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男星离世，他们活得很高压

4月19日，韩国时间晚上8点10分左右，男子偶像组合ASTRO成员文彬于首尔江南区家中身亡，年仅25岁。

据韩联社报道，其经纪人在文彬家中发现，文彬倒地不起，随后报警。

江南警察署表示，事发现场并未发现他杀痕迹，初步推测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也没有找到遗书，确切的死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4月20日凌晨2点，ASTRO组合的所属公司Fantagio Music发布了简短的讣告，称“文彬突然地离开了我们，成为了天上的一颗星星”。而取自西班牙语的组合名“ASTRO”，寓意恰为“希望能够成为所有粉丝心中的宇宙与星星”。

事发突然，根据公开的工作安排，文彬与成员产贺组成的二人小分队（MOONBIN&SANNAY）目前正在世界巡演中，原计划4月22日于澳门、4月30日于台北举行演唱会。

有计划前往澳门场的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留言哀悼称：“票买好了酒店订好了高铁买好了，我以为这一次没有意外了，可是现在变成抬头就能看见你了，好像更近好像更远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间，像文彬一样以自戕的方式结束生命的韩国明星，已超过30位。

韩国爱豆，似乎成为了一种高危职业。粉丝眼中的他们，卖力在舞台上演出，殊不知其实像一根燃烧自我的火柴，越是光亮，背后承受的压榨和“内卷”压力就越激烈。

但放眼韩国国内，这种高压，并不止于爱豆行业，可以说是一种病症，摧残着韩国年轻人原本应该鲜活的生命。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文彬亲妹妹文秀雅所属组合Billlie第一时间取消或推迟了近期所有的工作日程，音乐银行取消了当周的“上班路”，以示哀悼。

去年6月24日，文彬和文秀雅兄妹搭档，在音乐银行特辑中推出的合作舞台《Candy in my Ears》，一度成功破圈传为美谈，截至目前，该视频在YouTube上已获得1548万次观看量，成为二人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舞台。

文彬和妹妹文秀雅合作舞台，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束画面‍‍‍‍‍‍‍

和唱跳舞台上默契开朗的模样不同，在综艺节目的镜头中，文氏兄妹二人看起来不是很熟，互相完全不了解彼此在吃饭上的喜好。文秀雅也一度情绪崩溃，哭诉当自己很累想找唯一的哥哥倾诉的时候，经常打不通哥哥的电话。

在今年1月份播出的综艺节目《户籍mate》中，文氏兄妹二人在自我介绍时称，文彬从11岁开始做爱豆练习生，18岁以ASTRO成员身份正式出道；而小一岁的文秀雅则是从12岁起，辗转YG等多家公司，做了11年的练习生，才最终在2021年11月出道。

因为兄妹二人从小就分别住在练习生宿舍，出道后又工作繁忙，所以私下很少见面，活动期偶有重合的话，会在电视台后台碰见。不过在节目最后的许愿蹦极环节，文彬许出的新年愿望是：“2023年，希望秀雅任何时候都可以幸福，加油！”

这也成为文彬，生前最后一个公开的愿望。

在2021年的生日直播中，文彬曾拨通父母的电话。他当时向父母提问：“在我出生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他妈妈的回答是：“家人们都鼓掌了，特别开心。因为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对爸爸妈妈来说，你一直都是令人自豪的儿子。你一直都很努力，对儿子别无所求，一直都很爱你。”

来自爸爸的回答也是：“一直都很开心，无法用言语表达，因为太开心了。很感谢你的诞生，希望你能一直安然无恙地茁壮成长，希望我儿子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生病，因为健康总是第一位，爸爸很爱你。”

据悉，4月20日原本是文彬妈妈的生日。令人心碎的是，这一天对于他的父母来说，变成了接收儿子遗体的日子。据韩媒报道，文彬的灵堂设在首尔峨山医院，显示丧主是其父亲、母亲和妹妹文秀雅，遗体告别式已于4月22日上午8点举行。

虽然人已去世，但文彬的一部分粉丝还在坚持为偶像“维权”，其中不乏声讨经纪公司Fantagio Music在明知艺人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不让艺人休息调整，工作安排过于密集，导致艺人过劳。

在4月8日曼谷演唱会后的直播中，文彬也向粉丝吐露：“之前身体有点不舒服，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我有一件要坦白的事情，稍微有点累，有点累，尽量想不表现出来，但在演唱会的时候，有点显露出来了，太对不起粉丝了。所以为了努力变好，也在做运动，要把错过的一件一件都找回来，让粉丝们感到幸福。”

一起直播的队友产贺安慰道：“不是哥的错，我们也是人啊，粉丝们会理解的。”文彬接着说：“这是我选择的职业，是我应该承受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文彬第一次表达职业偶像这份工作带来的负担感。

他曾向作为演艺圈前辈的金钟国请教，表示：“自己不知道如何幸福起来，休息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算是休息好。”

他也曾在节目中，对妹妹秀雅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做了很久的练习生，会让你别做艺人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变得更成熟了，但成长得有些太快了，这个年纪本来可以撒撒娇的，累了也可以直接表现出来，但我们的职业不允许。”

车银优作为ASTRO组合中最红的成员，也曾在某档节目中罕见地难过哽咽，表示自己“很想结婚”，希望能有一个“完全站在我这边的人，尽情说出想说的话”，因为“遇到连我的难言之隐都能说出来的，能聊得来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成为夫妻、成为家人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吧。”

节目播出后，观众都在感叹连“南韩颜霸”车银优都压力大到在镜头前失态破防。

但对于整个K-POP行业来说，“过劳的爱豆”其实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常态和产业一环。粉丝会用偶像累瘫在演唱会后台，需要吸氧才能完成舞台的幕后花絮，来标榜自己的爱豆对于舞台的毫无保留，进一步来佐证自己“爱得值得”。

但事实上，每家的爱豆都会有累晕过去，需要紧急吸氧的画面，BTS、EXO、SEVENTEEN，不胜枚举。要想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越来越拥挤的K-POP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要适应连轴转的工作状态，只是偶像团体成员们必备的基础素质之一。

早在2017年12月，防弹少年团成员在5天时间里，三度以疲惫状态现身机场，粉丝因不满经纪公司压榨成员，曾掀起一阵讨伐公司的热潮。而防弹当时匆忙回国又出国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出席当年因抑郁症发作，烧炭自杀的SHINee成员钟铉的追悼会。

钟铉当时留下的简短遗书中，称自己：“从里面开始出了故障，一点点啃噬着我的抑郁最终将我吞噬，我无法战胜它......如果问我为什么死了，我会说是因为累了。”

然而，如果只把目光聚焦在K-POP行业，年轻帅气、美丽光鲜的生命一再决绝地自我放弃，很容易让人得出“韩国爱豆真是个高危职业”这种粗线条结论，我们不想停在这里。

韩裔德籍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倦怠社会》中提到：“过度劳累导致的精力耗尽和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是21世纪的主要病症。”

据韩国统计厅于2022年9月发布的《2021年死因统计》，当年韩国总死亡人数为317680人，有13352人死于自杀。

这意味着，在韩国，平均每天就有37人自杀，每10万人中就有26人死于自杀，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2.2倍。

其中，自杀已经成为导致韩国10~39岁人群死亡的最大原因。自杀原因分别占10~19岁死亡人数的43.7%、占20~29岁死亡人数的56.8%、占30~39岁为40.6%。

在统计学上，韩国的自杀率位居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之首，这组数据为韩炳哲的社会病理学诊断提供了沉重的注解。尤其是，10~19岁、20~29岁人群的自杀率，在一年之间就分别上涨了10.1%、8.5%。而出生于1998年的文彬，也会被纳入明年由政府更新的数据中。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代年轻人，需要集体性被迫陷入“我为什么要活着？”的痛苦拷问中。

据韩联社报道，2022年韩国国民总资产的构成，上游20%的家庭资产和下游20%的家庭资产之间的差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4倍。同时，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净财产基尼系数，也创下了10年来最高纪录，韩国达到了0.606（警戒线为0.4）。

一方面，韩国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快速发生并完成，社会的上升空间整体封闭，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被财阀绑架的社会体系，整体性地丧失了反抗和变革的动力。这些结构性的转变，作用到抗风险能力薄弱的年轻人身上，生命被吸干榨尽，仅存一种徒劳的生命焦虑，而焦虑指向的唯一目标，很多时候只是“确保在无序中苟活下来”。

根据韩炳哲的分析，在受功绩主义主导的韩国社会，置身其中，人的生命被降格为纯粹的生存，生存又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席卷韩国的全民健身狂潮，恰如其分地呈现了这种歇斯底里的生存形式。

当生命的本质被归结为生产和绩效，自我在系统中被降格为一个有待优化的螺丝钉，人便陷在飞转的停滞状况和深度无聊里，最终导向抑郁和僵死，这个时候，只有死亡才能宣告自我优化和自我剥削式努力的终结，即使在舞台上光鲜亮丽，下了舞台也依旧无法避开这样的异化状态。

虽然韩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多种措施预防年轻人自杀，持续提高心理卫生预算在国家卫生总预算中的占比，达到了3%，心理卫生服务点也已经下沉到了社区，但面对一场时代性的精神危机，政策性的手段也显得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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