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成年人撑不住了，他们选择30+转行

和郭律师的聊天，是从“安徽母女三人溺亡”事件开启的。这个话题在她所处的媒体圈和法律圈都引起热议，她甚至在微信群里和人吵了起来，“因为有人觉得带孩子自杀的妈妈最可恨，比她婆婆、丈夫更过分。”她并不否认，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都是残忍的。但她也认为，要理解极端悲剧背后的问题，才能预防同类问题的发生。“我不是从记者或者律师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我是从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出发的。”她如是说。

郭律师曾经报道过杨改兰案

当地阿姑山顶的一颗老树，人称“神树”

今年年初，郭律师结束了之前的记者生涯，开始成为一名34岁的实习律师。做记者，“该做的选题都已经做过了。”这个“转身”在她看来并不突兀，因为她“之前做过大量的社会、法治、时政新闻，见识过三教九流的人，接触过许多与法律有关的故事，也积累了一些法律知识。”但做记者和做律师还是有着明显不同：完成一个报道经历的周期相对较短，一个案件却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记者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律师的职业守则要求她以案件当事人利益至上。当被问及“现在会遇到当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这个问题时，她坦诚回应，“目前还没有，我的确还没有遇到过为一个‘大坏蛋’当事人做无罪辩护的情境。”她服务的绝大多数当事人，留给她的共通印象是，“有具体的困境、在某些时刻缺乏知识”，用学者欧丽娟的话来说，“人的本质不是自私，而是有限”。一个案件当事人可能不会把秘密透露给采访记者，却会告诉给辩护律师，这是一份信任，也是挑战。

因为服务周期长、接触程度深，郭律师自认为“从记者转行做刑辩律师后，我对人对事的认识都更深了。”做记者时，她每天要了解大量的政策、行业动态及变迁、极端事件中的人，而成为刑辩律师后，她更多意识到顶层动作设计对企业家和普通人的影响。和记者写报道相比，写文书要掌握的信息更深入。她会翻阅涉案地近几年的政府文件，了解当地经济发展的背景知识。学生阶段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专业训练，还让她有着读地方志、逛博物馆的日常习惯。“我想了解一个城市的气质，感受当事人的个人成长背景。这些内容可能不会写到文书里，但会加深我对一个案件更全面的理解和认知。”

郭律师之前在大理采访时拍的照片

那时候跑看守所还不是生活的日常

“写报道和写法律文书有什么共性？”郭律师把把“准确”和“好看”视为二者的基本原则。“准确”指的是符合事实，而“好看”却有不同的标准。一个报道的“好看”在于细节的生动、丰满，引人入胜。而一份法律文书的“好看”则在于简明扼要、说理清楚、文风凝练、能打动法官。和之前相比，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时间更长了，枯燥的案头工作也更多了，“但能增进对社会的深度认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目前郭律师正在业余时间做一个关于刑辩女律师的系列访谈。她做这件事的动机是，“刑事领域的男女律师性别比是很悬殊的，有种刻板印象认为这是个对抗性更强的领域，所以男性更适合。事实上，女性能做好任何事，对吧？”她对女性主义议题的兴趣起源于学生时代，毕业后，参与过2012—2014年一些地铁、街头的行为艺术。这些年来，她能明显意识到社会公众在观念上的进步，比如对家庭暴力、性骚扰的广泛关注。“十年前，对性骚扰受害者的苛责声音是很多的，现在就少了些。当然，我们看到许多对抗情绪，但也未必全是坏事。之前没有对抗，是因为女性被忽视、被消声了。”

在职业选择上，她似乎一直没有把经济收入视为考量的主要因素。刚毕业时做过两年独立纪录片，几乎没啥收入；后来做了很久记者，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在同龄人中的收入是偏低的，“其实也还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此，34岁转行，从零开始，经济压力是有，但是毕竟认真思考过，“基本的衣食保障还是有的。”对于转行，她把“空杯心态”视为关键，“或许对人性的理解、共情能力、对中国社会运转的理解是可以从记者迁移到律师身上的，但不断更新的法律知识是需要做好准备、重新开始的。”

而对于想要选择踏入媒体行业的年轻人，她作为一位过来人表示，“我依旧觉得记者是了不起的工作，虽然会经历沮丧和挫折，但一定会有走下去的路。不过，如果你只是想打好一份工，过上主流的优渥生活，就没必要来了，会失望。毕竟，在哪挣不到一份工资？但是如果能当好一个记者，这种职业成就感还是无可替代的。”

强哥今年32岁，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六年后，他开启了职业教育行业的创业。一句话来讲，他从大厂出来转型创业，创业内容是以付费课程的形式帮助其他人转行、求职。截止目前，他的公司已开发课程产品约40个，帮很多人实现了“转行”梦。在强哥发起的“大厂转行人1V1帮扶计划”和“教培转行人1V1帮扶计划”中，有从大厂投资经理转行做知识付费公司教研的，有从课程销售转行做了短视频运营的，有从K12教研转行做跨境电商的……

“转行也有基本法？”

在一个天朗气清的上午，强哥以个人及身边的案例向我分享了关于成功转行的几个共通法则。这几条法则，都是他自己亲身验证过的。

其实，八年前入职大厂时，强哥完全没想过“转行”这回事儿。作为一个河北人，他对北京的向往是“深入骨髓”的。2015年，在武汉读完大学，强哥来北京做了几份实习，确认想进军互联网这个“风口”。在他刚刚踏入互联网大厂的时候，是期待着将来能从这里退休的。宣讲会、笔试、面试，十天内他拿到了offer，对大厂工作效率之高有了切肤体验。食堂、超市、健身房，大厂仿佛是另一所大学，而且设备、资源更丰富。

在工作第四年的关头，公司邀请来一位职场作家做了一次关于“中年危机”的分享。那时候，强哥的工作黑白倒班，全年几乎无休，作息混乱，社交生活也被切断了。他明显意识到职场打工的商业模式是有“天花板”的，出卖劳动时间的价格或高或低，但获取复利的可能性寥寥无几。更何况，打工人的身份限制了自己的信息渠道和人脉质量，而要做出优质的人生决策需要优质的信息环境。这次分享让他感同身受。分享老师的特长是做新职业教育相关内容，强哥则擅长找流量、抓热点，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一同做职场创业。

人生关键的转折点

只有几步路

那是在2021年。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当时的疫情环境没有影响到你选择创业这条路么？”强哥想了想说，“疫情对我的影响是让我倾向于线上分享这种形式，但没有影响到我出来创业的大方向。”究其根本，是因为他对“不断自我重复”的终局充满恐惧，“短视频已经成为时代大势，我不能再死抱着原来的饭碗了。”最终，线上课的低成本模式还给他的创业减少了不少风险。

在强哥看来，“渴望”是成功转行的最核心动力，甚至比改善自身信息环境、融入新圈子更重要。他认识不少号称想转行的同龄人，这些人或者抱怨工作忙没时间准备，或者因为几次面试失败、家人朋友的否定就陷入无止境的情绪内耗中。35岁的奶爸A是一个正面案例，他因业务调整被裁员后，投递了100多家公司的300多个职位。在看到新能源汽车对PMP证书以及汽车行业经历的要求后，他放弃了这个方向；碳中和要求有工厂管理经验，也不合适。后来他学习了华为官网的不少免费课程，还把物联网行业细分为工业自动化、物流包装、三方认证咨询和媒体几个领域，最终在物流包装上拿到了第一个offer。

改变，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于思维趋于固化的中青年职场人来说。强哥提到，许多大厂人被裁之后的第一反应是重新找另一个大厂，做和之前类似的工作，这属于典型的“路径依赖”。其实，近几年的大厂裁员潮一大部分属于“结构性裁员”。比如他曾遇到过一位非常优秀、敬业的大厂设计师，但他们整个设计组被裁，转为外包、AI制图。他告诫这位设计师说，“你原本的商业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了，不要再找老本行了。不如换个领域，比如进那种以设计师为主导的品牌营销公司，专注培养设计师IP，没准儿大有可为。”

尽管大厂35岁裁员潮盛行，但强哥认为，转行本身和35岁没有关系，任何年龄都可以转行。如今产业周期更新迭代很快，上一个十年是互联网的十年，而下一个十年是AI的时代。甚至小的行业周期，三到五年就来一次。“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你35岁转行了，45岁、55岁还要转行。拥抱变化是最重要的事儿。”

强哥日常喜欢骑行

强哥还特别提到，“很多人难以完全打开自己，比如需要转行，却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严重影响信息流动。你就是在朋友圈发个求助信息，也能得到不少善意帮助嘛。好比你想找对象，却不和任何人透露你是单身，难度会有多大？”

今年36岁的秋子姐曾经是一个教培创业者，有一家自己的作文学校。“双减”政策和疫情是双重的打击，为求生，她的校区曾经辗转过三个地方，还是难以力挽狂澜，只剩她一位老师。她自称不是一个“果敢”的人，在同行果断退掉30万辅导费的时候，她在犹犹豫豫中又折腾了几个月，最终以惨败收场。她2023年年初，她转行成为一个自媒体人，目前的主要阵地是小红书和公众号。一开始，她没有答应我们的采访邀约，理由是“还未做成大号，恐怕现在时机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