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的女儿遭歧视？他们选择自毁“传统”

▲ 城关社区的村规民约——城关社区居民公约，包括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南方周末记者 李桂 / 图）

林芳（化名）想好了，等二女儿结婚的时候，她也要去“找个说法”。

念头一旦在心里种下，就再也挥之不去。那是在大女儿结婚的2014年，林芳50岁，两个女儿24岁、19岁。

林芳家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城关社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在这里，只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被称为“双女户”。女儿们一旦结婚，就要迁出户口，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意味着失去每年的分红，也失去县城最优质的公立学校学位。

不少家庭曾试图为结婚的女儿们争取权益。有人不断向上投诉，问题往往被推回社区，“以当地村规民约为准”；有人诉诸法院，但案件大都止步于庭前调解；也有弟弟为了替姐姐出头，闯入了县人代会的会场。

林芳的二女儿2020年结婚，但她顺利延续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这不是林芳“找个说法”的结果——前一年，城关社区修改了实行二十多年的村规民约。按照新规，女儿结婚后是否迁出户口是个人自由；倘不迁出，可以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类似修订还包括，“上门女婿”也可以通过迁入户口的方式获得资格。

在更常见的表述里，这些女性被称为“外嫁女”。这个通常用于为她们的遭遇鸣不平的词汇，本身就带有偏见：只是拥有了一段婚姻关系，女儿怎么就被推出原生家庭，成了外人？

北京律师林丽霞，从2004年开始关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和集体收益分配的问题。在她的印象里，城关是目前唯一由内而外自发修订村规民约，以保护已婚女性集体经济权益的社区。

除了集体经济权益，性别问题还存在于大量乡村生活细节中。比如结婚的女儿、离婚的妇女在宅基地、土地确权等问题上受到不公平对待，在祭祀等传统仪式中被歧视。修订后的村规民约，给予她们应有的保障。

“始于村规民约，终于村规民约”的修订，结束了漫长的纷争。长久以来，因为婚姻导致的女性权益纠纷几乎发生在每一处村落，而这个属于城关的故事，提供了为数不多、可能也难以复制的良性互动样本。

“比如说，我们家有四口人，女儿结婚了，我们还是征收了四口人的土地，但只能分三个人的征地款。”

北方的4月还带着寒气，地处云南中部的华宁县已似初夏。小县城里，最常见的是不过五六层的老房子，这几年，才陆续有了带电梯的高层住宅。坐落在县城中心的城关是一个老社区，最显眼的就是居民自建房。

三四层楼高的房子，外立面精细地贴上了瓷砖，房前屋后都是水泥路。一些传统的“种植天赋”，在现代建筑里得到延续：屋顶平台种上了青菜；门前花盆里，除了各色的草花、三角梅和月季，还有小葱和蒜苗。

城关是华宁县“经济排头、发展最好”的社区。1990年代，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社区兴建了砖厂和商铺，由此产生了最早的集体经济收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分红是按小组来划分的，一名社区干部记得，最多的时候，有的小组每年每人能有1.5万元。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获得并不复杂：只要父母的户籍均在社区，自出生那天起，孩子就可自动获得。

不同的是，女儿们的资格是有限期的：“本组女子出嫁，户口随丈夫迁走，否则：最长3个月内不来迁户者，本组有权从出嫁的当年起停止出嫁女的分配。”

社区的财务张秀琼五十多岁了，在城关工作了近三十年。和大多数人一样，她也记不清这条规定是什么时候、怎么被纳入村规民约的。人们想起来，只能模糊地说上一句：“一直都是这样的”“已经很多年了”。

而所谓“出嫁”的依据，并不是结婚登记，而是以办了酒席为标志。之后，无论是否主动将户口迁走，其集体经济资格都会被停止。

在张秀琼的印象里，起初，每年的分红只有几百块。居民对结婚的女儿们不参与分红有意见，但也“只是有意见”，没有更多纠纷。也有人来社区反映过，但社区没有解决方案，“就是说执行村规民约”。

矛盾激化大约是在2006年。那时，县城开始发展，社区大量耕地被收归国有。张秀琼记得，一般情况下，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不足一亩，而每亩地的征地款约12万元。按照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享有征地款的70%，余下30%用作发展集体经济。

按照“土地政策三十年不变”的规定，女儿结婚后，家庭实际拥有的土地没有减少，但参与分配的人数却减少了。“比如说，我们家有四口人，女儿结婚了，我们还是征收了四口人的土地，但只能分三个人的征地款。”张秀琼说。

“钱多了，矛盾就突出了。”也是从那时起，不断有居民越过社区，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

分红的时间在每年春节前，这也成了矛盾集中爆发的时间。“闹得最厉害的有七八户，家里至少都有一个女儿。”张秀琼说，“能怎么解决？还不是搬出村规民约来。”不少纠纷在拉锯中不了了之。

事实上，村规民约中关于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规定，常常在一些不期然的日常角落产生影响。张秀琼去宣讲“生男生女都一样”时，居民反问：如果生男生女都一样，为什么在村规民约里就不一样？

另一些影响体现在需要居民配合的事上，比如征地时的居民签字。何永辉43岁，这是他在城关社区担任书记的第十年。他记得，有居民在征地时提出，要解决户口或者别的什么问题，不然就反对征地。

同样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劝说一次两次，对方还能听进去；说得多了，何永辉也觉得疲惫：基层的工作本就千头万绪，自己的精力总被这些似乎永远也解决不完的纠纷扯住。

他开始思考问题的源头。

会议结束，代表们正准备离开，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闯入会场、跑上主席台，拿走了发言人的话筒，说：“大家等一下，我有一个事情要说。”

2014年2月，何永辉回到城关工作的第二年。在处理了又一起纠纷事件后，他开始琢磨：如果许多纠纷是因为村规民约产生，修订村规民约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李慧英曾在研究中介绍，在广阔的农村地区，集体经济掌握着土地资源、集体资产收益、集体和国家福利等的分配权。而集体资源的分配取决于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被纳入村民自治范畴。村规民约，则是村民自治最主要的依托。可不知何时开始的传统，成了不可逾越的大山。

纠纷年年有，但在张秀琼的印象里，从没有人提出过要修订村规民约。

何永辉是第一个提的人。在他的计划里，修订最好是由外而内的，即有人可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们只需要执行。很快，第一盆冷水泼来。按照此前处理纠纷的流程，何永辉联系了县里一些相关部门。每个部门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个事情很难。”“做不了。”

“他们都觉得老的村规民约是长期形成的，‘双女户’毕竟是少数。如果修订，那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来。”何永辉回忆，接下来的两年，他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中，都提过想修订村规民约，但均未得到支持。

在不断和县里沟通的过程中，何永辉也试图参考一些别处的经验，但他发现例子太少了，“特别是我们华宁这边，就没有一个村从这方面考虑过（解决问题）。”

一个特殊性是，在大部分由村规民约导致的纠纷中，土地是最突出的问题。而城关社区因为地处县城，纠纷只涉及分红和上学，问题也相对较为简单。如今回想起当时的处境，何永辉觉得，或许是传统过于根深蒂固，也或许是相比修订村规民约，“永远有更紧急、更迫切的事要做”。

何永辉把眼光扩大到了全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更多因为土地权益、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等问题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比如有人起诉，法院判决又说还是要遵照你们的村规民约来执行。这是最典型的。”

所有矛盾都会回到社区。城关社区也被居民起诉过，但案件基本不会开庭审理。“基本上没到审理环节就撤诉了”，法官说服对方的理由一般也是：“要遵循村规民约。”

两年过去，何永辉还在试图寻找来自外界的帮助或经验，事实上的修订毫无进展。一次突发的矛盾激化，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2016年1月的某天，华宁县召开县人代会，何永辉和张秀琼都在场。会议结束，代表们正准备离开，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闯入会场、跑上主席台，拿走了发言人的话筒，说：“大家等一下，我有一个事情要说。”

“他姐姐嫁出去了，不能享受集体的待遇，他姐姐的孩子也没有，他觉得不公平。”何永辉记得，对方说了这么几句后，县委书记问他：“你是什么地方的？”对方回答：“我是城关社区的。”

何永辉和张秀琼此时才注意到，上台的男子此前曾多次到社区和各部门反映过问题：他的姐姐婚后失去了城关的集体经济成员资格；后来离婚了，和孩子又失去了在前夫村里的集体经济待遇。

何永辉回忆，“那天我们都懵了。”但“闯会场”事件，加快了他的步伐。

旷日持久的争论还带来另一个隐藏的风险：如何维持干部们的关系？

何永辉自称不算是一个有性别意识的人。

他是家中独子，父母都是农民，成长过程中，少有时刻能感受到女儿们的不易，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性别或者社会学教育。2001年女儿出生后，他也不会刻意和孩子讲述这些事情。

何永辉感受到“不公平”并愿意为之做出改变，源于一个传统而朴素的观点：“生男生女是自然规律”。这也是他经常用来说服别人的话。另一个更现实的动因，则来自不断被推回社区的同类问题，“工作很难做”。

“闯会场”事件发生后不久，何永辉开始在社区干部中讨论修订村规民约的可能性——只有先说服社区干部，事情才能继续推进。

困难是可预期的。何永辉记得，彼时，包括村小组小组长等在内，社区共有33名干部，女性约占三分之一。2016年的一次社区会议上，他刚提出要让结婚的女儿们也享受集体经济成员资格，干部们就吵起来了。

时任二组组长的陈周学是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他如今是城关社区治保主任。“传统都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一下子给改了。”陈周学回忆自己当初的观点。传统为什么不能改，他或许说不清，但他提出的担忧很现实：“如果不把结婚的女儿清出去，人肯定越来越多。资产只有这么一点，人多了，每个人分到的就少了。”

抱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有反对者说：“你这样分，总有一天把大家的财产都给分光了！”

村规民约的修订涉及多项，还包括人居环境整治等。何永辉记得，其他基本上一讨论就通过了，只有集体经济成员资格这一条，争论了一轮又一轮，依然没有共识。

张秀琼是从一开始就支持的干部。提及自己的意见时，她说得最多的就是“不公平”：“凭什么有儿子的就发？儿子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也发，这不公平。”

当然，另一个细节是：陈周学有两个儿子，张秀琼则有一儿一女。

“你们家现在有两个男孩，不代表后代都是男孩。生男生女是自然规律，你们家以后肯定会有女孩的。那你们家的女孩以后也面临着不被认可、不能享受集体经济待遇的情况。”何永辉说。

那一年，每一次开会都是激烈的观点交锋，吵得凶了，脸红脖子粗，互相拍桌子。有时，一场会能从早上8点半开到晚上7点，狭小的会议室里满是火药味。

旷日持久的争论还带来另一个隐藏的风险：如何维持干部们的关系？他们的日常工作需要彼此配合，何永辉担心，会议室内的争论会影响会议室外的关系和工作。每次开完会，他都会和吵得最厉害的人单独吃个饭，再私下劝劝。

理论上，何永辉可以通过权力解决一些问题。但他没有这么做。“如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我们不能确保到了执行阶段，方案就能顺利实施。即便把方案执行下去，可能也会执行得不好，因为干部们带着情绪。”

在何永辉看来，充分的讨论和不断的说服，是“入脑入心”的最好手段。当然，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痛苦的。时至今日，再回忆起整个过程，这也会被他视作“最艰难的一步”。

有过想放弃的时刻吗？何永辉说没太想过，“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三年、五年、十年之后还会出现更多社会问题”。

李娜一度觉得资格不资格的，没那么重要，直至2018年儿子出生。

2019年10月，李娜（化名）缴纳了自己和儿子的“落户款”，共计6万元，恢复自己的城关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李娜是2015年结婚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婚后她没有迁走户口，但还是失去了这个资格。她一度觉得资格不资格的，没那么重要，除了不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她的生活和其余居民别无二致。

直至2018年儿子出生。城关有全县顶尖的公立幼儿园、中小学，孩子要想就读，家长和孩子都必须具备城关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李娜觉得不公，但又总能说服自己，“一直都是这样的”：“毕竟都好几十年了，结婚的女儿就是不享受这些的。大环境造就了这些事情，你想改变，以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

半年前，改变发生了。李娜和儿子的“落户款”源于村规民约修订提出的折中办法：2019年4月19日之前已经失去资格的人，只要在限定时间内，缴纳一定的“落户费用”，资格就可以恢复。

2019年4月19日是新的村规民约在居民大会上表决通过的日子，此时，距何永辉最初动了修订的念头，已经过去5年。参与者们很难说清干部们的观念到底在哪一天、哪件事上转向的。到了2018年年初，城关社区终于成立了修订村规民约的领导小组。曾经激烈反对的干部，也成了游说村民的人——“生男生女是自然规律”这句话，经由他们传开了。

因为家有两个儿子，陈周学的意见变得格外有说服力。事实上，陈周学家的经历，也成了“生男生女是自然规律”最好的写照——2016年和2021年，他分别有了两个孙女。

“我这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又是两个孙女，扯平了。”陈周学感慨。

毫无疑问，要想修订村规民约，只靠口头宣传远远不够，分红是实打实的利益，没有人愿意少分。

何永辉记得，虽不至于“做出承诺”，但他在居民大会上是“表了态的”：“我们要全力以赴扩大集体经济，确保人口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入也能增加，可以保持比较平衡的发展状态。”

从2018年年初到2019年4月19日最终通过，历时14个月，历经四十多次大大小小、或激烈或沉默的会议。

关于男女平等，修订后的村规民约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反对男尊女卑；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在本小组出生且户口未迁出的在册户籍人员，认定具有所在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这意味着，女儿们在结婚后，是否迁出户口成了个人自由；只要不迁，就依然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缴纳“落户费用”后不久，弟弟结婚，李娜和父母分了家。父母家是一栋三层半的楼房，现在，李娜拥有独立的户籍，地址就在小楼的一层。随她一起落户的，还有出生在2019年4月19日之后的小女儿。

四年过去，担忧中的人口骤增也没有出现。陈周学简单统计过自己所在小组的情况，村规民约调整前，小组总人口为七百多人；如今刚过八百。“户口自由、男女平等以后，大家基本都不愿意出去。”陈周学补充，村规民约修订后，结婚的女儿中，没有一个把户口迁走。

社区的情况也类似。何永辉说，这几年人口略有增加，“在正常范围内”。

2023年4月，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城关社区。（南方周末记者 李桂 / 图）

何永辉终于得到了一个“求仁得仁”的结果。

林丽霞关注农村妇女土地和集体收益分配相关问题将近二十年了。她和团队在多地开展“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和村规民约修订”试点项目，接触过三千多起这一领域的纠纷。

但城关经验，林丽霞也是偶然听说。

2019年7月，林丽霞和李慧英到云南调研，在玉溪市妇联和华宁县妇联领导的陪同下，她们去了城关。俩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惊喜”，她们惊讶于书记能带领居民自主修订村规民约、自主纠错解决“出嫁女”权益问题的魄力，也好奇他们做成的原因。

在林丽霞过往的经验里，经济条件越好的地方，往往纠纷越多，修订村规民约越难，“集体经济不好的地方通常没有利益分配，没有利益分配也就不会出现此类纠纷”。

但即便在纠纷相对较少的地区，林丽霞和团队到村里修订村规民约，往往也不会直接提妇女的土地权益，而是先从养老话题切入。通过“养儿真能防老吗”这一人人关注的问题，逐步过渡到女性在村集体能否享受土地、集体收益分配等问题。

到访城关后，林丽霞意识到，这里能修订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何永辉的决心和情怀。“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性别意识，也不了解相关理论知识，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平等观。”

林丽霞曾在一次演讲中分享，村规民约是由村民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村庄管理规则和村民的行为规范。但在现实中，很多村没有很成文、很详细的村规民约，所以从广义上讲，村集体的分配方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定都属于村规民约。

在村集体层面，书记的坚持让事情做成的可能性会高许多。

过去这十年，修订村规民约是何永辉“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他似乎意识不到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

事情发展至今，何永辉终于得到了一个“求仁得仁”的结果：这个没有性别意识的男性，终于可以投入全部精力发展集体经济了——这也是他修订村规民约的初衷之一。

不过，这也成了他最大的压力来源：何永辉清楚，村规民约修订后能否长期运行，靠的是集体经济收益；一旦经济发展得不好，质疑声必定重新响起。

2019年居民大会后不久，城关社区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发展羊肚菌产业。再加上原有的商铺、厂房等，四年下来，居民每年获得的分红并未减少。考虑到过去三年间受疫情影响的种种，已经相当不错。

同时，城关的经验也开始在华宁县一些地方推广。“我们结合乡村振兴，每年都会打造一批示范村。过程中，我们会梳理土地权益问题、婚姻家庭的矛盾，把妇女意志、群众意志梳理出来，再结合每个村的村情民意做一些探索。”华宁县妇联主席杨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2年，华宁县拟定了四个示范村。

因为城中村的独特性，城关的经验可能很难复制。但至少，这代表了一种尝试解决问题的可能。

在更广阔的地域，事情似乎也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2022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被列入国家立法计划，这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予以规定的法律。

自第一个村民委员会1980年在广西宜山县诞生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已经过四十多年发展。相较于宏观把控，真实的农村生活细枝末节又充满变数，村规民约曾填补了法律的空白地带，但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纠纷——它源于传统规则，却试图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不再适配是必然的。

在林丽霞看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权的立法缺失，正是农村已婚妇女土地权益遭受侵害而得不到救济的最大阻碍。

2022年12月底，全国人大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分9条对成员资格的定义和确认、成员的权利义务、成员资格的退出和丧失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2023年2月，何永辉到北京，返程前，他和林丽霞吃了个饭。饭桌上，还有邻县某村的书记。言谈间，林丽霞察觉对方不太了解发生在城关的事。“包括很多村干部在内，他们都觉得传统的做法没有错，没有歧视妇女，妇女结婚后就应该到夫家去享受待遇，因为集体资源有限，如果婚后都不走，村庄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人口和资源就会失衡。”林丽霞解释，“在他们的观念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饭桌上，大家谈到“出嫁的女儿能否留在村里并享受村民待遇”时，那位书记直截了当地说：“不可能，结婚的妇女永远不可能享受集体的任何待遇。”

林丽霞指着何永辉脱口而出：“他们就实现了！”

何永辉不服气：“我们确实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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