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觉中国

一桩过了刑事追诉期的熟人性侵案，最终通过民事诉讼找回了法律层面的正义，受害者一家正逐渐走出昔日痛苦回忆的梦魇，而这桩案件也为类似情况的处理，以及相关法规的设计提供了新的引导和启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发自河北

       实习记者  刘欢

编辑 / 李屾淼 [email protected]

李辉一家的生活从2015年被改写。

本来，他与妻子杨林在河北县城各自有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生活安定，女儿李小冉那年收到英国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计划去读研。可两代人在有关未来去向的讨论中起了争执，女儿隐忍许久，说出自己被性侵的过去。

李辉与杨林一下子懵了，想仔细追问，小冉却闭口不提。随后两年，夫妻二人带女儿各处求医，治疗抑郁症，渐渐地，小冉愿意说出侵犯者的名字：岳某金——那是李辉与杨林多年以来的好友。

李辉感到愤怒，他找到岳某金对峙，录下对方承认猥亵的证据，想讨个说法。没过多久，岳某金否认了猥亵，只承认无意间摸过小冉的私处。气急之下，李辉拿石头砸了对方，还为此进了看守所。那是2017年，小冉决定报警。

其后的几年，李辉与杨林一边陪女儿治病，一边搜集证据、咨询律师、上诉、开庭。起初他们想追究侵犯者的刑事责任，但检察院认为，岳某金涉嫌强奸罪的罪名由于现有证据不足难以成立。岳某金的行为虽然符合猥亵儿童罪的从重处罚情节，但因过了追诉时效，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后来在一位检察官的建议下，李辉一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1年11月11日，李辉一家收到一审胜诉的消息。由于岳某金不服，案子进入二审。2023年3月，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是首起未成年人性侵案过了刑事追诉期后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胜诉的案件。小冉的代理律师万淼焱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希望小冉的案子成为一个标杆，为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提供指引。

这也是一起典型的涉及儿童的熟人性侵案。一篇题为《熟人性侵问题的犯罪学思考——以性侵女童为视角》的论文梳理发现，截止到2019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3681个性侵犯罪样本中，88%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都是熟人所为。此外，《“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媒体曝光的223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例中，熟人作案比例占到八成。

终审胜诉后，《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河北县城见到李辉，他最近忙于申请案子的强制执行书，希望岳某金尽快履行生效的司法判决。采访时，他再一次完整地讲述整件事，不同于以往，他的语气更为坚定了。他告诉我们，“这个案子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愤怒和仇恨从来没有减少，但我们必须向前走。”

“我们没有做错，就是碰到坏人了”

说出真相后，李小冉陷入了漫长的自我封闭期。

“她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也不怎么讲话。”女儿状态之差，李辉与杨林有目共睹。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不愿接受女儿患有心理疾病，幻想着女儿再休息一阵可能会好。情况却一天比一天差。李辉带着女儿去北京看病，被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在北大六院，他见到许多和小冉状态类似的患者，木讷、呆滞，才意识到“抑郁的反面是活力”。

北大六院的医生曾告诉李辉，假如未成年人小时候受到创伤，如果在14岁之前说出来，可能伤害没有那么深，未必会形成心理疾病。如果不说，这种负能量就会一直攻击她的内心，终有一天要爆发。

彼时小冉不肯说明侵犯者是谁，一家人不愿勉强，想着先给女儿治病，任其他事情暂时搁置。或许是药物和心理疏导作用，或许是受互联网上其他案子的触动，2017年5月初的一天，小冉和妈妈散步时坦陈了侵犯者是岳某金，随后告诉了李辉。那晚李辉一夜未眠，烟抽了一根接一根，此前他怀疑过许多人，却没想到侵犯者竟是他和妻子多年以来的好友，“对人的信任完全崩塌了”。

2017年5月7日，李辉去北京找到岳某金当面对峙，出于一种下意识，他用手机记录下了全过程。在视频中，岳某金在其妻子的逼问下承认在小冉读初中前摸过她的下体，并说，“做错了要承担责任，等着被抓。”两周后，李辉再次找到岳某金，后者却只承认猥亵，不承认强奸。气急之下，李辉拿起石头砸向对方，后因岳某金控告其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在海淀看守所呆了三周。海淀检方不予起诉，李辉这才恢复自由。

从看守所出来后，李辉也在反思，当时他们毫无经验，不知道取证前要咨询律师。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当初与岳某金对峙时，由于不忍直白地将“生殖器”、“插入”等字眼用在女儿身上，给了对方后来否认的机会。

父亲被抓加重了小冉的抑郁，她变得消极，甚至对母亲产生了怨恨情绪，责怪是母亲先认识的岳某金一家。“她不高兴的时候推搡我一下，有时候也会言语指责我。”杨林觉得女儿发泄这些情绪实在正常，“我对女儿（的情绪）不伤心”，她伤心的是，“为什么这件事落到我姑娘头上？”

杨林对自己有着更深的责怪。她责怪自己交友不慎、防备心不够，让女儿承受这些伤痛。最初坦白后，小冉曾跟杨林说，“妈妈我像被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一样，没有窗户，被人追杀，好像掉进一个黑洞里。”母亲能做什么呢？“只能握着她的手，拍拍她的肩，抱抱她。”她不愿在女儿面前展露悲伤，一个人呆着的时候更难受，在街上常常走着走着眼泪就掉了下来。“看到路上旁人都很幸福，我的心总沉甸甸的，走在太阳下也感受不到阳光，很恍惚。”每当这种时候，她都警告自己好好走路，“要安安全全的，做女儿坚实的依靠。”

李辉记得，大概从那时候起，妻子的头发大量地变白，成了灰白色。妻子的脾气也变得阴晴不定。“母亲的伤痛也很深。”李辉说。有时看着镜子里苍老的自己，杨林只能苦笑。

作为母亲，杨林觉得和小冉算是聊得来的母女，“什么事都会交流”，只是在性教育方面，她有些力不从心，自认不够专业。“我会叮嘱她身为女孩要注意安全，衣服穿保守一点，青春期别和男生走得太近。”杨林记得说这些的时候小冉没什么反应。

在夫妻二人眼里，女儿一向懂事。小冉上中学后，两代人的交流变少，他们认为女儿课业繁忙，不敢打扰。仔细回溯小冉的成长经历，杨林猛然发现，女儿从中学起就不爱穿裙子了，给她买的漂亮裙子被她悉数塞进衣柜深处，就连短裤也很少穿。

偶尔，夫妻俩面面相觑，忍不住想，“究竟哪里出了错？”旋即又意识到，“我们没有做错，就是碰到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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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事到民事，蹚出一条路

2017年11月，小冉决定报警。在父母的陪同下，她去了河北省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一呆就是五小时。这是她第一次完整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根据小冉的陈述，岳某金最后实施犯罪的时间为2004年。警方于当天立案。

岳某金在接到河北警方通知后迅速请了律师。2018年3月，警方以涉嫌强奸罪将岳某金刑事拘留。但在侦查询问中，岳某金坚持只按李辉拍摄的视频里一样的说法——只承认摸过小冉下体，并称他是受了李辉用擀面杖击打被迫承认。最终他被取保候审。2019年4月，任丘检察院以岳某金强奸罪事实不清，而猥亵儿童罪追诉时效已过，未对他提起公诉。李辉一家不服，向市、省检察院继续申诉。2020年3月，河北检察院复查认为，岳某金构成强奸罪的证据不足，其行为符合猥亵儿童罪从重处罚的情节。

刑法第237条规定，猥亵儿童罪有两个量刑幅度，一般的情节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诉时效为5年），情节恶劣的量刑幅度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追诉时效为15年）。但后者是在2015年11月1日刑法第（九）修正案施行后才开始适用的，因为刑法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尽管岳某金有猥亵儿童事实，但因为过了追诉时效期，已经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些日子李辉如今回忆起来几乎都是晦暗的。他们本以为有了证据便能将对方绳之以法。2018年岳某金被取保候审时，一家人感到绝望。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甘肃庆阳一个女孩遭到班主任的猥亵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多次自杀未遂，于2018年跳楼自杀（记者注：甘肃李奕奕事件）。李辉心惊肉跳地读完新闻，他确信，那是他与杨林更深层的恐惧。

有时李辉觉得自己也快抑郁了，除了他与妻子，家里其他人并不知晓小冉的遭遇。他最痛苦时无人可诉，只能去教堂倾吐心声，独自在凌晨时分的街道游荡，或是写日记。但他不敢放任自己沮丧太久，“要站在两个女生前面。一家人就像一支队伍，总要有个领头的人。”

河北检察院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劝李辉：因为刑事追诉时效的原因，刑事的路确实走不通了。“试试民事诉讼吧，但是很难很难。”

2019年秋天，李辉辗转找到万淼焱律师。去成都之前，他在网上搜索万淼焱经手过的与女性权益相关的案子，心想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万淼焱印象很深，第一次在办公室见李辉时，后者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在她面前一边讲述一边恸哭。她答应接下案子时，其实还不知道案子要如何确切操作。她提出要当面见小冉。后来小冉全家飞到成都，碰上新冠疫情，在成都住了大半年，期间小冉在成都的医院治疗。

川科博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初出具的法医鉴定意见显示，小冉处于重度复发性抑郁障碍。2020年6月，任丘市法院宣告，小冉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李辉为监护人。其后，李辉代女儿向任丘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在不能刑事追诉的情况下，民事胜诉是这类被害人获得补偿性司法正义的唯一可能。”小冉的案子之前没有先例，万淼焱和几位法官朋友反复讨论案子，尝试蹚出一条路。

实际上，民法典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为3年。“民法典明文规定，未成年人遭受人格权益的侵害（包括生命权、身体权与健康权等）后，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万淼焱解释，“而且小冉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的刑事报案、被法院指定监护人等也引发了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后果。”

万淼焱后来与一位法官朋友聊起这个案子时，对方认为，该案的刑事追诉应该在被害人成年后再计算时效，刑诉法之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个空白。

在成都，李辉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采访他的记者沈杏怡和万淼焱感受类似，“你能明显看出来他是一个老实人。讲到女儿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是肿的，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甚至有些咬牙切齿。他身上有许多悔意，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那次采访结束后，沈杏怡收到一盒小冉亲手挑选的糖果，虽然没能直接与小冉见面，但沈杏怡觉得对方是个温暖的人。

2021年11月11日，李辉收到了任丘法院一审判决书，法院判令岳某金就其猥亵行为向小冉赔礼道歉，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三十余万元。岳某金很快提起上诉，他认为，任丘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此前面对媒体，岳某金多次称性侵是“根本没有的事”。2023年3月16日，河北省沧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岳某金的上诉，维持原判。

回顾整个案子，万淼焱说，“最困难的部分是法理上的论证。小冉这类受害者需要得到法律的救济和补偿才能减轻她们内心的创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万淼焱曾解释道，“一审胜诉的达成，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最根本的是岳某金的侵权事实，即猥亵行为本身经过严格的刑事诉讼活动查明，法院委托的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也作出了岳某金性侵犯行为应对小冉现今精神障碍负主要作用的鉴定意见。”

恶人一定要受到惩罚

2023年4月初，河北任丘，李辉最近忙着申请案子的强制执行书，希望岳某金迅速履行判决书中的道歉与赔偿事宜。不止于此，他也希望岳某金所在的公司能够辞退此人，每隔几天就打电话询问处理情况，但总是被搪塞。

我们也联系了岳某金，面对终审结果，他坚称“这完全违背事实”。当被问及案子二审宣判后对他生活的影响，他说，“我已经一塌糊涂了。”随后拒绝了进一步的采访。

一审结果出来后，李辉和杨林都很激动，小冉却表现得平静。到了二审，一家人都变得更为坚定。李辉屡屡感慨，“没有万律师和我们的坚持，案子恐怕走不到今天这一步。”他愈来愈觉得一家人的生活不再像一锅粥般混乱，“最终目的还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离开成都后，小冉去了上海治病，最近她还开始工作了。三人分隔异地时，每天都通过微信彼此鼓励。杨林最关心女儿的心情状态，总问她有没有什么高兴事。小冉则常常发来自己的健身视频，李辉爱不释手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采访时他不无羞涩地说，“想女儿了，想快点处理好手头的事去上海看她。”

李辉仍保留着写日记的习惯，渐渐地，他发觉自己的日记“没那么灰色了”。这些年来，因为女儿的案子，他读了不少心理学和法律类的书籍，自学PS、剪辑视频，眼睛老化得厉害。他还加入微博的女童保护群，积极转发女性权益相关的案件。

也有一些女孩看了小冉的报道后通过微博私信联系李辉，向他倾诉自己过往被侵犯的经历。他看到时仿佛心脏被划了一刀，血还在滴答滴答地渗。

汤小甜也是通过媒体报道认识李辉的。她告诉李辉，自己从15岁起多次因为学费问题被生父性侵。后来在李辉的引荐下，汤小甜认识了万淼焱，并在后者的指导下成功取证。2022年11月，汤小甜的案子宣判，被告人汤某涛犯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彼时小冉案子的二审结果悬而未决，汤小甜给李辉发来消息鼓励，“我的坚定初心也是从小冉案子才有的，所以希望小冉案也会有好的结果，恶人一定要受到惩罚。”

关于取证，万淼焱说，“受害者要消除耻感，亲口说出被侵犯时的器官以及情景。这也是一种自我面对。”小冉案子自一审胜诉后，也有一些受害者通过各种方式向万淼焱求救，“他们主要的诉求是赔礼道歉，这对他们走出创伤至关重要。”小冉的案子逐渐成了一个标杆，万淼焱希望它能为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提供指引。

（本文除万淼焱、沈杏怡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