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那个网暴的人

文｜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旻卿 冯佳琪

责任编辑｜吴筱羽

疫情期间，2022年4月6日，一位女士从32楼一跃而下。

据多家媒体报道，生前最后3天里，她经历了一场网络暴力。她拜托外卖骑手，骑电动车27公里给听障的父亲送去食物。为了表达感谢，她打赏了200元，对方不收，她又给骑手充了200元话费。女士把这件事当做暖心故事发布在网络，事情却朝着她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不少评论认为200元太少了，对她进行嘲讽、抨击、辱骂。

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总能看到网络暴力的痕迹。2022年1月，17岁的寻亲少年刘学州服药自杀，遗书中，他提到生前遭遇的攻击，“承受了太多太多‘心机婊’‘快去死’‘娘炮’等等各种各样的词”。3月，“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姚策的妻子熊磊公开表示，网上对姚策的非议没有因他的离世而终止，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网暴。

对事件当事人而言，这种来自虚拟世界的暴力真实存在，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乃至成了一些人选择结束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此同时，也有受害者或家属开始站出来发声，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法学学者以及参与过此类诉讼的律师，试图了解在起诉网暴者时，需要做些什么，实践中又面临哪些难题。

2022年4月12日上午，律师郑晶晶接到一个咨询电话。在对方的讲述中，同事造谣她私生活不检点，她想咨询如何起诉造谣者。

最近一年多来，郑晶晶几乎每周都能接到类似的电话。她是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中受害人谷小萌（化名）的代理律师，这一案件被最高检纳入精神性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指导性案例。

2020年7月，谷小萌下楼取快递时被郎某偷拍视频，发布在一个两百余人的微信群内。随后，郎某与何某捏造谷小萌结识快递员，并多次发生性关系的聊天记录，在群内连续发布。这些内容又被他人合并转发，陆续扩散到上百个微信群。

事发后，谷小萌向警方报案，郎、何二人被行政拘留。之后，她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交了刑事自诉状，要求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余杭区检察院又推动该案件从自诉转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1年4月30日，余杭区法院判决，郎、何二人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向郑晶晶咨询的人大多表示，看到这一新闻后，才知道自己有应对网暴者的法律途径。

网络暴力并非法律用语，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确认这一行为，哪些条款可以用来约束网暴者？4月13日晚，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了一场有关网络暴力的研讨会，邀请了民法、刑法和宪法学的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佳友认为，网络暴力的形式包括煽动仇恨、暴力，以及在未经核实事实情况下的攻击、侮辱性言论，最终造成某人“社会性死亡”。在民法中，网络暴力涉及侵犯当事人的人格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此外还有对个人信息的非法披露。

在刑法层面，北京大学教授车浩介绍，和网络暴力相关的是侮辱、诽谤罪，也就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

所谓“情节严重”，根据最高法和最高检在2013年发布的司法解释，可以通过3类条件认定：在传播广度上，同一信息点击、浏览次数达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500次以上；在影响上，造成被害人或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又或者施害人在2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再度诽谤他人。满足以上任意一条，就可以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这一司法解释还规定，利用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或编造、明知是虚假信息还继续传播，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以寻衅滋事罪处罚。

另外，受侵犯者还可以通过向警方报案，追究网暴者的行政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然侮辱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处5日以内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10日拘留，可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律师曾鸣代理了在日遇害留学生江歌的母亲江秋莲6起起诉网民的案件。在他看来，行政处罚对于单次伤害性较大、持续时间不长的网暴行为，处理效率更高，可以更及时地停止伤害。而如果被网暴的持续时间长，每次伤害性较弱，公安机关则难以处理。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出现了若干因网暴新冠确诊患者而被行拘的案例。2020年末，一位成都女孩在确诊前到访数家酒吧，流调信息发布后，遭到网民的谩骂，甚至有人将她的姓名、身份证、家庭住址曝光。后来，散布这位女孩隐私的一个网民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对事件当事人而言，网暴这种来自虚拟世界的暴力真实存在，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 （视觉中国/图）

在互联网上，网民们大多靠昵称互相识别，现实世界中的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都被隐藏起来。而要起诉网暴者，第一步就是向法院起诉平台方，要求平台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提供账号使用者的真实身份。

这是依据民法典中的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权利人有权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起诉过程中，不同平台的应对方式也有不同。郑晶晶在代理一个微信群内造谣的案件时，当事人起诉腾讯要求披露账号信息。在诉前调解阶段，腾讯方就会提供信息，当事人可以直接撤诉。

在曾鸣的实践中，新浪微博被起诉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时，大多都会在开庭时提供用户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立案后最快在两三个月内能拿到信息，有时时间更长。他估算，从准备起诉材料开始，到拿到账号信息，需要半年。

新的难题可能会冒出来。例如，平台方有时只能提供注册者的手机号，没有姓名、身份证号，还是无法确认账号主体。如果由律师发函给移动运营商，要求提供某个手机号的信息，出于保护用户隐私，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回应。

曾鸣介绍，在北京互联网法院，遇到这样的状况时，法院会协助发函调取信息。但对于法院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硬性规定，有些法院也不会协助当事人，在郑晶晶看来，应当针对这中间的具体流程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对这一步骤进行规范。

又比如，出现注册的身份信息和使用者不一致的状况，身份证信息或手机号被冒用、借用，更增加了受害人取证的难度。

在一篇2021年发表的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中，作者从裁判文书网梳理得到的六十余起和网暴相关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因施暴者的身份认定证据不足，导致败诉。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平台方无法提供注册人信息。

曾鸣就代理过这样的案件。在一个大多数同事都使用的社交平台上，一个匿名账号发文称，公司中层王倩（化名）被认为和上级领导有不正当性关系。这对王倩的精神状态、职场晋升都产生了影响。她找到曾鸣，委托他起诉匿名账号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不巧的是，平台已停止运营，后台无人管理，无法查明匿名账号的身份信息。

没有账号信息，意味着无法进行下一步诉讼程序，案件陷入僵局。最后，王倩不得不撤回对平台的起诉。

如果在起诉中没有遇到上述障碍，账号使用者的身份信息确认后，下一步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

侮辱、诽谤罪在刑法中是为数不多“告诉才处理”的罪名。也就是说，如果要追究网暴者的刑事责任，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自诉，起诉者需要自行举证。车浩解释，这是因为在事实层面，只有当事人清楚事件是否真实，所以将是否起诉的权利交给当事人衡量。如果由公诉机关来确认诽谤中的真实性，成本很高。

当然，刑法中也规定，当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时，自诉案件可以转为公诉。

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就转入公诉程序。最高检将它列为指导性案例时解释，这一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已经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并且案件侵害对象随意选取，具有不特定性，严重破坏了公众安全感。

这意味着，应对网络暴力，除少数转为公诉案件外，都需要由起诉者自己准备证据材料。

取证并非只是保存截屏那么容易。曾鸣介绍，为了提高证据的可信度，需要对证据进行公证，并录屏记录打开电脑、进入主网页、再登陆某个账号，查找相关信息并取证的过程。

江秋莲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梳理一份网民侮辱、诽谤自己和江歌的起诉材料，除截取上百张图片添加到“公证云”电子数据保管系统外，还得把截图复制到word文档，标上每张图的公证编号，再把其中网民言论的重点内容打字记录，形成上万字的证据目录。最后，再根据材料写成一份起诉书。一整份材料整理下来，往往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而一旦在证据收集前，网暴者删除言论，这部分内容就无从获取。自诉人能获取的材料往往只是平台前台呈现的内容，无法获取后台数据。代理刘学州被网暴自杀案的律师就面临这种难题。刘学州去世当日，不少网暴者删除了曾经发布的内容，为取证带来障碍。

自诉人完成取证，向法院提交诉讼状和证据材料后，并非意味着案件就能顺利立案。郑晶晶表示，在刑事自诉案件中，由于证据收集的有限性，实践中存在“立案难”的状况。

一位基层法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一问题的确存在。法院难以判断自诉人提交的证据是否合法，单凭这些材料一般不好给被告人定罪，并且法院有时也难以和被告取得联系，案件无法进展。

若一切顺利，案件得以立案，曾鸣计算，从准备诉讼材料开始，完成对平台、网暴者的两次诉讼，得到判决结果，正常情况下大约历时一年。

漫长的诉讼和不确定的结果，并非所有咨询者都能接受。谷小萌的案件经媒体报道后，郑晶晶觉得，来咨询的人们从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到期待值一下被拔高，但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什么。

在她的咨询者中，后续走完诉讼程序的并不多。除非是性质特别恶劣的情形，又或是当事人特别注重自己的社会评价，才会继续坚持。而大多数人，随着时间延长，网络暴力的伤害逐渐减少，“时间、金钱成本一旦超过承受能力，当事人自己就放弃了”，郑晶晶说。

曾鸣也有相同感受，咨询者中最后选择法律途径维权的并不多。除了对诉讼成本的考量外，还有人担心，在诉讼过程中，一些侵犯自己的言论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一位公司高管就有这样的顾虑。他认为自己在网络上被人造谣私生活不检点，向曾鸣咨询过相关法律问题。这位高管在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他担心，提起诉讼后，原本在公司内部流传的谣言，可能会暴露在更多人面前。而在法院判决前，公众无法确认孰对孰错，会带来更多质疑和猜测。

江秋莲进入了和网民的不断斗争中。截至目前，她已经起诉了9个网民。其中两个案件有了结果，一个网民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另一个网民被认定犯侮辱、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即便如此，那些尚未受到处罚者仍在继续发表侮辱、诽谤性质的言论。

例如，江秋莲刑事自诉网民林某的案子已立案一年多，目前还未开庭审理。林某还在微博上持续发布言论，认为法院立案是“借司法进行打击报复”，江秋莲和支持者是“网络黑社会组织”。

采访中，多位律师和学者都提到，在网络暴力下，还容易遇到“法不责众”的困境。面对一个事件，上万乃至数十万网民都参与了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无法对所有人进行处罚。

郑晶晶觉得，法律只是约束言论表达的底线，在更多情况下，仍需要道德对人们的言行进行约束。

在洪范所举办的那场研讨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海平在发言中作结语：作为公民，应当尊重每个人的人格权，在网络上行使言论自由权时，“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而不要对他人私事揪住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