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最好的年华里并不需要一个丈夫

2023-04-23 23:04

节选自《单身社会》

二十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在年轻人中，早早结婚进人家庭生活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做法，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甚至下降了两岁(由24.6降至22.8岁)，而女性则下降了一岁(由21.2降至20.3岁)。但在同一时期，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这些大都市中，另一种全新的，摩登而独立的单身生活正在萌芽。这些自称为“新女性”的解放者，站在了社会变革的最前沿。

“单身女性，正蜕变为这个时代最具魅力的女性……她们的迷人之处在于她们依靠自己的智慧生存，自给自足。为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生存，她们不断磨砺自己的心理和个性，直至闪耀发光，这些磨砺与结果一样美好而吸引人。经济上，她们更充满梦幻般的魅力，她们不是寄生者、依附者，她们不像乞丐或者流浪汉那般卑微，她们是奉献者而非索取者，她们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

1962年，四十岁的海伦·格利·布朗在她又薄又煽情的畅销书《性与单身女性》中写下了上面这些话。在《时尚》编辑部任职超过三十年的海伦·格利·布朗出身寒微，她出生于阿肯色的奥索卡山脉地区，十岁丧父之后与母亲一起搬到了洛杉矶市。家境贫寒加上妹妹又罹患小儿麻痹症，她不得不支撑起整个家，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她开始赞赏同时代的职业女性，欣赏她们的努力奋斗和对成功的梦想。她曾就读于一家小型的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进人人才中介机构从事文书工作，后来踏足广告界成为了一名秘书。在广告业中，她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了业内最有成就的文案撰稿人之一，并将事业拓展至新闻业。

《性与单身女孩》出版于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成书一年以前，前者作为一本女权著作，却震惊并疏远了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因为书中并未抗议或抗争众所周知的，弗里丹命名为“无名的问题”--因歧视而在家庭、法庭、政治上以及工作环境中产生的两性不平等问题。

布朗的书是为了那些生活在尽早结婚安定下来的巨大社会压力中并为之烦恼的女性所写的，这些女性在获得一纸结婚证书正式进入家庭生活之前，经历了多年的成长、摸索和愉快的生活，并因而认为婚姻可能并不是她们想要的结果。布朗在书中说:“女性最好的年华里并不需要一个丈夫的角色，单身女性最大的烦恼恰恰是--如何解决那些急着要娶她的男人带来的麻烦!”她还写道:“婚姻是女性最糟糕的岁月里的一份保障。”布朗的书并没有告诉女性该如何步人婚姻，相反，她在书中教导她们如何以最上流的姿态，保持单身。

蒂·弗里丹所著，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揭示了当时(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妇女的生活状态以及普遍存在于她们身上的“无名”的精神问题，此书被视为标志女权主义者自我意识新浪潮出现的一份文献，引发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

在《性与单身女性》中，布朗将自己作为书中的第一个范例，讲述了她的晚婚故事：她直到三十七岁时才嫁给了她聪明迷人、从事电影业的丈夫，并住进了一栋俯瞰太平洋、车道上停着两台奔驰的豪宅中。布朗也承认，对她而言，维持女性的自主权并非易事。在她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时，她眼睁睁地看着同龄女性们纷纷步人婚姻，委身于一些缺点显而易见的男人。她说：“尽管很多时候，我已经确信我终将孤独终老，可我也从未考虑过为了结婚而结婚。”在职业路途上，她形成了一种个人独特的攻击性风格，她愿意进入公众的视野，为众人所瞩目。布朗认为，做到这一点，你并不需要是个绝世美女、拥有许多财富，或是个性强硬，你仅需要拥有一点无畏的勇气、坚定的信念以及面对独自生活的坚韧毅力。

布朗所说的“独自生活”可不是孤单的意思。她坚称，室友是属于女子联谊会里的姑娘们的。单身女性需要的是一间只属于自己的公寓，哪怕那只是车库上方的一小间屋子。“独自居住的好处不胜枚举，单身女性因而有了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来避开来自家庭朋友的社会压力，并充分发展自我。她可以工作到深夜，而不用担心其他人的想法，她可以有时间阅读以丰富内心，她可以观察自身，自省以改变自己的外表形象。最重要的是，她的隐私得到了保障，并可以更自由地体验冒险和纵欲的生活。”(尽管没有任何调查依据)，布朗声称:“单身女性的性生活质量通常比她已婚的女性朋友要好得多，因为她无需无聊地永远与同一个人绑在一起，她有很多男性追求者，拥有不受限制的伴侣选择。”

女性研究学者莎朗·马库斯曾写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私人公寓成为全新城市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为单身的女性提供了一个舞台--一个更具性解放意味的舞台，她们在那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并将自己具有创意的生活与取乐方式推销给其他人。”

然而，极少单身女性长久地保留着私人公寓这一舞台，毕竟，布朗都未曾将独居作为一种颠覆婚姻的手段，她恰恰视之为改善婚姻的方法。她劝告女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婚姻这条道路，一段单身的生活也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良好的婚姻基础。”单身独居的生活为现代女性做好了健全的准备，即便是面对婚后要重回孤单一人这样不幸的情景，毕竟“男人很可能在五十岁时离开他的妻子(尽管这可能会令他花费不菲)，就好像女人大可以将脏碗碟留在水槽里一样。”

事实上，在布朗出版《欲望与单身女性》的同一时期，另一个新兴的文化运动正鼓动男性也采取同样的生活方式，彻底推翻婚姻和家庭，享受全新的单身汉生活。《花花公子》杂志正是这文化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该杂志的主编休·海夫纳更是其标志性的领导人，他创造的那只长长耳朵的兔子，成为了这种全新的男性生活方式的代言图腾。海夫纳曾说过:“我可不希望我的编辑们结婚，并因为婚姻而产生许多愚蠢的念头，开始唠唠叨叨诸如亲密关系、家庭、家人之类的话题。”事实上，他的杂志也竭尽所能地阻止读者产生结婚的念头。

《花花公子》杂志谴责传统的家庭生活，并敞开怀抱接纳了一种全新的男性“家庭”生活方式。比尔·奥斯戈比在《设计历史》杂志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整个五六十年代，《花花公子》吸引人们的目光聚焦于一系列奢华的“花花公子圣地”上，其中既有现实中的建筑，也有幻想的蓝图，它们无一例外地满足了时髦的人们对于城镇生活的梦想。

在《男人心》一书中，芭芭拉·厄莱雷奇认定《花花公子》杂志的意识形态投射出的涵义是“将家庭重塑为男性的快乐王国”。杂志毫不含蓄地向所有的读者叫嚷着:当打开杂志时，每个人都应该丢下郊区的家、你的旅行车，你控制欲极强的妻子，回归伟大的城市生活!找一个自己的住所，用现代化的奢华填满它:美酒、现代艺术品、时髦的服饰、真皮家具、高级音响，和一张特大号的床，还有超越一切的美好享受--漂亮的单身姑娘们。

花花公子的私人宅邸向女性敞开大门，尤其是那些杂志中所赞颂的--爱找乐子、适婚年龄、个性开放的姑娘们。海夫纳的身边都是“兔女郎”，一开始是在他芝加哥的公寓里，最后在他那栋著名的洛杉矶豪宅中，他常常同时拥有几个情人。他的要求一贯直截了当，欢迎那些可以到访一晚甚至停留更久的女性。但她们在他那里并非随心所欲，寻求感情上的承诺，或是期待海夫纳安定下来进入婚姻，都是不被允许的，--他的床对所有的姑娘开放，可最终，那张床只属于他自己。

其实，并不是海夫纳的一己之力改变了一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从服务行业的快速成长中获益，这些服务包括家居清洁、照顾孩子、看护老人、送外卖，甚至干洗服务。社会学家苏珊·利斯特借鉴从劳动统计局得到的数据，指出“原本有妇女完成的家务劳动转化为付费服务，这成了一种伟大的造就全新就业机会的领域。”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一进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女性比例的记录，一直在被打破，从1950年的大约1/3到1980年已经增长到了超过半数。

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快地涌人职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成过部分大学课程的女性中，进入职场的比例从51%上升到了67%，而那些完成了大学学历的女性投身职场的比例更从61%增长到了74%。正是由于这些女性离开了她们原本无形的工作--那些无偿的家务劳动，因而为其他人，当然主要还是为其他女性，创造了新的服务业的就业需求，以代替她们完成这些家务劳动。自此，私人服务行业开始不断壮大。

虽然女性的薪酬远远低于男性(至今仍是如此)，但迅速地进人劳动力职场令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实现个体独立。六十年代平均初婚年龄缓慢上升，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婚年龄开始大幅跃升，女性自21岁提高到22岁，而男性也从23岁提高到25岁。在这个动荡的十年间，人们不仅晚婚，他们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地终结自己的婚姻。1970年时，约70万美国夫妇离婚，与1960年的39.3万和1950年时的385万相比，这都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但1980年时，美国的离婚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0万人。

人口统计学家的统计表明，离婚率在七十年代已经提升了50%，而另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1970年结婚的人中，有25%在1977年时就已经离婚了。

整个美国经历了一场离婚革命，这种转型并不单纯是由女性进人职场而引起的，一种全新的道德标准也为此推波助澜--人们开始认同，关注自我是与照顾家庭同样重要的义务。这一新道德的兴起，也很快建立起“无过失离婚”的相关标准。芭芭拉·达佛·怀特黑德在她的《离婚文化》一书中写道，美国人“对于自身的需求和兴趣越来越关注。传统标准以外，如收人、家庭稳定性和社会阶层等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家庭是否能促进个体实现和个人成长，来评判家庭纽带的健康和牢固与否”。

欧洲学者们也观察到类似的变化。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一日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夫妻便开始寻求“纯粹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同于受制于传统的经济或社会制约的“自由漂浮”的关系。他这么写道:现代婚姻，越来越转变为一种“因与另一个人的亲密关系而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而建立并维持的关系。而当这种情感需求无法被满足，尤其是当婚姻进人困难的时期，人们愈发感受到维持婚姻关系也必须寻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不然，离婚就是一个现成的选择。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这么一种态度--无论是选择成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妇女解放式的女性，还是只是保持单身，追求个人幸福的需求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大卫·萨拉索恩如此描述这一切：在这十年中，能从一段两性关系不受约束地进入下一段恋情，似乎是与《人权法案》一样重要的事情。找一个自己的住所，则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