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同学间出路分化为何那么大？

▲ 2023年4月21日，郑州大学举办应届毕业生春季综合类双选会，毕业生寻找就业岗位。（视觉中国 / 图）

郑雅君18岁时，在家乡甘肃张掖有着内外统一的认知：她少年丧父，自强坚韧，高考成绩列全省第40名，进入百年名校复旦大学。

18岁之后，在复旦社会学系，郑雅君认为自己是个异类。她度过了失魂落魄、格格不入、倾尽全力的四年，认为身边同学自信耀眼，校园规则（在线选课、书院制等）晦涩难懂，自己不仅一无所长，还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对大一的记忆，只剩下选修了好评如潮的“社会学导论”，却听不懂教授的旁征博引，“这更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差劲。”她说。

她用三年的时间去追赶想象中的“同学”，在大四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换机会——比多数同学晚了一年——却再次遭遇冲击。“粤语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和其他同学的差距也更大。复旦的同学已经开始找工作、升学，我还在香港浑浑噩噩。那学期压力非常大，睡不着，大把大把掉头发。我反复想我要干什么，又觉得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因年纪相仿，亦是校友，我与郑雅君经历了同样的大学环境：大一适应期，大二搞成绩搞社团，大三去交换去实习，大四开学即面临秋招、保研和递交海外申请。这紧锣密鼓的节奏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踩准的，郑雅君就慢了一拍。

但郑雅君是幸运的。在她拉抽屉般的自我怀疑中，复旦展现出了支持性功能，为她提供了缓冲区：教授建议她继续读书，并推荐她去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做研究助理；她延毕一年，停止乱打乱撞，沉心读书，后通过保研进入高教所读研。

郑雅君决心通过研究解决自己的困惑：社会出身对个人的影响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她在学习中确认，寒门学子在大学所经历的周折和迷茫，并非奇异的个例，而是结构性现象，是低阶层局限的见识和大学里被默认的文化之间的鸿沟所致。

通过对中国南北两所顶尖研究型大学62名毕业生的跟踪个案研究，郑雅君回答了两个问题：毕业出路的选择如何形成，以及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如何造成出路分化？这一研究在2023年春季出版，书名为《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在理论视角上，郑雅君将上大学看作是学生在学校里经历社会化、建立自我认同与人生理想、选择生涯道路的关键过程。该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精英大学，原因有二：一是这类大学招生的高度选择性已经控制了学生在天赋和才能上的差异，也因此她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成绩排名前50%的学生。换言之，这些学生都足够聪明也足够努力，却在毕业出路上仍免不了受到社会出身的影响。二则因其所面临的价值和意义冲突最为尖锐，身在其中的寒门学子可能尤其迷茫。一流大学必须坚持传统的精英教育价值，激励学生不满足于个人功利，去追求崇高理想，另一方面却必须面临社会对其凭借文凭实现物质成功的期待。

在研究前期，郑雅君潜意识认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出路选择有不同的价值偏好，文化差异也就是偏好差异，赋予了影响因子不同的权重。这一预设很快就在访谈中折戟，无法解释个案差异，研究框架轰然倒塌。

“我再去北方大学访谈，再琢磨，发现就是我预设太强了。我预设大家都在做一个理性选择，但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在理性选择的框架里做事。”郑雅君说，“他们的成长经历没有赋予他们及时做出理性选择该有的信息和眼界。有的人起点低，弄明白很多事情就是要慢一些。就像我能申请交换时，其他同学已经交换完了。”

郑雅君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大学”实践模式：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以此区分名校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表现出的思维、认识、评价、行动的不同模式。名校如迷宫，每一条小路（如科研、学生会、社团、实习等等）都各有乾坤。玩家们（学生）在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收集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直至抵达迷宫出口，用筹码兑换下一旅程（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就业）的入场券。目标掌控者手握地图，穿梭自如；直觉依赖者略知一二，摸着石头过河。

目标掌握者的核心特征就是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规则，有意识地树立职业生涯目标，并一步步靠近目标。比如打算毕业找工作，就要有意识地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如果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直觉依赖者则是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依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比如有的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实习实践就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者没想清楚搞好成绩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信奉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

但不同的实践模式不完全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而受阶层习性的影响，是不同阶层的人日用而不知的实践特征。

郑雅君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地域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四个维度来定义优势学生和弱势学生。优势学生和弱势学生在大学里往往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实践模式。弱势学生多倾向于直觉依赖模式。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升学流动带来环境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位置感。而精英大学的评判标准或职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客观上有利于“目标掌控者”获取职业优势，从而造成了学生出路结果不平等的产生。

郑雅君。（受访者提供 / 图）

阅读《金榜题名之后》时，我几度想，如果这本书能更早出版该多好。我的同班同学里，有来自西南县城的女孩，花了两年时间才与环境和解——她曾经是小城闪闪发光的焦点人物，却在大学里平平无奇；有来自河南农村的男孩，以为进入中文系就是日日吟诗作赋，凭兴趣选课交友，却被连续挂科重挫。还有个云南姑娘，每学期修的学分都是全系最多，她盼着提早毕业，离开让她糟心的处境，回到家乡。如果他们当时能看到这本书，是不是就能少点痛苦，多点选择？

这是一本指南，可以为他们孤独的旅程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们为何身处困境，又可以如何突破困境。

揭示寒门学子在当前中国名校中遭到的文化障碍，是《金榜题名之后》的核心关切。郑雅君将精英大学中羁绊弱势学生的文化障碍分成文化脱嵌和文化迷失。前者是对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适应，如没有坐过地铁、不知道如何在线选课。但这通常是短期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文化迷失则是慢性痛楚，因为文化场域的剧烈转换造成内在自我的冲突，弄不清楚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该干什么”，甚至可能因自我认同的撕裂，陷入自卑感和羞耻感当中。这极大削弱了寒门学子树立目标、达成目标的行动力和能动性，使他们多数时候仅仅停留在茫然观望的状态。

2022年11月17日，安徽安庆，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一名女生用帘布将自己隔离在楼道拐角处复习备考。（视觉中国 / 图）

事实上，寒门学子的上升路径更为艰难的结论已经不再新鲜，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再生产故事。因而郑雅君并不满足于揭示文化障碍如何阻碍寒门学子的发展，而更致力于探究寒门学子发挥能动性突破文化障碍的过程和机制。

另一方面，郑雅君反复强调，从外显角度（比如就业）去测量学生的教育成果时，“直觉依赖者”因为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表现很可能不如“目标掌控者”。然而如果从多个衡量内在个人发展的角度测量，“直觉依赖者”在大学里的散漫发展和自由探索却很可能让他们在内在自我的探寻上取得进步，只是这种进步尚未在毕业时外显而已。

尽管郑雅君解释了游戏规则，并分析了如何在规则中取胜，但她并不打算追随规则。“我是个离群值，并且会不断提醒自己要与外部评价标准保持疏离，”她说，“我三观碎过，然后想通了。人生是自己的，不能把自主权交给游戏规则。”

在硕士阶段，求而不得的“优秀”又意外地回到郑雅君身上：她看起来有目标，比同学出色，受老师青睐。“这一度让我非常恐惧，很错愕，到底是我变优秀了还是外面环境变了？想了很久，不得不归结于是研究生的评价基准线发生了变化。”

由于研究生的升学竞争远不如高考激烈，因而硕士间的竞争强度相比本科也会下降。在本科平平无奇的同学，有可能在硕士阶段跃至前列。

“我意识到外部评价标准其实是一个非常虚的东西，如同镜花水月。优秀并不是实在的状态，而是建立在相对的比较之上。当我意识到自己苦苦追求的居然是这样一个虚无之物，三观就震碎了，觉得这个目标一点也不值得。”

终于，郑雅君松弛了，“变得优秀”不再是她的目标。她内心没有动力，也就提不起力气去参与那虚无脆弱且没有止尽的竞争。

但郑雅君急于知道，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她读哲学书，热衷与人交谈，她对硕士阶段的全部回忆都是瞎聊，在不同的的场合与不同的人交流。她甚至表现得有些奇怪，逢人就问：你觉得你现在过的生活，有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她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并因此与过往迷茫的自己达成和解：正是那些曾经死死攫住她的困难，将她推向自己认知世界的边缘，提醒她看到那些曾经熟视无睹的预设和偏见。

郑雅君硕士毕业时在复旦大学校园。（受访者提供 / 图)

《金榜题名之后》出版后，她收到了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他们分享经历、倾诉困惑。在几番加印的同时，这本书一度脱销至只能买到盗版。当我向郑雅君讲述当前学校里一些寒门学子的困境后，她向我讨了这些人的地址，打算送书，书里夹着她的微信号，“我有信心，我能听懂他们，也许能有点用。”她说，“以前觉得我的研究只是对我一个人很要紧，但是现在突然感觉，这个研究对很多人都很要紧。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受访者说的话，光看那些话，就有共鸣，也会得到安慰。”

不能只瓦解热望而不传递勇气。“倘若只满足于无休止地对再生产既定秩序的解释，那么千方百计与文化障碍搏斗的寒门学子就失去了一份得力的支持，而学者们也错过了欣赏一副能动性与结构性力量相抗衡的动人图景。”《金榜题名之后》收束于此。

以下是我们与郑雅君的对话，关于游戏规则、给寒门学子的建议，以及她所认为的有价值的人生。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研究能充当寒门学子的“导览图”，向他们介绍名校的场域规则和他们所处的位置，帮助他们少走弯路。但与此同时，这是否会进一步加强既有规则和阶层习性？加强模式化的竞争，限制发展路径？

郑雅君：我完全明白你在问什么，这也是我按住硕士论文、五年才出版的原因。我一直过不了我心里这关，也担心这本书出版后会被抨击是教坏孩子，把年轻人引导得精于计算，加剧内卷，这不是我的初衷。

我硕士论文其实只有文献综述、“家境”和“努力”这三章，“迷宫”、“方向”和“余论”都是我博士期间加上去的。因为我不仅仅是想告诉读者劣势怎么产生、理性规划要怎么做，我还想说光有一个短期筹划是不够的，你要知道你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

如果想要获得长足的发展，你应该在大学里严肃地问自己：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对你来说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人生方向的选择，是在拷问你价值体系能不能站得住脚。我不希望读者看完书就很草率地去制定一个短期目标，然后以配合游戏规则的姿态去获得成功，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希望同学们真的能在大学里进行价值探索，树立一个自洽的价值体系，不求在大学四年就能探索完毕，但至少在大学里能意识到，我需要考虑下这件事。这样才可能产出一个短期可行、中长期对自身也有意义的目标。不然的话，就可能把保研或者进大厂作为（人生）目标，这目标太短了。你保研了你人生也没结束，你还得继续过，你下一阶段又要陷入迷茫无从了。

2023年4月28日，北京联合大学举办人才招聘双选会，学生用简历遮阳。（视觉中国 / 图）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尽管你在书中不做评判，保持中立，但你内心认同的还是有人文价值的大学教育，激发学生追求更重要的志向，并为这些志向提供必要的支持。

郑雅君：是的，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种自我价值的追寻和确立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的观察，有些理工科学生要到本科毕业之后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需要一个除了“优秀”以外的目标，这会更辛苦一些，很容易陷入意义的虚无感。

我记得我本科时上“心理学导论”，吴国宏老师问我们：你们这些年轻人个个都很聪明，把交流、实习等各种事情都安排得很好，每一步都踩到点，可是你们的人生能经得起追问么？当时我不太能听懂他的问题，因为我当时连点都踩不准哈哈。但我被他提问那一刻郑重的表情所震撼，在心里记住了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想一想，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年轻人需要花时间去编制自己的意义之网，把自己牢牢地挂上去，不然就三观很容易碎。今朝学校里不碎，明朝去了工作岗位也要碎。现实社会的复杂，会给人带来很多冲击。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你的意义之网是什么？

郑雅君：我现在觉得，能不能达到外部评价标准中的优秀，这个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我真的祝福到我自己，也能祝福到一些人。对他人来说，我带去的是安慰也好，是启发也罢，总之是一种祝福，让他们有更多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自己的处境，从中获得力量。对我自己来说，能让我从自己偏狭的认知框架里走出来，收获一个宽阔丰沛的人生。

南方人物周刊：你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精英大学里学生面对的文化障碍。谈论文化障碍之前，首先我们要了解精英大学的主流文化是什么，才能追问在这个主流文化下，文化挣扎最严重的人群可能是哪些。能否说说什么是精英大学的游戏规则？

郑雅君：这个说来话长。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大学内的主流文化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标准，而是混杂的一丛文化规范，是由国家、学校和市场共同定义的混合物。你如果靠近任何一边，你都有可能被整合进去，比如这本书里提到对主流文化的价值归顺，但如果哪边都不沾，就会很容易陷入我所说的“文化挣扎”。

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研究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家主导和原有体制的路径决定了主导再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并未被削弱，而与市场体制并立或通融。即使市场机制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占主要份额，政府机关以及包含学术科研组织在内的事业单位仍是一条上升为社会精英的关键通道，这也印证了社会上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追捧。因此，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直觉依赖者”，可以通过对主流理想信念产生认同而获得体制的赞助性流动：选择大学提供赞助的生涯发展方向，比如直研深造、留校任教、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输送选调生等，获得一条走得通的道路。

但当下的情况与我2016年做访谈时又有不同，就是体制内工作的竞争变得越发激烈……

南方人物周刊：我读书时，考选调生对很多人来说不算有难度的事情，但到了近几年，甚至出现一个系都没人考上的情况。与此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单位大幅扩大科研助理岗位，吸纳应届毕业生就业。

郑雅君：对，考上选调生，或者说进入体制内的概率变低了。考公和事业单位编制实际上可以发挥政策性平衡的作用，容纳一些（社会出身）弱势又对出路没有想得很清楚的学生，但现在平衡机制的空间也被挤压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流大学近些年录取的弱势学生要比十年前多很多，怎么能够在录取之后做好一条龙的后续支持，值得探讨。

现在保研也变难了。我前几天才了解到有机构专门教你怎么保研，我都震惊了，保研居然变成要提前几年攻略的事情。昨天我收到一个读者来信，说课堂上做小组作业都要抱团，只有成绩好同学才找你，成绩不好的话，都没人和你组队。这在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都没听说过。

南方人物周刊：这样的读者来信，你怎么回复？

郑雅君：我一般都会加他们微信，交个朋友，然后在微信上聊聊。他们一般会主动跟我讲他们的故事，如果他们问我，就分享一点自己的心得。

南方人物周刊：我毕业之后，才意识到一些“优劣势”。读书的时候，大家住一样的宿舍、吃一样的食堂、在同一个公共澡堂洗澡，感觉虽然有贫富差距，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等到进入社会，涉及买房这样的大额支出，才发现大家的家庭经济能力，分化巨大。

郑雅君：是的，我们的大学其实已经抹平了一些出身不平等。但在欧美，你会发现富学生可以住更好的宿舍、享受更好的条件。我们如果不是有制度做平衡器，那么贫富差距就会更加地明显。

在我们的大学，炫富与主流价值相悖，很难有人去支持炫富，大家普遍都是低调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的博士导师也问我觉不觉得在我们的大学里，富人也是有文化挣扎的？我觉得这有其道理，也就催促我一定要说清楚中国大学里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再去分析不同人群与这套主流文化的关系。

根据我的分析，其实中国大学最强的主流文化还是绩效，即学业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富家子弟，但是成绩很差，其实还是边缘人。

南方人物周刊：但就我观察的，富家子弟只会在一段时间里有程度很轻的文化挣扎。因为精英大学会提供一个宽松的校园环境，他们可以完全不在意主流价值，在别的体系、圈子里玩。

郑雅君：这就是我不担心他们的原因，尽管我觉得导师的提问有道理。富家子弟不会被主流文化所统摄，所以也就不会被实质性地伤害到。在社会结构中占优的人，通常都是评价“标准”本身，但弱势学生、底层人群，总是处在被评价的位置，而且总是对评价的结果信以为真，然后拿这个结果去PUA自己。

郑雅君在甘肃张掖老家。（受访者提供 / 图）

南方人物周刊：类似你在“心理学导论”上听到的振聋发聩的提问，我也经历过。本科第一学期，老师在“政治学导论”课上问，你们觉得自己是凭什么进入复旦？大家的答案千奇百怪，但他说，如果把你们的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你们中许多人都进不了复旦。这几句话我印象太深了。

郑雅君：这几句话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我很想知道。

南方人物周刊：我觉得我迅速校准了自己的坐标。我在听到这几句话之前，确实觉得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我的勤奋和意志力，但那之后我意识到，我是依靠身处社会结构中的优势位置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郑雅君：所以你重塑了自己的个人神话，你因此重新反思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我觉得如果在大学里能遇到那么几个时刻，帮助你探索自我，修正了个人神话，那成长就发生了。

根据我的访谈，很多同学都是在大学里奠定了自我底色。基础教育时期，大家都没什么想法，大学则是关键阶段，大家逐渐成为真正有头脑、有自我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聊聊“个人神话”吧，你在终章将此作为给寒门学子的建议。

郑雅君：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议题。我个人有几点感悟，比如拥抱新的社交圈和场域文化，还有注意衔接好旧有社会关系和原本对自我的认识，从而缓解习性裂化带来的撕裂感。换言之，就是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仍要保持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我彻底决裂。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寒门学子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

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中指出，人们通过创作自己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来理解自身，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通过故事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意义、令人信服的整体，获得自我认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寒门学子可以尝试用笔写下或是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特别注意挖掘自己在经历多个成长阶段后也不曾改变的特质，或者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愿望和信念，以提升自身故事的连贯性。

在我的访谈中，有的受访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曾经很难释怀的困难和困境，编织成个人叙事中的重要情节，甚至改写了整个故事。比如一个同学，就从一个可怜兮兮、总是不够好的“失败者”故事变成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超越者”故事，从质问父母为什么没有给自己优质的教育、与父母起冲突，转向接纳父母的局限，承认父母已经对自己倾其所有，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反而充满了感激。其实父母还是那两个人，但你看待他们的心境变了。当然没有我现在三言两语说得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很复杂且需要花时间的意义制造过程，不是躺在那里往好处想就能想通，是同时包含了内在反思和外在反馈的复杂过程。

对我而言，我这十多年不断修正我的个人故事，慢慢形成了属于郑雅君的自我，关于我的核心价值，我是谁，我要去做什么，我所珍视的，我认为有意义要去追求的。我觉得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慢慢就能建立起一个经得住拷问的自我。

南方人物周刊：书写自我能深化对内的自我认知。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完成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磨合，你有什么建议吗？

郑雅君：首先要卸下心理负担。我希望更多人能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是自身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虽然看似是个人的体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正常且在一定范围内普遍的，不必羞愧和自责，并且要意识到，支持像自己一样的学生渡过、适应困难，是大学本来应尽的责任。虽然寒门学子总是不习惯向辅导员、学院老师等关键人员求助，但错过这个理所当然的帮助来源，实为大憾。

寒门学子不仅要在认知上做好突破文化障碍的准备，还要向自己强化一个信念：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或是有反思性地拒绝那些我曾经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要鼓励自己去了解、学习新场域文化及“游戏规则”，积极为自己创造多元化的社交机会，尽可能广泛接触新观念和新做法。我在书里提到，寒门学子对背景相近的老乡、高中同学会更亲近，不习惯向更广泛的人群寻求社交支持，我建议寒门学子也要与更广泛人群、特别是与自己背景不同的同学沟通交流，逐渐瓦解文化障碍。因为当你迈出第一步，与人分享更多你的感受和想法，你就很容易发现你并不孤单。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增进与师长的非正式交往。教授和师兄师姐并非如想象中那样难以接近，他们更清楚大学的游戏规则，更能为后来者提供切身的帮助和建议。加入一些学术启航计划、读书会、社团组织等等，假以时日，相信会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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