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00万到逾4000万:为何“大跃进”期间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天差地别?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存在争议,所以出现第二个概念,即“大跃进”期间死了多少人?就是本文题目的概念。
不管哪个概念,时间范围大体都在1959年至1961年。
关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应该是指非正常死亡,或者说饿死了多少人,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中国官方文献和专家研究结果,从1000万到超过4000万,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诸多热点,其中包括1958年至1961年,即俗称的“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注意:这里的概念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
在《党史第二卷》表述: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这里披露的仅仅是1960年的统计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简称《七十年》)公布的相关数据也是19690年人口减少1000万。
这里采取一种笼统的表述:“人口减少1000万”,没有做出“正常”与“非正常”之死亡之分,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仍然不详;而且,该统计回避了1958、1959、1961这三个关键年份的数据。
所以,《党史第二卷》或《七十年》提供的数据,参考价值有很大的局限性。
原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现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韩刚2021年6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其中第九个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列举了六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也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只统计了1960年“减少人口一千万”。——这与《党史第二卷》和《七十年》数据一致。
第二个是中科院报告的数据,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1959年到1961年减少人口1500万。
第三个数据出自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1697万。
——因为统计时间范围不一样,上面三组数据没有可比性。
第四个数据来自国防大学丛进教授,他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1959年到1961年,减少人口4000万左右。
第五个数据来自金辉的文章,说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底限值在4040万。
第二、第四、第五三组数据时间范围一致,但死亡数据天差地别!
第六个数据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他认为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减少人口2680万。
这组数据与第三个数据统计的时间范围相同,但数据相差近1000万。
上面科尔和蒋正华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认为,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对其进行技术性修订后,按其计算方法,非正常死亡人口应为2158万。
此外——
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在《中国人口科学》杂志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他采用了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250万。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
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但其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似乎不太靠谱。
韩刚教授的观点,他对2000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虽然他没说时间概念,但从前后文看,应该是指1959年到1961年三年。
韩刚教授的根据:
信阳地委1960年12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正阳县、新蔡县、嵖岈县复查数据与初始报告数据之间的巨大差异,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取一个相差4倍的平均值来推断,也不止2000万。
说来说去,上述说法都还是推算的结果。
事情过去了60年,大跃进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何以如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得出更权威的数据,撰写者们曾无数次讨论,但永远统一不了,引用任何一种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点出了部分困境所在。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虽然“非正常死亡”是研究“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所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无法严格操作化的概念,沿此思路本身就难以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
此外,建国初期人口统计体制屡经变动,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干部的素质,数据可靠性较差,关键年份数据缺失等等诸多客观原因,困难之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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