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多年后爆出性骚扰，是报复吗

近日，一女子控诉，11年前自己被郑州大学某教授性侵，并导致自己堕胎。前不久，也有自称被史航性骚扰的受害者集体出来发声，控诉史航。

这些发声都是后知后觉的“征讨”，是“时过境迁”的“恍悟”。

但正是这种“事后控诉”的特点，让不少公众质疑发声的真实性和发声目的，并要求当事人应当向相关部门报案以深入调查。

这些质疑和要求，有一定合理性。面对性骚扰、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当然应得调查，且应该调查得彻底、完全。

但在法理层面之外，我们还应思考的是，为何受害者总是时隔多年才发声？为何事发时总是意识不到伤害的发生？

这些心理活动，也是值得讨论的“疑点”。

以史航受害人的万字长文为例，不少女性读者感同身受的，并非文中提到的细节真实与否，而更多是作者描述的心理状态：

“只是觉得无限怪异，仿佛之前那个有序的世界，那个人人彬彬有礼、恪守界限的世界，在几个小时内塌成了碎渣。”

一个自小被教育懂事、与人为善的女孩，一个成长过程中习惯性讨好他人、害怕让人失望的女孩，在尚且年少时，遇到性骚扰甚至侵犯的即刻，下意识的反应是感到抱歉而非反抗，这真的不稀奇。

在尚未谙世事的年龄，一个女孩在受到冒犯甚至是侵犯的瞬间及过后，为何会将羞耻、惶恐、怕露丑等一系列心情，放置在“我受到了伤害”这个事实判断之前？

下面的文字，是一名经历过类似遭遇的女性的思考。在19岁那年的暑假中，她遭到来自熟人的性骚扰。在多年后的当下，面对指控史航等事件所触发的公共讨论，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个人遭遇，并将事发时及多年后的心理状态诉诸于文字。

她说：之所以重提旧事，是想讨论整个事件里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从小缺席的情感教育与性教育、从偶像剧中学习“爱情”，让我们在身临险境时茫然无措，也让我们从小坚信不疑的种种“积极”“美好”的世界法则，一瞬间掩盖了自我保护和维权的意识，导致霎时甚至是长达多年的失语。

下面要讲述的，是多年前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刹那。那年我19岁，但对今天26岁的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让我完全陌生的女孩。

最近忽然想起那一幕时，我又一次读懂了《房思琪》里，为何房思琪要为老师对自己的侵犯而道歉。

初次阅读的时候，我能理解书中提到那种由自尊心和羞辱搭建的讳言、回避，但实话说，当时尚且存有几分疑惑：从“受到伤害”到自尊心和耻感涌上，之间是否还隔着别的情绪和反应？

直到我记起那段被封尘多年的、一直被自己视为“无足轻重的小片段”，彷如一根堵塞记忆罅隙的尖针忽然被抽出，我才后知后觉地恍悟，那种情急下连自己也匪夷所思的懵圈和迟钝从何而来，以及，长远来看，那种低微到尘埃里的抱歉和自责，又从根本上滋长于何处。

事情发生在2016年夏天，正是大一那年的暑假，因为申请到了北京大学短期暑课，我便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住在朋友介绍的一个旅社。

那儿有一个类似图书馆和文化客厅的公共场所，不定期举办一些文艺相关的沙龙、活动和聚会。

我遇到的那名侵犯者当时二十五岁左右，算起来也不过比我年长六七岁，根本不属于如今讨论语境下的“权势者”“老男人”，而不过是一个常来旅社的所谓“文化活动者”。

暂且叫他K吧。K似乎认识蛮多那里的人，看起来也文明体面，加上“共同朋友”“硕士高材生”等标签，无形中让我对这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放松了警惕。

而我，也不属于追求文艺梦想的什么下位者，不存在对异性的高看和畏惧，我身上所有可供人任意拿捏的特质无外乎两点——年轻，单纯。

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当K在认识我不到一周后，拜托我去附近不远处的一个“合租房”帮他一起搬一箱书。

作为回报，他请我吃饭或者送书。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如果放在现在的互联网讨论场，我受到指摘和质疑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你如果对他没意思，怎么会跟他去私人住所？如果你们没有玩暧昧，他怎么会请你？

实话说，多年后回想起来，我与K当时的交往似乎有些频繁，超出了成年人应有的“安全距离”。但充其量，不过是他主动关心我当时正备考雅思的情况，不过是我们谈论了不少喜欢的电影，还商量着去看几天后上映的某电影——毕赣的《路边野餐》。

你看，按照常规，“不喜欢一个男生怎么会跟他看电影呢？”但对于一个19岁的女孩来说，“愿意跟一个人去看电影”，即便可以解读为好感，甚至是喜欢，又或者，是对电影本身的喜欢。总之，似乎不太能延伸到更多复杂的潜语和暗示。

回到搬家那一天。午后，我跟随K走了一公里左右路程，来到人大附近一个租用公寓处。那是一栋成分复杂的写字楼，K径自领我走上其中一层楼，穿过长长的走廊，侧身没入一间单人公寓里。

屋子里的确一团糟，是正在打包和搬家的模样。杂物堆里还站着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男性，见有人回来，抬头睨了我们一眼，一语不发而轻车熟路地，收拾好他自己的东西，从K身边擦肩而过，接着转身离开了这间房，锁上了门。

当时的我哪里看得懂，他们二人之间熟练的“默契”“路径”“流程”意味着什么，对我又意味着什么。

就在“室友”转身锁上门的一瞬间，K忽然扔掉手里的书和包，拉着我就往旁边还满是杂物衣服的床上扑，一边钳着我的手，另一只手一边去解他自己的裤子拉链。

K不算“强壮”，比我高不了多少，甚至是精瘦，但你知道，在很多情况下，谈论形体和体力数值的意义是可笑的，正如对性骚扰的指控只会嚷嚷着要证据同样是可笑的。

那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无疑定是犯罪了，如今的我定是会追究到底的。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对方的唐突暴力让我首先是懵然，然后是恐慌，接着才是最后关头的严防和反抗。

作为一个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5后，我从小到大接收到的影视文字信息并不少，但这种突发情况仍然大大超出我个人的生活经验。

在我的下意识挣扎下，K似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应是恍然大悟“原来你是真的不愿意”，“原来即便你跟我回来，也并没有这个意思”。

旋即他住了手，失望地爆了口粗话。整个暴力动作全程只持续了不到十秒，他最终没能脱下自己的裤子，也没在物理意义上伤害到我分毫。

接着，K自我扫兴地哼哧一声，打算离开，结束这一切。

那一瞬间，我又忽然可笑、荒唐地感觉——刚刚的恶魔变回了一个“人”，一个“不过是想追求女孩但失败了”的正常的成年人。仿佛刚才试图侵犯我的举动不过是短暂冲动，而我的抗拒，也是“正常”社交情境下的无声拒绝。

涉嫌“犯罪”的事实到这里已经结束了，随后也没有发生更过分的事。不过，整件事让我感到后怕并认为有必要讲述的，从我们离开那间公寓后才真正开始。

彼时，逃脱一劫的我竟像没事人一样，捋了捋挣扎中揉乱的头发，背上来时的书包，若无其事地跟着K一起走出了公寓。我们甚至一起原路返回旅社，就像来时一样和谐自若。

回去的路上，我还心怀忐忑：自己是不是得罪人了？让人失望了？

有一种相当矛盾且离谱的心境——我清楚地知道他刚才做得不对，但后来察觉到自己的落寞和对方的冷淡，又很莫名其妙地害怕“被讨厌”“被嫌弃”——后者，仍然是建立在将对方视为朋友的心理基础上，对自己进行PUA和麻痹。

总之，种种稚拙的、难以自洽的冲突超出我的心理负荷，让我有意将那次事件自然屏蔽在记忆大门外。离开那间公寓后，直到七年后的今天，我再也没对任何人提起过。

其实当时并非无人可求助。在北京，我有认识的老师和同学，也有那段时间住在一起的室友，几个已有工作能力的大姐姐，但当她们察觉到不对劲且关起门来询问我“K有没有对你做什么”的时候，我甚至下意识打着哈哈：“没有啊！”

如今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个过分令人费解的自己啊。

当我意识到这些年自身的改变，渐渐学会基础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当年那件在即刻被我主动否定的片段，却竟像被橡皮擦擦去一样，差点毫无踪影了。

不过，这些年来，与同性朋友交流总会发现，完全没经历过骚扰、猥亵的女孩少之又少。只不过大多数人选择一笑而过，人的精力时间有限，追责无意义，也无可能，亦不是公众人物，没可能借助舆论来讨还公道。

从功利主义角度看，能遗忘掉似乎是好事，因为它确实没能对我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我也没再与K有过任何交集和联系。

但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几年的成长和生活里，我意识到这种“下意识讨好”“怕被人否定”的惯性，仍然如胶似漆地黏着我，像一个顽固的肿瘤，让我常觉得自己虚弱且丑陋。

比如，后来我谈过一次与同龄人的正常恋爱，以对方出轨的结局而分手。那次，即便我已能清晰意识到对方带给我的伤害，我依然莫名其妙地想要回去找到对方，望着他说“对不起”的脸请求“别离开我”。

再后来，我继续读书、遇人，接触了女性主义，读过上野千鹤子，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当时自己那种畏惧说出来的压抑心态，其实某种程度上属于“恐弱”。我害怕使用被动语态，去哭诉自己“被”他人如何如何。类似话语，光是想想就感到莫名羞耻。

这种恐惧承认“被害”的心理，不仅发生在性别之间的犯罪，不论男女，从校园里的霸凌、家庭里的暴力，到其他隐秘场所的剥削和暴力，我们似乎都鲜少承认“我受欺负了”。

这里面除了对被同情、被质疑的害怕，还有一种逞能的慕强心态，以及不愿被关注和谈论的“怕事”。

又如，时至今日，我早已不是“学生妹”，也自认为在经济与精神上足够独立，具备了基本的分辨善恶和亲疏能力，甚至包括帮助真正的弱者的能力。但在写下以上经历的时候，我仍然不可自控地感到一些词句阻滞和吃力，一股震颤的耻感穿过指尖沿着身体往脑袋上涌，让我下意识躲闪、回避。

为了不被认出来，我给行文风格层层加码，换了笔名，隐藏了具体地点和人名。

我鲜少感觉写字是件痛苦的事，这次却无能为力。

我想我们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不是因为不会说“不”，也不是因为学不会，而是在这场漫长的检索与回首过程中，我们时常左顾右盼，偶尔退缩不前。我们不知道身后的眼睛是关心还是凝视，是怜悯还是嘲讽，或是同样想要勇敢回头看的另一束光。

请容我再啰嗦地强调一遍——这段无足轻重的回忆，并不是某种泄愤，我也并不想通过这段经历来大论女性主义，它只是无数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都可能经历过的，甚至已并不稀奇的“日常碎片”。

事情过去太多年，我早已忘记K的模样，如今的我回看当时的自己，就像看一个令我无奈的小女孩，她似乎与我无关，她似乎根本不是我，但一些具体的耻辱和细节，又以那样熟悉的方式，永久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不断提醒我：是她成长为了我，而不是我体内住着一个她。

因此，通过这段记忆，我唯一想要呼吁的，是对孩子们的情感和意识教育。

小时候，我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淑女”和“乖乖女”，但依然会因为沉默寡言、不爱玩闹，被大人们夸奖“文静”和“懂事”。以至于我时常困惑这两个形容词如何从我身上得来的——就因为不爱说话，不爱索要，不爱哭闹？

我的成长历程也可以说一帆风顺，没有受过穷和苦，没有被父母打压过，更没有遇到过重男轻女，但长辈也会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一时风平浪静”之类的“传统美德”挂嘴边，也会由衷赞扬所谓“乖巧文静”的女孩子。这些原本该是褒义的评价，却可能因为单一的价值期待将人引入误区。

同样，没人告诉过我男孩和女孩到底应该怎样相处；没有人告诉我，当初中男生一边偷看女生肥大的夏季校服袖口一边偷笑时，我们不应该脸红躲闪，而是应该大胆制止；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谈恋爱不是要男孩子来追你，而是两颗彼此的心勇敢靠近，谁都有主动和拒绝的权利。

在学校课本和被筛选的读物里，我们学到一切关于美好世界的蓝图。我们为牛郎织女、王子公主的爱情故事动容，学习助人为乐和路不拾遗的良好品质，只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未来定有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等着我们。

真善美的价值观固然值得传扬，但如果一个孩子成长顺利，在真正接触到社会阴暗面之前，TA或许都会选择毫无条件地相信人本善，相信每一个表现笑脸的他人。

再后来，我发现，不只自己一个人，也不止我们这一代人，在特定的稚嫩年龄有过那种讨好一切的“贱骨头”。

一个十分信任我的“00后”亲戚妹妹，正念大学，身材偏胖，谈了一个男友，但没多久，男友就想通过冷暴力逼她分手。妹妹痛苦万分，且无限低微且诚惶诚恐地哀求对方，甚至于，对方要求她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别“抛弃她”。

她告诉我，因为自己太胖，遇到一个喜欢她、愿意接纳她的异性，太不容易了。

震惊之余，我得知她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习惯性评判她的身材，“胖成这样以后怎么嫁人”“每天就知道吃”之类的“随口一说”没少说，延展到对女儿整个人的其他评判，诸如不够满意的高考成绩、不够积极的学习态度。

即便心头都是“因为爱”，但说出来的话语就是伤人，更别说提供家庭情感的支持系统了。

如果连在家庭关系中，我们都无法将爱以温和的方式和清晰的语义表达出来，那么我们该如何学习与他者的爱呢？又如何在面对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的意图时，准确判断这些行为并不是爱，而是伤害呢？

需要知道，无论何种女孩，都可能在面临骚扰和侵犯时选择三缄其口，彷徨无措。她不非得是“小镇女孩”，不是非得“缺爱”，她只需要经历一片空白，在何为爱情、何为骚扰的基础学科上，我们从第一节就开始缺课了。

好在，世界似乎有了一些更好的发展势头。

现实中的公共场域，越来越多遭遇骚扰或冒犯的弱者敢于反抗与发声。比如，就在五月初前不久，北京地铁站内，一名女子将骚扰自己的男性揪出来直接报警；又如，被偷拍裙底并威胁的女明星，没有再因为耻辱感选择缄默或妥协，而是勇敢拿起法律武器。

网络上，越来越多科普博主在为长大成人后的青年人补上童年缺席的性教育课。学校课堂里，也有老师积极开展生理卫生常识普及。

一些历来被规训而成的耻辱感、沉默的惯性，都在整体观念的矫正和开放上得到冲刷，让曾经困扰及桎梏我们的思想包袱抖落一下，为公信、法律及科学留出空间。

希望不仅是未来的男孩女孩，还有他们的父母，能越来越多意识到，很多如今沸沸扬扬的丑闻和悲剧，或许真的可以通过教育和关怀来提前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