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小姨文学的背面

小姨和大姨

我妈妈是家里的“小姨”，她的形象符合当下流行的“小姨崇拜”中推崇的特质。

在我妈的讲述里，她的人生是一场个人奋斗史。

年少时为了保住在班里数学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我妈每学期拿到数学参考书后，回家要先自学一次，把参考书中的练习题做六遍。因为这种刻苦，她的数学成绩从来都是第一名，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均是如此。

靠着在所有学科保持相似的刻苦，她成了家族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靠着学习离开了故乡外出闯荡。后来又因数学极好，获派去北京进修，接触到了中国较早一批计算机。学成回到贵州，她成为了一名计算机教师，也让我家成为家乡最早拥有电脑的家庭。那是90年代初，互联网还未在中国普及，我家早早开设了私人电脑培训班，妈妈作为教师教C语言。她至今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充满探索精神，脑袋里总会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经常怂恿我爸开车去往无人知晓的山旮旯里冒险。

充满传奇色彩的妈妈，在往后余生成了小辈们仰望的小姨。

与妈妈相比，大姨的成长故事则略显平淡。她长大后经历上山下乡，回到故乡后，去了钢铁厂上班，而后嫁给了与外公熟识的江西朋友的儿子，两人养育了一对子女，过着平淡的日子。

不仅如此，大姨在几个兄弟姐妹之间显得并不讨喜。她穿着老土，思想保守，管得很宽，总是在弟弟妹妹玩乐时缺席，还常因为过度关注小辈们的婚恋和工作，被视作迂腐的代表。完全是“小姨”形象的反面。

记忆中，我跟大姨的对话多半发生在厨房里。

大姨应该不热爱厨房，从厨房的整洁程度就能看得出。她的厨房总是脏乱的，水槽边上是发黄的百洁布和钢丝球，碗柜里，碗碟和各类杂粮胡乱堆放在一起，碗柜壁上已经结下厚厚一层油垢。没有人愿意在这样一个厨房里久留。

但不论愿不愿意，大姨总是在这样的厨房里忙碌，下午三点，晚上十点，都能看见她的身影。

初中时，我右手大拇指上莫名长了一个瘊子，怎么都去不掉。一次晚饭过后，我把碗端去厨房，大姨见了给我说，你去路边采一棵狗尾巴草，把茎削尖，从瘊子里穿过去，系个结，隔一个星期就好了。

起初我不信，没当回事。几次聚会，大姨见我的瘊子还在那里，就自己下楼采了狗尾巴草，强行在我身上实践她的偏方。

我对大姨不相信现代医学还要强行在我身上实践偏方的做法感到不满，跟她顶了嘴。但一周后，瘊子真的好了。再次见到大姨，她挺着脖子说，“看，好了吧，给你说你不信。”我哑口无言。

我们家刚搬到大姨家附近时，大姨总会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我常因为要去她家做客叫苦不迭，她家在8楼，没有电梯，去到家里也只能尴尬地坐着，听她嚼亲戚们的舌根子。

但就是这么一位大姨，却在一条隐秘的暗线里，影响着全家人的生活。

我妈察觉到自己那颇为得意的人生与大姨息息相关时，已经人到中年，在我们家搬到大姨家附近之后。

一次大姨邀请我妈去逛街，走过延安路，大姨笑着指了指路边一条小巷，对我妈说，“你刚出生那会，我只有五岁，每天要走几条街过来给你打牛奶喝。之后你喝的牛奶都是我打的，你知道吗？”我妈明显不知情，尴尬地摇摇头。

后来我跟身边的人聊起，才发现在家庭故事中，总有这么一位大姨，她们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却经常因为过度干涉亲戚们的生活，被视作守旧的化身。大姨常被简单地归类为小姨的对立面，但实际上，大姨也有恣意的想法，只是她们过早地把人生奉献给了家庭。

长姐

我妈家里有六个孩子。她自己小时候是出了名的儿马婆（贵州方言，形容性格像男孩子的女孩），童年时每天只有两件重要的事：学习和疯玩。上深山去采摘野果，下河抓鱼，危险的地方总有我妈的身影。

有一次，她听院子里的小孩说，银杏树的最顶端能听见神仙说话，便召集几位好友，一同爬树。等我妈爬到树尖，天色已晚，大家体力也耗费殆尽，几个人在树上睡死过去。其中一位同伴翻身，从树上掉了下来，砸破了头，鲜血直流，疼得哇哇直哭。我妈没事人似的从树上下来，最后是大姨出面道歉，才平息事件。

回忆起童年我妈才发现，那时候的她没有忧愁。家里的事，我妈从不过问，事情通常也不会找到她，她的吃穿用度都被家里的大人和姐姐们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她的记忆里，家里条件优渥，不愁吃穿，她的头上常年扎着的两条漂亮的麻花辫，暗示着她享受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宠爱。每逢过年，外婆会去找裁缝给家里六个孩子一人做一套衣服，她总能获得一件“上海风”小花裙。

在我妈的童年，还没有我们小一辈的时候，大姨还不是大姨，而是家里的大孩子，令兄弟姐妹们闻风丧胆的长姐。

有一次，外公从乡下回来，在前院搭了一座平房，初夏的阳光正照到平房房顶，大姨从市场上买回十斤土豆，组织一家人晒土豆片。

大姨把塑料盆支起来，给弟弟妹妹们分配任务。最后一个环节是将切好的土豆放到平房顶上晾晒，孩子们跃跃欲试，结果发现房顶只有我妈一个人能上去，她抓住一根铁丝，就能翻上房顶，于是大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

大姨承担焯水的工作。焯水是个技术活，焯得不够土豆会变黑，焯过了土豆太软也不利于制成土豆片。

那时候，大姨是一个组织者，她总是用游戏把家人捏在一起。

妈妈对大姨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大姨自童年就有一个名号叫“黑旋风”，是四舅给她起的名字，意在说明家里大事小事都由她铺排，谁要是做得不对，就要挨打挨骂。听大人说，大姨打骂人的样子凶猛剽悍，像李逵。

大姨年少时暴打我四舅的事，街坊邻里都知道。那时候四舅还在当兵，一次家里接到医务室通知，说四舅高血压严重，昏厥过去，抢救不醒，让家属过去看看。外公外婆都出了远门，只有大姨在。14岁的大姨，着急忙慌地买了3斤苹果，动用自己的社交能力，跟火车司机争取了免票坐上火车头，赶往四舅驻扎的营地去探望他。

火车上，大姨饿着肚子，舍不得吃手里的苹果。车摇摇晃晃开了一天一夜，大姨见到病榻上的四舅，心疼地坐在床边。没想四舅忽然瞪大眼睛问：“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生病了吗？”大姨反问。

经过大姨仔细盘问，才知道四舅因为不想出勤，对血压计做了手脚，谎称自己患有严重高血压，佯装昏厥。

得知真相，大姨气急败坏地揍了四舅一顿。之后，每每四舅想要证明大姨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便以此为证，“她打我的时候绝对就是黑旋风李逵。”

小时候我妈对她大姐的处境不了解，也不关心，只是兄弟姐妹们起哄，对着大姨叫嚷“黑旋风李逵”时，我妈也会跟着叫两句。

三姨同样是个喜欢疯玩的人，她常带着我妈去一张装有蚊帐的床上，把蚊帐当幕布，床当舞台，而后在上面跳舞。我妈还记得，有一次她和三姨跳得过于用力，床板塌了，轰的一声，惹来了远处的大姨。

“你们一天就知道疯疯疯！”说罢，抬手就要打。我妈和三姨四散逃开，嘴里嚷着：“黑旋风李逵又开始了！”

小时候，弟弟妹妹们谈不上多么喜欢这位长姐。三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媒人给她介绍过一位家境优渥的军官。到了见面的日子，三姨穿上自己最为时髦的衣服，出现在对方面前。结果回来时，对方退了这门亲事，打电话给大姨说，“你家三妹太时髦了，我怕政审不过关。”

大姨听了火冒三丈，劈头盖脸骂了三姨：“你一天天妖精古怪的，你以为人家稀奇你那个鬼样子。”三姨回骂她：“你管天管地什么都要管。他看不看，我都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宁愿死了，也不要变成你这样土眉土眼的人。”

我妈还记得，那天三姨走后，她撞见了正在床边哭泣的大姨。我妈天性贪玩，闲来无事就会在家晃悠，经常撞见在角落掩面哭泣的大姨。面对此种情景，她会装作没看见走开。

我妈从没询问过大姨具体为什么哭泣，她只觉得，大姨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进入不了她的世界，她的世界好像也不关我的事。”她总结。

后来我妈上了高中，考上大学，大姨则去钢铁厂当了文员，她们的生命轨迹自此断了交集。之后，我妈成了家族里的传奇人物。

我这几次回家，跟大姨熟络起来，经常会跟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我妈的记忆有严重偏差，或者说她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很大一片盲区，而在这片盲区里修修补补的，就是她的长姐、我的大姨。

作为家里的大女儿，大姨那时候过的生活和承担的责任，都和我妈这个小女儿不同。

大姨是1958年生人，比我妈妈大5岁。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频繁去乡下搞运动，去一趟要小半年才回来，每个月就往家寄10元钱。孩子们由家中长辈照管，长辈忙不过来，就会找年幼的大姨帮忙。

在大姨的记忆里，当时家里的几个孩子，只有她一人靠得上。我妈和幺舅，他们太小了。二姨很小的时候跟六个小伙伴去山里采野果，吃到了有毒的果子，中毒休克，后来勉强被救活，落下手脚不协调的病根，端不住东西，时不时会打烂家里的东西。三姨出生时家里没有粮食吃，饿得患上软骨病，到了4岁都无法正常走路。四舅是男孩，外公心头的宝贝，重活累活都不让他干。因此家庭事务都落到了大姨一个人头上。

喂鸡、做饭、洗碗、打扫和给厨房添柴火，打从大姨记事起，生活就被种种家务占满。约是大姨3岁的时候，长辈就把家里所有关于排队的活都交给了她。后来有了弟弟妹妹，每天早上，大姨起床，给三姨的床铺换上新的草纸当做尿不湿，而后就要走3公里，去给二姨、三姨打牛奶。

我妈和我四舅出生后，大姨的家务活变得更多了。大姨记忆中自己永远有洗不完的衣服，更为头疼的是被单，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一人只有一床被子，被单必须当天洗完、晒干，再缝好。每及周末，同伴们娱乐的时间，大姨就独自抱着被单去河边洗。她必须在早上洗完，趁中午的太阳，把被单平铺在鹅卵石上晾干。下午收回来缝好，才能保证晚上大家都有被子盖。

家务活总也做不完，学习上，大姨就只能等家里人都睡着后才有时间写作业，往往已经是凌晨一两点。学习用的灯泡只有30瓦，光线本就昏暗，为了防止各家换灯泡偷电，灯泡上还包着厚厚的封条，光线更暗了 。从小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大姨落下了眼疾，长大后病痛也时常复发。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睡得太晚，大姨成年后个子也没长起来，她成了全家最矮的人。

除了日常的家务，大姨每个季节还背负不同的事务。秋末萝卜丰收，霜降过后的萝卜清脆香甜，价格又比其他蔬菜便宜。外公从远方寄回的十几元钱，大姨会早早存下，在这个时候去买一大筐萝卜制成酸萝卜，再买一筐萝卜叶子制成盐菜。有了大姨置办的这些腌制品，一家人在没钱买菜的日子，也能勉强度日。

冬天家里阴冷潮湿，六个孩子的手脚耳朵都会长起冻疮。起初外婆外公还会管，后来他们被送到五七干校劳改，再也顾不上家。大姨心疼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因为起冻疮又痒又疼，开始学习做袜子。她找一双完好的袜子作参照，试着用纱线像打毛衣一样，把线织成一双袜子。做好了发现不对，又拆掉重做，不断重复直至成功做出袜子。

在大姨的童年，家里几乎没有替她分忧的人，她除了背上生活重担之外，还要饱受不理解之苦。

长姐的习惯

时过境迁，如今问到是否有叫苦和委屈的经历，大姨总会说记不起来了。她只记得长辈说的话：“你是老大，你要带好头。”这句话成了她一辈子做事的基本原则。

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在家中备受姐姐们的宠爱。她最热衷提起的一个段子是，自己衣柜里的衣服多数都叫得出姓名，这件是三姨送的，那件是大姨送的。我妈今年60岁了，她从没买过毛衣，但是衣柜里的毛衣却堆得满满当当，多是大姨相送。大姨买的衣服通常印满大花，颜色明丽，时常也被我妈认为不符合她的身份。

我们的家庭对话里从未出现过大姨，但细数起来，我家从锅碗瓢盆到食材，再到衣服，多数都是来自大姨。

今年3月之前，我家一直处于防疫状态，亲戚们没有走动，只有大姨来我家探望过两次。一次是在口罩告急时，她给我家送来了一批口罩，另一次是防控期间，大姨抱着一坛自制糟辣椒出现在我家门口。妈妈接过糟辣椒，草草谢过大姨就打发她回去了，因为害怕传染，妈妈门都没让她进。疫情期间家里食材总配不全，这坛糟辣椒最后成了绝佳的增味剂。

从小到大，每当我家遇见什么事，大姨总会像哆啦A梦一样出现，但转眼我们又会忘记她的存在，好像救急是她的职责。

所有姊妹中，大姨最疼爱我妈。我妈聪明又生得漂亮，大姨小时候特别喜欢打扮她。早晨有空，大姨就把我妈叫来，给她梳起两条麻花辫子。大姨总说我妈是公主，她自己也是按照对待公主的方式宠着我妈。大姨从不让我妈承担任何家务，大事小事也为我妈担着。

后来时代逐渐放松，她们家的家境也变好了一些。外公出差，不时还会带一些饼干回来，分给大家。大姨舍不得吃自己那份，每次拿到饼干，她就找一块干净手帕包起来，放在我妈枕头下面，让她吃。

我想大姨可能也有个“公主梦”，只是她希望这个梦实现在我妈身上吧。

妈妈和大姨的生命轨迹，似乎在我妈考上大学的那一刻，有了不同走向。我妈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而大姨则因为年纪较长，错过了有高考的年代。我妈考上大学的时候，大姨已经在钢铁厂当文员。

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我妈考上大学的事还是一个亲戚写信告诉大姨的。在钢铁厂的日子里，她每天都记挂着家里的弟弟妹妹，尤其是我妈。害怕打扰我妈学习，她就给家里其他亲戚写信，通过亲戚来掌握我妈的情况。

得知我妈要去上大学，大姨很高兴，我妈到学校报到的时候，还是大姨找了一辆车，亲自把自己疼爱的妹妹送到学校去。

刚去学校，我妈就展露出了她生活不能自理的一面，她把刚刚办好的学生证和一个学期的菜票全弄丢了。当时粮食供应紧张，菜票丢了不是小事，我妈一下慌了神，坐在床上直哭。大姨见状赶紧联系上一位在学校工作的亲戚，给妈妈写申请，把学生证和饭票办妥。又在学校陪了自己疼爱的妹妹半个月，教我妈基本生活技能，看着我妈逐渐学会独立生活，大姨才放心离开。

离开后，大姨仍然坚持给亲戚写信掌握我妈动向，这些我妈已经不得而知。对于我妈而言，大姨似乎在那时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逐渐从她的生活中淡去。

在大姨漫长的余生里，她仍旧保持着当好长姐、照顾弟弟妹妹的习惯，也依然把我妈妈当作公主。每次外出看到好看的衣服，她都会首先想到我妈，然后不由分说地买回来，送到我妈手里。大姨似乎是在大脑里植入了一个程序，只有疼爱弟弟妹妹，才是姐姐正确的行动。

这些年大姨明显老了，皱纹利落地铺在她的脸上，因为眼睑塌陷，她的眼睛眯得只剩下一条细缝可以看见。

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几次回老家去，她不是刚做完手术，就是在准备去做手术的阶段。大姨育有一对子女，儿子忙于工作，女儿跟着丈夫在海外生活，也常年照顾不到她，只有大姨夫陪着大姨，应付她那逐渐失控的身体。

把弟弟妹妹和孩子都带大后，大姨终于自由了，接踵而至的是一种强烈的失重感，她曾经围绕着家庭旋转的那部分精力突然没了出口。

三年前，阿布的身体彻底失去了消化食物的能力。大姨喂它吃的，它就呕吐，找医生看病也检查不出问题。后来有一天，大姨做好饭，照例去叫阿布吃，发现趴在沙发一角的阿布已经再也叫不醒了。

大姨的童年是繁重而沉默的，不过也有让她至今想来都兴致勃勃的事情。大姨喜欢说起童年夏天去游泳以及冬天跟大家围炉夜话的故事。只有在这两个片段里，她才能确证自己也是个喜欢玩乐的孩子。她说着说着，会突然感慨：“我也是个娃娃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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