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向京：创作者的红利来自灾难和不幸，我感到羞耻

疫情是一个比较突发的事情，确实改变了太多东西，但是这种改变其实是在疫情前已经开始了，只不过疫情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让整个环境有了一个很大的扭曲。

其实世界在疫情前已经处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中了，我觉得这个跟互联网、政治格局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还不仅仅是中国自己，全世界都面临着第一个全球化的落幕，迎来了在持续增长和进步后的颓势和失序。疫情则带来了太多的撕裂和对立，包括最近的俄乌冲突，局势来回反转，事件接踵而至，每出一个事情，就会出现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中间地带变得越来越窄，或者越来越没有声音。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那段时间，开始觉得很荒谬，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些表征都在不断说明，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就这样到来了。这种撕裂并没有因为双方观点特别鲜明和对立而变得清晰，反而是让世界一下子沉入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

新格局里最早倒塌的是媒体行业，而长时间霸屏的精英人群忽然间失去了阵地。这种失序我觉得对于知识精英这类过去站在话语权制高点上的人来说，有着一个巨大的失落。因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从某种表征上，可以说是这个阶层逐渐丧失阵地，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过程。

向京

我以前基本倾向知识精英的立场，所以一开始有很大的迷茫，慢慢我发现这确实也是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带给我们的一种反思。这种知识精英的失语不仅仅是谁篡了你的权，而确实是我们曾经坚信的、牢牢掌握的一种知识体系以及对世界确凿的一种认知，特别是一种普世的理想，在某种巨大的现实面前，变得有点不对劲儿了。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感受和看法，而可能是全世界范围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体感吧。所以这个时候除非你乐于在台上表演——当然很多人也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中被乱棒打倒——我想你必须看到这种变化，并且在这种变化之中，多少还是要做一些反思。

我知道知识精英习惯做“代言”，但是我们曾经的那种知识体系或者思考，是不是真的对应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现场，是不是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现在一点都不确定。而那些曾经建构的乌托邦，是否就是理想？所以当巨大的变革——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到来的时候，一整套话语编织的那个世界，或者那个理想，不对应，也无法解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以至于它和大众之间产生了很大一个间隙，这也非常正常。

我现在看到有些人像我以前一样，好像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面，一方面好像在看着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跟这个世界没有接触点，然后又因为隔着一个东西，从某种角度讲，自我是安全的，他是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和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去看这样一个世界，我不由得质疑这种立场和角度。所以我愿意停下工作，想要重塑一种观看的视角。这种说法好像还是肉麻了一点，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好像确实变得非常急迫，以至于这种急迫远远超出了我想要表达的那种欲望——我长时间是在使劲表达、不管不顾地表达这样一个形态里。我不是说我真的失语，而是说我对我将要说出的所有的话都深表怀疑。很多时候我看很多在表达的人——我不是指所有人——我会觉得，他们是真的有观点吗？或者真的自信于自己的表达？还是说仅仅是一种表演？我对于表演非常反感，非常厌恶。所以我总是在审视，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
向京 等著
惊奇·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3年

我现在生活在宋庄，它真的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浓缩，像微缩景观一样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没有一天是固定不变的。我所说的不确定性在这儿就变成了一幕幕景观一样，轮番呈现在你眼前。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小的变化，有的时候可能一夜之间拆一大片，一栋巨大的楼可能就没了，第二天你再去看，一片瓦砾，再过一天已经是平平整整的一块地，太离奇了。我也不能叫记录吧，好像就是在旁边看着，确凿地知道自己在场，这些东西因为就发生在你身边，直接就带给你一种体感。

我以前明确持灵肉二元对立这样一种观点，但是今天我突然意识到，身体它自身已经是一个命题了，所以我在2019年做了我最后一件雕塑——一只章鱼［《降临》，2019］，对我来说，就是想做一个大器官、一个身体的命题。今天除了我们能够去看到、听到、感受到这一切，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去在那上面附加什么了，时代大于个体，大于艺术。你聚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和这些变化，才感觉对应到作为一个当代人所应该面对的那个巨大的命题。

向京，《降临》（局部） 硅胶、钢、电动装置， 2019

我有时候真的有一种羞耻感，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有源源不断的红利，这个红利常常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或者你所处的国家遭受的灾难和不幸之上，这个真的很让人心情复杂。有时面对圈子里一些作品和事件，大家习惯从学术的角度去评价。我觉得艺术不站在任何的道德制高点上，它没有任何的优越性，艺术和艺术家都没有这特权——你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艺术家。就活在当下，面对一个巨大的灾难或者大是大非，首要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反应。不管是为人还是做事，我都难以接受这个世界会给艺术家群体这样的特权，去利用不幸成全自己。除了羞耻，我没有其他感觉！就好像你是特殊人群，你可以占有这些红利，拿着这些苦难，拿着这些不幸，作为素材。

有种说法，觉得艺术家不发声，是不负担社会责任。确实艺术史上有很多例子，明星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发声，去传播正向价值。首先，你先得有这样的名声吧？其次，曾经那个造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觉得我们首先是普通人，人人都是普通人——这要谢谢互联网，把一个个凡人推上神坛又拉下神坛——就是一个随时会被不幸、灾难击倒的普通人。所以首先作为普通人，我从来不愿贩卖跟我个人相关的不幸，其次我觉得作为普通人你也不可以拿着别人的灾难和不幸去做文章，去表演——以艺术的名义，这都是我非常讨厌的。

向京作品《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2007）

所以在今天这个轰然到来的大时代，我对艺术这个事情本身都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和疑惑。别人说你拍了一个纪录片，我说不不不，我就是玩嘛，拿着一个摄像机，就像你身上多了一个器官，多了一个外设一样。如果我只是在那儿生活着，可能还不足以让我建构一些认知，但拿着这么一个家伙事儿，就好像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种观察的方式，或者你跟世界之间有了这么一个介质，因为这个介质而产生了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让我觉得很安慰。

当然我也知道太多时候我的一种观察和介入都非常肤浅，非常有限，并没有任何挑战和突破。人这种动物永远都是趋利避害的，尤其面对这种巨大的是非、巨大的灾难、巨大的时代，重重重压之下，我会去反思自己为何如此地怯懦，并不具备我本来以为应该具备的勇气。反正我始终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站在道德和正义的角度，去做任何这种公开表演。我首先深刻地怀疑任何在这样一个机制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这个时候，才能说我如何去确立基本的立场。

抛开所谓的艺术，今天这个时代，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它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传播带来的变化。我真的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这个传播的时代。你就感觉，这个时代好像只有被传播的东西才有效，不被传播的东西就完全失效了。艺术很容易丧失圈子的保温，直接被抛到社会层面，那这个逻辑就不会是艺术生态里的那个单一逻辑了。

我们被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即便在那个时代不被认知，在未来它都会有它的一个价值。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样的时间差会越来越小，以至于很多时候都快为零了。当然我们都是肉眼凡胎，过了一百年之后，未来的人重新认定、判断今天这个时代的成果，可能就带着另外一种眼光，我们也没法知道。

向京作品《浅水区》（2002）

但今天这个传播所带来的改变，很多东西被遮蔽、被时间的灰尘淹没，真的就是一瞬间，所以在今天你更难去找到我们过往从书本里看到的那种永恒的价值。艺术生态被打破，确实很难再去构建那种东西，至少在类似艺术这样一种工作里面，你会发现离永恒越来越远。我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种变化某种角度讲也挺致命的，意味着艺术所追求的，不再是探索和生命本质有关的命题，而在乎就地生效。

当代艺术是带着一个巨大的叛逆基因来的，它的诞生很大一个理由就在于我们要打破一个旧有秩序，但是当代艺术也是最早、最快被资本打败，和资本勾连的一种艺术形态。在过往的古典主义时期，我们讲到的很多大师，不过是被贵族豢养的；或者在现代主义时代，有梵高、高更这样的传奇故事；但是在今天，当代艺术家好像一方面要去表演叛逆，另外一方面又会特别快地去犬儒，去和资本联盟，他好像一旦踏入社会，直接被逼得卖身了，变得完全适应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了。甚至我看到更年轻的一代代人，商业逻辑完全是内化的，他创作的初衷就不是为了叛逆，而恰恰是为了顺应商业秩序、消费逻辑。

你所说的宏大深刻都不再是艺术家的使命了，其实我也挺不解的，除非今天又建立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商业论，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去支持这样的一种艺术形态，否则的话我确实很难去界定很多现在所谓成功的艺术以及成功的范式，它们的价值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