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出发，历时3天，4趟转机，飞行1万多公里，就到了罗马尼亚的巴克乌，这是少年殷昱国梦想的距离。在抵达梦想之后，他的生命却因为一场意外结束了。随着关于他的纪录片上映，他的真诚和纯粹也困惑着两地的观众，“没有人想来我们这里，”一个罗马尼亚人说。
殷昱国成长在一个宽容的家庭，他的选择背后，是父母给予他的充分的自由，也正因此，殷昱国的母亲陷入矛盾和不解。为了找到答案，她走了更长的路。一个人降临于世，到底要找寻的是什么？孩子与母亲都需要确认这件事。
寻找殷昱国
如果你已预知一件事情注定会迎来悲剧性的结果，你还会选择开始吗？如果事情已经开始了，又将如何结束它？这个疑问在蔡青心中很早就有了。她是一个云南的普通大学教师，也是一个母亲。她一直记得儿子10岁那年，母子散步遇到一个白须老头，老头说要给她儿子画张画，“这孩子一看就要漂洋过海的。”蔡青觉得那句话像一句魔咒。
我是从纪录片《追梦少年殷昱国》得知蔡青儿子的故事。殷昱国2002年出生在昆明，因为喜欢罗马尼亚的文化，热爱东欧浪漫主义文学，写邮件给罗马尼亚巴克乌大学请求入学。16岁，殷昱国开始了在罗马尼亚的求学生活，他的真诚和纯粹感染了许多当地人，却又因为一场意外，死在了那里。他才到这里2个多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少年，少年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家庭？我决定找到殷昱国的父母。我想知道，蔡青为什么会在纪录片里说“不后悔”。“如果因为害怕，而不去追逐它，那终将一无所有。”那一双冰凉、绝望又坚定的母亲的眼睛印在了我脑海里。今年的3月15日，殷昱国的生辰，
他求学的这所大学为他举办纪念
当地的老师、博物馆管理员都对殷昱国记忆深刻，因为他总以一副狂热姿态参与着一切文化活动——当地电视台镜头曾拍到过他，一张东方面孔突兀地出现在罗马尼亚国家大统一的庆祝日上，他浑身挂着“比任何人都多的国旗”参与游行，“我热爱罗马尼亚的文化和文学，生日快乐罗马尼亚！我祝愿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人民都拥有辉煌的未来。”在另一场诗人纪念日活动的镜头里，他又出现在一群中老年人中，他请求给众人念诗，先用罗语念一遍，再用中文念一遍：“我对你有什么愿望呢，亲爱的罗马尼亚；你向世人证明了你伟大的过去，并将拥有伟大的将来！”在这个仅20万人口的城市巴克乌，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中国学生。他个子高大，一身笔挺的白衬衫，总是腼腆地向人搭话，一名老师如今每年都对大学新生提起这个努力又具天赋的学生，“我不能忘记新年后的第一堂课，那天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到，我们一直谈论罗语的特点，也谈文学，谈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整整3个小时。”一个博物馆管理员对“他脸上年轻人少有的幸福感”印象深刻，“他参观完博物馆，竟双膝跪地在访客簿上写他的感想，我就拿出手机拍了张照。”这张最后的照片成为警察确认他身份的依据。他死后，罗马尼亚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台都发出了一条新闻：“我们的中国人离去”“我们的爱国者在罗曼火车站不幸身亡”。巴克乌市为殷昱国颁布了荣誉市民奖章。殷昱国就读的大学也为他颁发了荣誉学生证书，并鸣谢了他的父母
罗马尼亚导演伊莲卡决定将这个故事拍下来，“我想理解他为什么要到罗马尼亚？”她坐了很久的火车到达巴克乌，惊讶地发现那所大学以及当地人都对她的采访持罕见的热情态度，“我发现，他的行为让这些老师觉得自己变得很重要。”她将这些采访和殷昱国写的诗组织起来，拍成了纪录片。“没有人想来我们这里，到这的人不是路过，就是走错了。”这所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安德里安评价。他曾疑惑地问这个孩子：“你的家乡是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吧？”就像许多中国的县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一样——巴克乌的年轻人正在不断地往外流出，大多流向法国。2016年罗马尼亚电影《毕业会考》曾获戛纳金棕榈提名，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讲述了一个医生不惜贿赂考官，送女儿出国留学的故事。为了让下一代离开，他押上了自己的前程。使得这个大学老师想要破格录取一名高一学生的原因很直接——“我收到过许多申请信，只有他说，我热爱罗马尼亚”。殷昱国曾对母亲和朋友们说，以后想做翻译家，学会六国语言，互相引进和译介文学作品，并通过消除语言隔阂，来“让中东欧那块分裂的土地重新融合”。“我不理解，连我们罗马尼亚人都不再关心，以及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一定要去促成？”罗马尼亚媒体人在采访蔡青时问。蔡青也不能理解。送儿子出国之前，蔡青与他谈论过许多未来的事情，儿子说，走了以后就再也不打算回国，他说：“妈妈，罗马尼亚的年轻人都去了法国，这里再也没有年轻的新鲜的血液，我就是那个血液。”他正在雄心勃勃地实践他的事业。他在日记里写：“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我去探索和见证，但我有大把的时间和无穷的精力。”出事那天，他要去拜访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气象台发出大风雪警报，得知他的计划的老师都劝阻了他，但他执意乘上火车。一天后，他的尸体在一个偏僻的站台附近被发现。由于事发地没有监控，车厢里也没有其他乘客，只知道他是在火车开动后，按开车门往外跳，头部正好撞到一块被大雪遮掩的石制路标。在少年的背包里，警察发现了几面罗马尼亚的国旗以及一本罗马尼亚诗人的诗集。大雪皑皑，地上的血很少。
怪人
殷昱国对罗马尼亚的热情源自书本。10岁时，殷昱国读居里夫人传记，传记里提到，波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他由此对欧洲产生好奇，在穿衣打扮上也开始模仿书里的人。每个见过殷昱国的人都首先向我提起他的装扮，一个同学回忆，这是个“把校服扎到高筒靴，戴礼帽拿手杖的怪人”。“一米八的个头，穿黑色军靴、蓝色军帽，身披黑色大衣就走过来”，蔡青的一个学生华宁致描述。当时他正在拍纪录片，便扛着镜头跟拍了殷昱国一天，他觉得，昱国以及这一家人都有种“我非生于此地”的气质。“他戴帽子是为了遮丑。”蔡青解释。3月，我在昆明探访了他的父母。蔡青长着一张白得缺乏血色的方圆脸，眼睛总是在失神。她回忆，昱国上初中时按统一要求剪了头，他觉得这是一种被规制化的头，就买了法国的礼帽、戴高乐帽子，只在进校门时摘下。殷昱国从小就不合群，儿子曾说：“你不知道我上幼儿园时有多痛苦。”她回：“我知道，因为我一天去看你五次。”因为太想儿子，她常爬到楼上向一楼幼儿园望，只见他一个人坐着拿着花儿看，“周围的孩子都手牵着手”。中午，小朋友午睡，他从来不睡，“他说我就看苍蝇在两个日光灯管之间绕来绕去，数它们飞了多少次。”“我把我的儿子叫做星辰的看护人。”蔡青说，儿子跟别人关心的事情不太一样。幼儿园时他有天对妈妈说，咱们地球是太阳系的尘埃……其实宇宙也是尘埃。“好像他能跟宇宙和星辰对话一样。他说他在尘世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语言，就像他在呼吸，而别人却听不到这种呼吸的存在，我很心疼他。”上一年级时，殷昱国开始写爱情小说，走时装步，扭着屁股走进学校。他不喜欢妈妈买的玩具枪，更喜欢绣花、织毛衣。小学一年级时，他被几个女生哄到楼下，说他是个傻瓜，踹他屁股。蔡青记得，他很快跑回家，神情镇定，“她们说我是傻瓜，我说她们才是傻瓜。”打架他从不还手，他说，暴力是特别愚蠢的。事实上，这个高傲的少年很少为被当作怪胎而烦恼。他更爱对母亲抱怨的，是他人的屈服或者懦弱。“有一个姓杨的同学，成绩比较差，有次中午吃饭老师骂了他，他后来就吓得跑到楼梯角落靠近厕所的地方吃，昱国就走过去说，你在哪吃饭是你的权利，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没有必要怕老师。一年级有个学生，有个字写错了，她妈妈罚他写10遍，这个孩子就罚自己写100遍，昱国就骂说，愚蠢愚蠢愚蠢，我诅咒这种暴力作业。”蔡青回忆。10岁以后，殷昱国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固执，因为惋惜诺基亚的陨落，他自建论坛，反复游说，发动了400多人购买诺基亚手机。随后，由波兰开始，他铺开了对整个中东欧版图的兴趣，“从初中我就开始读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匈牙利文学、罗马尼亚文学，以及阿尔巴尼亚文学。波兰的文学作品我读了有50本左右，国内市场上翻译出来的基本被我买完了。”他对来拍纪录片的华宁致说道。到15岁时，他开始说梦话，说自己是一条龙，他要回东欧，回到他真正的家。于是，初三毕业的暑假，父母特意带他去了一趟波兰，希望他看见“破败的现状”会打消念头。然而，回来后他更“疯魔”了。蔡青只好向他表示，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即使去，为什么不去发达一点的地区？儿子回应，英美不是他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西欧文学缺少东欧文学的历史感和贴近小人物真实生活的那一层东西。”没多久，高一开学，在那所昆明最好的重点中学里，殷昱国第一次出现严重厌学情绪。他回家向蔡青抱怨，那里的学生课间10分钟不休息，打饭时也在刷题，“他说整天听着周围就是苍蝇嗡嗡，讨论的都是高考卷子和真题，像疯了一样。”入学不久的考试，他的数学强项第一次失去优势，自尊心受挫。蔡青曾试图像过去一样横插一脚，化解儿子与学校的冲突——小学一年级考试，一个填空，标准答案是“月亮、星星和太阳”，儿子填的是“日月星辰”，老师给他划了个叉，该题得0分。事后蔡青给语文老师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信，“最后老师有了更多宽容。”高一这次，蔡青再次找到老师，发去信息，希望对方帮助儿子重拾对语文的兴趣，对方只说“这孩子挺独特的”，就不再回复了。那时，为了离学校近，她特意在校园对面租了一个房子。母子整夜地沟通，蔡青说不通，就给丈夫殷永林打电话，父母轮番劝说，他至少应该完成高中的学习以后，身心发育成熟，世界观形成，再出国。殷昱国回，“等我的世界观都像水泥一样固定了，出去还有什么用。”殷昱国并不打算继续念高中，他认为自己具备直接读文学专业的能力，他劝说妈妈，他相信自己能够申请到一所大学。蔡青想把儿子劝回高考的跑道，婉转提出找个数学补习班，他更生气，“不要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这期间，学校里语文老师讲《过秦论》，他就把《过秦论》全部翻译成英文。写语文和英语作文，他借不同的题目大谈波兰历史，谈普林西波与一战。她劝他上课专心一点，他顿时暴怒。高一期末考完，冲突之后，他把客厅和他卧室窗帘杆都扯下来了。儿子越来越情绪化，蔡青只好先找学校暂时办一阵休学，学校说，这种情况只能退学。退学那天是4月23日读书日，想到儿子读不了书，她站在学校楼下，浑身发冷。另一边，殷昱国开始兴致勃勃地申请大学，本来，蔡青以为儿子碰壁后就会回心转意，没想到，最后他成功申请上了巴克乌大学，只需在入学前读一年罗马尼亚语言预科。“我的同龄人依然在为高考努力，但他们在高考之前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以后要干什么，往往是在高考以后，匆匆忙忙根据分数来选报一个相对合适的学校，这样的话，大学4年内甚至一生，可能都会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很悲哀的，对全社会也是。我当然会祝福每一个同龄人取得好的发展。可是我也确实看到高考影响了很多人的思维。”那年，殷昱国对华宁致聊到他对高考的看法。这就是他要走的一部分原因。蔡青对我回忆他的种种举动，这几年，关于他离开的疑问每到深夜就开始折磨她，但预兆也许从更早就开始了，“现在想来，他是不顾一切去死。”
书中的理想
3月的昆明樱花遍地，树下的蔡青嘴唇紧抿，领着我飞快地穿过花丛。她不喜欢张望。每天下班路过莲花池，能见到很多和殷昱国差不多大的孩子穿着校服走出校门。他们的声音让她感觉耳朵嗡嗡作响。
“在昆明我们没有任何亲戚。”她说。儿子出事后，她拉黑了很多同事和朋友，怕被人同情。对于我的采访，她一度也很犹豫，她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容易被人理解。和儿子相似，蔡青年轻时也热爱文学，也因此，她的性别觉醒很早。上学时，她喜欢接话茬，老师听着烦，就说蔡青脸大，“我马上自况：面如满月多好。俺有一张文学的脸。”办公室男老师当着女性的面喜欢开荤段子，她会反调戏回去，堵得对方自觉受辱。“你看像‘五四运动’题材的小说，总是有一个贵公子、一个女性，像鲁迅写的涓生和子君，男性角色总是作为启蒙的角色，用关爱智障的眼神关爱妇女。凭什么呢？”因此，当殷昱国在小学毕业后告诉妈妈，自己对爱情的某些想法时，她没有表现出一丝错愕，“台北人的书，我90年代的时候看过，白先勇跟王国祥。”虽然她也幻想带孙子，“想要普通的幸福。”她更担心儿子会过得比常人艰辛。蔡青寻找书籍的本能源自一种孤独感，因为患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4岁做了手术，她才开始真正走路，一个人在家不能动弹的日子，为了战胜恐惧，她找书来看。因家庭成分原因常受同学冷语，她又性格强悍，对文学的依赖更重。她一直记得，小学毕业，语文老师摸着她的头说：“你要立志成为托尔斯泰那样的人。”高中会考作文，她写了尼采，被老师打了0分，最终没考上大学。专科毕业后，蔡青在医药公司做营业员，一年几十本地看小说，从西方经典看到中国先锋派，“不读书你还能干啥呢，只有活在这个梦想里。”熬了几年，她决定出去，去“出人头地”，但下海的路上一直遇到骗子公司，折腾到30岁，过生日时她到书店买书，突然间看见一本《怀孕的280问》，她突然强烈地感觉想要做母亲。接下来，她把生育当成一门新的事业来拼搏。结婚8年，因为事业，她从没想过要孩子，有了念头之后，她一口气看了70本教育相关的书。32岁，她生下儿子，辞职在家5年带他。她学习蒙特梭利早期教育，也学习斯特娜夫人的天才教育法，“她说语言就是思想的外壳，语言达到哪里，思想程度就达到哪里，我不对孩子说喝水水这种话，一开始我就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朋友。”她是按照书中的理想去爱孩子，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家里挂字卡，儿子很快识字，并开始发问，她就让儿子去书里找答案，“你发现的东西就是你的，我从来不说你是个孩子你不对。”后来，读书成为这个家庭的日常活动，除了放电影，家里的电视很少被打开。那时《哈佛女孩刘亦婷》在家长中流行，她看完也拿给儿子看，“儿子就说，他的追求不是书里这样的。”遇到殷永林时，蔡青在念历史系专科，他选在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对她表白。蔡青的女性友人对我评价这桩婚姻，“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得到了足够好的东西。” 殷永林包揽做饭与大部分家务，而蔡青的主要精力花在对儿子的教育上。数十年里，周围亲友的婚姻或多或少都出过问题，只有这对夫妻一直和睦。殷昱国的好朋友舒羽杰评价他们，这是“我见过最民主的家庭”。殷永林身材矮小，总是裹在一身过大的西装里，在儿子和妻子面前，他从未树立过父权权威，虽然他与蔡青的教育理念有不合——他暗自觉得儿子的行为是可以“矫正”的，但在这个家庭中，母亲在教育上有更高的主导权。母子俩会一起调侃父亲，“昱国说，老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也脱离了趣味的人 。”对于儿子的死亡，这个小个子的老学究说得最多的是“可惜”，他觉得儿子是做学问的料子，“文笔比自己教的研究生要好。”蔡青说，殷永林是1981年玉溪地区的文科状元，因某些意外无缘北大，最后在云南大学教历史。“他的雄心，是写遍南亚若干个国家的经济史，前些年出了一本《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他以前特别能搞学问，1年干3年的活。但出事后这几年他什么也没写出来。”殷永林老得非常快，背一下就驼了。蔡青听说一种比喻，失去孩子的父母就像两根弯曲的棍子，不但不能相互扶持，反倒拖拽住对方，往下拉扯。夫妻平时不敢谈儿子。她看见他有时自己打自己，每次从颤抖的嘴角发出嘶嘶的声音，只说一半就说不下去。殷永林睡觉声音特别小，深夜，蔡青总忍不住摸一摸身旁，还喘着气吗？空荡的家里，有时她会突然叫一声，知道他应声，才感觉家里还有人。儿子死后，夫妻俩打开了电视机，“一部剧跟着一部剧看，就是熬时间。”这个历史教授甚至迷上了抗日神剧。蔡青建议殷永林写点东西自我消化，他就在QQ空间里写日记，“湖面涟漪，微荡鸳鸯，表演着浮水的技能，大白鹅憨憨地叫着，天鹅在吃早餐，一切都自然平静，只有我缺少高兴。”万物复苏的春天却成为这对夫妻最沮丧的季节，连着的是殷昱国的生日与清明。3月15日这一天，夫妻俩把餐桌擦净，摆上笔记本电脑，点开微信视频。视频对面是一个教室，里面挤着许多外国学生。如今，每年生辰，巴克乌大学都会给他举办纪念活动。2019年，惨剧发生后，夫妻俩展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体面——当他们与校方进入一个大型会议室商讨善后事宜时，殷永林突然提出，要将儿子的20万身故保险金全数捐出，设做奖学金，嘉奖那所大学出色的文学学生，校长想退回已缴纳的几千欧元学费，他拒绝了。这个决定是出于对儿子的理解做出的，“我们希望让他的精神活着。”两周前，罗马尼亚人就开始给蔡青发送活动安排，先放一遍《追梦少年殷昱国》，然后连线这对父母做交流。几个罗马尼亚的教师为了跟她联络专门下载了微信。这一天，她早早就坐在桌子前等。先是一男两女走上前，翻译说，这是今年领到昱国奖学金的3个学生。夫妻俩眼泪漫出来。“我祝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同学，学习进步，也祝所有得到昱国奖学金的同学们学业进步……我也祝愿巴克乌大学能够发展得更好……”在连线的最后，殷永林张开嘴，用像从破掉的铜钟发出的嘶哑嗓音，为谈话做结语。夫妻俩紧紧挨着，像观看升旗一样努力挺直身体。热闹的仪式结束后，两个老人沉默着把为拍摄挪开的红木椅子一个个复位。房间再次陷入安静。奖学金计划发放10年，每年只有2万人民币。罗马尼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这笔不多的奖学金，蔡青失去了所有积蓄，悲愤之中她遇到网诈。起初殷永林宣布要把孩子的保险赔偿金捐出时，她是不同意的，但承诺已经做出了，他们只好去中国银行办手续。
半年后，他们终于把20万保险金成功分批转了出去。夫妻俩遵守了对学校的诺言，也保住了尊严。
母与子
2020年底，蔡青吞了安眠药，想早点去见儿子。但殷永林没让她如愿。出院以后，有一天她突然觉得景物恢复了颜色，“灵魂回到肉体”。
“我同事说我对我孩子是溺爱，但我就觉得他很珍贵。”生子之前，蔡青与抑郁症抗争多年。她回忆自己的母亲，因为生活的煎熬和隐忍无处发泄，打人非常狠，她从来没有夸过女儿，只有爸爸对她温柔，有空就给她读小人书，但他总是出差，到大山里修水电站，“我是个很敏感、多疑、脆弱的人，我妈重男轻女严重，我一直觉得，我要优秀以后才配得到爱。”到儿子1岁时，她还挣扎着在抑郁和失眠中，随着孩子长大，她感觉自己的童年逐渐被修复，她形容，这是一种“困境中的陪伴”。吃完晚饭，母子俩并排躺在海绵垫上，“他说哲学是什么？我说哲学就是所有科目的爸爸，它像一棵树。”10岁以后，儿子的知识面飞速赶上，故事换成他讲。“那是一种极致的快乐，我们晚上一起看梵高，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梵高吗？因为你有梵高的这部分。”“其实我在我的世界里头也属于不成功的情况。我身边很少有人喜欢艺术，所以我觉得很寂寞，像活在沙漠里面。”蔡青说。蔡青说，他们母子平时在学校里走路，总是紧紧搂在一起，有同事“羡慕地”评价，好像一对情侣。最近，舒羽杰在跟蔡青谈心时发现，这对母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一些他觉得很庸俗的，不能跟他产生共鸣的人，昱国是很鄙视的，他会用书面化的表达去讽刺他们，这点真的和蔡妈很像。”母子之间少有隔阂，殷昱国从小爱缠着妈妈讲话，他们每天一起上学、下班。她常在包里翻到他偷塞的小纸条。小学三年级他给她写贺卡，“一晃9年了，感谢你辛勤的培育，记得在我跌倒时你将我扶起，记得在我受挫时你用温和的话激励我。”对儿子几乎所有行为，蔡青都表示支持和理解。过去，儿子不满语文老师，在朋友圈发很尖刻的话，蔡青就在底下应和他，“他一般反抗我都支持，因为他已经左右都没有应和了。”高中时，由于他会指出英语老师的错误，再举手，老师就不点他发言了。他回去跟妈妈说，我这节课举了4次手，妈妈安慰他，“因为你太优秀了，你的优秀已经刺伤了老师的自尊心，所以你要原谅他。”同事有时候暗示她“慈母多败儿”，她哥也让她多给孩子“立规矩”，不过，对于儿子的叛逆举动，即使是最气愤的时候，蔡青也没有动手。“我一共打过他3次，第一次是他不到1岁时拽烂学生送的植物，第二次是他拿婴儿油浇了家里的书，最后是小学一年级，因为他写字慢我打了他的头。”她一直记得，儿子小手握着笔，眼含泪花，“我已经尽力了。”从此她再没打过他。她反思自己愤怒的来源，作业做不好有多大问题？一切都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布置繁重的作业，将作业监督工作分给家长，完成后家长要签字，这些看不见的压力使得矛盾从中产生。“你要保护他，你就得有勇气对抗老师，老师会跟你说殷昱国作业做得不好，你就要熬得住这个。”临走前那一个月，每天殷昱国都在楼上目送母亲上班，下班前又来接她。那一阵母子常常抛下父亲，在饭馆里吃西餐，在翠湖散步，在晚霞里回家。后来收拾家时她发现，儿子走之前给家里添了新的洗衣液、橡胶手套、垃圾袋、洁厕精、百洁布，爸爸的打印机，他走前把碳粉都加满了。最后一面却成为迅速闪过的快镜头。送儿子走那天，由于他们一度走错航站楼，到机场时儿子没道别就冲进了航站楼。妈妈脸上的泪水没来得及擦，他高高的身躯就看不见了。这一幕如今总是突然窜出来撕咬着蔡青。儿子离家后的日子虽饱含思念，也是甜蜜的，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她的铃声就开始响，一接起电话，那边快乐的生活细节就涌来了，乌鸦、希腊的橙子、土豆、松露味的精油，他分享自己买的每一件东西，告诉她把酒偷带进了宿舍。找到精神家园的儿子总是沉浸在狂喜之中，“嘿老妈，瓦西里·亚历山德里大学，它是被这边儿最有名的诗人和戏剧作家命名的。”再见面时就是罗马尼亚。她在儿子火化的单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就像儿子出生时她在医疗单据上郑重地签名。由于事故当地不能实施火化，她又带着儿子赶了很远的路，一路都是大片的黑土地。儿子走了以后，因为恐惧，蔡青睡觉时牵着丈夫的手，“过去我跟儿子太腻了，我们俩就拴在一起。”她有很多想法，是丈夫不能理解的，只有这个儿子，按照她的理想而生，懂得她，母子间为彼此的孤独给予了最大的慰藉与鼓舞。但是，“他不在身边的话，那种童年就又来了。就像大炮轰击过来，我肚子这块跟心脏有关系的东西都不在了。”抑郁症也回来了。就像多余的奶水无处释放，近些年，对蔡青来说，弥补伤痛的方法之一，是救别的孩子。蔡青曾经在云大下设的二本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处接电话，一些学生反复打电话来，问自己有没有录取的可能，她便同情地加上微信，听这些学生诉苦，无外乎家境不好，成绩也差。有一次，蔡青听一个母亲说，看见自己女儿在作文里写“把我的骨灰扬了吧”。蔡青要来作文看，觉得问题严重，然而，这个母亲只是反复对她强调，女儿很乖，一直都是学霸。“这些家长谈话的中心永远都是孩子的成绩。你们有孩子在旁边啊，你们还折磨他们。”她又哭起来。对待别人的孩子，蔡青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她当过4年班主任，“我的朋友在上海做HR，他说你把学生资料发过来，我帮他们投到猎头公司，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的，说没有编制，他们宁愿进街道办。”“我是一直相信，前程虽然会各种动荡，但我们还是要去打磨一些东西，让生命更有意思。我都还没躺平，你们怎么就躺平了？”38岁时，儿子上小学，她也考上了大学，以成人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补上本科学历。现在，她在云南大学职教学院做科研秘书，也给夜大的成年人上文学课。蔡青并不替儿子担忧学历与“找工作”的问题。在巴克乌学习时，殷昱国告诉母亲，自己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计划学6种语言，时间紧迫，“他说人过了16岁，语言的敏感期就过了。”母亲问他，以后准备怎么生活？他回，将来他想象的生活就是在研究机构里伏案工作，“我也不会买多的衣服，买衬衣就买一沓一样的。”她抱着儿子，拍他的肩膀，点点头。“我心里想的是，当他有一天意识到，这些行为走不通，他也可以重返学校。即使他读函授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我自己走的路。”
自由之路
每一次蔡青描述儿子，总是像在描述一条飞翔的龙，“我们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约束，他一直以来都活得自由而舒展。”
儿子以一种特别的早慧回馈了这种自由。儿子申请学校成功后，蔡青才发现，他写过上百封情感充沛的自我推荐信，寄向中东欧6个国家的学校，以及几个国家的教育部、文化部。他收到不少回绝，基本是让他至少完成高中教育再来，直到一封信感动了北京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一名大使，殷昱国获得了他的推荐信，并被巴克乌的一所大学录取——在他给罗马尼亚的20所学校写过申请信之后。为了拿到这封推荐信，他做了很多努力，协助文化中心举办邮票展，夜里自己睡在北京的机场。他说：“妈妈相信我，我一定能走出去，走出自己的路。”高一时，殷昱国对自己的好朋友舒羽杰透露，自己准备为出国赔上必死的决心，“他说他受不了了，想出去学文学，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要是出不去，就头孢就酒说走就走。”那段日子，他一夜一夜地哭，喝酒，落下一地的酒瓶子，到后来，手开始发抖，出现幻觉。蔡青只能妥协。 “很多人问过我跟他爸爸，有没有后悔送他出去，我们没有。做父母，我们对孩子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成为他自己。他愿意的事情，如果是很高大的，很宏远的，我们就让他去实现，哪怕我们将会什么都没有。”面对罗马尼亚记者的提问时，蔡青回答。蔡青一度无法理解儿子为何如此突然地死亡，她去过儿子出事的站台，“那个车刚刚走了一二百米，车在离开的时候是非常慢的，而且雪非常厚，按理说跳下来也不会出事。”至于殷昱国是怎么从火车上掉下去的，由于事发地没有监控，一些罗马尼亚人推测的版本是，殷昱国是因为感觉坐错车，才按开车门往外跳。舒羽杰曾十分担心殷昱国的安全问题。在她眼里，殷昱国一直有点天真和冒失。到了罗马尼亚，殷昱国告诉舒羽杰，当地失业问题严重，自己经常去帮助街上的流浪汉，甚至带着食物送去他们家里，“正常人看到他们是会有点警惕的，但是他不。”父母了解儿子的冒失，但他们依然尊重了他的选择。出发那天，一家人从昆明飞到北京，送他登上从北京飞往俄罗斯的飞机，接下来的三段航程是儿子自己买的。我也问殷永林，他真的相信儿子会在罗马尼亚实现振兴东欧的梦想吗？殷永林点点头，说他相信，就像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印度崛起，“在未来，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出事那天，蔡青没有任何预感。早上，儿子还打来电话，分享空中的鸟，中午，儿子又打来，说他马上要坐车。过了晚上12点，儿子反常地没回电，她打过去，电话一直响，却没人接。不知等了多久，陌生人的声音响起，“你们是他的中国父母吗？我们是警察，请联系中国大使馆。”“完了，出事儿了”。后来回想，那天下午，她在家的沙发上打盹，三四点钟时突然打了个哆嗦。那正是他出事的时候。尸检后，警察告诉蔡青，他几乎是在撞到头的当时毙命。殷昱国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在罗马尼亚，她怔怔望着儿子的脸，“他没有（被事故）破坏形象，只是眼睛是睁着的。”
金龙和羽蛇
豆瓣上，那部关于殷昱国的电影已被1000多人标记看过，一个坐在他斜后桌的初中同学留下一条对殷昱国的负面评论，“我看着他在同学不在的时候踢倒别人的水杯然后窃笑，听他写诗讽刺他的同学们（也就是包括我在内）全是蝼蚁……不屑于和我们这些凡流说话，却在家长会上留下纸条说英语考了111分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后来，这个同学在邮件里对我补充，“我对他们这样的‘边缘人’并不厌恶，甚至更多是同情。其实我的初中、高中再到大学，身边都有一个这样的‘边缘人’，囿于世俗，我与他们保持距离（客观来说，他们有时候真的很讨厌），他们往往孤僻、清高、举止怪异、封闭，虽然我们抱怨当下的环境压抑了他们，但也许，我们自己也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老师更是在这些人身上用尽手段，想把他们变成‘正常学生’。”虽然在同学中“能说的话很少”，殷昱国在网络上找到许多共鸣者，“我认识一位波兰克拉科夫的朋友，我认识匈牙利人、罗马尼亚穆列什县的人、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人……其实我并不感到孤单。”他在华宁致的采访里提到。我又在豆瓣影评里找到了一个女孩小M，她是附近一所二本大学的毕业生，正在经历今年残酷的就业竞争，听说那部殷昱国的电影，她找来资源，惊讶地发现，殷昱国一家住的竟然就是她合租的小区，它围绕云南大学而建。大三搬出宿舍时，她看了好几个小区，唯独对这个花园般静谧、大气的楼宇一见钟情，“走进去你会发现，这个小区特别不一样。这里都是老师和教授住的。”我们沿着小区的河边穿行，夜里，它只有花香，没有声音，闹市的喧闹都被隔绝在外。她真希望在这里拥有一个房子，她知道这不可能。她说：“快递员给这里的居民打来电话，说的是，老师，你的快递。”而且，她看蔡青的白皙的脸也不像是本地人。本地人是什么长相？她想了一会儿，“有点苦大仇深的长相。”她想，这家人身上一定有着某种不自知的东西。的确，从小，殷昱国就跟妈妈一起坐云南大学的教工校车上学。他读昆明最好的小学，小学与云大只隔一条马路。中午，他喜欢在云大的食堂而不是小学的食堂吃饭，然后在爸爸办公室的长沙发上午睡，放学了，他就跟妈妈一起乘校车回家。坐在大人的校车里，他谈的也是成年人的话题，只不过，蔡青眼里，儿子对其他成年人关心的话题很不屑，“他说那些老师在车上谈的都是晋升，有一次，他听见有一人恭喜另一人说你要拿到教授了，将来可以进高干病房，他就说，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等着住高干病房吗？”舒羽杰就是在这辆校车上与殷昱国成为挚友。她记得，一年级时，自己是欺负殷昱国的女孩群体里的一员。老师告诉家长后，父母带着她去给蔡青道歉，两个孩子却在同一辆校车上玩起来。到小学末期，由于她成绩垫底，总被老师奚落，逐渐成为一个女孩群体的霸凌对象，小团体要求全班都不能跟她讲话，只有殷昱国站出来反抗。这个“问题少女”从此跟他形影不离。“我觉得他是堂吉诃德，我就是跟着堂吉诃德的那个驴。”这个穿一身黑衣、单眼皮的女孩对着我笑。殷昱国总想尝试出格行为，有一阵他找哈根达斯店家要干冰，把干冰放在水瓶里，把阳台炸了，吓得厨房里的蔡青把刀掉到地上。他怂恿舒羽杰也做实验，结果她炸到了手，留下一道疤。他们喜欢穿着一身黑衣去喝咖啡，见面时，舒羽杰常常抱怨与父母的争吵，殷昱国鼓励她，尽力摆脱父母的影响。她自小成绩不佳，但父母从未接受过这一点。初中时，父亲突然把她叫到书房，扑通跪下，“我求求你了，好好读书吧。”她自称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殷昱国最好的成绩174名，她最好的成绩1430名，全年级人数1500名。”蔡青回忆。第一年高考，舒羽杰没考上，第二年也是，到第三年勉强考上二本，但要先多读一年预科。殷昱国的死亡成为舒羽杰青春里的一道伤疤，“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鼓励我了。”为了理解他，她开始看大量的文艺电影，看诗歌，看上野千鹤子，这也让她感觉到久违的被理解。这5年里，周遭环境发生巨变，舒羽杰有时会想，如果殷昱国没有出走，继续生活在这里，一切会怎样？他甚至没有经历过疫情，他就像一个不真实的梦。最近，那些曾令她羡慕的考上好大学的同学说起毕业打算，只想回昆明，考个公务员。她不想过那种生活。我们的谈话结束了。这个穿着黑袍的女孩匆匆跨上了自行车，周末结束，她将回到寄宿学校，这是她读的第三遍“高三”。临走，她发给我一首殷昱国分别前写给她的诗。那是金龙给羽蛇的祝福，也是殷昱国给他的同龄人的寄语：
不后悔的母亲
阳台上艳红的三角梅正在怒放，花下有两株不起眼的仙人掌，殷永林指给我看，都是孩子挑的，已经长出一倍多大。小的时候，他骑车带儿子去花鸟市场，昆明的花市有着最灿烂的色彩，儿子唯独喜欢带刺的。
我们和蔡青去翠湖边散步，那是她和殷昱国常去散步的地方，湖上海鸥成片。一周后，这群每年都来歇脚的旅客就将离开昆明。“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那么爱文学，或者孩子不那么爱文学，是不是他就留在这个世界上了？不过，翅膀就没有了。”如今，蔡青将许多苦楚看作文学带来的副产品，就像她自己一直受此煎熬。“我做得真的超过其他母亲好多倍。我忘我到什么程度，老外给的那种特别奇怪的糖，有一次，我打开以后刚要吃，想了一下就把它关起来了，留给儿子。我的同事说，老蔡你疯了吧。”“孩子想要成人的话，他是一定要走出妈妈的羽翼的。”我说。蔡青没有听见，她继续说着，再次沉浸到关于儿子的甜美回忆里。这两年，蔡青正在重建心中的价值，以她自己的方式。一些热情的罗马尼亚人从去年开始向蔡青约稿，邀请她在罗马尼亚的杂志上发表她的诗，以及做文学翻译。忙于应付约稿，蔡青又消磨掉许多悲伤的时间。她喜欢本雅明的话，“我用书籍作为砖瓦，屋舍在眼前平地而起。”她给我搬来一摞信封，从信封里抽出杂志，这些文学杂志排版简单，动辄两三百页，寄杂志的人为了节省邮费，有的是黑白影印版。一首她的诗被译成罗语，配上一张她年轻时的小像，“cai qing，中国的诗人。”“我觉得他的精神在那里，我就不断地去靠近。”她用白白短短的手指一点。在罗马尼亚，当蔡青失魂落魄地带着殷昱国的遗物从宿舍楼出来时，突然被一个热情的流浪汉拦住。流浪汉不停说着罗语，比划手势，她明白过来，那是儿子帮助过的一个人。“现在想来，是那种拉丁人的热情，那种古朴的浪漫状态吸引了他吧。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天真。”导演伊莲卡对我说，她曾花很长时间去厘清，这到底是一个关于逃离还是奔赴的故事，这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我的采访，还有我看到的昱国写的诗，他的手机、电脑里的文章，我觉得，他是在奔赴这个世界。”“他提醒了我们，一个少年眼中的浪漫主义是什么，当我们试图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时，有时会觉得格格不入，我们想寻求联系，寻求自己在地球上的一席之地，但大部分人不会付诸行动，昱国做到了，踏上火车，踏上旅程。我们越来越缺少这种精神了，在今天，我们五六岁时父母就已经设定好了我们的一生。”伊莲卡说。蔡青也曾幻想过那样的一生，儿子就在云南大学读书，然后在昆明成家，给她生个胖孙儿带，“我就希望跟他这么腻腻歪歪一辈子，因为他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愉悦。”就像儿子小学在作文里写过的，那时候他觉得云大就是最好的学校，也以为自己会喜欢上一个女孩——“我找了个老婆，我很喜欢她，她不喜欢我……我又找了一个，我很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和她结婚了。在产房门口，我在等待她生产。”这篇作文的第一页。蔡青很珍惜它，有一次以为这篇作文丢了，还让儿子复述然后自己誊写一遍。
两份作文的纸张都很旧了
采访、撰文：刘楚楚
编辑：李纯
运营编辑：欣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