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缩三十年后，当下的中国需俯瞰这湍流激荡

来源：肖磊看世界

如果要谈到全球战后（二战）经济的发展，日本是一个绕不开的案例和话题。

1968年，日本经济超过西德，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苏联之外），直到2010年日本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日本维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持续了超过40年。

当然，研究日本经济的著作和理论成果有很多，整个市场也一直都在关注，我这里提出一些更为宏观的，对我们思考自己的问题有一些历史性和周期性启发的点，供大家闲聊和讨论。

一

在日本扮演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这40年，以及加上战后飞速发展的那十多年，总计大概60年的这个时间周期里，日本实际上真正只经历了两个大周期，这两个大周期的时间节点，一个是朝鲜战争和全面冷战；另一个是1991年冷战的结束，以及跟冷战结束同时开启的日本人口红利（抚养比）和房地产拐点。

今天之所以专门要跟大家讨论日本经济，就是因为在我看来，日本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大周期，即，所有内部发展逻辑和外部环境出现了新的历史性改变。

去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今年的4月8日，追随安倍晋三超过十年，为日本最后一根发展经济稻草“安倍经济学”立下汗马功劳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卸任。

这些事件虽然有一定的巧合成分，但也预示着，日本战后至今两个经济发展周期的结束，同时也是开启第三次历史大周期的标志。

接下来我简单的说一下战后日本的两个发展大周期。

二

第一个是朝鲜战争开启的全面工业化基础性复苏。

日本1945年就投降了，而后美国直接接管了日本，这种接管，不是简单的驻军那么简单，美国当时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日本变成下一个菲律宾，失去工业化的资本集中度和政治、社会属性层面的组织能力，对各类财阀进行肢解。

从当时美国采取的方式看，稍微有点民族主权意识的个人、组织或团体，都会被清除出政治、教育、文化、较大规模企业等体系，美国甚至大量的安插眼线，去听日本老师是如何讲课的等等，现在经常爆出，美国又监听了盟友国家领导人的电话什么的，这其实一直都存在，不是今天才有的。

于是，在日本投降，至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数年时间里，日本经济基本上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同时呢，美国为了在肢解日本工业的过程中，不至于导致失业人数过多而引发混乱和反抗，于是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量的粮食援助。

这里面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影响，就是美国当时对日本的援助，主要是小麦（面粉），导致日本这个本身只产水稻，不产小麦的国家，不得不开始吃面食，这也触动了日本拉面等的流行，以至于现在日本拉面在全球都还挺出名。

然而，1947年冷战的开始（东京审判还未结束，美国便迅速转变态度，开始释放各类日本战犯，让这些战犯回到自己原有的岗位，为美苏冷战做准备），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

尤其是朝鲜战争开始之后，美国为了稳定后方和补给线，不得不重新开始武装日本，不再禁止日本的工业，反而全面开始输入订单。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比如日本丰田这家公司，本来已经都奄奄一息了，但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丰田这家公司，就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到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已经完成了几乎所有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布局，而且完成了出口竞争力的培育，当时日本的出口（一半以上是用来供给朝鲜战争的），这可是其他国家需要数十年才能走完的发展道路。

关键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也没有给美国回头再肢解日本工业的机会，因为紧接着的就是美苏全面化的冷战，美国依然需要日本作为东方冷战前沿的补给基地。

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很多人，尤其是政界和经济界，都特别希望中美、美俄处在对抗状态，这样日本的重要性就会更高，美国就不得不继续跟日本加强合作，继续扶持日本，也就是日本国内希望中美搞冷战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国际问题是十分复杂的，美国致力于挑拨中国与日韩的关系，但日本其实也致力于挑拨中美关系。

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朝鲜战争，以及紧接着的全面冷战，使得日本从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以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这也推动了日本在1968年超过了西德，成为了除苏联之外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二战前留下来的日本一些工业基础也不可忽视，但如果没有战后国际局势的颠覆性变化，是不足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触动日本经济飙升，以及改变美国对日政策的。

那从朝鲜战争开启的这一轮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这个里面，就看大家如何分析，采用什么样的数据，但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1991年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巨大的诱因，而人口红利和房地产拐点只是一个辅助。

三

冷战的结束，对日本的影响，跟朝鲜战争是同一级别的，只不过是反向的影响。

如果说从朝鲜战争开始，到冷战的结束，日本对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重要性是10，那么冷战结束后，日本的重要性一下子就降低到了3左右了。

以至于在这种冲击下，日本不得不用吹捧美国，甚至神化美国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对美国的重要性表达。比如冷战基本结束的时候，日本裔学者福山就抛出了 “历史终结论”（美国模式就是人类最终的模式）。

冷战结束后，欧洲开始跟东欧和俄罗斯做贸易，美国也开始全力介入对俄罗斯的改造，各种公司和工业企业开进了俄罗斯，再加上中国开始搞加工贸易，很多欧美，以及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国转移，日本不再是世界经济的焦点和贸易资源的主要流动方向。

这才是日本经济进入拐点的最大的历史背景。

当然，人口红利和房地产的拐点，也非常巧合的出现在了同一个历史时点上。但如果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假设，比如冷战稍微晚结束几年，欧美资本和日本诸多企业的投资，依然没有更多选择（只能在日本国内），或许日本的人口红利和房地产拐点也会晚几年到来。

因为随着资金从日本撤离，日本维系社会福利，以及维系生育等服务的成本也在大幅增加，失业率升高，大家的房贷和工作压力大增（1991年日本房价跌了超过50%），整个社会底层形态发生了转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和房地产拐点的提前到来，跟冷战的结束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促使两个大周期同时出现在了1991年这个时间节点上。

这就好比说这次疫情的突如其来，实际上也很巧的，加速了我们中国人口红利（抚养比）和房地产市场拐点提前出现类似。

面对冷战结束这样的历史巨变，日本除了进一步的吹捧美国，以获得存在感和重要性依赖之外，还采取了哪些标志性的措施呢？这才是我们需要去重点了解的。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日本面对冷战结束，以及因此带来的国际格局的颠覆性变化，还有国内人口问题和房地产危机，日本采取的标志性措施。

这里的“标志性”三个字，代表的是可以力挽狂澜的，看上去可能都有点“极端”的措施，至于其他各种层面的诸多措施，不在这里逐一罗列，并不是没有用其他措施，或其他措施没有发挥作用。

四

冷战结束后，日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永不回头的持续下调利率（再强调一下，是永不回头）。

日本央行的基准利率从6%，下调到现在的零以下，就是从1991年开始的，中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加息周期，这跟1991年之前日本所有时间内有降有升的利率周期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除了降息，还一个是与降息并行的国家公共债务的历史性扩张。

为了刺激经济，1991年至1999年间，日本政府总共采取了12次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决策，也就是平均下来，每年不止一次，直接额外花出去的钱超过1万亿美元。

自1991年开始，日本公共债务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在增长，要知道当时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速还不到0.8%。

当然，下调利率和扩大债务谁都会，问题是日本是如何将这么极端的措施，搞了超过30年（1991年至今），用以维持住日本经济，同时没有发生恶性通胀和主权违约等更大经济问题的。

这里面，就要说到其他措施的配合了。

于是，日本的第二个措施就出现了，即：顺应国际局势变化，开始加速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

当时的日本各界也非常明白，既然冷战结束了，既然日本的绝对吸引力没有那么强了，大家开始涌入其他增长更快的地区了，那日本为何不顺着这个趋势，主动跟上欧美贸易和资金的流动方向呢。

这里面，日本首先看到的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1991年至1995年，中日贸易的年均增长超过了26%，而后数年时间里，中日贸易额的增长都超过了10%。投资方面，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1991年至2000年间，年均投资规模接近30亿美元，是改革开放后至1991年这期间的六倍，同期跟美国的对华投资实际规模已经差不多了。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连续十多年成了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现在很多人依然会说，当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很好的发展了中国经济等等，其实这是双方都获益的，如果没有日本当年对中国市场的“押注”，日本能否较为平稳的度过经济衰退期都是个问题，因为冷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增量由西欧和美国把持，如果没有中国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增量规模，按照日本经济的体量，一旦出现内部需求不足的持续衰退，能将其拉一把的经济体并不多，毕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只有中国的体量能承接得住。

这么说可能有一些人会不太乐意，但我要说的是，中国不仅连续十多年成了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且是日本高质量移民的第一大来源国，同时已经连续数年成了日本第一大旅游客源国。

也正是由于日本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开始大量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使得日本赶上了自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最重要，也是体量最大的增长市场，让日本企业和资本的增长并没有因日本经济的衰退而结束，而只是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增长市场。

这就给日本应对国内经济的衰退，以及对冲低利率和高负债的政策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这里面，不要低估日本人的敏感性，日本当年看到尼克松访华之后，就迅速看懂了国际局势，启动了跟中国建交的各种操作，于是在尼克松访华几个月之后，中日就正式建交了，这比后来的中美正式建交还要早整整7年。

五

除了永不回头的降低利率（附带扩债务），以及加大对外投资和贸易，尤其是重点“押注”中国市场，日本采取的第三个重要措施是，在科技制造领域，改变成本预期和创造新的品类。

这一点极其重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汽车产业经过内部整合、创新等积累之后，变得规模很大（诞生了丰田模式14项原则），持续的“物美价廉”，而且使用成本更低（省油），迅速的开始占领消费规模最大的全球中产阶级市场。

时至今日，在B级车市场，本田雅阁和丰田凯美瑞创造的销量依然没有任何企业可以超越，排名历史销量的第一和第二。

很多人可能觉得，发达国家人家不缺钱，出口给发达国家的东西，价格都不是问题，其实这一点恰恰相反，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对性价比更为敏感，因为消费产品丰富，有足够的商品去对比，所以一旦出现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其抛弃原有消费习惯的可能性更大。

恰恰相反的是，当可选择商品不多的时候，对性价比就不敏感了，很多更高价的商品，实际上是被发展中国家给消耗掉了。

就比如去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推出了一款网络购物软件，叫Temu，属于海外版拼多多，这个软件去年9月份才上线，现在的下载量已经超过5000万次了，很多时候都排名软件下载第一名，今年的销售额很大的概率会超过3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200亿人民币。

我不是说所有的商品和销售，就是越便宜越好，这里面最根本的是，模式的可持续性，一次两次的降价促销，跟数十年如一日的物美价廉，那需要背后大规模的产业链和创新等实力支撑，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拥有自己卫星定位运输系统的美国线下零售巨头沃尔玛，拥有全球最大云服务能力的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以及最近两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店Costco等，没有一家不是主打可持续性价比的。

相比日本汽车业的发展，日本很早就搞出来的新干线（高铁），由于成本过高，无法刺激出更大的市场需求，基本上就没有走向世界，而后来中国通过多年的积累，形成的高铁规模制造、技术创新等，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优势，竞争力非常明显。如果是按照纯市场角度来说，中国的高铁产业性价比，目前在全球已经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了。

在制造业里面，如果你可以在原有消费产品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更巨大的规模优势，形成了可以系统性，可持续的降低制造业成本，给消费者创造更高性价比的产品，那么这种竞争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当然，比可持续性的降低供给成本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新的品类，这个尤其重要。

六

全球的产业和各类竞争，已经非常充分了，这个时候，要么就是刚才说的，你能系统性、可持续的降低更多原有品类的成本预期，要么就要创造出新的品类。

日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搞出来了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用的锂离子电池，大家可以对照当下，现在给电动汽车生产电池的宁德时代等，就知道这种新出现的产业对一个市场的影响有多大了。

日本还搞出来了各种新型显示器，包括九十年代开始的超薄显示器，这也加速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全球性发展。

也是在1991年，东芝发布了售价170万日元的40万像素数码相机，这是市场上开始销售的第一台数码相机。还有整个全球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带有摄像头的手机，也是诞生在日本，是1998年11月夏普在日本发布的J-SH04，配备了11万像素摄像头，从此摄像头成了全球手机生产的标配。

不仅仅是制造业、电子科技等等领域，比如在其他市场，美国搞巨型超市连锁，日本就搞社区便利店，美国搞大电影，日本就搞动画片漫画等，这些实际上也是在创造新的品类。从目前的数据看，日本连锁便利店的年销售额已经差不多能到1000亿美元这个体量了。

在创造新的品类这方面，其实中国也正在发力，当下我们的感受会更加贴切。

比如我们现在出口增长最快的，应该就是电动汽车和相关电池了，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的出口增速基本保持在一年就能翻一番这样的增速水平上。这就是创造出新的品类的影响力所在。

比如在其他市场，有一个行业，就是电子游戏这个领域，中国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产业品类，按照2018年的数据，中国外海电子游戏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日本动漫产业海外的销售收入。

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就是为了吹日本呢，真还不是，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日本目前已经结束了前两个大周期，开始进入了第三个大周期。

如果说第一个全面工业化周期始于朝鲜战争和冷战时代，第二个平稳度过低增长周期起始于苏联解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那么第三个挣扎和衰退周期，将开始于当下的，通胀起步、政治为先、跟随美国推动跟中国脱钩的大背景之下。

七

我前面说了日本度过低增长时代，平稳应对人口和房地产拐点大周期，用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而这三个措施里面，目前看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能顺利的持续。

如果没有海外新的市场用来接纳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以及如果没有新的对世界科技制造的贡献，那么国内的低利率和超宽松的财政，就不可持续，必然带来恶性通胀，因为从长远看，只有新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创造更多的新的产业类型，才能承载更多货币和债务资源。

当下的全球科技和制造市场，大部分工业品，甚至包括电子产品的新增品类，基本都诞生于中国，而不是日本。中国的电动汽车、高像素手机、5G技术和各类家电、显示屏，尤其是未来手机市场的柔性屏等，中国都是绝对的上游最大规模的供给端。

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全球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从无到有的规模性市场，虽然印度、越南等地区，成长比较快，但这些市场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急速增长市场，而是早就切入到全球市场的一个透明可预期的市场，这意味着，这些市场所创造的增量，早就在预期中消化掉了，跟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给东、西方带来的市场性规模增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者，对外投资和贸易，本身也基于自身的资本积累和竞争力产业，这些方面，相比中国的对外贸易、建设，以及资本积累的存量，都已经超过日本，也就是新兴市场跟中国合作付出的成本更低，获得的收益更大，而且启动效率更高，整个建设和发展周期更短，不需要横跨好几届政府，往往当届政府就能获利。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日本应对当下困局的能力已经非常有限，甚至面临持续拔高政治外交等问题，来转移各种经济发展矛盾的风险，这就是为啥日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开始表现得比美国还极端的原因。

当然，日本经济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日本产业能够跟中国有一定的深度整合，实际上很多日本企业还是有很多机会的。这里面，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在中国建厂或跟中国市场合作更积极的，反而是美国的很多新型制造业企业，比如苹果、特斯拉等等，德国企业也非常积极，而最近几年来，日本企业明显是慢半拍的。

这就是为啥连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和调研机构都说，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而旁边的日本研究界很少说中国好的原因，这跟当年夸美国模式终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这就好比说，你并不羡慕和嫉妒腾讯公司和马化腾一天赚了多少个亿，但你会难以控制的羡慕和嫉妒身边认识的同事或朋友中了个大奖、加了个薪。唯一的问题是，中国离日本太近了，这种压迫感会击碎几乎所有的理性。

当然，你也可以说，不能总看GDP啊、增长啊、规模啊这些东西，人家日本人获得了多少多少诺贝尔奖你怎么不说。确实，日本过去的几十年，经济没有太大的增长，但科研、文化教育等等领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么说肯定也没错，问题是，你去看欧洲有很多国家，比如瑞典、瑞士、奥地利、葡萄牙等等国家，在某些方面，也都非常厉害，这些国家，也没有停滞。

但我们讨论的是大国经济，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有近半个世纪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要把日本的定位，放在瑞典、瑞士、芬兰、挪威等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那我相信在未来几十年里，日本依然很不错，因为就算是新加坡、以色列这样体量的国家，也都很不错。

再比如欧洲的荷兰，在诸多产业里面，依然很牛，但最终不得不整合到欧盟和欧元这个市场体系之下，已经不能站在完全独立的国家经济这个层面去讨论了。

八

最后，再讨论一下，日本在过去两个大周期之内的经历，对我们中国的一些启示。当然，下面所有内容，完全是闲聊，不具备任何参考性，仅供大家茶余饭后瞎讨论。

中国目前虽然没有经历类似朝鲜战争、苏联解体这样的重大国际事件，但有一些事件在影响市场正常运行方面，是具有偶然性的，而且也是历史性的。比如持续了两年多的疫情、至今还在上演的俄乌冲突、美国推动的脱钩等。

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的停滞，以及诸多影响，实际上加速了很多潜在的周期来临，比如人口红利（抚养比）和房地产拐点。

而俄乌冲突，又改变了全球市场的有效性进化，安全问题成了各种经济活动的主要考量因素，而不是简单的交易和分工，这就加速了对经济运行结构的非市场化重组，内需的重要性一下子就显得更突出了。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个时候谁在进口方面能创造更大的增量，实际上谁就能创造全球新的经济周期和未来影响力。

以前这个角色基本都被美国垄断，尤其是疫情期间，美国直接发出来了超过5万亿美元的现金，用来维持内部经济运转，以及向全球采购。但问题是，而后引发的通胀问题，迫使美国持续加息，已经使得美国的进口成本以指数级提升，把美元存在银行更好，利息那么高，为啥要去消费。

那美国会再次发钱吗？当然，如果再来一次大的灾难性冲击，有可能会再发，但目前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性不大，因为底层通胀问题已经到了很难承受的地步，加息到5%的时候，核心通胀只下降了2个点。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全球都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承受美国需求的减弱。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必须得等到美国需求起来了，才会进入到新的经济周期呢，如果这么想，那么预示着，主导整个全球经济周期的，依然是美国和美元。

也就意味着，未来全球遇到类似疫情这样的冲击，只有美国依然可以迅速发美元拯救经济，拉全球一把，其他经济体就只能祈祷。

问题是，在美国产业规模有限的背景下，也就是生产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如果继续搞美元周期，那么美国自己都可能把自己给搞废了（否则就不会迅猛加息了），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这个时候，拉动全球经济的潜力在哪里呢？

这里面，需要考虑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如果一个经济体拥有这种潜力和历史性的角色任务，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的同时存在。第一个是，这个经济体的规模要足够大；第二个是，这个经济体正在面临通缩风险；第三个是，这个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需求被严重抑制。

基于此，实际上大家也都看出来了，也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

九

当然，现在一说到消费、进口等，很多人就急了，说现在大家没有钱消费，自己的产品都消费不了，还进口啥等等。而且很多人也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现在的物价并不低。

其实你去看日本，就算通缩了好几十年，但在日本水果蔬菜价格依然持续走高，随便一个西瓜的价格，都一百多块人民币。问题是，你不可能盯着西瓜来研究日本是否是通缩的问题。

很多人不相信CPI数据，但你问他，那你能找到一个比CPI更能准确反映物价的数据吗？可能除了说我今天下楼发现菜价又涨了，其实是找不到其他数据的。

我这里不是说大家的某一个消费价格，就不值得关心，而是整个市场是由几千万种商品组成的，比如房价一旦下跌或不涨，可能在很多人的支出里面，就会省出好几十万，或好几百万，这个钱如果用来买菜，那一辈子都够了。

但另一方面，比如房子等价格的持续下跌，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支出的下降，很多工作机会就会丧失，这跟一般的菜价上涨影响范围可能不一样。问题是，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房价等的持续下跌，相比来说，楼下菜价的波动感受更为现实。

也就是说，物价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在过去，我们要警惕房价等大宗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而现在也要十分警惕其持续下跌，同时呢，也还要综合性的判断平时大家消费的蔬菜水果、食品交通等领域的价格波动。

以前我们谈CPI，很多会说，如果把房价的涨幅放进去，CPI就不是现在这个数了。其实这里面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市场上什么东西涨，大家就希望把什么东西放进CPI。

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过去几十年日本这样的国家，就不太可能有通缩的概念，因为你总能找到价格持续上涨的某些消费品（比如西瓜），那日本怎么可能会出现持续三十年的低利率呢？甚至是长期的负利率呢，那经济早就崩溃了。

十

好，那基于市场规模、通缩现实和被抑制的人民币国际化需求，我们再展开来讨论一下。

无论如何，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除了由美元这个特殊国际货币支撑的美国，没有哪个国家的进口能力可以跟中国比，所以中国在进口方面，有绝对的规模优势。

同时呢，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通缩风险，很多人可能依然不太接受，但这种通缩风险，有可能是长期存在的。疫情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我们的CPI依然处在下降通道当中，上个月只有0.7%，整个一季度只有1.3%，要知道这个数字甚至比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1.5%还要低，更不要说4.5%的贷款利率了，而且我们预期的经济增长是5%，是通胀数字的数倍。美国为什么要把通胀降到2%，就是因为美国的平均增长也只有2%。

这里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惯性思维，就是中国的通胀数据，很容易反弹，这实际上是一种研究问题上的路径依赖，这就好比说放在七、八年前，很少有人会觉得房价会进入下降通道一样。

过去之所以通胀数据容易反弹，原因是中国没有进入到人口红利（抚养比）和房地产周期拐点，导致我们的城镇化速度非常快，投资和消费潜力巨大，只要稍微做一下刺激，大家的负债和投资、消费等意愿就会被激活。

而如今这种大背景已经完全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看日本从1991年起，一直下调利率，就再也没有敢提高利率的原因，其跟1991年之前，一会加息，一会降息完全不同。所以我才说，日本当时开启的，是永不回头的降低利率。

说到这里，可能会继续被人喷，但我已经说了，仅供闲聊，不用太生气。

我这里再举个例子，前一阵，我们的房贷利率持续下调，很多人觉得这样持续下调，那是不是房价要涨，房子的需求要迅速起来，大家的负债消费（买房子）的意愿是不是会迅速扩大，但事实是，大家并没有迅速的提高增加房贷去买房的意愿，反而加速了大家提前还房贷的意愿。

过去我们对低利率引发的，对很多问题的担忧，未来可能很难存在。这种认知和理解、适应周期的转换，需要一定时间，但大概率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趋势。

在持续降低利率的过程中，并不是要大家增加负债或立马就刺激出更大的消费，而是遏制因各类周期导致的通缩加剧，以及减少存量债务的成本负担，从预期层面消除对债务的恐惧。

如果从个人层面来说，厌恶债务无可厚非，谁也不想欠债，但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债务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更高等级的发展“福利”。比如我们去做个对比，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实际上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对债务的恐惧心理也就更低，利率也更低，而如果对比来看，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大家非常恐惧债务，利率也非常高，彼此之间的借贷行为也更困难。

而且这里面，还不仅仅是对债务的恐惧，以及超高的利率负担，很多时候，在不稳定的社会和较差的经济发展预期中，大家的借贷周期都非常短，比如像中东、非洲等地，一个政府的“寿命”只有不到十年，你让他发30年期的国债，那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政府无法发长期债券，就很难做稳定的管理性和建设性投入，对经济的影响其实更大。

回归到市场层面也是一样，如果造成对债务的恐惧，大家的借贷和投资，都会短期化，高息化。这个时候，债务就不是社会发展的“福利”，而是社会发展的“洗劫”者，因此说，基于中国各方面发展的稳定性，更低的利息，以及更长周期的债务，本身就是一种对抗通缩，以及消除债务恐惧，展现社会发展福利，平稳度过特殊周期，给经济酝酿新的创新机会的标配。

当然，如果地方债务等实在过大，大家有所担忧，实际上可以允许其发新债还旧债，只不过这里面，发的新债，只能用来偿还旧债，而不是扩大开支。这样就保证了在某一阶段内，不产生违约行为，各类市场活动拥有不间断性，大家对债务的恐惧就没有那么大，同时呢，保证了对存量债务的战略性“稀释”，给未来创造新的经济活力，以及可持续的财政和支出保证留足空间。

否则，如果大家开始炒作“债务”恐惧，其带来的影响就是整个社会层面发展成本的无限扩大，因为当大家都想着拼命还债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更大的麻烦。这就好比说这次美国银行业出现危机，直接的诱因，并不是贷款和债务，而是对存款的需求大幅增加而引起的。

理解金融的问题，尤其是货币、债务等问题，真还不是简单的数据计算，也不是现实的选择，而是最不好去量化的整个社会性的心理预期。

十一

当然，如果没有对外投资和贸易，以及制造业和科技、创造新品类竞争力等优势，单纯从利率和债务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现在日本的利率和债务问题，全世界独一份，负利率、高负债，但没有人会特别担心日本的负利率和高负债问题（过去），原因就是日本过去并未发生通胀，日本经济也并没有崩溃，而且在多个领域还创造了一定的竞争力。

同样的，中国同时拥有比1991年日本还要好的产业和贸易条件，这不是一两个国家想扭转或破坏就能做到的，因为对比来看，1991年的周期拐点上，日本出口占全球的8%，而如今中国占全球出口已经超过16%。这就保证了，我们在应对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方面，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那如果采取更低的利率措施等，会不会导致生活成本的增加呢，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说通缩问题，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但由于这个问题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很重要，还是要更明确的推演一下的。

很多消费成本确实一直在增加，但随着人口和房地产拐点的出现，以及城镇化的推进，整个家庭当中，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消费占比是持续下降的，并不是说大家钱多了，或者利率更低了，大家就更愿意多吃一顿饭。当房子这个最大宗的消费价格，不再处于高增长阶段的时候，居民的整体性支出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未来更多的讨论重点，可能是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而不是房子。

我们的消费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城镇化刚起步的时候，也就是从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等转移这个阶段，实际上大家最大的支出，就是衣食住行，存款很少，都花在平时的衣食住行上面了，这个时候衣食住行价格稍微波动一点，就受不了。

这个阶段过了之后，也就是城镇化率超过50%，人均GDP到8000美元左右的时候，衣食住行的花销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大家开始关注房子和汽车等大宗消费，这个时候尤其是房子的价格波动，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城镇化在加速，大家都需要买个房子。

而进入到人口和房地产拐点的时候，房子的供给能力，已经高于城镇化的速度，也就是房子开始过剩了（大部分城市），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就算大家的收入增长很缓慢，但整个衣食住行和具体花在买房子上的支出占比，都在降低，对消费价格其实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大家更关注新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等其他东西。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周期之内。

那这个时候，只要收入稍微有所增长，大家的幸福感就会提高很多，因为整体的物价焦虑没有那么高了。但也是在这个时候，由于人们对环境、健康和文化等领域的重视程度开始提高，就必须得进入到我们现在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发展经济的成本会变得更高，跟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也开始白热化，也就是想从更大的基数层面，持续提高收入的难度就增加了。

很多国家在面对内部需求和外部竞争这个层面，没有很好的应对能力，就开始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说。

如果你要问，这个时候，除了低利率，以及维持产业和贸易等的竞争力之外，还有什么增加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提高预期收入，以及刺激消费的措施。恐怕除了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做大规模优势等等，很难说出一些具体的方法。

我这里有一个思考，供大家参考。

十二

比如在大的财政支出性建设层面，当年日本遇到了刺激经济的瓶颈，很大的原因是，日本的客观条件存在很大的限制因素。

日本在发展经济，以及城镇化和人口出现拐点的时候，遇到的不仅仅是基础性的发展条件的制约，同时呢，日本国土建设的局限性，导致了人口流动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就是直到现在，日本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在数年之内的活动范围，都不会超过周边五、六公里的范畴，其生活、工作和消费，是非常固定的，几乎无法创造出新的流动和增长，我把这种发展结果，起了个名字，叫工业社会的农耕化。

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空间更大，但需要加快布局和改变。也就是在国土建设方面，要改变思路。

这里面可以抓住一个核心点，就是要把住在楼里的人，更大限度的给“调”出来。

中国现在最缺的，早已经不是高楼大厦，一栋楼住好几百人这种逻辑，中国城市里面，现在急缺的是体育场馆、剧院、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公园、停车场、电影院等等。这里说的急缺，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硬件建设，另一个是对硬件的使用。

如果通过各种第三场所和活动（家和公司之外），能够把大家呆在家里的时间给争夺出来，中国获得的就不仅仅是消费潜力，而是整个跟日本发展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那很多人会说，日本也有这些东西啊，但其实远远不够，这不是因为日本不想建，而是确实没有地方，同时呢，社会的碎片化导致谁也没有能力把大家从居住的楼里“调”出来。

为什么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呢，原因之一是，如果我们想在消费和可持续的经济规模层面跟美国这样的国家竞争，就必须要非常明确我们的城镇化模式对消费的影响。

你去看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整个城区的面积，竟然跟中国有两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一样大，原因何在？片面而又认真的说，就是因为这些大规模消费国家，大部分的城区面积，是被独栋居住建筑给占据了，不好的方面是，这种模式对资源的浪费很大，但对于消费和可持续的需求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可能这话又有人不爱听，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日本家庭的富裕程度，实际上不输于欧美很多国家和地区，但日本人对汽车、家电等的消费量，是低于欧美很多国家的水平的，因为很简单，比如购买汽车，日本就非常麻烦，你必须要证明，你有停车位，否则你再有钱，在日本是买不了汽车的。这种逻辑，可能大家是想不到的，但这就是事实。

在全球规模较大的国家里面，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除了受人均GDP的影响，其实主要跟居住的地方大有关系，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排名最靠前，而人均GDP比意大利还要高出1万美元，汽车工业比意大利更牛的日本，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却低于意大利。

可能的原因是，意大利可用的国土面积跟日本差不多（平原面积），但意大利人口只有日本的一半，人口密度更低。

十三

中国的条件其实比日本要好很多的，中国虽然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之多，但中国仅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加起来的面积，就已经是日本平原面积的差不多十倍了。

中国还有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珠三角平原、茂湛平原等等，以及更大的新疆平原，我说的新疆平原，不算沙漠戈壁等，也不算城市工业等用地，仅仅耕地面积，新疆现在就有超过7万平方公里，都快赶上整个日本平原面积了。

我再跟大家举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比如我们拿疫情前的数据看，整个2019年欧洲电影市场票房和观影人次最多的是俄罗斯，其次是法国，而在电影院数量排名方面，在欧洲俄罗斯也是第一，法国第二。

再比如体育产业，德国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3%，明显高于法国的不到2%，而德国足球场等体育馆数量，明显高于法国。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像，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影产业和体育产业等产值，跟电影院数量，以及体育场馆数量成正比，而跟人均GDP似乎联系不是很大，因为俄罗斯、法国、德国之间人均GDP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如果我要说，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镇化率和工业化水平都进入到更成熟阶段的时候，影响家电和各类居家消费的，可能是居住空间的大小；影响汽车消费的，可能是停车位数量；影响电影文娱等消费的，可能是电影院和各类剧院文化馆等数量；影响体育产值的，可能是体育场馆数量，而不是简单的，谁都能说两句的所谓收入和人均GDP水平，恐怕会遭遇强烈反对的。

当然，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前提是，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也不能太小，人均产值也不能太低。

过去我们几乎所有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基于工作和生产的逻辑，而不是消费的逻辑，未来的建设和投资，除了维持现有的工作和生产逻辑之外，更应该重视消费逻辑，就是我们在做各种建设和规划的时候，是不是有利于大家消费，而消费实际上是诸多的消费设施给堆积出来的，这就好比说，中国的制造业，是由600多万家工厂堆出来的，而美国的工厂还没有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制造业转移是有客观原因的。

另一方面，中国仅城镇人口，现在就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三倍了，更不要说总人口，但我们电影院的数量跟美国才持平。图书馆方面，按2018年的数据，美国是27.6万个，中国是10.6万个，日本是6.2万个，我们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多。足球场数量方面，中国都排不进全球前十，而足球场数量最多的，依然是美国，其次是巴西、墨西哥、英国、德国、西班牙、阿根廷、俄罗斯、法国等。

这个时候，很多人估计又要说了，建那么多电影院，以及各类场馆，都是空的怎么办，没有人去怎么办，停车场也没有人去停怎么办。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逻辑。

第一个是，建设场馆这些，只是开始，往下我已经在前面说了，要把大家从楼里“调”出来，用各种方式让大家从楼里出来，走向这些场馆，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我们有各种集体和社区、学校、企业等等的组织优势；

第二个是，比如电影院、各类场馆、公园，以及停车场等等，这些建筑物，实际上都属于低空建筑，也就是说 ，这些建筑的使用寿命更长，未来需要处理的成本更低，跟用来工作居住的高楼大厦是不一样的，像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公园、体育场、停车场等等，放个一两百年可能都没事，最多是小修小补，而用来居住的高楼，一旦达到使用年限，可能就得废弃。

那为什么一定要把人从高楼大厦里“调”出来呢，这里面，不仅仅是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升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等人口素质问题，更主要的原因是，防止工业和城市社会的农耕化，把大家锁死在非常小的“土地”和“居住”范围之内，整个社会流动层面都可能出问题，从而很难诞生更大规模的消费，这就好比说，人们在旅行、户外、参加活动等的时候的消费，往往要远高于在居家的时候的消费的原因。

当然，这种建设需求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有接近10亿人生活在了城市，未来还会更多；同时不影响其他民生等领域的建设和投资。

十四

被抑制的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我此前一直在聊，今天主要说一下这个问题对未来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权的，比如很多小体量的国家，可以一直依赖于美元体系，但中国一直依赖美元体系的代价会越来越大。这并不是说我们立马就要放弃对美元的依赖，而是假设我们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其对外的带动能力，也要由自己做主。

什么意思呢，比如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只要是跟美国关系好，跟美国做生意的国家，都富有了。那我们暂时不用去反驳，也不用去举反例，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跟美国做生意就能让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变好呢？

这里面，最根本的无非两个因素，一个是美国的规模大，所以进出口和对外投资也足够大，而这一点中国已经逐步的超过了美国。另一个是，美元是世界货币，在美元的刺激下，也就是在美国可以不用率先创造出口获得收入，就可以直接用美元购买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这种刺激下，大家都开始拼命的搞生产和服务，于是就让一些国家富起来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无法做到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是无法用人民币去向诸多国家购买商品和服务，那么我们的进口永远是受制于人的，而且就算因为进口，使得很多国家发展了、富裕了，也不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发展绑定，也就是不会持续的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美元，大家会认为是美元经济所起的作用，而不完全是中国经济。

况且一旦中国的进口市场，被美元所局限，意味着我们就不得不承受美元周期，只有美国进口能力强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更多出口性美元，才能有更多的美元去跟其他国家做贸易，相当于我们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等周期，依然控制在美国手里。跟芯片卡脖子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芯片影响的是局部，而美元影响的是整个历史周期和中国带动全球经济出现新的发展阶段的可能性。

至于美元、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新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会在下一篇分析当中跟大家详细闲聊。争取很快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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