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才能人丁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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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伟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高素质、充满活力、开放自信的国民，是各国都渴求的，中国也不例外，虽然中国暂时还处于全球人口大国中数一数二的位置，但少子化和老龄化已无法回避。于家于国，人丁兴旺、和和美美都是令人向往的。对于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已不复存在的民族或国家，无论如今给予关于他们的史料或传说多么的溢美，可能都几乎毫无意义。人口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今中国年轻人的婚育年龄比较迟，生活工作压力大；银发浪潮持续汹涌，必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带来巨大影响，那么，如何优化人口政策呢？

一是公众意识和公众参与。育龄期的年轻人是否愿意生育，意愿几乎是决定性的。因此人口政策的公众意识和参与显然不可或缺。

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以往的独生子女政策。略具粗浅认知，便可知晓，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是一国人口可持续繁衍的底线。独生子女政策必然只能是暂时权宜之计，必须随世易时移及时调整，如果有足够的公众参与，那么二孩三孩政策的优化出台肯定会更加及时。

另一个例子是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认知。一些人将经济增长描绘为多拉快跑的火车头，人口就是劳动力，就是扔进火炉中发光发热的煤块。视乎经济增速，煤块多了就做减法，少了就做加法，这样的理解危险而异化。归根到底，经济发展是为人类的美好生活，而不是将人口增减附属于经济增速曲线。唯有公众觉醒和参与，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人口政策。

二是婚育年龄和生育权利。人口政策的调整有些需要付出不菲的财力，有的则宜移风易俗，因世而变。

也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婚育年龄可尽量淡化晚生晚育。如果33年、25年和20年生育一代，那么百年之内就分别繁衍了3代、4代和5代，这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显而易见。加之现代人随着生活环境的显著改善，确实也给适当调整婚育年龄提供了支撑。

另外一个例子是让公众尽量了解，婚姻和生育是两项相对独立的公民权利，平和平等宽容地对待非婚生子女，是很自然的。这并不否认对公序良俗和合法婚姻关系的尊重和维护。

三是孕产优化和普惠托幼。就医难是个公众长期关注的问题，考虑到中国对公共医疗健康的投入，以GDP占比而言，通常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因此这个问题也可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尽管如此，对孕产妇提供适当可及的支持是必要的。

一个例子是辅助生育、无痛分娩、剖腹产等在发达国家已十分普遍，西方政府也提供婴幼护理产品和配方奶粉，并对相关产品有价格管制。这些举措可大大降低孕产妇的生育恐惧、痛苦和经济负担。

另一个例子是年轻父母如何兼顾工作和育儿？将托育环节像义务教育一样普惠化也是必要的。普罗大众的孩子就近方便地上得起规范普惠的公立幼儿园，已日益得到重视，毕竟六岁以下学龄前儿童已降至不足5000万了。

四是生育补贴和生育激励。这可能是财力消耗最大，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举措。一个简单的考虑是，如果母亲共生育三孩并抚养至16岁，则可能需要耗尽她25年的青春。因此，一个全职太太在家庭中养育三个孩子是非常辛苦的，同时也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和社交圈。政府给予生育补贴的水平，至少需要参考其如果不育或少育的薪酬，做适当补偿。

考虑到中国16岁以下少儿大约2.4亿人，哪怕依据一二三孩和家庭经济条件进行差异化生育补贴，国家财政每年也至少需要承受万亿规模的压力。这一点类似西方国家的牛奶金。对中国而言，物质和非物质的生育补贴，很可能不可或缺。

五是移民和外劳政策。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就是多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历史。规范发布中国版的永久居民和移民政策，从全球广纳人才并不令人意外。另外，也可以考虑在制造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等规范工作签证制度，引入国际劳工。移民和外劳门槛，可视发达国家并参考国情而厘定。

一些人可能会惊讶于为什么在当下不去热议“经济复苏”之类的问题，而是正襟危坐地讨论人口。无论近忧远虑，总和人口出生率已低于日本且正在走过人口峰值的中国，这个问题都将日益沉重和无法回避。于家于国，脱离了人丁兴旺，一切美好都是虚妄。

•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副主编、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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