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杨振宁产生了多大影响？
杨振宁是跨20世纪和21世纪的伟大华人科学家，他虽然批评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总体而言他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给他的积极影响，并接受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中的多数内容，对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小说、唐诗，书法、绘画、青铜器文物，等等）极为欣赏和酷爱。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重要科学工作究竟有无直接影响，或者有多大影响等问题，就有必要仔细研究，否则笼统的一些说法，容易产生误解甚至误导。本节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类问题上对读者有所帮助。
1957年在诺贝尔奖获奖庆贺宴上，杨振宁说：“从不只一层意义上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1]面对有冲突、有互补的两种文化，杨振宁的做法是智慧的。1979年在谈到日本人善于吸收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异国文化时，杨振宁做过这样的陈词：“吸收别人的东西并不坏，但必须排除对你可能有坏影响或无用的部分，同时转变及模铸好的部分，变成自己的。”[2]杨振宁自己对待中西两种文化，采取的是相似的态度与策略。他常对比中西文化，对比的目的是做出合理的取舍。他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主要是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他从西方文化中吸收的核心内容是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他自觉地选择中西文化中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并把它们聚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之成为自己为人做事的精神支柱，从而铸造了别样的人生辉煌。在这个意义上，杨振宁对于中西文化所做的取舍、扬弃，对他的人生至关重要。
即使局限于物理学领域，中、美物理教育对杨振宁也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中国的物理教育引领他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而在美国的物理氛围中则学到了前沿的研究理念：“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1938-1944）培养起来的。……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E. Fermi）教授风格的影响。”[3]杨振宁认为，在研究方法上，中美物理教育具有互补性：“中国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是从现象出发，倒过来的，物理定理是从现象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4]令中美物理教育合璧，杨振宁才得以搭建研究理论物理所需要的方法论基本框架。杨振宁的人生，从其缔造的不朽成就来看，是科学的人生；从文化自我塑形角度来看，是智慧的人生。他兼容中西文化精华的正确做法，狭义地说为我国培养高端科学人才树立了典范；广义地说，对如何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等等问题，都富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杨振宁吸取中西文化之长的具体做法，仍值得做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
杨振宁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是今天多数中国物理学子不具备的。杨振宁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学龄前阶段，杨振宁在家庭影响下就开始接受规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回忆说：“我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姊妹。从我五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5]既然杨振宁说他学龄前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那么这一期间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就不限于一本《龙文鞭影》。杨振宁的好友熊秉明说，这一时期杨振宁还接受来自母亲的教导：“振宁的父亲离家5年。振宁的学语、学步、学识字、学背诵，都是母亲启蒙的。在父亲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懂事而神气十足的学童，识得三千字，能背‘龙文鞭影’了。[6]
1928年杨武之博士学成归来，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杨家随迁厦门。在厦门，杨振宁进入小学，他回忆说：当时“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7]而此时他修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仍在家庭内部。杨武之教授除了辅导杨振宁学习数学和科学知识外，还亲自指导杨振宁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对于当年所学的传统文化知识，杨振宁一直牢记于心：“（父亲）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8]
杨振宁升入初中后，他的传统文化学习随之更上一层楼。1991年，他回忆说：这时父亲曾专门“聘请清华雷海宗教授的研究生来教我读《孟子》。我学了一个夏天的《孟子》，受益良多。”[9]1995年杨振宁谈到当年学习《孟子》时，再次肯定学这一经历对他有重要影响：“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10]1997年，杨振宁对于自己读初中时学习《孟子》的经历有更详尽的回忆，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的所学并不限于《孟子》，而学习《孟子》的时间也不限于一个暑假：“在我初一与初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11]指导杨振宁学习《孟子》等传统文化的丁则良，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
民国期间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都践行通识教育理念，这一风尚在西南联大得以继续发扬。杨振宁回忆在联大学习的经历时，曾说：“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12]正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当年联大传统文化类必修课不仅限于国文课：“当时联大各学院共同的必修课还有《中国通史》，任课老师有吴晗、钱穆、雷海宗等著名教授。因而杨振宁在联大学的是物理专业，但是，在这些国学大师的熏陶下，也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知识的功底。”[13]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习期间，从童年启蒙到迈入高等学府之后，杨振宁都没有中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赴美深造前的杨振宁，不是仅仅具有扎实的数学与物理知识，而是文理兼修的通才，他的精神世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杨振宁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杨振宁充分肯定他在各个成长时期所接受教育的积极意义。杨振宁家族、杨振宁父母，以及民国时期所提倡的教育理念，无疑都值得今天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关注和借鉴。
几乎每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都会思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杨振宁也不例外。2006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作报告时指出：“我年纪逐渐大了，对宗教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转变。”[14]深入关注发现，杨振宁的这种转变不仅与其年纪变化有关，还与他对科学以及科学发现的深入理解及感悟相关，如他所说：“科学工作者发现自然界有美丽、高雅而庄严的结构。初次了解这种结构是产生敬畏感的经验。而今天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种敬畏感，这种看到似乎不应该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时的畏惧，事实上是极深的宗教体验。”[15]深入思考使杨振宁认识到：“科学和宗教急需进行对话。”[16]基于他的这类表述及由此展开的联想，笔者曾向杨振宁本人求证：您是否有具体的宗教信仰或宗教认同？2018年9月6日杨振宁在回函中明确指出：“我不信基督教、佛教以及道教。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是儒家的。”
然而，从价值取向以及具体知识内容与方法特征与功用等多角度去看，儒家文化不足以决定性地使杨振宁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因此，包含科学知识与方法在内的西方文化对杨振宁科学生涯的影响更直接也更重要。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杨振宁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杨振宁说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基本上是儒家的，但是作为一位跨世纪的杰出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自然观、宇宙观与方法论等等，毫无疑问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应物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笔者看来，儒家文化对杨振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如何做人为核心的人生观、道德观方面。杨振宁晚年说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上是属于儒家的，其含义也仅在于此。如果不做此理解，就会导致这一说法与他早年的说法——他对待中西文化采取的策略是择优继承、兼容并蓄——直接矛盾起来。这一认识在杨振宁自己的表述中有所体现：“我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作风，是受到东方传统的影响，因为我是在中国社会长大的，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熏陶，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而且也是不知不觉的。我在美国已住了 40 多年，对西方的做人方法也有了解并受到影响，但是我处事做人，仍旧是从我成长中所获得的价值观念出发。”[17]
儒家的做人标准与道德观念，既是指导杨振宁的做人原则，也是他评判他人与择友的标准。他很少主观、无谓树敌[18]，但他与同行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实则明显不同。他按照儒家的做人标准结交心仪的师友和同行，形成了其在学术界“朋友圈”中较为稳固的中坚力量，这其中包括费米、施温格（J. Schwinger）、维格纳（E. Wigner）等等。
在杨振宁的“朋友圈”中，费米具有最为特殊的地位。在杨振宁看来，费米无可挑剔：“我钦佩他的贡献，也钦佩他的人格。”[19]杨振宁高度评价费米的人格，是因为他认为费米具有儒家先贤的风范：“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20]在西方物理学家中，除费米外，在杨振宁心目中还有一位“文化完美主义者”，那就是施温格。杨振宁曾这样评价施温格：“腼腆、博学、讲精致而流畅的英语，施温格是文化完美主义者的象征，一位十分内向的高人。”[21]杨振宁对维格纳也印象颇佳：“维格纳为人诚谨，不苟言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学人的风度，与今天许多美国科学家的盛气逼人的态度成鲜明对照。”[22]显然，杨振宁欣赏持重、可信、诚恳的谦谦君子，而这些完全符合儒家传统观念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评价标准。
与此相反，对于盛气凌人、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巧言令色、哗众取宠之辈，杨振宁不掩饰自己的反感。除了在评价维格纳时杨振宁对美国科学家群体形象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之情外，在比较费曼与施温格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费曼和施温格是我们时代的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各自都作出了许多深刻的贡献。他们都出生于1918年。但就个人的智慧而言，他们之间的差异比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都要大。”[23]杨振宁曾设想，可以写一本书，书名即为《一项比较研究：施温格和费曼》。他自己认为：费曼是“百分之二十的玩笑家，百分之二十专门的违规者，百分之六十伟大的物理学家，费曼为了成为伟大表演家和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做出了同样的努力”。[24]事实上对费曼的这一“量化”描述原文[25]如下：
Twenty percent impulsive clown, twenty percent 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 sixty percent brilliant physicist, Feynman strived to be a great performer almost as much as to be a great physicist.
因此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句话的汉译显然强烈地弱化了英文原著中所具有的感情色彩，未能充分表达杨振宁对费曼的反感。笔者宁愿将其译成这样：
百分之二十是冲动的小丑，百分之二十是专业信念的破坏者，百分之六十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费曼为成为伟大的演员而付出的努力，几乎与他为成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所付出的努力一样多。
杨振宁在赞扬费米的同时，曾指出美国科学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人格问题：“我认为（费米）这样的人品在今天的美国是不多见的。美国社会似乎将她的杰出人士推向相反的方向。奥本海默（J. Oppenheimer）、特勒（E. Teller）、费曼（R. Feynman）、托马斯·库恩（T. Kuhn）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取悦观众、标榜自己的方法。”[26]上句说费曼为成为伟大的演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里将他归入善于“取悦观众、标榜自己”的人群，可见杨振宁说费曼是伟大的演员的评价无疑是深含讽刺意味的。杨振宁的这句话，揭示了他内心世界的一个秘密：他将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视为一根重要的标尺。对别人的“测量”结果可以秘而不宣，但是“测量”过程却“铁面无私”，不会因为被“测量”者与他的亲疏关系而有所改变。特勒是杨振宁从其身上受益颇多的博导，而奥本海默对杨振宁也有知遇之恩，但是杨振宁仍客观地将他们归入自己不喜欢甚至厌恶的那类科学家之中。
美国多数科学家具有锋芒毕露、哗众取宠等人格特征。这一事实让杨振宁困惑，促使他思索这是不是科学时代人格发展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当他看到中国科学家中不乏能力出众的儒家风范者时，一种欣慰感油然而生：“美国的科学在突飞猛进，而成功的美国科学家们常常是极端进取而锋芒毕露的。难道这两件事是相关的吗？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中国儒家的楷模，即使在今天，也非常具有活力。”[27]他曾以周光召为例对此作出解释说明：“周光召是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他视野开阔，影响力深远，并且能够快速地洞察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朗道（L. Landau）、萨拉姆（A. Salam）和特勒。但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周光召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而不像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许多物理学家那样咄咄逼人。”[28]不难设想，这是他充分认可与高度评价儒家文化的重要理由——现代科学的进取精神，需要彬彬有礼的儒家文化去“中和”。如此，才能孕育更加完美的人格。杨振宁本人的成长经历——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不懈研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培养他心目中这种完美人格的可行之路。
杨振宁高度肯定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生观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其优秀部分值得继续传承。但是经过长期多视角的辩证分析，他也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弱点与弊端。1988年他在南开大学作报告时讲述的一段话，集中体现了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珍惜但不偏爱：“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人非常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情，任何一个几千年的传统，任何一个几亿人的历史背景，不可能纯粹是好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成分，对此是要讨论的。”[29]杨振宁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足之处的反思，较为集中体现在分析和检查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科学的关系，他得出的重要结论可归纳为二点：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总体而言不利于孕育近现代科学；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培养和激发创新意识。
对比方法是杨振宁开展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他常借助这一方法阐释中西文化各自的特性及主要的区别。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远在四五千年以前人类开始聚族而居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从那时代起中国文化就走了人本的道路，而西方文化就走了神本的道路。”[30]杨振宁认为这一分道扬镳铸就了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特质，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也随之呈现；而中西文化的其他诸多不同则属于次生现象，它们“都根源于人本与神本的基本差异”。[31]杨振宁曾设计一个表格，从多个具体维度充分展示他的这一观点。
为什么近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涉及范围极广因而多学科都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杨振宁认为东西方人本与神本传统文化的区别，是近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诞生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中国传统人本文化中包含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无法绕开的历史归宿是“理在心中”；而“理在心中”的哲学是直接与近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与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信奉这种哲学的国度不可能孕育出近现代自然科学。另一方面，神本文化在演化过程中，必然地出现了将自然视为人类认识对象这一阶段，从而直接导致近现代科学的诞生：“许多书籍和文章讨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可是我觉得其中一个要素是：‘天人合一’是传统中国人本精神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后来发展成‘理在心中’，要用人文规律来‘格’自然现象，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而在神本文化中，神与自然本是一体。所以神本文化发展出客观分析自然的活动。这些活动最后引导出了现代科学的萌芽。”[32]基于杨振宁的思考，“天人合一”观念堪称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罪魁祸首：“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的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33]
杨振宁对西方科学诞生的过程还曾做过更加细化的分析，他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是由西方文化传统孕育出的自然哲学直接演变而来的。因此近现代自然科学能否出现，进一步转变为特定的文化能否孕育出自然哲学这一问题。以人本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没能演化出成熟的自然哲学，而西方的神本文化却自然而成功地孕育并诞生了自然哲学，并使其得以逐步成长。这一分野大致发生在西方中世纪终结时期，直接对东西方世界产生截然不同的重要影响：西方世界由此进入近代现代科学时代，中国则陷入原地踏步、退步与些许进步并存，而总体踟蹰不前的状态。基于这样的认识，1993年杨振宁指出：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得以长足发展，“如果就影响来看，‘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为近代科学的萌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34]
杨振宁意识到并多次强调，阻碍中国诞生近现代科学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是缺乏自然哲学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致命的短板，是导致中国未诞生近现代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阻碍中国萌生近代科学的多种原因仍然存在：缺乏独立的中产阶级，学问就只是人文哲学的观念，教育制度里缺匮‘自然哲学’这一项。”[35]自然哲学的出现，是告别文理部分初级文化阶段，进入人文与自然两大领域的重要标志。
杨振宁认为，重视个体还是重视社会是中西传统文化理念的明显区别之一：“在中国传统下，当然社会是绝对重要的，而个人不重要”；但西方传统则以个人为中心。[36]强调个人隶属并服务于集体和社会，难以避免地会造成对个体特殊才能与作用的忽视与压制。早在1970年，杨振宁就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体系强大，它极大地压抑卑微个体的进取心与创新力：“中国传统的制度对个人的约束使得中国人缺少大胆进取的精神，缺少反抗的动力。……中国人受了传统的影响，有一个观念就算了，又何必要找事情呢！这是一个万分错误的观念。”[37]可见强大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传统文化，能够直接扼杀怀疑态度与创新意识，而它们是科学产生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观察、对比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杨振宁发现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中国学生比一般非中国学生来得守规矩，……中国的传统方法要大家都守规矩……不过这种传统的方法也有很大的一个缺点。这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国学生一般比较胆小。我所谓胆小的意思是指不敢走向新的方向。假如有专家说事情是这样子的，那么通常一个中国学生比较不敢说：‘我不相信你们所讲的这些，我要自己提出一个新的建议。’”[38]教育是文化的子系统。在杨振宁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教育目标，是通过教育使新一代顺利“进入”既有的社会文化系统；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怀疑态度、批判与开拓精神等等基本上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甚至是离经叛道而必须遏止的。这使得学生潜移默化地丧失了新生力量应有的棱角，接受前人的观念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学习目的。这正如杨振宁所说：中国传统教育“使学生容易产生相信‘先贤’的看法，对先贤不敢持怀疑态度，或者觉得反正别人都已经做过了，我的目的只是去学习”。[39]对于前人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人更多的是高度认可与顶礼膜拜，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学习和继承而不提倡怀疑和批判的主要原因。这无可避免地导致的一个逻辑结局，正如杨振宁所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哲学确实不注重创新”。[40]这样的教育在封建社会有它存在的必要，但对于孕育、诞生和发展科学技术而言，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杨振宁认为，中国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出现新的科学，这笔账与儒家文化脱不了干系。因为它不仅不鼓励怀疑和创新，当外来科学传播过来时，它因为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成为最大的阻挠者：“概括说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公元 1600-1900 年的三个世纪里，儒家保守思想所产生的文化和知识方面的惯性抗拒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41]杨振宁曾肯定地说：“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吸取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42]
中国文化轻视个体重视社会的传统，对于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有无副作用？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也值得思考。重视集体还是尊重个体，在科学上各对应一种科研策略，杨振宁分别称之为攻关战术与散兵战术。所谓攻关战术，“就是有一个总的、大的目标，结合了很多人，向这总的大目标去进攻”。[43]中国的原子弹、氢气弹和飞弹等国家主导的成功研制，都是采用攻战术取得的成绩。而散兵科研，“就是不要有一个预先固定的目标，不需要结合很多的人、结合很多的资源去攻打、去做科学研究，而只需把一个不清楚的目标，用很少的几个人，让他们放手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决定来做科学研究”。[44]为说明散兵战术的重要性，1983年杨振宁以费根鲍姆（M. Feigenbaum）、陈景润、费曼等人的研究为范例，说明一个道理：“这几十年最妙最尖端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都不是用攻关的方法所发现的”，而“大多出自散兵式”研究。[45]杨振宁指出当时中国科技界存在不足之处：“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对这个‘散兵战术’方法的科学研究，注意得不够，我提出来跟大家谈，希望中国对这方面多注意。”[46]散兵战术发挥不够，其本质就是对科学家个体作用重视不够，从而导致无法充分发挥科学家个人的科学天赋。1987 年当有记者询问：“你曾经批评中国的科技研究方面采用的攻关战术，现在的情况是否有变呢？”杨振宁回答：“有一点点的改善，但还不够。”[47]这一现象出现在中国科学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难以断定这完全是由传统文化决定的；但是同时也难以论证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文化传统毫无关系。不将科学家个人的创造能力视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一思想倾向出现在束缚与压抑个体文化氛围的中国，不应该只是偶然的巧合。
杨振宁在时间跨度较大的著述中揭示了令人费解但他本人没有将其彼此联系起来的一个矛盾：当古希腊人建立了公理化几何学演绎体系时，中国古人却沿用单一的归纳法；而在20世纪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已经奠定，需要在其基础之上靠归纳法在各个领域展开具体而深入的“应用性质的研究”[48]时，中国物理界却盛行演绎法（杨振宁有时称其为推演法）而抛弃了归纳法。演绎法该出现时没有出现，不该盛行时却反叛传统地坚挺，从而导致与世界科技思维背道而驰，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基于杨振宁的若干相关观点，我们试做出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解读。基于中国古代文献，杨振宁认为中国古代有归纳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49]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有缺陷：“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50]《几何原本》曾令徐光启惊讶不已，在杨振宁看来，徐光启的这种反应，刚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曾具有推演法：“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51]缺乏演绎推理方法的传统，进一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理论层面的研究：
中国古时候的发展对于实用比较注意，比如你说需要一个东西可以爆炸，所以中国就发明了火药；你需要一个东西可以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中国就发明了指南针。可是对于理论的结构，中国以前不够注意，西方则承继了希腊人的传统，对于理论的结构非常注重，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就钻研到非常深入的逻辑体系里去，这方面中国从前没有发展。[52]
归纳法能积累更多的经验，演绎法建立的理论体系则直接决定人的认识高度。一个缺乏理论高度的民族只能在低级水准徘徊。然而十分令人费解的是，根据杨振宁的回忆，当他在西南联大学习物理时（1938-1944年），他从教授们那里学来的却是演绎法，而不是中国传统中的归纳法：
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特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是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53]
不仅仅限于杨振宁在国内学习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在多次回国考察时，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物理界的教学与研究，还是演绎法占主导地位。1984年杨振宁再次指出：
中国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从现象出发，倒过来的，物理定理是从现象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演绎法是学考试的人用的办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做学问的人从自己的具体工作分析中抽象出定理来，这样所注意的就是那些与现象接近的东西。[54]
杨振宁说演绎法的优势有利于考试获得好成绩，这一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一些中国赴美留学生，到美国后“考试成绩不敢讲是绝后，至少是空前的好”。但是在积累够学分，去做研究工作后却往往表现不佳：“甚至有人觉得也许中国人的脑筋不能做研究工作，就只会参加考试。”[55]
杨振宁当年的老师如吴大猷、王竹溪等，都是自欧美学成归来的著名物理学家。按理他们对20世纪欧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非常熟知。他们在教研中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唯一的原因和解释，只能是20世纪30—40年代以及其后中国实验硬件条件欠缺的国情，决定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当年为战事所迫，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从京津两地辗转来到长沙；为躲日寇战机轰炸，其后又迁至昆明。在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不难想象受经济条件制约的西南联大的物理实验设备与实验研究都极为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物理教育也就难免具有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依靠演绎法也成为教授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事实上这个道理杨振宁是非常清楚的。1992年在台湾的一次座谈上，他提到：“我的研究工作若不在美国的环境中是否做得出来？我曾经思考过，有一大部分工作，若我在50年代初回到大陆，是不可能做的，而这些都是和物理现象比较发生关系的，因为这些现象发生的地方，主要是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人才、财富、大型加速器、新资讯，若当时回大陆，恐怕就不会朝这些方向发展了。”[56]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其后的很长时间内，我国的物理学研究尚且严重受“硬件”条件的直接限制，三四十年代岂不更是如此？在实验研究硬件条件严重欠缺的情况下依靠演绎法的权宜之计，久而久之却使中国物理界一些人习惯成自然，从而出现“演绎物理”盛行的局面。
特定的文字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之一；而文字系统一旦形成，又会对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汉语，与其他语言（比如英语）相比，做科学陈述时有一定劣势。1979 年他说：
中国语言比之英文有优点，……但我认为中文亦有缺点，便是缺乏严格定义的子句结构。比如在科学或法律方面碰到需要在子句中再有另一子句时，你会发现很难译成中文。因为中文没有关系代名词，如 that、which 之类，使子句精确，所以一般只好写成两个句子。但法律上长句是可以更精确地做出定义，否则逻辑上便很可能被分裂了。所以在科学及法律上句子要有精确结构及句法，在这方面中文有很大的缺点。但中文用来写诗则极好，原因也如上。因为写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诗是不好的。[57]
1988年在新加坡接受采访时，杨振宁再次指出：“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与此相反，汉语就缺乏这种表述的准确性，这直接造成“中国的古代哲学中有许多话到现在人们还辩论不清”。[58]杨振宁认为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这种不同，从根源上是由文化差异决定的：“西方的文化传统很早就特别着重准确，像希腊的几何学是非常准确的”，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59]而中国文化却走向了另一个维度：“相反的，中国文化是比较向诗意及宏观的哲理方面去发展，如中国的古文，你可以辩论了几千年还是没有完全弄懂。中国的医学也是从宏观的方向发展。西方的医学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而中国的医学则讲气，气存在于全身。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与具体的方向走。”[60]因此从是否利于诞生科学这一视角看，汉语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往深层挖掘，杨振宁认为，致使汉语具有这种副作用的背后因素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总体来说，西方的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比较倾向于准确、细致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则倾向于宏观、整体的研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分别。这个分别，与中国虽然具有五千年的高水准文化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来是有密切的关系。”[61]
综上所述，在阻碍中国孕育、诞生和引进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诸多因素中，来自传统文化的副作用是最基本的、最关键的，而其阻碍分直接的阻碍效应与次生的阻碍效应两种。
个人如何才能算作中华民族之一员？有一种说法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基础。[62]这一说法未必全面，但是以文化认同感来圈定民族归属的做法却是较为可靠的。文化是民族的基本特征，特定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最强劲的凝聚力。
在西方世界生活工作40多年的杨振宁以自身拥有中国传统文化而骄傲。对于杨振宁来说，曾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阅历，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文化之间存在深层次的诸多不同：“任何一位在中国和在西方都长久住过的人都会感到二者有极大的本质的不同。住得愈长久，对此不同的深度就愈多了解。”[63]但西方文化影响的增加，并没有弱化杨振宁身上的“儒者风范”，反而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我来说因为通过对另一个传统（即西方传统）的了解，使我对自己的传统又增加更深一层的认识。有了比较，才能使人对自己原来的优点有更多的认识。”[64]杨振宁晚年仍坦诚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基本上是儒家的，他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归属感，使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根源”。
20世纪的80后、90后，以及21世纪中国的新人类，无论生活工作于国内还是国外，他们还会不会如同杨振宁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程度的高度认同？未来难以预测，但总体趋势似乎不容乐观。杨振宁的老朋友、艺术家熊秉明先生说过：“在我们的父亲一代，这样的科学家相当多。在我们一代数目已减少了，下一代呢？恐怕是更少了。他所标明的‘儒家文化’，决不是一些陈旧的教条所能代表的。他（指杨振宁）的领会要深刻得多。根植于集体潜意识的基层和个人的经验记忆，而弥散到生活的各方面。”[65]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的发生？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不断弱化。如果未来的中国人不再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充分的继承、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认同感，那将意味着什么？在这种假设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与杨振宁经历相似的人，他还会如同杨振宁一样高度认可自己的“中国根”吗？难以简单地做出肯定的回答。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进，文化时刻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杨振宁以其自身的阅历与情感向背，令人信服地诠释了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加强文化认同感、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而这直接将矛盾指向当下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的缺陷。笔者不是无原则地呼吁和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要精心过滤、筛选，不能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变成传播封建迷信的课堂。
本节旨在分析杨振宁如何看待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有什么影响。基于这一宗旨，对于他的观点中肯、全面与否，基本不做评判。但无需讳言，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杨振宁先生的个别观点。比如他认为：“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这种精神我认为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 [66]杨先生据此断定“《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67]这些表述很可能没有揭示问题的关键，或者说这可能不是恰当的表述。细化分类是博物学走向科学的重要一步，追求简洁、趋向抽象直至符号化也是包括物理学、化学等在内的基础科学的形式特征。因此以这些特征概括和检讨《易经》的不足，可能不是合适的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易经》是中华先民在极其原始的唯物感知的基础上分类、抽象与符号化的结果，但几千年来中国古人却将它奉为不可置疑的至高经典。与此相反，近现代科学所分类和抽象并符号化的对象即自然现象，是不断累加的；近现代科学则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纠错的动态系统。这才是中国古人对待《易经》的态度与近现代科学基本精神相违背之处，也是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文化渐行渐远之关键所在。
再比如，杨振宁认为中国古代有归纳法；但20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 W. Eliot）却指出，中国古人没有掌握归纳法：“东方学者驰于空想，渊然而思，冥然而悟，其所习为哲理。奉为教义者，纯出于先民之传授，而未尝以归纳的方法实验之以求其真也。西方近百年之进步，即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68]艾略特与杨振宁先生之分别所述，有一致之处，如都指出中国古人迷信先民之传授；但也有明显不同，即杨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甚至史前有过归纳法，就长期贯彻归纳法；艾略特则认为，中国古人没有掌握科学的归纳法的。孰是孰非值得辨析。杨振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的论断，也似乎值得再斟酌。研究表明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的《周髀算经》的撰写体例符合古希腊几何学那种公理化体系。[69]虽然《周髀算经》是国粹还是思想舶来品仍有争议，但它的存在则使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成为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在中国古代社会，西方科学意义上的成熟演绎法未曾占主导地位，有过归纳法的朴素思维模式，但科学的归纳法并未出现。关于科学的演绎法在中国古代未占据主导地位不再赘述，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归纳法的理由是：靠归纳法无法创立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但是培根倡议的科学归纳法却是牛顿等人建立经典力学的重要思想方法。但是中国古人未曾关注伽利略、牛顿等人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也未曾运用并展示科学归纳法的威力。因此，杨振宁对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法缺陷的概括是否准确，仍值得商榷。出现这类值得商榷的观点是自然的、不难理解的。杨振宁虽然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和很多人一样，并未遍读儒家经典也不可能遍览西方文化典籍，更不是皓首穷经的专门文化研究者。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看法和态度，不可避免带有个人的色彩。所以更准确地说，我们领略的只是杨振宁对他思想中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看法，而不是对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看法；我们谈论的是他头脑中所存有的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而不是全部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纵然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杨振宁而言十分重要；杨振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有宝贵的地方，但也存在不足。这一结论不会由于有些看法还值得商榷而有所更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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