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发达国家从1万到3万美元跨越的国际比较

2023-05-20 16:05

作者：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

来源：郭磊宏观茶座（ID：glmacro）

报告摘要

第一，2019年中国人均GDP破1万美元，2022年为1.27万美元。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综合利用世界银行、联合国、IMF、OECD等国际组织的不同评判标准，可筛选出27个发达国家至少符合“中等发达国家”及以上的水平。考虑到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点，人口规模太小的案例借鉴意义不大，我们进一步剔除人口总量小于1000万的国家，最后得到13个具有可比经验的中等发达国家，曾成功实现人均GDP1万至3万美元的跨越。

第三，我们进一步把跨越案例分为四种类型：欧美传统工业化国家、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东亚模式国家、资源型国家。我们从七个维度研究了这些国家跨越案例的一些经验规律。

经验规律一：在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中，一般本国实际增长大约贡献一半；名义价格变动（本国通胀+本币相对美元汇率变动）贡献另一半。其中通胀与汇率两者贡献呈现跷跷板效应，即通胀上行带来名义贡献，但会内生汇率贬值，二者综合起来形成实际增长之外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案例显示跨越过程中汇率并不必然升值，设定增长目标应大致假设汇率中性。

经验规律二：全球还是存在产业链分工的，按各国人均GDP跨越期间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各自角色不同。美国是典型的进口国，日本与韩国是出口国，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均为出口国（比如荷兰的半导体，瑞典的手机，比利时的汽车、化工），而德英法为平衡国。各国的外贸依存度与其经济规模负相关，小国相较大国更加依赖国际市场；跨越过程中，各国农业与工业增加值占比与就业份额都在下降，服务业则在提升，但日本与韩国的工业增加值下降幅度显著小于其它国家，制造业占比不降反增，显示相较于资源一方和消费一方，东亚模式的发展更典型处于“中游”，即承担了制造业基地的功能。

经验规律三：人均GDP的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TFP）、人均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劳动参与率、人均工作小时、人力资本）几个要素共同决定。从几个要素看，各国跨越过程中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幅度最大，平均增幅超过70%，显示资本投入依然是驱动各国增长阶段跨越的主要要素。TFP、人力资本与劳动参与率的平均增幅在10%左右，而人均工作小时在此期间平均减少7.7%。在决定TFP的技术优势分布上，从各国PCT专利申请量的全球占比看，美国、日本与德国是跨越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主要引导力量，分别在各自细分领域的创新上具备优势。

经验规律四：从需求端看，最终消费支出是各国GDP的最大构成部分，占比超过七成。跨越过程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保持了平稳态势，变化幅度不大，而固定资本形成占比有所下降，净出口占比有所上升。在消费演进规律上，各国经验似乎并不支持“1万美元S曲线效应”。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各国在跨过1万美元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引致的政府消费占比提升，导致居民消费占比被动下降，从而使得部分国家在跨入1万美元的前5年或整个跨越期出现人均居民消费增速略小于人均GDP增速的特点。13个国家中仅有美国在这两段时期内出现显著的居民消费增速高于GDP增速；东亚模式下的韩国，作为后发追赶的代表国家，在两段时期内都出现了居民消费增速显著低于GDP增速的特点。

经验规律五：跨越阶段，各国普遍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13个中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平均的城市化率是76.7%；随后向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城市化率提升幅度并不显著，平均仅提升3.2个百分点。大国较小国的城市化率相对偏低。整体来看，日韩城市化过程更快，但加速阶段主要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跨越过程中，各国实际房价指数复合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基本吻合。

经验规律六：各国在1万美元前存在典型的“工业化-生育率悖论”，人口出生率随经济发展快速下降；但在1-3万美元的跨越阶段，出生率下降变为低位平缓，瑞典甚至出现总生育率逆转的趋势。跨越前，日韩总生育率均值最低。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率均持续上升，日韩上升相对最快。

经验规律七：各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可分为市场主导型直接融资（英、美为代表）、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德国为代表）、混合型直接融资（日、韩为代表）三类。市场主导型直接融资可以更好匹配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科技创新；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可广泛筹集闲置资金，发挥规模效应，并能保持金融体系稳健。两种模式各有优劣，美国在产业技术创新上明显领先，德国很少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或反应了两种融资模式的差异；而日韩混合型直接融资则源于后发国家追赶过程，追赶初期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能够更有效率地调动资源；随着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阶段的到来，直接融资占比提升。

第四，从上述经验视角对照中国经济：

一、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至少保持中等速度的实际增长率依然是一个关键，应把汇率中性当作基准假设；

二、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同阶段的美日，显示在全球分工中有更高的参与深度。如前所述，中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中国的全产业链基础、与东亚案例相似的要素特征都决定了它适合在全球分工中承担制造业国的角色；

三、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5%，2020年这一比重已经降至37.8%，和同期日韩相比，似乎有一定的过早“去工业化”迹象，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曾对这一问题有过研究（黄群慧，2021），在上述特征下，十四五规划尤其重视制造业发展；但同时，数据显示中国相对于同阶段的可比案例来说，服务业占比也低。所以第二第三产业要均衡发展，未来比例下降的是第一产业。

四、2019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低于各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平均水平，大约只是各国均值水平的74%，未来投资追赶的空间仍很大；维持一定的有效投资增速仍是避免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

五、2019年中国TFP相当于美国同期的40%，追赶空间明显。从近年来中国PCT专利申请全球占比与研发投入看，中国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渐形成中；

六、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偏低，跟投资占比偏高有关，而投资占比偏高又与“政府储蓄-政府投资-加速城市化”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有关。对居民消费部分来说，2001-2008年，GDP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消费增速，且复合增速高出1.4个百分点，2009-2019年，居民消费增速反而一直高于GDP增速，并高出1.8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经济消费驱动的特征已有所上升；

七、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3%，显著低于各国同阶段76.7%的均值水平，仅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八、“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是全球共同规律，叠加东亚模式下的人口特征，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总生育率为1.28%，2021年老龄化率为13.1%，已达到日韩跨越末期时的水平。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当下的老龄化包含着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逐步替代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和跨越阶段的日韩类似，和目前的日韩不同，工程师红利释放有助于增长效率提升；

九、中国目前仍然是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经济体，但产业升级需求对应直接融资快速扩张，这一点和混合型融资模式的形成有相似性，匹配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第一

按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GDP破1万美元，2022年为1.27万美元。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指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指出，“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2022年，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

综合利用世界银行、联合国、IMF、OECD等国际组织的不同评判标准，可筛选出27个发达国家至少符合“中等发达国家”及以上的水平。考虑到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点，人口规模太小的案例借鉴意义不大，我们进一步剔除人口总量小于1000万的国家，最后得到13个具有可比经验的中等发达国家，曾成功实现人均GDP1万至3万美元的跨越。

13个具有可比经验的中等发达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和瑞典，它们大约经20多年实现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3万美元的跨越，跨越的历史区间大致是1980-2000年，其中日本最早跨过3万美元（1992年），并且用时最短，仅耗时11年，韩国是最晚实现1万到3万美元跨越的国家（1994-2016年）。

第三

我们进一步把跨越案例分为四种类型：欧美传统工业化国家、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东亚模式国家、资源型国家。我们从七个维度研究了这些国家跨越案例的一些经验规律。

按照一国人口规模是否超过4500万、自然资源丰富程度、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先后顺序、发展模式的差异，可将13个中等发达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1）欧美传统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2）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包括荷兰、瑞典与比利时；（3）东亚模式国家，包括日本与韩国；（4）资源型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针对这四种类型13个国家，可以从跨越过程的增长来源拆解、全球分工下的产业结构与制造业占比、增长要素结构下的投资空间与技术优势格局、需求结构下的消费规律、城市化与房地产发展、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七个维度分析各国在跨越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与模式特征。

第四

从实现总量跨越的贡献来源角度看，可将现价美元下各国人均GDP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按增长来源拆分为三个部分：实际增长、通胀与汇率。跨越期内各国平均来看，以本币不变价衡量的实际增长大约贡献53.7%，通胀贡献65.6%，而本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贡献-19.3%。两点发现值得注意，第一，各国在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中，本国实际增长大约贡献一半，即实际值只需翻一倍，就能实现现价美元下名义值增加两倍的目标，此外，名义价格变动（本国通胀+本币相对美元汇率变动）贡献另一半，通胀与汇率两者贡献呈现跷跷板效应，但须注意韩国这一特例，其实际增长贡献80.6%，名义价格变动仅贡献19.4%；第二，尽管日德在跨越过程中汇率贡献为正，但其它11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表明，跨越过程中汇率并不必然升值，平均来看汇率在13个样本国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中发挥了负向作用。

第五

全球分工角度，跨越过程中各国展现出三个特征。首先，按跨越期内各国净出口占GDP比重的大小，可将各国区分为进口国、出口国以及进出口平衡国三类，从而划分各国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美国是典型的进口国，日本与韩国是出口国，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均为出口国，而德英法为平衡国；其次，各国外贸依存度趋势上显著抬升，均值从47.2%上升到62.2%，提升15个百分点，表明各国都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不断提升国内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需注意日本这一特例，受跨越期内日美贸易战影响，日本外贸依存度下降了10.3个百分点；最后，结构层面出现分化，外贸依存度与经济规模负相关，规模越小的国家，依赖度越高，因为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通过大规模出口其生产的产品，积累财富，才可以使其人均GDP持续显著提高，而对于大国，则相对越需要依靠自己的市场，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化产出产品的能力就越强。

产业结构层面，通过对比各个国家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以及各个部门就业份额的大小，可发现各个国家在1万到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增加值占比与就业份额都在下降，服务业则在提升。但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日本与韩国的工业增加值下降幅度显著小于其它国家，日本下降2.6个百分点，韩国下降1.9个百分点，远低于9.7个百分点的均值水平；其次，日本的工业就业份额在这一过程不降反升，略微提升1.1个百分点。

进一步看制造业占比，当各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平均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20.5%附近，跨越过程中，制造业占比随着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下降态势，经20年左右均值下降到迈过3万美元时的16.9%，下降3.6个百分点。这一过程中，四种类型国家展现较大差异。美国作为典型的消费国，跨越期初时的占比仅为12.9%，远低于平均值，是各国中的最低值；而德国与东亚的日本、韩国作为典型的生产国，占比则高于均值，分别达到31.5%、23.8%与24.6%；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国，以及比利时、荷兰、瑞典等人口低于2000万的国家，由于规模小、产业链并不完备，制造业占比低于均值水平；跨越过程中，日本与韩国的制造业占比不降反增，呈现上升的态势，这与其高储蓄-投资赶超、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一致，而美国制造业占比在跨越过程中整体持平震荡，变化并不明显，或与其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有关。

第六

增长要素层面，人均GDP的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TFP）、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工作小时5个要素共同决定。各国在跨越过程中存在两点规律，首先，方向上，TFP、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劳动参与率在跨越阶段是增长的，而人均工作小时是减少的；其次，幅度上，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在这一阶段增长幅度最大，平均增幅为71%，TFP、人力资本与劳动参与率的平均增幅在10%左右，而人均工作小时在此期间平均减少7.7%。

在决定TFP的技术优势分布上，美国、日本与德国是跨越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主要引导力量。从各国PCT专利申请量的全球占比看，人均GDP跨过3万美元时，美国、德国、日本占比分别为43.2%、12.7%、6.8%。各自特点上，美国在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实力，日本以制造业为主导，具有世界一流的汽车、机械、电子、半导体等制造业，致力于推动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德国则以工程技术为主导，其在机械制造、自动化、化学工程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以“工匠精神”著称，注重技术的实际应用。

第七

需求结构层面，从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者占GDP的比重来看，最终消费支出是这些国家GDP的最大构成部分，占比超过七成，13个中等发达国家在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阶段，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保持了平稳态势，变化幅度不大，而固定资本形成占比有所下降，净出口占比有所上升。此外，日本与韩国相较其它发达国家在跨越前后展现出了显著的差异性，在达到人均1万美元前，工业化进程中追赶国家高储蓄、高投资模式下，两国的消费占比都经历了20年的持续下降，而当迈过工业化后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消费占比开始回升，但绝对水平上，日韩的消费占比仍显著低于其它发达国家。

消费规律上，各国经验似乎并不支持“1万美元S效应”，即在跨入1万美元之后，各国的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并未显著高于人均GDP增速。部分国家，在1-3万美元的跨越期，甚至出现了人均居民消费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各国跨入1万美元后的前5年更加显著，这与政府消费占比在这段时间有所提升有关，各国在跨入1万美元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引致的政府消费会增加。此外，两个特例需要强调，首先，13个国家中仅有美国在这两段时期内出现显著的居民消费增速高于GDP增速，这或与美国全球科技中心、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及美元霸权相关；其次，东亚模式下的韩国，作为后发追赶的代表国家，在两段时期内都出现了居民消费增速显著低于GDP增速的特点，或与韩国通过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快速追赶有关。

第八

城市化角度看，首先，13个中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普遍是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平均的城市化率是76.7%，随后向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城市化率提升幅度并不显著，平均仅提升3.2个百分点。其次，人口大国的城市化率相对偏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的城市化率低于均值水平，在73%左右，而人口低于3000万的比利时、澳大利亚与荷兰，城市化率要高于80%。最后，东亚模式下的韩国与日本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有典型的加速特征，但加速阶段主要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日韩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其它发达国家近百年才能走完的城市化进程。

房地产发展角度，从实际房价指数的跨国比较来看，各国从高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跨越期内，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并不显著，各国的实际房价指数上涨幅度温和，各国的实际房价指数复合增长率与各国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基本吻合。

第九

生育率角度，13个国家在人均GDP迈向1万美元时，已经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这一阶段出现了典型的“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即各个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过程中，人口出生率随经济发展出现快速下降；而在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阶段，随着各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各国出生率基本在低位保持平稳，并未进一步继续大幅下降，并且在个别国家，如瑞典，还出现了总生育率逆转的趋势。此外，整个过程中，大规模移民能够显著抵消生育率的快速下行。

日本是跨越前20年总生育率均值最低的国家，只有1.98%，远低于各国2.33%的均值水平，韩国是跨越前10年总生育率均值最低的国家，只有1.63%，远低于各国1.96%的均值水平，韩国在达到1万美元的10年前，总生育率仅为1.74%，是唯一低于2%的国家，日本也仅有2.16%，而此时（T-10）各国的均值是2.36%，此外，韩国在达到3万美元时，总生育率只有1.05%，远低于1.58%的均值水平。

人口老龄化方面，随着各国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率持续增长，日本与韩国是各国在这一跨越过程中老龄化率绝对水平较低的国家，但是也是上升速度最快的国家。

第十

三类金融融资模式各有优劣，关键在于是否匹配各自国家的国情与发展需要，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生产结构特征，进而其所构成的实体经济的规模与风险特征也各不同，所需要的金融融资模式就将不同，并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资本进一步积累，产业转型升级，所对应的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也需要跟随变化。

第十一

从上述经验视角对照中国经济：第一，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至少保持中等速度的实际增长率依然是一个关键，应把汇率中性当作基准假设；第二，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同阶段的美日，显示在全球分工中有更高的参与深度。如前所述，中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中国的全产业链基础、与东亚案例相似的要素特征都决定了它适合在全球分工中承担制造业国的角色；第三，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5%，2020年这一比重已经降至37.8%，和同期日韩相比，似乎有一定的过早“去工业化”迹象，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曾对这一问题有过研究（黄群慧，2021），在上述特征下，十四五规划尤其重视制造业发展；但同时，数据显示中国相对于同阶段的可比案例来说，服务业占比也低。所以第二第三产业要均衡发展，未来比例下降的是第一产业。第四，2019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低于各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平均水平，大约只是各国均值水平的74%，未来投资追赶的空间仍很大；维持一定的有效投资增速仍是避免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第五，2019年中国TFP相当于美国同期的40%，追赶空间明显。从近年来中国PCT专利申请全球占比与研发投入看，中国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渐形成中；第六，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偏低，跟投资占比偏高有关，而投资占比偏高又与“政府储蓄-政府投资-加速城市化”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有关。对居民消费部分来说，2001-2008年，GDP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消费增速，且复合增速高出1.4个百分点，2009-2019年，居民消费增速反而一直高于GDP增速，并高出1.8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经济消费驱动的特征已有所上升；第七，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3%，显著低于各国同阶段76.7%的均值水平，仅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第八，“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是全球共同规律，叠加东亚模式下的人口特征，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总生育率为1.28%，2021年老龄化率为13.1%，已达到日韩跨越末期时的水平。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当下的老龄化包含着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逐步替代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和跨越阶段的日韩类似，和目前的日韩不同，工程师红利释放有助于增长效率提升；第九，中国目前仍然是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经济体，但产业升级需求对应直接融资快速扩张，这一点和混合型融资模式的形成有相似性，匹配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全球分工看，中国是出口大国，1994年以来中国净出口持续为正，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8.7%，近10年平均也有2.1%，与跨越期的日韩相当，2019年的外贸依存度为35.9%，低于同阶段各发达国家47.2%的均值水平，符合外贸依存度与经济规模负相关这一规律，但高于类似阶段的美国（17%）与日本（27.6%），说明中国经济更纵深参与到全球贸易之中。

产业结构层面，当下中国农业就业占比为24.7%，远高于同阶段各发达国家7.6%的均值水平，服务业就业占比为48%，远低于同阶段各发达国家59.2%的均值水平，未来服务业就业比重或将不断提升、农业就业比重需进一步下降。

从包含制造业的工业发展趋势看，中国似乎有一定的过早“去工业化”迹象。首先，从近10年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5%，10年后，2020年这一比重已经降至37.8%，下降8.7个百分点；其次，就业份额的绝对水平看，中国工业就业占比为28.2%，工业就业占比显著低于同阶段各发达国家33.4%的均值水平。

此外，当下的中国与同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全产业链的显著优势。14多亿人口的大国，城乡、地区发展差异巨大，完整的产业门类使中国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各种工业产品，从而能够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也是与同阶段发达国家的显著不同点。

增长要素角度看，对比各国与中国的各要素绝对水平，中国的TFP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偏低，人力资本水平相当，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工作小时偏高。2019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显著低于各国上世纪80年代达到1万美元时的平均水平，大约只是其74%，并且仅为当下美国的33%左右，未来投资追赶的空间仍然很大，维持一定的有效投资增速仍是避免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此外，当下中国TFP也只相当于美国同期的40%，而12个中等发达国家在达到1万美元时，其TFP与美国相当，与美国的比值均值达到93%，表明中国技术追赶、效率提升的空间仍很大。

技术优势上，中国PCT专利申请量的全球占比于2019年首次超过美国，2022年最新的全球占比达到25.2%，已连续三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PCT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行业占比层面，中国占比最高的主要有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视听音像技术、电动机械仪器能源、半导体、测量仪器、光学仪器、电子通信、医疗技术仪器等；从中期的动态增长维度来看，我国增长较快的领域与日本、德国表现较为接近，但在美国近年来的优势领域，如生物技术、制药、微结构和纳米技术等，中国占比始终偏低，仍有上升空间（见广发宏观《中国PCT专利：第一背后的结构特征与方向》）。此外，2020年购买力平价下的国内研发支出达到5828亿美元，为美国的81%，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表明中国的科技投入在不断提升，这将加快中国技术优势的形成。

需求结构层面，现阶段中国的最终消费占比偏低，2019年占比为56%，而固定资本形成占比43%，高于各发达国家跨越期初26%的均值水平，这与中国过去40多年东亚赶超模式基础上的特殊发展模式有关。逻辑链条上，消费支出偏低与投资占比偏高有关，而中国投资占比偏高则是中国加速城市化过程中高政府储蓄转化为高政府投资的结果，相较于各发达国家（不包括日韩）跨越期平均20.6%的储蓄率、日韩平均32.9%的储蓄率，中国2003-2022年20年的平均储蓄率为46.8%，而其中的政府储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占比在持续上升。

消费规律上，2009年是中国人均居民消费与人均GDP增速相对大小关系的一个分界点，2001-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显著高于人均居民消费增速，人均居民消费的复合增速为8.6%，较人均GDP 10.0%的复合增速低1.4个百分点，这点与韩国类似；而在2009-2019年间，中国的人均居民消费增速一直显著高于中国人均GDP增速，这却又有点类似美国，这11年的人均居民消费复合增速为9.0%，而人均GDP复合增速只有7.2%，消费增速比GDP增速高1.8个百分点，这或与同期基建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投资拉动贡献下降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是增长的结果，消费的中枢本质上取决于名义GDP和收入增速的中枢。

城市化方面，2019年达到1万美元时，中国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60.3%，显著低于各发达国家76.7%的均值水平，仅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这也与中国工业与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相一致，尽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考虑到这一人均GDP水平就全球比较来说仍存在明显上升空间，劳动生产率还较低，未来产业升级、技术追赶的空间显著，此外，当下中国农业就业占比仍超过20%，表明中国存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

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层面，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跨入1万美元前20年的总生育率均值为1.66%，低于日本，2020年总生育率为1.28%，已低于各国达到3万美元时的均值水平，2021年老龄化率为13.1%，也已达到日韩跨越末期时的水平，2022年中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全年人口净减少85万，是1961年以来首度出现人口负增长。除疫情影响生育条件之外，这些变化与日韩过去所经历的有很多相似性，各国都经历了快速从较高总生育率与较低老龄化率向超低生育率与较高老龄化率转变的过程，低生育与高老龄化叠加出现，“少子老龄化”现象突出，这或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叠加东亚后发追赶国家“压缩式”工业化的结果。尽管如此，但也无需过于悲观，不能忽视中国当下的老龄化是平均教育年限大幅提高背景下的老龄化，即当下的中国是用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替代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工程师红利（“人才红利”）必将在未来得到不断释放。

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上，2019年中国的直接融资占比为37.5%，略低于德国刚达到1万美元时的直接融资占比，但较2005年16%的直接融资占比已有大幅提升，这也与中国过去近20年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匹配，按照三种类型融资模式的划分，当下的中国仍然是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国家，这一融资模式与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总体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本身经济结构资本密度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也将随之变大，特别是在创新愈发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到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金融融资模式或需向直接融资进一步转变，以更好地匹配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正文

从高收入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指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指出，“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2022年，党的二十大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到2049年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前，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存在两个重要时间节点：2025年与2035年，分别对应中国人均GDP需要达到的两大重要目标：首先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之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高收入国家存在权威认定标准，而中等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统一认定标准。具体来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不变价下的固定值，世界银行以人均GNI是否超过1987年不变价下的6000美元作为其划分标准，按照最新数据测算，中国预计将于2024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早将于2025年年中得以官方确认。

世界银行以现价美元的人均GNI水平作为分类指标，以1987年不变价下的人均GNI水平是否超过6000美元作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标准。通胀驱动下，当期现价美元计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在不断提高，已从1987年的6000美元逐步提升至2021年的13205美元，34年间共提升2.2倍，年均增长约2.4%。

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NI从1987年的320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11880美元，近5年的年均增速在7%左右，绝对值距离跨入高收入国家仅相差1325美元，百分比上差距11.2%，按照近期4.6%的相对追赶速度，预计中国将于2024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由于世界银行将在下一年的7月1日公布上一年度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最早或也需于2025年年中得以确认。

中等发达国家并不是一个国际通用概念，并不存在统一的认定标准。综合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不同评判标准，可筛选出27个中等发达国家，基于最新的2021年数据，当下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值约为3万美元。

与高收入国家由世界银行定期公布标准不同，中等发达国家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概念，但截至目前，并不存在官方的明确划定标准，基于各大主流国际机构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参照黄群慧和刘学良（2021）的研究，可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做一界定。

联合国（UN）标准下的发达国家（Developed Economies）。联合国基于识字率、受教育机会和医疗保健机会测算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并将超过0.8的认定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除此之外，联合国并没有明确给出发达国家的定义或标准，但在联合国2023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WESP）报告中，具体列出了联合国认定的36个发达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标准下的发达国家（Advanced Economies）。IMF并未给出明确的发达国家的判断标准，但在其2023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中，具体列出了IMF认定的41个发达经济体，其中属于国家实体的有36个。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下的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被称作“发达国家俱乐部”，国际上普遍认为，加入OECD的国家，一般都会被认定是发达国家。2023年最新数据显示OECD共有38个成员国，可以将这38个国家记为OECD标准下的发达国家。

综合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种标准，可提炼出三个条件，基于这三个条件，可筛选出36个发达国家（表1）。条件一，发达国家一定是高收入国家；条件二，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必须超过0.8；条件三，发达国家要得到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家国际组织中至少2家的确认。

进一步将36个发达国家样本，按各个国家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分为两组，取上半组人均GDP的均值或者中位数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标准，计算可得，2021年上半组人均GDP均值为29283美元，人均GDP中位数为28618美元。从而，当下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值约为3万美元。

36个发达国家中有27个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等9个国家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均GDP 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

自2019年中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至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致对应着中国人均GDP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考虑到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点，人口规模太小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不大，可进一步在27个中等发达国家中删除人口总量小于1000万的国家，最后得到13个具有可比经验的中等发达国家。

13个可比经验的中等发达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和瑞典。其中，有2个北美洲国家，美国与加拿大，2个东亚国家，日本与韩国，1个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剩余8个国家都是欧洲国家。

13个国家大约经20多年实现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3万美元的跨越，跨越的历史区间大致是1980-2000年。值得注意的是，13个国家中日本最早跨过3万美元（1992年），并且用时最短，仅耗时11年。韩国是最晚实现1万到3万美元跨越的国家（1994-2016年）。

在做国际比较时，人均GDP表述存在现价美元与购买力平价两种方式，考虑到官方历史上重要文件和表述中，都是采用国际惯例，按照名义汇率论述人均GDP水平，而并不存在使用购买力平价的传统，故我们采用现价美元下的人均GDP来作为划分标准。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可整理出各个国家现价美元下，人均GDP从1万到3万美元的历史区间，发现13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在1980年附近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有11个国家在2000年附近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绝大部分国家需经20-25年左右才能实现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3万美元的跨越。

瑞典最早于1975年跨入1万美元，达到10117美元；日本最早于1992年跨过3万美元，达到31415美元，并且仅耗时11年就实现了1万至3万美元的跨越，是用时最短的国家；韩国是最晚实现1万到3万美元跨越的国家，其于1994年达到10385美元，于2016年达到29289美元，时间上比其它国家要晚15年左右。

跨越国的四种类型与七个维度

进一步，按照一国人口规模是否超过4500万、矿产等自然资源多少、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先后顺序、发展模式的差异，可将13个中等发达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1）欧美传统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2）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包括荷兰、瑞典与比利时；（3）东亚模式国家，包括日本与韩国；（4）资源型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与加拿大。

尽管13个中等发达国家2021年的人口规模都已超过1000万，但各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差异巨大，13个国家中美国人口最多，超过3.3亿，而瑞典仅有1042万，美国是瑞典的32倍，这13个国家的人口中位数是5175万（韩国），其中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人口都在6000万以上。

按照人口是否超过4500万，可以将这13个国家进一步分为“大国”与“中小国”两类，“中小国”包括荷兰、瑞典、比利时、澳大利亚与加拿大5个国家，人口分别为1753万、1042万、1159万、2569万、3825万，平均在2000万左右。

此外，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也差异巨大，尽管同为“中小国”，荷兰与比利时的人口密度超过380人/ km²，而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人口密度小于4人/ km²，是典型的自然资源富国，地大物博；与此同时，“大国”中的各国也存在明显差异，日本与韩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大于300人/ km²，而美国的人口密度仅为36人/ km²。

发展模式方面，13个国家可以分为欧美模式与东亚模式两种类型，13个国家除去日本与韩国属于东亚模式，其它国家均属欧美模式，欧美模式的特征是工业革命起步较早，在技术创新上处于前沿领先地位，经济上采取欧美式市场经济，而东亚模式国家在工业革命上是后发追赶者，通过吸收和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本，除了发挥市场自由竞争的作用外，政府还采取一定的产业政策，加快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实现对前沿国家的快速追赶。我们在前期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影响》有详细论述。

针对这四种类型13个国家，可以从跨越过程的增长来源拆解、全球分工下的产业结构与制造业占比、增长要素结构下的技术优势、需求结构下的消费规律、城市化与房地产发展、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七个维度分析各国在跨越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与模式特征。

总结各国的经验规律，回看中国当前的禀赋特征，比较中国与样本国家类似阶段的差异，可为2035年前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跨越提供指引。

跨越过程的增长来源拆解

现价美元下，各国人均GDP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中，按照增长来源可以拆分为三个部分：实际增长、通胀与汇率。跨越期各国平均来看，以本币不变价衡量的实际增长大约贡献53.7%，通胀贡献65.6%，而本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贡献-19.3%。

具体来看，跨越过程中，13个国家实际增长的贡献在42.6%到80.6%之间，平均为53.7%，瑞典的实际增长贡献最低（42.6%），韩国的实际增长贡献最高（80.6%），除瑞典与韩国两个极端值外，绝大部分国家都在50%左右；通胀的贡献在8.9%到129.2%之间，平均为65.6%，日本的通胀贡献最低（8.9%），瑞典的通胀贡献最高（129.2%），此外英国与澳大利亚的通胀贡献也在100%附近，分别为99.1%与102.9%；本币相对美元汇率的贡献在-71.8%到42.6%之间，平均为-19.3%，瑞典的汇率贡献最低（-71.8%），日本的汇率贡献最高（42.6%），除日本外，德国的汇率贡献也为正，为5.7%，是仅有的两个汇率贡献为正国家。

两点发现值得注意：

第一，各国在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中，本国实际增长大约贡献一半，即实际值只需翻一倍，就能实现现价美元下名义值增加两倍的目标，此外，名义价格变动（本国通胀+本币相对美元汇率变动）贡献另一半，通胀与汇率两者贡献呈现跷跷板效应。即通胀上行带来名义贡献，但会内生汇率贬值，二者综合起来形成实际增长之外的贡献。但须注意韩国这一特例，其实际增长贡献80.6%，名义价格变动仅贡献19.4%。

第二，尽管日德在跨越过程中汇率贡献为正，但其它11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表明，跨越过程中汇率并不必然升值，平均来看汇率在13个样本国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中发挥了负向作用，意味着中国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至少保持中等速度的实际增长率依然是一个关键，应把汇率中性当作基准假设。

与已有研究认为汇率升值将助推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不同，我们发现跨越过程中汇率并不必然升值，之所以与已有研究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国际经验类比中样本参照国、分析指标以及参照起点与区间选取的不同。

已有研究采用的指标是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GDP，在对标绝对值下的日本、德国时，发现中国2019年人均GDP约为14682国际元，与1975年的日本、1971年的德国类似，然后对标两国其后的16年，即日本1975-1991、德国1971-1987，发现该段时间内日元兑美元累计升值120.3%，马克兑美元累计升值95.1%，均大于对应时间中本币计价的实际人均GDP增幅（日本99.6%、德国43.2%），进而认为，一段时间内日德与美国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实际经济增速的贡献。

但因我们研究的是中国从高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跨越进程，考虑到一般性，我们选取了包括日德在内的13个样本国，范围更广；考虑到在官方历史上的重要文件和表述中，都是采用国际惯例按照名义汇率论述人均GDP水平，而并不存在使用购买力平价的传统，故我们采用的是现价美元下的人均GDP；以现价美元下的人均GDP水平去对照当下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类似阶段，对标起点大概在1980年前后，因研究的是13个国家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过程，时间区段大致落在1980-2000年，20多年的时间跨度也长于16年。

不同历史区间内美元指数的不同走势，意味着汇率贡献或将不同，1970-1990年是美元指数走弱时段，而1980-2000年是美元指数走强时段，这造成了增长分解中汇率所起作用不同的差异。

全球分工下的产业结构与制造业占比

全球分工角度，跨越过程中各国展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全球还是存在产业链分工的，按各国人均GDP跨越期间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各自角色不同。美国是典型的进口国，日本与韩国是出口国，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均为出口国（比如荷兰的半导体，瑞典的手机，比利时的汽车、化工），而德英法为平衡国。

根据各个国家在1万到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净出口占GDP比重的大小，将各国区分为进口国、出口国以及进出口平衡国三类。具体来看，13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属于出口国，3个属于进口国，3个为平衡国。其中美国是典型的进口国，跨越过程中平均的净出口占GDP比重为-1.4%，而日本、韩国是典型的出口国，其平均的净出口占比分别为1.9%、2.6%。欧洲中小工业化国家均为出口国，代表性的出口品有荷兰的半导体，瑞典的手机，比利时的汽车、化工，而英国、德国与法国三个老牌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维持了跨越过程中出口与进口的平衡。

其次，各国外贸依存度趋势上显著抬升，均值从47.2%上升到62.2%，提升15个百分点，表明各国都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不断提升国内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需注意日本这一特例，受跨越期内日美贸易战影响，日本外贸依存度下降了10.3个百分点。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深化，各高收入国家在向中等发达国家推进过程中，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中，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速本国的资本积累，并不断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与科技含量，提升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

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反映了各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与外向型经济的程度，数据显示，在各国从高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跨越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中，其外贸依存度趋势上显著上升，均值从47.2%上升到62.2%，提升15个百分点。

但需注意日本这一特例，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外贸依存度的下降，这主要是受日美贸易战影响，日本外贸依存度从1981年的27.6%下降到1992年的17.3%，下降10.3个百分点。

最后，结构层面出现分化，外贸依存度与经济规模负相关。规模越小的国家，依赖度越高，因为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通过大规模出口其生产的产品，积累财富，才可以使其人均GDP持续显著提高；而对于大国，则相对越需要依靠自己的市场，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化产出产品的能力越强。

具体来看，比利时、荷兰是13个国家中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在100%附近，而美国与日本则是外贸依存度最低的国家，外贸依存度仅为20%左右。比利时、荷兰人口规模在1500万附近，算13个中等发达国家中的小国，而美国、日本人口规模分别达到3.3亿与1.3亿，是前2个国家的10倍，表明人口规模越大，相对越依赖于国内市场，外贸依存度相应越低。此外，其它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与瑞典9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大概在50%附近，这里面人口规模相对更小的瑞典、加拿大与韩国外贸依存度也要更高一些，在60%左右。

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同阶段的美日，显示在全球分工中有更高的参与深度。如前所述，中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中国的全产业链基础、与东亚案例相似的要素特征都决定了它适合在全球分工中承担制造业国的角色。

全球分工看，中国是出口大国，1994年以来中国净出口持续为正，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8.7%，近10年平均也有2.1%，与跨越期的日韩相当，201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35.9%，低于同阶段各发达国家47.2%的均值水平，符合外贸依存度与经济规模负相关这一规律，但高于类似阶段的美国（17%）与日本（27.6%），说明中国经济更纵深参与到全球贸易之中。

产业结构层面，通过对比各个国家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以及各个部门就业份额的大小，发现各个国家在1万到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增加值占比与就业份额都在下降，服务业则在提升。但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日本与韩国的工业增加值下降幅度显著小于其它国家，日本下降2.6个百分点，韩国下降1.9个百分点，远低于9.7个百分点的均值水平；其次，日本的工业就业份额在这一过程不降反升，略微提升1.1个百分点。

增加值方面，当人均GDP刚迈入1万美元时，各个国家农业增加值占比均小于8%，工业占比在30%-40%之间，绝大部分国家服务业占比在55%以上。在向3万美元的跨越过程中，平均来看，农业占比从4.3%下降到1.9%，下降2.4个百分点，工业占比从35.6%下降到25.9%，下降9.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从57.9%上升到63.9%，提升6个百分点。但东亚模式下的日本与韩国，其工业增加值下降的幅度显著小于其它国家，整个跨越过程中，日本下降2.6个百分点，韩国下降1.9个百分点，远低于9.7个百分点的均值水平。

就业份额方面，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各个国家农业就业占比均小于13%，均值水平为7.6%，绝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就业占比在30%以上，服务业就业占比在60%左右。在向3万美元的跨越过程中，平均来看，农业就业占比从7.6%下降到3.6%，下降4个百分点，工业就业占比从33.4%下降到25.1%，下降8.3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占比从59.2%上升到71.3%，提升12.3个百分点。但需注意，日本的工业就业份额在这一过程不降反升，略微提升1.1个百分点。

对比来看，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此时中国农业增加值占比为7.1%，工业增加值占比为39%，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3%。与各中等发达国家跨入1万美元时大致类似，中国农业占比较各国的均值4.3%高2.8%，而服务业占比较各国均值57.9%低4.9%，或指向中国服务业发展略晚，但也可能与服务业统计难度大，统计的完备性不够有关。就业份额方面，中国达到1万美元时，农业就业占比为24.7%，远高于同阶段的各个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占比为48%，服务业就业占比远低于同阶段的各个发达国家，未来服务业就业比重或将不断提升、农业就业比重需进一步下降。

进一步看制造业占比，当各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平均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20.5%附近，跨越过程中，制造业占比随着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下降态势，经20年左右均值下降到迈过3万美元时的16.9%，下降3.6个百分点。

这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从制造到服务转变的规律一致。但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同驱动力也使得各国展现了不同的规律。

美国作为典型的消费国，达到1万美元时，制造业占比仅为12.9%，远低于平均值，是各国中的最低值；而德国与东亚的日本、韩国作为典型的生产国，占比则高于均值，分别达到31.5%、23.8%与24.6%；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国，以及比利时、荷兰、瑞典等人口低于2000万的国家，制造业占比低于均值水平。

跨越过程中，日本与韩国的制造业占比不降反增，呈现上升的态势，这与其高储蓄-投资赶超、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一致，而美国制造业占比在跨越过程中整体持平震荡，变化并不明显，或与其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有关。

尽管美国将其处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东亚等经济体，但作为技术研发的前沿国家，其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占比不断提升，对冲了传统制造业占比的整体下滑态势，实现了跨越过程中总体制造业占比持平态势。

回看中国，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5%，2020年这一比重已经降至37.8%，和同期日韩相比，似乎有一定的过早“去工业化”迹象。

从近10年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5%，10年后，2020年这一比重已经降至37.8%，下降了8.7个百分点。

同时，就业份额的绝对水平看，刚达到1万美元时，中国工业就业占比为28.2%，工业就业占比显著低于同阶段各发达国家33.4%的均值水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曾指出过这一问题（黄群慧，2021），这也是十四五规划尤其重视制造业发展的一个背景。但同时，数据显示中国相对于同阶段的可比案例来说，服务业占比也低。所以第二第三产业要均衡发展，未来比例下降的是第一产业。

当然，当下的中国与同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还具有全产业链的显著优势。

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计算，我国以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全产业链的特征明显。中国14多亿人口，城乡、地区发展差异巨大，完整的产业门类使我国能够生产从食品服装到盾构机高端数控机床、从冶金煤炭到核电高铁的各种工业产品，从而能够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也是与同阶段发达国家的显著不同点。

增长要素结构下的技术优势

增长要素层面，人均GDP的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TFP）、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工作小时5个要素共同决定。各国在跨越过程中存在两点规律，首先，方向上，TFP、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劳动参与率在跨越阶段是增长的，而人均工作小时是减少的；其次，幅度上，人均资本存量在这一阶段增长幅度最大，平均增幅为71%，显示资本投入依然是驱动各国增长阶段跨越的主要要素，TFP、人力资本与劳动参与率的平均增幅在10%左右，而人均工作小时在此期间平均减少了7.7%。

利用宾州世界表10.01（PWT10.01）的数据，可将13个中等发达国家在1万到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的人均GDP增长进行要素层面的分解，并可从各要素的绝对水平，将当下的中国与其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TFP、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劳动参与率在跨越过程中是增长的，而人均工作小时是减少的，这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们对闲暇的需求提升有关。

幅度上，人均资本存量在这一阶段增长幅度最大，平均增幅为71%，TFP、人力资本与劳动参与率的平均增幅在10%左右，分别为10.8%、14.4%与9.7%，而人均工作小时在此期间平均减少了7.7%。

在决定TFP的技术优势分布上，美国、日本与德国是跨越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主要引导力量。从各国PCT专利申请量的全球占比看，人均GDP跨过3万美元时，美国、德国、日本占比分别为43.2%、12.7%、6.8%。各自特点上，美国在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实力，日本以制造业为主导，具有世界一流的汽车、机械、电子、半导体等制造业，致力于推动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德国则以工程技术为主导，其在机械制造、自动化、化学工程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以“工匠精神”著称，注重技术的实际应用。

从1985年后各国PCT专利申请量的全球占比可以分析出全球各国的技术优势格局状况。在1985年，各国人均GDP刚迈入1万美元时，美国占据绝对的技术优势，其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35.7%，此外，德国与日本大致相当，分列第2、3位，分别占比13.2%与10.1%，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加总占比达到全球的59%，意味着全球的创新活动主要被这三个国家主导。英国、瑞典、法国与澳大利亚PCT占比超过4%，位列第四至第七位，分别达到7.8%、7.2%、5.2%与4.4%，四个国家合计占比达到24.6%，前7个国家合计占比83.6%，当时几乎垄断了全球的PCT申请。

经过15年左右，在各个国家人均GDP跨过3万美元时，全球技术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技术优势进一步提升，德国维持全球第二的优势，日本受日美贸易战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下技术优势有所弱化，东亚国家中的韩国则大幅提升。具体来看，美国的占比大幅提升7.5个百分点，达到43.2%，德国占比基本持平，略微下降0.5个百分点，达到12.7%，日本、英国、瑞典与澳大利亚占比大幅下降，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与此相反，韩国PCT占比急剧提升，大幅提升6.2个百分点，全球占比达到6.5%，份额与日本相当，排名全球第四位。

我们前期报告《中国PCT专利：第一背后的结构特征与方向》通过横向对比全球主要国家PCT的申请领域结构，发现主要国家中美国的专利申请优势领域为计算机技术、医疗技术仪器、数字通信、制药、生物技术等；日本为电动机械仪器能源、计算机技术、测量仪器、运输机械工程、医疗技术仪器、半导体等；德国为运输机械工程、电动机械仪器能源、测量仪器、机械元件、医疗技术仪器等；韩国为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电动机械仪器能源、视听音像技术、医疗技术仪器、半导体等。

此外，从13个中等发达国家内部各国的研发支出占比状况也可以佐证PCT专利申请量所揭示的全球技术格局状况，数据显示，各国达到1万美元附近时，美国的研发支出大概占13个国家的一半左右，达到46.2%，即美国一国的研发支出大概是剩下12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加总，第二位是日本，占比达到16.9%，第三位是德国，占比为11.9%，前三个国家加总占比达到75%，再之后是英国与法国，占比在7%以上，前五个国家大概能占到90%，当各国达到3万美元附近时，尽管各国占比略有变动，但美日德三个国家加总占比仍达到73%，这意味着上世纪最后20年全球技术格局基本被美国、日本与德国这三个国家所主导。

回看中国，2019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低于各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平均水平，大约只是各国均值水平的74%，未来投资追赶的空间仍很大，维持一定的有效投资增速仍是避免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2019年中国TFP相当于美国同期的40%，追赶空间明显，但从近年来中国PCT专利申请与研发投入看，中国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渐形成中。

各要素绝对水平对比来看，中国的TFP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水平相当，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工作小时偏高。

201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同期的40%，而12个中等发达国家在达到1万美元时，其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相当，与美国的比值均值达到93%，其中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与韩国尽管相对比值偏小，但也达到美国的60%以上，表明当下中国技术追赶、效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为6.9万美元，而13个发达国家达到1万美元时的平均人均资本存量是9.3万美元，中国显著低于其平均水平，大约只是其74%，此外，2019年美国人均资本存量已达到21万美元，中国仅相当于当下美国的33%左右，未来投资追赶的空间仍然很大。

人力资本方面，中国2019年的人力资本指数为2.70，略低于13个国家的均值2.87，是2019年美国3.75的72%，存在继续提升的空间。

劳动参与率上，绝对水平上中国显著高于发达国家，2019年中国为55.7%，而同阶段发达国家均值为43.5%，中国高出12.2个百分点，并且近30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显著高于这13个国家，尽管从1万到3万美元跨越阶段，这13个国家的劳动参与率提升了9.7%，但中国未来可能不会出现类似提升，这已经体现在2005年以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缓慢下降的趋势上。

人均工作小时与劳动参与率类似，中国2019年人均工作2169小时，高于13个发达国家，未来或也将展现出趋势下行的态势。

中国PCT结构特征的更多细节，可参阅我们前期报告《中国PCT专利：第一背后的结构特征与方向》。

此外，2020年购买力平价下的国内研发支出达到5828亿美元，为美国的81%，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表明中国的科技投入在不断提升，这将加快中国技术优势的形成。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研发人员总量从2012年的325万人年提高到2022年预计超过600万人年。引用排名前千分之一的世界热点论文占全球总量的41.7%，高被引论文占27.3%。

需求结构下的消费规律

需求结构层面，从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者占GDP的比重来看，最终消费支出是这些国家GDP的最大构成部分，占比超过七成，13个中等发达国家在从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阶段，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保持了平稳态势，变化幅度不大，而固定资本形成占比有所下降，净出口占比有所上升。

具体来说，绝对水平上，迈入1万美元时，13个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的平均占比是74.7%，跨过3万美元时，这一平均占比仅下降0.2%至74.5%，跨越期内，各国的最终消费占比未有趋势变化，维持平稳态势。此外，固定资本形成占比均值由26%下降到23.3%，净出口占比均值由-0.2%上升到1.9%。

日本与韩国相较其它发达国家在跨越前后展现出了显著的差异性，在达到人均1万美元前，两国的消费占比都经历了20年的持续下降，这源于两个追赶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高储蓄、高投资模式下的快速经济发展，而当两个国家迈过工业化后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消费占比开始回升，但绝对水平上，日韩的消费占比也要显著低于其它发达国家，在达到1万美元时，日本消费占比为66.8%，韩国则更低，只有62%，显著低于发达国家74.7%的均值水平。固定资本形成占比则正好相反，日本与韩国的占比高于其它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

消费演进规律上，各国经验似乎并不支持“1万美元S效应”，即在跨入1万美元之后，各国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并未显著高于人均GDP增速，绝大部分国家，在1万-3万美元的跨越期，出现了人均消费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各国跨入1万美元后的前5年更加显著，这与政府消费占比在这段时间持续提升有关，各国在跨入1万美元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引致的政府消费会增加。

具体来看，在1万-3万美元的跨越期，加拿大、美国与英国的人均居民消费复合增速显著高于人均GDP复合增速，分别高出0.29%、0.14%与0.66%，澳大利亚、法国与意大利的人均居民消费复合增速与人均GDP复合增速基本相当，其它7个国家人均居民消费复合增速则显著低于人均GDP复合增速，尤其是东亚的韩国与日本，以及小国中的比利时、荷兰及瑞典，分别低出1.07%、0.23%、0.26%、0.48%与0.61%。

而在刚跨越1万美元后的前5年，除去美国与意大利人均居民消费复合增速显著高于人均GDP复合增速，分别高出0.47%与0.43%，比利时、法国与英国两者相当外，其它8个国家人均居民消费复合增速则显著低于人均GDP复合增速，其中韩国、荷兰、加拿大、瑞典与德国出现较大比例的偏离，分别低出1.64%、0.95%、0.82%、0.54%与0.49%。

两段时期内，只有美国出现了消费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的特点，这或与美国全球科技中心、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及美元霸权相关，而东亚模式下的韩国，作为后发追赶的代表国家，在两段时期内都出现了消费增速显著低于GDP增速的特点，或与韩国通过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快速追赶有关。

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偏低，跟投资占比偏高有关，投资占比偏高与“政府储蓄-政府投资-加速城市化”这样一个特定链条有关。

201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者分别占GDP的56%、42.8%与0.9%，与上述13个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最终消费占比明显偏低，而固定资本形成占比偏高。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的消费占比也将近高10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低10个百分点左右。

这或与中国过去40多年东亚赶超型经济体基础上的特殊发展模式有关。逻辑链条上，消费支出偏低与投资占比偏高有关，而中国投资占比偏高则是中国加速城市化过程中，高政府储蓄转化为高政府投资的结果。相较于各发达国家（不包括日韩）跨越期平均20.6%的储蓄率、日韩平均32.9%的储蓄率，中国2003-2022年20年的平均储蓄率为46.8%，而其中的政府储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占比在持续上升，汪德华和李琼（2016）的研究指出“1998-2008年，中国的政府储蓄率已经从4.83%上升至11.98%”。

此外，居民消费与GDP的走势在2009年前后出现反转，2001-2008年，GDP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消费增速，且复合增速高出1.4个百分点，2009-2019年，居民消费增速反而一直高于GDP增速，并高出1.8个百分点，或与这段时间内要把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有关。

2009年是中国人均居民消费与人均GDP增速相对大小关系的一个分界点，2001-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显著高于人均居民消费增速，人均居民消费的复合增速为8.6%，较人均GDP 10.0%的复合增速低1.4个百分点，这点与韩国类似；而在2009-2019年间，中国的人均居民消费增速一直显著高于中国人均GDP增速，这却又有点类似美国，这11年的人均居民消费复合增速为9.0%，而人均GDP复合增速只有7.2%，消费增速比GDP增速高1.8个百分点，这或与同期基建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投资拉动贡献下降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是增长的结果，消费的中枢本质上取决于名义GDP和收入增速的中枢。

城市化与房地产发展

城市化角度，首先，13个中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普遍是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平均的城市化率是76.7%，随后向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城市化率提升幅度并不显著，平均仅提升3.2个百分点。其次，人口大国的城市化率相对偏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的城市化率低于均值水平，在73%左右，而人口低于3000万的比利时、澳大利亚、与荷兰城市化率要高于80%。最后，东亚模式下的韩国与日本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有典型的加速特征，但加速阶段主要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日韩用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100多年才能走完的城市化进程。

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增长都是在地理空间上发生，这表现为城市的崛起，即经济社会活动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劳动力、资本与技术向城市配置。通过分析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特点，对比13个国家在1万到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的城市化率变化，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带来一定启发。

按照城市化三阶段论，13个中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普遍是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平均的城市化率是76.7%，此时城市人口比重已经很高，在随后向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城市人口比重仅是缓慢增长，城市化率提升幅度并不显著，平均仅提升3.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人口大国的城市化率相对偏低，比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的城市化率低于均值水平，在73%左右，而人口低于3000万的比利时、澳大利亚、与荷兰城市化率要高于80%。

此外，城市化进程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也展现出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对于东亚模式的韩国与日本，其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有典型的加速特征，但加速阶段主要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用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近百年才能走完的城市化进程。

韩国在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其城市化率与其它发达国家类似，达到77.5%，但在30年前，1964年时，其城市化率只有31.4%，类似的，日本在1981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其城市化率为76.3%，而30多年前，1950年时，其城市化率只有37.3%，而美国则经过90年，才将城市化率从1900年的39.6%提升到1990年的78.0%。

与城市化相伴随的是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实际房价指数的跨国比较来看，各国从高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跨越期内，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并不显著，各国的实际房价指数上涨幅度温和，各国的实际房价指数复合增长率与各国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基本吻合。

具体来看，跨越期内澳大利亚、西班牙与英国的实际房价涨幅超过一倍，年度复合增速超过3.5%，是房价增速最高的三个国家。此外，日本的房价复合增速也超过3%，但在高储蓄、高投资模式下，日本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前面三个国家，具有更高的人均GDP增速。相较其它国家，这四个国家是13个国家中人均GDP复合增速最高的国家。此外，13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在跨越期出现了实际房价指数负增长，分别是德国、韩国与瑞典，并且美国在这一跨越阶段也并未出现房价的大幅上涨。

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3%，显著低于各国同阶段76.7%的均值水平，仅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回看中国，2019年达到1万美元时，中国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60.3%，显著低于各发达国家76.7%的均值水平，仅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这也与中国工业与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相一致，尽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考虑到这一人均GDP水平就全球比较来说仍存在明显上升空间，劳动生产率还较低，未来产业升级、技术追赶的空间还很大，此外，当下中国农业就业占比仍超过20%，表明中国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

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

总生育率角度，13个国家在人均GDP迈向1万美元时，已经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这一阶段出现了典型的“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即各个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人口出生率随经济发展出现快速下降；而在1万到3万美元的跨越阶段，随着各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各国出生率基本在低位保持平稳，并未进一步继续大幅下降，并且在个别国家，如瑞典，还出现了总生育率逆转的趋势。此外，整个过程中，部分国家的移民进入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生育率下行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需要大量子女来帮助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和赡养老人，因此出生率较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加速，人们逐渐从农业转向城市生活和非农业行业，对家庭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且随着教育普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经济独立和生活品质，对于生育的观念也开始转变，从而出生率逐渐下降。

具体来看，13个国家在达到1万美元之前的第10年，其总生育率的均值为2.36%，而10年后，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其总生育率均值降为1.67%，下降了0.69个百分点，再之后达到3万美元时，总生育率均值仅下降0.09个百分点至1.58%，说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主要发生在达到1万美元前，而1万至3万美元的跨越阶段，生育率并未出现大幅下降，只是维持在低位而已。

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总生育率绝对水平较高，在跨越过程中，其总生育率的绝对水平是13个国家中最高的，均值达到1.92%，并且整体下降幅度相对较小，甚至还出现了特定阶段的短暂上升，达到3万美元时的总生育率是1.98%，高于达到1万美元时的1.76%。

除了出现总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模式外，还出现了瑞典总生育率逆转的模式，作为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的代表，瑞典在60-70年代经历了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其生育率也经历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的快速下降过程，不过，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在80年代之后，瑞典的总生育率下降趋势得到了逆转，生育率从80年代初期的低点开始上升，并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高点，尽管后期又有所下行，但总体来看，均值水平较70年代显著提升。

跨越前，日韩总生育率均值最低。

瑞典的这一现象或可以归结为瑞典政府在福利政策等方面的积极作为。具体来看，瑞典政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全面的医疗保障、公共教育、大量的产假和育儿假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减轻了育儿的经济负担和时间压力。此外，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家庭的政策，例如提供财政补贴以支持家庭抚养孩子等。因此，尽管瑞典初期也曾经历工业化生育率悖论，但是通过改进福利政策和家庭支持机制等手段，瑞典成功地实现了生育率的逆转。

数据显示，在达到1万美元时，各国平均的老龄化率是12.1%，达到3万美元时，老龄化率上升到15.4%，提升3.3个百分点，而日本与韩国在达到1万美元时，老龄化率分别只有8.2%与5.6%，显著低于其它发达国家，跨越过程中日本与韩国分别提升了3.9与8.3个百分点，高于3.3%的均值水平，并且日本在跨过3万美元后，老龄化率更加快速的上升，2002年日本老龄化率达到19%，成为13个国家中老龄化最严重的的国家，并一直持续至今。

“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是全球共同规律，叠加东亚模式下的人口特征，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最新的总生育率为1.28%，老龄化率为13.1%，也已达到日韩跨越末期时的水平。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当下的老龄化包含着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逐步替代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和跨越阶段的日韩类似，和目前的日韩不同，工程师红利释放有助于增长效率提升。

回看中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跨入1万美元前20年的总生育率均值为1.66%，低于日本，2020年总生育率为1.28%，已低于各国达到3万美元时的均值水平，2021年老龄化率为13.1%，也已达到日韩跨越末期时的水平，2022年中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全年人口净减少85万，是1961年以来首度出现人口负增长。除疫情影响生育条件之外，这些变化与日韩过去所经历的有很多相似性，各国都经历了快速从较高总生育率与较低老龄化率向超低生育率与较高老龄化率转变的过程，低生育与高老龄化叠加出现，“少子老龄化”现象突出，这或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叠加东亚后发追赶国家“压缩式”工业化的结果。尽管如此，但也无需过于悲观，不能忽视中国当下的老龄化是平均教育年限大幅提高背景下的老龄化，即当下的中国是用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替代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工程师红利（“人才红利”）必将在未来得到不断释放。

中国的高教育素质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并且，不断积累提升的人力资本必将在未来得到不断释放。我们在《工程师红利就是中国下一个十年的人口红利》、《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影响》等报告中都有详细阐述。

金融市场融资结构

各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可分为市场主导型直接融资（英、美为代表）、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德国为代表）、混合型直接融资（日、韩为代表）三类。市场主导型直接融资可以更好匹配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科技创新，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可广泛筹集闲置资金，发挥规模效应，并能保持金融体系稳健。两种模式各有优劣，美国在产业技术创新上明显领先，德国很少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或反应了两种融资模式的差异；而日韩混合型直接融资则源于后发国家追赶过程，追赶初期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能够更有效率地调动资源；随着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阶段的到来，直接融资占比提升。

基于世界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非金融企业的融资数据，可测算从1万到3万美元跨越过程中，各国家非金融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对比13个国家直接融资占比绝对值与跨越过程的趋势变化，可以将这些中等发达国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直接融资国家，跨越过程中其直接融资占比均值超过60%，此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三国，这些国家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属于技术前沿国家，并且资本市场体系十分发达，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服务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第二类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的混合型直接融资国家，跨越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均值大部分超过50%，而在人均GDP刚接近1万美元时，这些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还低于45%。即开始时，这些国家是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体系，之后直接融资快速发展，逐步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转变为混合型的直接融资。这与日韩典型的后发国家追赶特征相匹配，追赶初期以传统产业发展为主，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可以较好的促进其产业升级，随着追赶的推进，技术差距缩小，各国越发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来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相应的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占比快速提升，融资体系转变为混合型的直接融资，意味着从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直接融资为主，但是因直接融资占比仍不足60%，尚未达到英美市场型直接融资的程度，即混合型直接融资。法国、西班牙与比利时三国也是这一类型。

第三类是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国家，在跨越过程中其直接融资占比尽管也有抬升，但是幅度并不大，量化角度，这些国家在跨越开始时的直接融资占比在40%左右，跨越过程中直接融资占比的均值水平在45%左右。总体看是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这一融资模式源于这些国家稳健的金融监管以抑制经济脱实向虚，还包括意大利与瑞典。

三类金融融资模式本身并无优劣，关键在于是否匹配各自国家的国情与发展需要，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生产结构特征，进而其所构成的实体经济的规模与风险特征也各不同，所需要的的金融融资模式就将不同，并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资本进一步积累，产业转型升级，所对应的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也需要跟随变化。

当下的中国仍然是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经济体，产业升级对应直接融资的扩张，这一点和混合型融资模式有相似性，匹配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2019年中国的直接融资占比为37.5%，略低于德国刚达到1万美元时的直接融资占比，但较2005年16%的直接融资占比已有大幅提升，这也与中国过去近20年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匹配，按照三种类型融资模式的划分，当下的中国仍然是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国家，这一融资模式与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总体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本身经济结构资本密度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也将随之变大，特别是在创新愈发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到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金融融资模式或需向直接融资进一步转变，以更好地匹配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超预期，通胀上行或者下行超预期，海外加息的影响超预期，海外金融市场出现黑天鹅，海外经济下行导致出口下行超预期，刺激政策超预期，货币政策收敛超预期，二次感染风险对经济的扰动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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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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