她说两句韩语。Kate本不愿意这样被人当猴耍，但看着丈夫无动于衷的样子、婆婆寒冰一样的目光，她只得勉强笑着说了两句。亲戚们听完哈哈大笑，余兴未尽地研究起了她的肚子，算着月份，一脸意味深长。

不满20岁的Kate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结了婚、成了家。她还来不及品尝一丁点新婚的甜蜜，第二天立马就被婆婆拉着投入了餐厅的劳作——这场婚事，只是让吴家又多了一个免费的杂工。虽然吴天翔对Kate仍旧很好，但只限于夫妻之间，在公婆面前，丈夫是一点也不敢维护她。

每天早上5点多，吴家全家就都起床了。公公和丈夫一个去早市买菜，一个去渔港买海获，婆婆和小姑子去店里打扫、备料，Kate则负责家里的卫生、洗衣服。

8点多，刚打扫洗涮完毕，Kate就得赶到楼下店里包饺子、包子——婆婆已经把肉馅儿调好，面也和好了，她坐下来就开始包。婆婆规定她和小姑子每人每天要包500个饺子。Kate常常包得头也不抬，只机械地舀馅儿、捏皮儿，包完一抬头，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脖子酸痛、臂膀肿胀，肚子里的孩子也在拳打脚踢。

她刚准备起来歇一歇，婆婆便会进来斥骂她手脚慢，有时惊得孩子在肚子里跳。有时恰逢丈夫扛着蔬菜进门，Kate多希望他能替自己说句话，可吴天翔总是把头一缩，扛着菜快步避到厨房。看着丈夫冷漠的背影，Kate唯有活动一下麻木的双脚、酸疼的脖子，咬牙接着干。

婆婆派来新活儿，喊Kate去卤肉和炸鸡。她端着一大盆焯过水的猪蹄跌跌撞撞地挪到卤锅旁，腥臭的热气喷在脸上，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个时候，她已有7个月的身孕了，但无人在意。

好在儿子很坚强，平平安安出生，全家一片喜悦。但生活照旧，Kate坐完月子后，背着儿子继续操劳，每天仍然有一大盆肉馅儿在等着她。家里所有钱财都被婆婆把持着，婆婆从来不会给家里人发工资，顶多过节时给一点红包，店里每天迎来送往，那装得满满的钱匣，Kate能看见但永远摸不着。

Kate也不是没有闹过，没用，只能忍。小时候，她在被韩国人同学欺负或者家里生意与韩国人有冲突时，爸妈总是叮嘱她必须“忍”，他们是外乡人，不能得罪当地人。她那时不理解爸妈为何这么懦弱，长大后才知道，他们那时连居住权都是临时的，一旦跟人发生争执，引起诉讼，可能会被遣返，全家多年辛苦积攒的家业，就烟消云散。

孩子身上脏了、鼻涕流下来了、生病了、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婆婆都要骂她。Kate清楚，婆婆看不上自己，嫌自己是外乡人，嫌自己靠着肚子里的孩子不明不白地挤进了吴家。那时哥哥已大专毕业回韩国去了，她和婆婆发生任何冲突，也没有人能给她出头了，婆家亲戚们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她。有那么一段时间，Kate觉得生活简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她也曾阴暗地想：自己总能比婆婆活得长，小姑子总要嫁出去的，到时候，全部家底就是自己的了——可婆婆才50岁出头，身体硬朗、风风火火，看起来比她还年轻。

好在丈夫还是贴心的，白天，婆婆的强势和凶悍让她喘不过气来，晚上，夫妻俩躲在房间里长出一口气，伸展手脚。有时候受了委屈，Kate偷偷地哭，吴天翔总会温柔地安慰她。她明白丈夫爱她，但没有多少用处，这种温柔只敢在夜里偷偷绽放。

对于当年的种种，如今的Kate早已释然，她说：“我那个婆婆虽然厉害得很，但是仔细想想，她确实也锻炼了我。后来，生活不管多苦多难，我都能撑下来。而且，在餐馆干了这么多年，我好歹学到了很多技术。”

日子如流水，四五年后，小儿子出生，大儿子也念小学了。

Kate依然要干那么多活，背着一个孩子累得直不起腰。小姑子出嫁后，婆婆终于松口雇了几个帮工，Kate虽然不知道家里赚了多少钱，但看婆婆跟人搓几圈麻将的功夫，就把信义路上的一套好房子给定下来了——当然，婆婆可不会那么好心地让他们小夫妻俩搬出去住，她转头就把房子租了出去，再揽一笔进账。

有时候婆婆会去复兴北路逛街，和朋友去“波菲尔”做头发，会把整个餐馆交给Kate打理。Kate坐在收银机后，服务员们就“老板娘”“老板娘”地喊着，丈夫有事也会从后厨跑到前厅问她，一时之间，Kate真有点恍惚，觉得自己也要当上老板娘了。

80年代末，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进入了发达地区行列，人们口袋里钱多了，各种生意也好做，吴家小餐馆物美价廉，成了周围许多居民的食堂，遇到饭点，服务员忙得连跑带走。麦当劳、肯德基早就入驻了台北，哈蒂汉堡也开了十来家分店，台北人兴起了一股吃洋快餐的风潮，年轻情侣们纷纷跑去快餐店约会，连吴家的小餐厅都开始做起煎肉饼和份饭等餐食。塑料薄膜包装的一次性碗筷流入市场，几乎所有小饭店的餐桌上都配上了铁制的带刺小戳，以供顾客们用来刺穿塑料薄膜——虽然一次性碗筷不免费，但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人们不在乎这点钱。

公公身体不太好，一直嚷嚷着不想做了，向婆婆提议把餐馆干脆交给儿子儿媳。吴天翔甚至开始跟Kate规划：等过几年他爸妈退休，餐厅交到他们手里，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真正的老板、老板娘了。

丈夫的心愿很多，想要扩张餐厅，想要给家里添一辆小汽车，休息时开车带着孩子们到台北郊外玩——当时，天母街头到处跑着小汽车，堵车很厉害，从天母到南边的公馆不过七八公里，但常常要开一个小时。巨大的车流人流带来了巨大的生意，小店的生意简直好到爆，买一辆汽车并不是奢望。

1989年的那一天，阳光特别好，照得门口芭蕉树上的叶子闪闪发亮。但婆婆突然宣布：她决定全家移民美国。

那一刻，Kate完全是木的，她看着自己住了十来年的小楼，刚放学的儿子和邻居小孩正在一起滚铁环。

这么多年，Kate已经习惯了台北的生活，邻居大姐拜年时，为感谢上次Kate及时把她的小孙子送到医院去，特地送了她一块蓝底白花的绸缎料子；丈夫参加同学聚会时，她也会穿着新买的洋装和白皮鞋一起去，那曾是她最放松的时刻。她的生活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里，虽然不是故乡，但也差不多，而且，而且，她很快就要当上老板娘了，可这一切美好，一夕之间突然被一把大锤打破了。

婆婆的话是圣旨，全家没人敢反对。婆婆想移民，其实早有先兆——和她一起搓麻将的几个老姐妹，儿子都出国念的书，后来都在美国安了家，纷纷把老母亲们接去住了一段时间。老姐妹们对国外赞不绝口，天天夸耀儿子开车带她们去大商场购物、去国家公园游玩、去坐游轮……当时，台湾正大兴房地产，天母的地皮价格一路飙升。婆婆一向是个最要强的人，儿子吴天翔没别人的儿子有出息，这口气她早就咽不下了。如今，抓住可以全家移民的机会，她当然要一雪前耻。

婆婆张罗着把店面、住宅全都卖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美元。这时Kate才知道，家里的房产、店面再加上积蓄，居然有50多万美元。

婆婆的老姐妹给她介绍了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华人地产经纪，洛杉矶能讲中文的华人地产经纪很多，专门做华人新移民的生意。那天，Kate站在楼梯口听婆婆与那个地产经纪打电话，“50万美元”一出，惊得她倒吸一口冷气，紧接着一阵心酸和愤怒涌上心头——这么多钱！都是一家人这么多年拼死苦劳赚到的，却全把持在婆婆一个人的手里！

婆婆放下电话后，一瞅Kate脸色，就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厉声教训道：“这钱是我家的，你个外人想都不要想！”

那时正是早晨，吴天翔刚送完小儿子上学回来，看见这个情形，还是一声不吭。那一刻，Kate气血直冲脑门，她真的不想再忍了！她嫁进吴家近十年，天天牛马一样，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想给自己买件衣服、给孩子买个玩具还得喊丈夫去跟婆婆要钱，每次都引来一阵怒斥。哪怕是按市价折算，干服务员、干餐馆杂工，她这些年的工资得是多少钱？多年怨气顷刻间涌了出来，Kate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天这日子不过了，也要把这笔账算清楚！

她正要跟婆婆理论，却被丈夫猛拽回房间。她气得心脏一阵绞痛，恨不得立刻冲出去和婆婆打一架。丈夫却死死按住她的肩膀，低吼道：“不要闹，将来钱都是我们的。”见她平静一点，丈夫搂住她，在她耳边承诺：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钱要买房子，他一定会把她的名字写进去，到时候，这笔钱有她的一半。

“你放心，我这次说到做到。再说你也不想想，天秀（小姑子）已经嫁出去了。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所有的钱将来都是我们的。”

在丈夫的温柔攻势下，Kate渐渐安静了。去美国重新开始也未必不好，房子重新买一遍，这一次，她也有份。

到了美国洛杉矶，为省钱，一家人先租住在一栋破房子里。那个华人经纪开始四处带他们看房。此时洛杉矶房价不贵，十来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独立屋。婆婆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竟然允许Kate参与看房了。

在Kate的坚持下，婆婆决定买下一栋高速公路旁的大屋子，出门方便，离小学近，接送孩子上下学都非常省事。搬进新家，Kate很兴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她的家。房子大，格局方正，楼下是大客厅、厨房，另有一间客房和厕所；楼上四间卧室，其中两间自带卫生间；房子层高三米，采光充足，门口种着高大的棕榈树、红艳艳的玫瑰花——这栋房子，几乎算得上是豪宅了。

同时，婆婆又买了一栋房子，一套有三个卧室的独栋小别墅，装修还算新。在中介的帮助下，小别墅很快就租了出去。

接着，婆婆又全款买了两辆车——那段时间是吴家花钱最大手大脚的时候，在美国人均月工资1000多美元的时代，他们有50万美元，是妥妥的有钱人。Kate回忆到这儿，不无后悔：“当时应该贷款买房买车的，这样可以增加信用分。可是我们当时不懂啊。大家还遵循着山东人的那一套处世原则，觉得自己又不是没钱，何必去跟银行借钱呢？”

（信用分：美国金融体系对每个人的评分，办有信用卡或借贷又能及时还款者，才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分。分数高的人在办理贷款、租房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一家人安顿下来，一下子从经营小餐馆的辛劳中解脱，像是放假一样，完全放飞自我，每天什么都不做，就懒洋洋地休息。大房子住，小房子收租，一点儿房贷压力都没有，银行里还躺着20多万美元。

这也是Kate过得最高兴的一段时间：早起做饭，牵着儿子们的手送他俩上学，回来打扫一下屋子，然后去韩国教会参加活动。教会里的人全是自韩国来的，Kate说了多年中文，又重新回到了韩语的环境中，大家都挺热情，这让Kate觉得幼年受到的欺凌仿若黄粱一梦。

存折上的钱慢慢变少，吴家人开始不踏实了——还是得找事情做。别的事情他们也干不来，接着开餐厅吧。可在美国开餐厅并不容易，一家人一句英文都不懂，如何申请执照，需要办哪些手续，更是一窍不通。但想到要开餐厅，全家人疲惫中又有点淡淡的兴奋，毕竟老行当了。

婆婆先让儿子去别家餐厅工作一段时间，摸一摸底，吴天翔非常听话，很快就在一家中餐厅找到了打荷的工作——每天早起跟着师傅去买菜，回到厨房分拣、洗、切，客人点单了，他负责配菜。

在中餐馆打荷很辛苦，吴天翔要背下几十种菜谱，再根据客人的需求进行配菜。美国中餐与台湾中餐口味迥异，所需配菜完全不一样，一切都需要重新记忆。吴天翔手脚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厨师用铁勺敲打后脑勺，虽说不太疼，但是很吓人。他本就胆小懦弱，被敲打几次之后，更是吓破了胆。Kate说，丈夫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好几次都在睡梦中大喊“别打我”“别打我”，她吓得紧紧抱住他，轻声哄着，直到他安静下来。

在这异国他乡的黑夜里，Kate感觉浑身冰冷，心里满塞着无力和绝望，冷脸的婆婆，弱小无助的丈夫，到处的不适应。他们住华人区，吴天翔去中餐馆打工，Kate到中国超市买菜，虽然都用不到英文，但有一种隔阂感仍难以消弭——毕竟，一打开电视、收音机，到处都是英语，信件、账单、通知之类的也是英文。虽然婆婆在洛杉矶的好友会每个月开车来他们家一趟，帮忙看信、处理账单、缴水电费，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Kate在一家成人学校报了名，刚下决心好好学英语，婆婆却通知：准备一下，家里要开餐馆了。看儿子每天在中餐馆打荷苦不堪言，婆婆就想，反正银行里还有20来万，不如盘下一家店自己当老板。

说干就干，跟几个洛杉矶的老友一说，有人便讲，刚看到一家餐馆在出兑，问婆婆要不要去看看。婆婆立马跟几个朋友去瞧，餐馆位于新华人区罗兰岗一个有中国超市的Plaza（广场）里，总体面积不大，位置比较靠边，旁边已有一家大型中餐馆，但不知为何大门紧闭，貌似很久不营业了。

婆婆很满意，当场敲定，还独断地给餐馆取了“天母餐厅”的名字，以纪念曾在台湾天母的旧家。餐厅照旧卖小笼包、小馄饨、牛肉面等等，味道虽然不算惊艳，但是很地道。旁边守着华人超市，出入广场的都是中国人，很多台湾人看到“天母”两个字，都倍觉亲切，所以刚开张时上门的客人很多，

生意做得顺心，但Kate的学英语计划泡了汤。她只能自学，没有教材、没有时间，她就拿儿子的小学课本挤时间来念，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问儿子，甚至问店里的客人。说到这儿，Kate很得意：“学语言靠的就是练。那时候，我给自己规定一天就学一个单词，但是我会在一整天里念上几百遍，确保自己能记住。”比如，她学了“spinach（菠菜）”，她就会在洗菜的时候念、端菜的时候念，甚至给客人点单的时候，还问人家要不要“spinach”，把客人搞得一头雾水。

丈夫嫌她丢人，Kate才不管，学语言就是需要厚脸皮，遇到只讲英语的客人，Kate就主动冲上去打招呼。就这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蹦，渐渐地，老公和婆婆都主动默认她去接待英语客人，再后来，家里的账单也不用请朋友了。

为了省钱，起初“天母”的经营又是全家人上手，待餐厅逐渐步入正轨，打扫、洗涮就不由地懈怠了一些，因为实在忙不过来。

美国卫生局检查非常严格，一个区域的卫生检察员每半年就会轮换管辖区域，就是为了防止商户们行贿。每逢检察员来，吴天翔就靠边站，一家人把唯一会英语的Kate推去应付。检察员也很奇葩，每次都是突然闯入，东看看西敲敲，从厨房到卫生间都检查个遍。有一次，检察员甚至很有耐心地站在后厨敲墙壁，敲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把两只蟑螂敲出来。看到蟑螂的一刹那，检查员嘴角咧了咧，似乎很得意，随手一张罚单，并要求餐厅停业整顿3天。

这种不时的突袭，搞得一家人不胜其烦。而后公公中风住院，婆婆要去照顾，餐厅的人手一下子非常紧张。没办法，Kate只好雇了两个墨西哥人。

可Kate没想到，墨西哥人很懒，只要工资一到手就挥手说拜拜。墨西哥人热衷聚会，一大家子聚在公园里，吃吃烤肉、喝喝啤酒，听震耳欲聋的音乐，孩子们在公园的秋千上玩得不亦乐乎。平日里，他们也会囤上炸猪皮、炸薯片等一大堆零食，在家里边看电视边吃，钱耗光了才出门。Kate虽然有些看不起他们，但是几乎每家中餐馆都会雇佣墨西哥帮工——他们不挑活儿，什么都能干，工资要的不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像华人雇工般偷师，然后自己去开店，他们就踏踏实实地打工，打一辈子工。

这样的“随性洒脱”，在Kate等勤恳劳作、拼命攒钱的华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华人手里不攒一点钱，过日子就心里没底，而墨西哥人就像把家建在浮冰上似的，漂到哪儿算哪儿。墨西哥人来来去去倒是自由了，可苦了Kate这些小业主，三天两头地招人。招不到人时，夫妻俩以一当五。

祸不单行，隔壁关门的大餐厅竟开门营业了，原来之前的关张只是重新装修而已。大餐厅实力雄厚、装修豪华、菜品齐全，“天母”根本拼不过——人家已经开了多年，积攒了很多老顾客，此前老顾客们只是退而求其次才跑来吴家小餐馆吃饭。如今，“天母”就如同被抽干了水的湖一样，人声鼎沸瞬时消失，一整天都上不了一个客人，苍蝇也嗡嗡两下就寂寞地飞走了。可即使这样，也得备菜，偶尔来一桌客人，不能说没菜做不了，那人家下次更不来了。蔬菜米面肉备好了，也是一筐筐地烂，Kate心疼得要死。

1991年，餐厅就赔得差不多了，一家人赶紧低价出兑止损。可霉运像是缠上了吴家一样，小别墅的房客也退租了，新房客则陆陆续续地来又去，没有一个能长期租房的。婆婆着急之下，找了一位老姐妹推荐的算命先生，先生掐指一算，说婆婆买在高速路边上的那栋房子风水不好——这下，婆婆总算找到了发泄口，她一股脑地把所有恨意都甩在了当初坚持买那栋房子的Kate身上。

拿着剩下的钱，婆婆又折腾起了一家花店，但花店也赔了，最后也着急顶了出去。这些事儿，婆婆和丈夫都没有精力管，就靠着Kate跟着一个地产经纪跑来跑去。吴天翔37岁了，自打花店关了，他只能去别的餐厅打工，而近60岁的婆婆，全身精力都用在了中风的公公身上。

钱去得流沙一样，只要用力一握，就消散于指缝间，什么也留不下。刚来美国时的富足感荡然无存，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一次，吴天翔把一大盆洗好的土豆抬上操作台，一不注意，腰“咔吧”一声扭伤了，立时就直不起身了。吴家一直没买医疗保险，在美国治病全靠自费。吴天翔在餐馆打工本来可以交医保的，但那样工资就会比较低。他们联系了一个诊所，光看诊费就要30美元，治疗费则是100多美元一次，想要治好，恐怕得4、5千美元，实在太贵了，根本治不起。婆婆也不相信西医，她觉得台湾的中医推拿更好，于是，吴天翔被送回了台北，Kate和两个孩子留下来，再跟着中介一起跑卖小别墅的手续。

赶巧，教会的一个姊妹想考一个美容美发的证，她不敢自己一个人去，生拉硬拽着Kate一起学。Kate英文是个二把刀，平时说话还行，但是听课、做作业，她真的干不下来。美容美发学校又极其严格，每天得在学校老老实实地听完8个小时的课，笔试、实操考试一样都少不了。

家里生意、房产赔了钱，丈夫又病了，Kate拖着两个孩子，心情实在烦闷，根本不想去，可是架不住姊妹三番五次来拽她。最后，姊妹的一句话彻底惊醒了她：“你才30多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们开饭馆赔了不少钱，干嘛不想想别的主意？学了美容美发，把证照拿在手里才是真的。不然，你以后靠什么过活哦？”

说学就学，Kate和那姊妹一起去报了名，每天早晨送完儿子，就开40多分钟车到帕萨迪纳（Pasadena，洛杉矶的一个卫星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儿子们会被邻居接走，在邻居家写作业。等Kate下了课，开车回来都6点多了，她把儿子们接回来，做点晚饭，然后摊开书本，反复消化复习白天所学。

职业术语不好记，Kate就硬记：bleach（漂白），dye（染色），alcohol（酒精）……她用上老办法，每天嘴里不停念叨，学到后半夜才沉沉睡去。早上7点多一醒来，做点早饭打发儿子们吃了，送他们去上学，她去上课，周而复始。

那段日子，Kate开车时常困得眼睛发花、脑子发木。有一次要并线时，她转头确认左后方来车，却不想恍神了。回过头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撞上一辆大货车了。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美国美容美发执照考试分技术操作和笔试两部分，实操课考试时，Kate仔细观察，考试老师怎么说，排在前面的考生怎么做，她就依样画葫芦。但笔试120分钟，100道选择题，要考到70分才合格，对英文熟练的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Kate一道题就要看上几分钟，还不一定能够看明白。无奈，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绝对不要死抠题目，如果看不懂，就选最长的。

一番操作下来，她居然考过了，拿到美发证的那一刻，她头脑发懵。

“我的运气实在是好。”Kate说起考试还是一脸得意，“当时，我只考了一次，就过了，而我的那个朋友考了三次才过。”

考试过了的当晚，Kate兴冲冲地把儿子们接回家，却意外发现家里的灯亮着。她心里一惊，急促的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前几天，婆婆打电话说丈夫要回来了，而她忙于考证，几乎把这事儿忘了。一想到婆婆那张冷冰冰的脸，Kate就觉得心里发慌。

进了家，果然是丈夫和婆婆回来了。吴天翔在沙发上坐着，Kate心里一喜，他的腰应该是好了。两个儿子兴奋地扑上去叫“爸爸”，但吴天翔摸了摸孩子们的头，一脸心事重重。Kate刚翻上来的喜悦退却了，瞥见一边的婆婆，脸阴得能滴下水来，她的心一下跌到谷底。

原来，丈夫和婆婆回来时刚好碰见了邻居，好久没见，不免多聊了一会儿，邻居就无意说到Kate经常跟着个男人进进出出，每天又回来得很晚——天地良心，邻居口中的男人，其实就是地产中介，有时会来家里接Kate去签合同，Kate也没多想，就坐上了他的车，仅此而已。Kate本以为这很容易就能说清楚，但她低估了婆婆的顽固和丈夫的唯命是从。之后，丈夫以休养身体为由，跟她分房睡，平日里几乎避免所有单独和她在一起的场合。夫妻之间，不但没有亲密，连静静地在一起说两句话都不可能了。

儿子们也注意到了父母的冷淡，甚至想要帮他们。放学后，两个孩子经常看看爸爸在干什么、妈妈在干什么，然后使劲把吴天翔拽到Kate的房间里来。儿子们的懂事让Kate心酸，一次，她听见小儿子偷偷问哥哥：“爸爸为什么不跟妈妈住在一间屋子里？”大儿子没回答，只是拿手捂住弟弟的嘴，看得Kate潸然泪下——大儿子才15岁，小儿子10岁半，可是大儿子活得小心翼翼的，一点都没有青春期孩子的恣意飞扬。

之后有一次，两口子带孩子们去Chick-fil-A（美式连锁快餐店）吃炸鸡，这是吴天翔回来后他们夫妻俩难得单独相处的时候。小儿子懂事地把Kate拉起来，按在爸爸身边，被儿子拉着时，Kate心里又是一阵酸楚。

好不容易和丈夫坐在一起，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Kate心里终于染上一些微微的幸福。她想，只要把问题说开了，他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看着丈夫熟悉的侧脸，Kate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去摸摸，谁知吴天翔却像触电一般迅速别过了脸，Kate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浑身像结了冰。

一段时间后，吴天翔到底跟Kate摊了牌：他俩必须得离婚，他的腰并没有好，也不想拖累她了。Kate知道，除了吴天翔的那一点善意，其中也有婆婆的撺掇，婆婆嫌弃她当初靠着怀孕挤进了吴家，如今又想把她挤出去，婆婆从来就没拿她当过自己人。可毕竟她也生了两个儿子，为什么非要逼着他们离婚呢？

后来Kate才知道，原来是婆婆后悔来了美国。原本一家人守着台北的小餐厅，日子过得还行，来了美国之后干什么赔什么，公公和丈夫的身体又不好，婆婆早就打算回台湾去了。但她不想再带Kate回去，因为她觉得Kate是个灾星，弄得他们家败业落——她完全忘记当初是她自己坚持要来美国的，而吴天翔多年被撕扯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早就累了，这一回，他选择彻底站在自己母亲那边。

Kate哭过，也闹过，咬着牙拖着，拼命想挽回丈夫。吴天翔看她伤心欲绝，也有过动摇，但是自己母亲那双冷冷的眼睛在警告他，不准违逆。

1993年，Kate终于筋疲力尽，同意离婚。房子卖了之后，他们立刻办了离婚手续，吴天翔要走了两个儿子的监护权，Kate答应了——虽然婆婆对她刻薄，但是对待两个孙子相当疼惜。

吴天翔自觉心里有愧，承诺给Kate 4万美元，算作她这么多年辛苦劳作的补偿。可钱都捏在婆婆手里，吴天翔只能说容他一段时间，等母亲心情好点儿，他再把钱要过来给她。

离别时，小儿子哭成了泪人，连一向要强的大儿子也红了眼眶，但就是咬着嘴唇一句话都不说。

在南加州，秋天是最好的季节，阳光晴暖却不燥热，树叶泛黄却不萧瑟，人们逛公园、徒步、野餐，罗兰岗偌大的乡巴佬公园（Schabarum Regional Park，发音与“乡巴佬”类似，所以华人们起名“乡巴佬”）里到处都有尖叫奔跑的小孩、活泼雀跃的狗。人们拉家带口地席地而坐，烤肉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公园。可那天，Kate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哭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公园里渐渐安静，她才渐渐想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

人生打了一个转，她又是孑然一身了，上次还有个鲁莽的哥哥在身边护着她，现在，在这样一个更加陌生的国度，就只有她自己了。

夜深了，公园里的人走光了，树林黑魆魆，Kate浑身发冷。她想自己曾经也当过老板娘，有过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有自己的房子还当过房东，可转眼间她就被抛到了社会最底层。现在，她没房、没家、没钱、没工作，今晚死在这里，明早就会变成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世界遗忘了她。

但有一个瞬间，她骨子里山东人的那股犟劲儿涌了上来了，她一把抹去满脸的泪水，站起来对自己说：“我要好好活着。”

吴家的房子已经出售，新屋主允许Kate再多待一个星期，所以她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找到新住处。南加州的华人为了增加收入，很多人会把家里的一个房间租出去，他们尤为喜欢安静、简炊的女性房客，罗兰岗的电线杆、红绿灯柱上到处都贴有招租的广告。Kate正是符合他们预期的房客，她很快找到了安身之所。房东是一对中国小夫妻，有一个小女儿，夫妻俩买了一栋三个卧室的房子，用了两间，第三间租给了Kate，每月租金三百多美元，不便宜。

住处解决后，下一项是工作。Kate翻出了压在箱底的理发师证，从大华超市门口拎了一大摞免费的地方中文报纸回家。报纸最后一版是各种豆腐块招聘广告，Kate挨个打电话去问。她以为自己精通韩语、中文，英语也勉强能说说，找个工作应该不难，然而理发店的老板们一听她快36岁了，都连连拒绝，有个老板直白地说：“3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不要。干理发是要站一整天的，这活儿太累人，大姐，你这么大岁数了，干不来的。”

工作找不到，Kate手里那点钱渐渐花光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做，去餐馆洗碗、去后厨打杂，特别难的时候，她也想向在韩国的哥哥借点钱，可嫂子生下小侄子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哥哥在韩国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抚养一双儿女，日子也很苦。

一次，她洗碗的那个餐馆突然关门歇业，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别的活儿，银行卡里空空如也，兜里只剩几十块了。又快到交房租的时候了，恐慌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加州的大太阳明晃晃的，照得她头晕。Kate到处转悠，拼命想能从哪里搞到一点钱，把眼前的难关对付过去——她甚至想过找教会的朋友借点，可实在开不了口。

焦急之中，Kate只得鼓足勇气拨通了吴天翔的电话，让他兑现当初4万美元的承诺。谁知吴妈妈刚巧就在旁边，她一把夺过电话，大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妓女，居然还敢来跟我儿子要钱？你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我没让你赔就算是好的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

Kate猛地把电话挂上，浑身颤抖，快要站不住。

即便现在已过去近30年，回忆起这段往事，她仍泪流满面。

好在，一个朋友说自己认识的一户人家急需一个保姆。主人家是台北人，做生意的，很有钱，把小女儿送来南加州一个人读高中，需要一个诚实可靠的女性晚上去家里帮小女儿做做晚饭、料理家务，或者开车带女儿出去买菜。朋友推荐了Kate，那家主人不差钱，先预付了Kate一个月的工资，让她体面地把这次交房租的难关渡了过去。

Kate另找了一份白天洗碗的工作，跟餐馆老板好说歹说，人家终于同意她每天早点下班。她每天晚上7点多从餐馆出来，开车赶往小女孩的家。小女孩家里乱得像鸡窝，袜子、衣服、被单到处都是，可乐瓶倒在地上，地毯浸染了一大片。伊始，小女孩刻薄、跋扈又冷漠，应付Kate时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进门后Kate先垂手问女孩晚饭要吃什么，女孩说自己不喜欢Kate做的饭，点名要吃某餐厅的有机寿司、要喝某牌子的矿泉水，于是Kate赶紧开车去买。等女孩吃饭时，Kate就收拾屋子、打扫地板、清洗地毯，洗堆在水槽里的碗，一切归置完毕，然后才离开。

直到一次傍晚，天空打起响雷。女孩竟一改往日女王般高高在上的姿态，惊恐请求Kate留下来住一晚。那一晚，Kate睡在客房里，女孩睡在卧室。晚上起来上厕所时，屋外电闪雷鸣，她听见女孩嘤嘤哭声如同鬼吟。Kate忍不住敲门询问，原来女孩是想家了，想念父母。女孩家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家族，父母忙于和叔叔争家产，顾不上她，遂把她抛来美国念书，名义上是为她好，实际上没人在乎她。父母各有心爱的孩子，爸爸爱哥哥，妈妈喜欢姐姐，她像是多余的。

女孩转身拭泪时，Kate看到她薄薄的肩胛如同蝴蝶的翅膀，心里不禁一酸：原来家里再有钱也没用，钱始终是冰冷的，只有爱是温暖的，多少人渴盼父母的爱而不得。

Kate不由地思念起两个儿子，她很久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了。那一刻，她擦干泪打定主意：她必须结束打零工的日子，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然后开自己的店，只有这样才能再见到儿子。

第二天，Kate特地去餐馆请假了一天。她烫了头发、做了指甲，买了许多化妆品，重新找到各家理发店的电话，一家一家地打过去。在电话里，她反复央求老板们给她一次面试机会，一家韩国理发店同意让Kate过去面试。

面试之前，Kate刻意化了浓妆，戴上假睫毛，一头卷发吹得极为蓬松，暗紫色的指甲也很艳媚。

当她出现在理发店老板娘面前时，老板娘有点吃惊：“你很年轻嘛。”

Kate心里一喜：看来有戏。

老板娘说：“你在电话里对自己的年龄含含糊糊的，我还以为你年纪很大呢。”

Kate的心忽悠一荡，有点玄玄的。老板娘问她有没有经验，是否在别的理发店做过——Kate心又是一颤，只能狠拍胸脯保证，自己非常有经验。

面试结束，老板娘很满意，要了她——Kate中文、韩文流利，英语也会讲一些，要的工钱又便宜。

Kate考的理发师证只教了理发、染发操作流程的规范和禁忌，并未涉及具体的洗剪吹技巧。面试时，老板娘跟她说好了，她只负责给客人洗头、打扫店面、换洗毛巾等杂活，没想到店里生意异常兴隆，可上班没多久，老板娘和几个师傅忙不过来，就赶鸭子上架要Kate去给男客人理发。

老板娘将一把推子塞进Kate手里，Kate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愣在当场。男顾客哪知道理发店里还有不会理发的人，早就摆好姿势挺直脖子等着她了。Kate求救似的望了望周围，人人都在低头忙自己活计，根本没人管她。顾客的头颅还支着，Kate眼一闭、心一横，拿起推子就推。

那是Kate平生理得最胆战心惊的一次头，推子剪子拿在手里重似千斤。她战战兢兢地推完，反复检查男顾客头上的每一丝弧线，稍有不平整，就拿过剪刀细致地修。等修完男顾客的整颗头颅，站起身，Kate觉得衣服凉凉的，一身的冷汗。

顾客起身离开时，脸色有点难看，嘟嘟囔囔地付钱，抱怨Kate理发时间太久，他坐得腰都酸了。老板娘一边收钱，一边瞥了Kate一眼。Kate浑身发虚，嘴角却控制不住地咧开——她是一个真正的理发师了！

Kate干好分内活之外努力偷师，每次师傅给顾客剪发、染发或捆烫发卷子，她都在旁边细细地瞧。回家后，就拿窗帘须子、自己的头发练习。

一段时间后，她大概摸清了店里的情况：这家理发店虽然生意兴隆，但每次盘账，老板两口子都直摇头。他俩手太松，管理松散，理发师傅们散漫惯了，有推销员来店里推销洗发膏、染发剂、养护膏、发蜡等等用品时，多说两句好话，师傅们就会应下，再跟他俩报账。这些用品，理发馆后面的小仓库里都快堆不下了。Kate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暗地替两口子算了一笔账——除去工资、房租以及杂七杂八后，他们忙活一年也就赚了个寂寞。

这样的经营状况，她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呢？开始Kate不敢想太多，先把手头上的做好，等她手艺日渐精湛，也开始有顾客点她理发。月末，除了基本工资，老板娘还会给她发提成。一笔笔的钱，Kate都小心攒起来。

除了理发店，Kate还在东奔西跑干各种杂活儿疯狂赚钱——教会的朋友出去旅行，她帮着浇花、遛狗；开服装店的朋友晚上有事，她就帮着看店；她甚至跑到各个华人教会和韩国教会，去邀请教友在她那里订餐——她定价实惠，一个猪肉韭菜的饺子连工带料才收5美分，口碑传得很快，之后有教会办庆祝活动或者新年活动，都会从她这里预订200个饺子和30份猪蹄。

Kate上班下班连轴转，回家简单吃一点东西，就马上开始拌馅儿、和面、包饺子。那段日子因为长时间坐着，Kate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可看着户头里的钱不断增多，她极满足：“只要一闲下来，家里那死一样的安静，会让人发疯。前半生，我陷在那个婚姻里，给人白干了十几年，如今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

在小理发店干了两年多，店里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老板夫妻俩在店里公开说要把店兑出去。

Kate动起了当老板的念头，她算了一下手里的钱，盘店应该够了。心里的火苗越窜越高，她又怕自己做不好，好不容易攒下这些钱，赔了，将再次一无所有。

踌躇之间，Kate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是吴天翔。Kate不由地一愣，精神便恍惚起来，她完全没听清他在说什么，等回过神来，只听见前夫在电话那头“喂喂喂……”

Kate连忙定了定神，问：“你说什么？”

吴天翔说得断断续续：吴妈妈拖着一家人回台湾后，日子每况愈下，老伴半瘫，只能由她伺候着，当年那个穿绿色镶金边旗袍、戴珍珠项链的体面老太太，彻底沦落成了一个贫苦老妇人。再开餐馆是不可能了，吴天翔自己找了一家餐馆打工，挣得很少，只够全家日用，根本存不下钱。好在吴妈妈用余钱买了个小公寓，一家人用不着付租金。他们的两个儿子他是照顾不上了，每天自行上下学。

如今，大儿子快要上大学了，前夫嗫嚅着，说他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了，能否把儿子们送到美国来。Kate哪能不懂——吴妈妈心里门清，大孙子上大学要付一大笔学费，她这是把这些担子又抛给了自己。

把儿子们接过来，是又受了一回前婆婆的欺负；可不接过来，毕竟那是她的孩子，怎么能不管？思来想去，孩子是最重要的，Kate咬牙答应了吴天翔的请求。

两个孩子被送过来时，Kate眼泪流到视线模糊得完全看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儿子们已经长成大小伙子，把他们搂在怀里那一刻，她觉得真的别无所求了。多年懦弱的吴天翔终于硬气了一回，偷拿了家里的存折给她打了3万美元，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可这些钱却无法缓解Kate的窘迫——这些钱加上她自己的积蓄，盘店够了，买房也够，但只能选一样。

Kate狠了狠心，决定先做生意。她租了一套公寓，带儿子们搬了进去，然后找到理发店的老同事艳姐，商量两人合伙盘店。艳姐是延边的朝鲜族人，爽朗大方，常把自己做的泡菜、打糕拿到店里请大家吃，她们两姐妹平时很聊得来。

艳姐正有此意，一拍即合。很快，手续办完，理发店是她们的了。Kate给店里简单添置了一些设备，更换了座椅、镜子。看着窗明几净、装修一新的店面，她心头升起一阵豪气，仿佛自己可以气吞山河，在这里打下一片江山。

可自豪滚过去之后，留下的底色却是辛酸。

新店开张，最怕出岔子。Kate给几个老理发师打电话，反复说明“换老板不减待遇”，装修结束后，希望他们能继续来店里上班。师傅们都答应得好好的，一切准备就绪，真正属于Kate的店马上要开起来了。然而，一个电话敲碎了这一切。

深夜电话铃声叮铃铃响起时，Kate正在睡梦中，她心头一阵乱跳，慌忙抓起听筒后，发现是韩国的爸爸打来的——她哥哥去世了。听见这几个字，Kate的头一阵阵嗡嗡地响，再听不清爸爸在说什么了。过了好久，她才感觉脸上似乎有虫子在爬一样，非常痒，一摸，全是泪水。

新店开业在即，韩国的亲人在等，两个儿子学习紧张，Kate只身返回韩国参加葬礼。临走前，她给艳姐打了一个电话，安顿好孩子们，随即启程。

韩国，这个Kate爱恨交加的国家，过去的二十几年，她只回来过一两次。不承想，现在却是因为哥哥去世再次回来了。走到家门口，Kate一抬头看见院门上装饰的白花，眼泪就扑簌簌地掉。离上次探亲又过了好几年，爸妈又苍老了许多，爸爸高大的身躯佝偻下去了，洪亮的嗓门沙哑了，风风火火的动作也迟缓了；妈妈还是慌慌张张的，一会儿接待宾客，一会儿想起厨房里的茶还没泡，一会儿觉得客人脱下的鞋摆得不正，东奔西撞，一抬头猛地看见灵堂里儿子的大相片，眼泪喷涌而出，人也瘫软下去，旁边的人忙过来搀她，灵堂一片混乱。

曾经野草般的小女孩，如今也顶起了这个家。Kate张罗起了哥哥的丧事，思量哥哥留下的两个孩子怎么安置——侄女刚刚上大学，学费靠哥哥的遗产勉强能支撑住，小侄子才十来岁，爸妈他们照顾好自己都吃力，Kate似乎是唯一的监护人人选。但她也万般犹豫，自己本就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而此前租房、盘店、装修、购置家具，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这次来韩国的机票钱都是咬牙挤出来的，她真的要再带一个孩子回美国去吗？

她正在想事，兀地发现小侄儿不见了，找了好久，才在一个堆放杂物的小隔间里找到他，小小的人儿蜷缩着。她连忙把小侄儿抱在怀里，摩挲着孩子小小的脸庞。然而，侄儿的表情木木的，不哭也不闹，只安静地坐在她腿上，半天都不说话。Kate隐隐觉得怀里的侄儿像块冰，怎么捂都捂不热。

她牵着孩子回到客厅，一些亲友还没散，正围着她爸妈念叨着“该怎么照顾孩子啊”。母亲心疼Kate，絮叨着她孤身一人在美国，拖着两个孩子，本就活得不容易，怎么能再添一个。客厅里的亲戚们也连忙附和，但半是同情、半是奚落，说Kate自己过得苦，何必把孩子也带到美国受苦。

气愤、委屈、难堪、心酸、悲伤……合成一股洪流，快要把Kate淹没了。她正气得全身发抖，蓦地感觉衣角被人拉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侄子正紧揪着她的衣角。

Kate把侄子搂进怀里，主意已定：“我要带他走，一起回美国。”

她爸妈先是愣住了，然后不断地劝她别任性，一时意气把孩子带过去，到时候如果养不了，还得送回来。这边这么多亲友，“一家给一口”，好歹也能把孩子养大。Kate把侄子搂得更紧了——“一家给一口”，当他是什么，一只小狗吗？

更有亲戚没头没脑来一句：“你也是单身一个人，今年还不到四十，将来万一再结婚怎么办？拖两个儿子就够受的了，拖三个孩子，谁敢娶你？”

Kate眼泪划过脸庞：“我就任性这一回了，我就任性这一回了。”

回到美国后，Kate给侄子单独收拾出来一个房间，联系了学校，责令两个儿子要照顾好表弟。侄子英语很差，一开始上课完全跟不上，Kate让两个儿子轮流给他补课。

平时，家里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先尽着侄子。后来，侄子跟Kate说：“姑姑，不要什么都给我。”

Kate有些吃惊，忙问：“是不是哥哥们跟你说什么了，他们欺负你了？”

侄子摇头：“我想变成姑姑家的孩子，不想像客人似的。”

Kate满脸诧异，小侄子的脑瓜子里怎么会有这么成熟的想法？她迅速调整，不再刻意迁就，而这也许才是让孩子融入家庭的最好办法。

过了不久，侄子改口了，喊她“妈妈”。

转过头，理发店的生意还是一团糟。周六日本该顾客盈门，但却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艳姐抱怨说，早先谈好的老师傅们一个个都不来上工，近半个月，店里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很多顾客都接待不了，搞得理发店口碑渐渐变差，老顾客们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再也不来了。

Kate急忙给老师傅们打电话，有人打哈哈说想休息一阵子，有人说Kate太凶不敢来，还有人已另投他处，更有人干脆不接电话。一圈电话打下来，竟没有一个人想来。Kate与艳姐面面相觑，再看看新镜子、新椅子，顿觉无力。

时间不等人，门面租金马上要交，家里的更是不能断，还有三个孩子指着她呢。Kate深吸一口气，开始打第二轮电话，她放低声调央求那个说她很凶的人：“你来几天试试嘛，我凶不凶，你试试就知道了呀。”

那个老师傅终于答应试试，人来了以后，Kate近乎谄媚地对她好，同时安排艳姐赶紧对理发店进行包装宣传，给老顾客们打电话。过了几天，其他老师傅突然开始陆续给Kate打电话，问能不能再回来——他们去别的理发馆找工作，座位费被要得特别高，有的理发馆老板也不好相处。

（作者注：在美国，很多华人理发师独立营业，每个月向理发馆缴纳一定的座位费，以获得在该理发馆做生意的资格，费用每月500到1000美元不等，根据理发馆的档次、装修而定。）

Kate自然张开双手欢迎，艳姐的宣传也起作用了，那些很久不上门的老顾客也回来了。Kate一直坚持低价策略，男头5美元、女头8美元，烫染也才不到50美元，即使到现在物价涨了几轮，她的理发定价仍然比别家便宜。她又特别能琢磨爱琢磨，自己的头发，孩子们的头发，都拿来练手，还能根据顾客的脸型帮忙设计发型。这样一来，理发馆生意好到爆。

诸事顺遂后，Kate甚至有了一个追求者——男顾客Paul。Paul个子高高的，头发向后梳着，是个地道韩国人，与Kate交流起来没什么障碍。他来理发馆很频繁，每次都点名要Kate剪，有时候头发明明根本不需要打理，也还是要来。时间久了，Kate再傻，也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Paul说，自己第一眼看到Kate就心动了，每来一次，心动就更深一分。大家都是成年人，Kate就主动约了Paul去星巴克，大大方方询问他的情况：30多岁时，Paul就移民美国，现已在美国待了20多年。他在美国一直做建筑工，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5年前，他离婚了，和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孩子们已经大学毕业，并各自独立。

Kate双手捂住热气腾腾的咖啡杯，盯着杯子里蒸腾出来的白气，缓缓道出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波折。长长的前半生，似乎几句话就说完了。最后，Kate吐露了最艰涩的部分：“我哥哥去世了，我收养了他的儿子。加上我自己的，我得抚养3个孩子。老大现在已经上十一年级，马上就要考大学了……”

她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Paul的儿女都已大学毕业，他自然懂得在美国上大学何其昂贵，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一年学费也要1万多美金，再加上生活费、住宿费、书本费等等（美国的书大多很昂贵，一本教材就要100多美金，一个学期修七八门课，各种教材或其他设备加起来也有上千美金），一年得3、4万，4年就是20来万。供3个儿子，相当于买3栋房，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生活费。按照亚洲人的传统，将来可能还要赞助他们买房结婚，这就相当于走向一个无底洞，谁有闲钱往里填呢？

“带着3个孩子，负担确实挺重的。”对面的Paul说。

Kate别过眼睛，一股子酸楚直冲眼睛——那个讨人厌的亲戚说得对，带着3个孩子，她这辈子别想再嫁人了。

“那我们更得在一起了，我好早点儿帮你分担。”Paul说。

Kate不敢置信地转回视线，对面的男人冲她笑着，笑意真诚。

这次会面之后，表面上一切如常，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面对Paul的热烈表白，Kate保持了冷静克制。她深知，说到和做到是两回事，人家凭什么帮自己养孩子呢？自己的魅力有这么大吗？她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克制住自己。

Paul还是经常来，有时候带一束花，有时候带一些小礼物，甚至有一次塞给她一张支票。钱不多，1000多美金。Kate坚持拒绝，Paul却不管。理发馆众人看着他俩推推搡搡，最后Kate不好意思，只能暂时把支票揣在兜里。

渐渐地，他俩的传闻散得到处都是，孩子们也知道了。大儿子带着弟弟们郑重地跟Kate谈了一次，孩子们支持她再婚，只要那个人能对她好。

Kate看着唇边冒出青茬的大儿子——他已经长得比自己高了，筋骨结实、肩膀宽阔，看起来像个男人了。Kate又看看老二和小儿子，两个孩子都对她用力地点头。Kate摸摸孩子们的头，没有说话。

Paul开始进入她的家庭，带孩子们玩，请他们吃饭。每次吃饭，Paul都先点孩子们爱吃的，菜上来，他把好吃的都堆在孩子们那。Kate气得直叫：“哎哎，我也要吃呀。你把好吃的都放在他们那边，我怎么办？”

大家都笑，Paul好脾气地请服务员过来加几样她爱吃的菜。

大儿子顺利上了大学，理发馆依旧红红火火。然而，烦恼也还是有——Kate经营理发店多年，天天泡在各种化学制剂里，双手被腐蚀得不像样子，皮肤问题一直困扰着她。

Paul看了心疼，劝她转行。两人先盘下一家超市里的音像店，出租一些韩国和中国的电影电视剧DVD。一开始生意还不错，很多在美国多年的华人不懂英文，也不爱看美国影视剧，只能靠在他们这里租DVD一解乡愁。

可谁知，互联网异军突起，音像店生意一落千丈。Paul又劝说Kate跟他一起做制衣厂。Paul把制衣厂的前途渲染得非常好，说有朋友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生意，有很多服装品牌的门路，他们只需要从服装公司那里拿已经剪裁好的布料，再用缝纫机拼接起来。他保证一切苦力都请工人来做，工厂走上轨道之后，他们只需要负责管理，可比开理发馆轻松多了。

Kate心动了，似乎只要制衣厂开起来，她就能退休了。为此，她还特地考了个执照。制衣厂开起来以后，一直是Kate在管理。一开始生意确实不错，订单多的时候，夫妻俩雇了20多个工人，甚至能接到H&M、Forever 21等品牌的单子。

然而一年多以后，合伙人私吞了钱款。Kate气得去跟那家伙理论，怒火冲天之时，顺手抄起了桌上的剪刀。合伙人立刻报警，要求警察以谋杀未遂逮捕她。好在，警察并没有听信合伙人一面之词，只是警告了Kate一下。

经此一役，Kate认命了，她这辈子就是个理发师的命，发不了大财，但也还不错。于是，她重新开起了理发馆。

2005年，当Kate把目光投向房地产市场时，才发现房价涨了一大波，之前吴家买的房子涨了两倍多。想起当年，Kate苦笑着对我说：“当年我们带了那么多钱来美国，要是拿这些钱全买成房子，一套自己住，两套出租，然后老老实实打工赚钱，而不是瞎折腾做生意，我们早就是百万富翁了。”

可人生没有如果。

婚后，在Paul的帮助下，他们买了一栋3个卧室的独立屋。3年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他们的房子贬值了许多，但Kate不难受，便宜也好、昂贵也好，守着一个安稳的家，有体贴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她再没有什么遗憾了。

可Paul的子女不同意父亲再婚。他大女儿做律师，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不太看得上Kate。平时姐弟俩来看望父亲，也是把Paul约到外面餐厅，从来不进家门。Kate每每想起，难免神伤，但Paul一直安慰她：“只要我对你好，对你的孩子好，这就行了。其他的人，你不用管他们。”

Kate听了，也就释然了。她与Paul的婚姻，阴差阳错，虽然她从小就憎恨那些歧视和孤立她的韩国人，谁知到头来，还是嫁给了韩国人。这个国家，终究也变成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过了几年，噩耗再次传来——留在韩国的侄女在一场事故中去世了。Kate痛哭一场，更加宝贝家里的老三，他是哥哥唯一的孩子了。

供完老大后，家里已经捉襟见肘，老二主动提出不上大学了，直接出去工作。Kate从小在韩国长大，中文都说得别别扭扭的，不想让儿子也这样，正好Paul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开公司，Kate灵机一动，想把儿子送到北京去，既学习又工作。

于是二儿子高中毕业就随着朋友去了北京，发来的照片里，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哈哈大笑，Kate不知怎地就流下了眼泪，想着，自己没回去过的故乡，让儿子回去一趟，也挺好。

再后来，老三也长大了，是3个儿子里最体贴、最孝顺的，Paul也最喜欢他。老三看家里不富裕，说什么也不去上大学，Kate拼尽全力劝说，可是老三犟得像头驴似的。最后，Paul让老三去他的建筑队干活，见孩子实诚又能干，Paul干脆让他接了班，自己索性退休了。老三接手以后，干得不错，每个月都拿钱给Kate补贴家用。Kate劝他不要这样，应该攒起来，留着将来结婚买房子。可是老三就是不听，倔驴一样，Kate只能帮他把钱攒起来。

尾声

疫情来了，理发馆不得不关门。关门之后，Kate在家里开起了车库理发馆。

疫情稍缓后，她暂时歇业，和Paul一起回了一趟山东烟台，这是她策划已久的旅行。爸爸没能回去的故乡，她一定要回去一趟。60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声音仍一直在她耳边回响：“要记得，你是山东人。”

梦里的故乡，她终于来了。她和Paul一起去了蓬莱阁，站在山顶上看着浩瀚大海，渤海与黄海交界处，青色与黄色泾渭分明。Kate不禁感慨万千。

走到山脚处，他俩在一个小贩那里买雪糕。小贩看她打扮时髦、身量苗条，一袭豆青色的连衣裙衬得她清雅脱俗，又听见她和Paul叽里呱啦地说韩语，不禁问道：“你们是韩国人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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