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生命商业”将如何照护这个日渐年迈的世界？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

越来越多的电影、书籍和非虚构写作开始触及“老去”和“死亡”的问题。其中描绘了老年人面对的各种困境，且许多困境是结构性的、集体性的，在现有社会服务中暂时找不到解决方案。最近几年，作为对变化的回应，行业做过那些改变？

李经衡：

先谈谈殡葬业务。殡葬的本质是对抗死亡，核心是三件事：殡、葬、祭。过去我们做的更多的是殡和葬，即殡仪业务和墓园业务。但其实，人死亡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告别，也就是“祭”。在这方面，我们在做更多工作，比如，为逝者做电影，为他们撰写传记，写作成书等等。对抗死亡就是让人获得某种永恒，那么，这些对逝者的记录和留存，就是让他们获得“永恒”的一种方式。

以前修谱需要大量人力投入，是条件优越的家庭才能承担得起的。现在，我们在做“数字+”的工程，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手段，可以更方便地做资料留存。我们甚至可以让逝者永远生活在数字空间，让他们与生者持续对话。逝者的后人和朋友可以持续在数字空间不断添加东西，达成一个绵延不断的怀念。

现在，福寿园在销售墓位的时候，每一个墓位会配一个数字空间，生者可以将图像、文字等都上传上去，永久保留。

我们福寿园内部有一个“三记”的概念，就是“记号、记载和纪念”。第一个是记号，也就是墓地和墓碑，传统观念是希望把墓做大，但现在出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在尽量把墓做得小而美，把墓园变成公园。“记载”传统上主要通过墓志铭来承载，我们现在用网络空间把记载做大，做厚。“纪念”就是后人一次次的怀念，我们正在探索“数字人”的产品，让纪念可以变得很长。

网络已经在改变中国人纪念先人的习惯，从前，人们在一些特殊的节日扫墓，比如清明、冬至、春节等等，现在因为有了云祭扫的空间，人们可以时不时去这个空间看一看。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正在跨越“死亡”这道门，将业务衍生到全生命周期。比如，在对老年人的服务当中，我们在做的一项业务就是“安宁疗护”。

不少统计显示，人一生花费的医疗费用，一大半是用在最后这几个月的，有些治疗让本人和家人都倍感痛苦。现在有很多声音在呼吁人们重新思考：人到了最后阶段，应该如何选择生命的去留。在对临终阶段的照护上，一方面是需要立法来确认，另一方面，需要有专业人士介入其中，帮助家庭成员来做出应对方案。我们现在就在重点培训“生命社工”。

生命社工包括四个类型：教育社工、健康社工、安宁社工以及殡葬社工。安宁社工要做的事具有创新性，也极具挑战。他们解决的就是临终关怀的问题。在介入一个案例的时候，他们通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召集家庭会议，组织家庭成员们来决定最后阶段的治疗方案。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决定是否放弃治疗，是否用更为缓和的治疗方案。

当一个家庭面临成员死亡的时候，做出决策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家庭成员也很难先开口。第三方介入时，当事者的心理压力相对更小。

另一种情况是，在实践案例中，我们也发现，哪怕身患重病的人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反复要求在最后阶段放弃治疗，子女处于“孝道”考虑，也有可能而违背本人的意愿，选择继续治疗。这时候也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

安宁社工的另一项工作职能是做“心理疗愈”，为临终者提供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支持。“生命社工”是将来会出现的一个全新行业。

袁长庚：

商业对社会问题的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这些新的服务和理念其实是在恢复这个社会从前有过的规范和常识。就刚刚提到的安宁社工，让我想到，在传统社会，尤其是村庄里，会出现几个大家非常信任的人。在一个老人濒临死亡的时候，这样的人会组织召开家庭会议。比如说我自己的家庭中，我爷爷那一辈有两、三位亲戚，有男有女，他们有很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村里也很受尊敬。在一个家庭中有人面临死亡的时候，这样的人就会出面提醒家族成员接下去要操办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死亡”事件从家庭被移交给社区的衔接。

但很多传统都曾遭遇中断。文革以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40多年里，每个人都接收到一个强烈的暗示，那就是，活成一个强者。通过资本积累和能力建设，每个人好像都能够完成很多事。但在应对衰老和死亡的问题上，很多积累都失效了。人无法单独应对衰老和死亡。在生命的尽头，人开始重新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

这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是否拥有技能储备，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还没有底气作出肯定的回答。所以，培养人才是十分重要的。

安宁疗护这个岗位，特别需要相关人员在技术和意识上的把握。面对临终关怀这个问题，需要掌握的就不仅是医学知识，而是把握他的心理状态、家庭处境、社会处境，需要做全方位的评估，而且要及时调整，这项工作的挑战是极大的。

这也对现有的教育体系提出挑战的。我们现有的学科分类和知识体系当中，没有提供这样的工具。

CBR：

老去以后，除了身体照料之外，“孤独感”是人们要面临的一大问题，现有的商业设置是否能提供好的解决方案？

袁长庚：

现在，上海女性的平均寿命已经快要逼近日本了。假设一个人60岁退休，那么还有20年时间，将要离开工作岗位。这意味着，老年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构建自己的生活意义。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纯粹靠自己活得精神富足，或者说，精神世界比较完整的人，其实很少。大多数人依赖两种方式或得满足感，第一是美满的家庭，和子女、亲戚构成一个小小的核心圈子，在这个圈子的保护下生活；第二是，重新找回自己的爱好，或是在社区里做义工。

要重新找回意义感，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把自己放回到某个群体中去。

其实，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劳动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就像孩子通过劳动理解社会的运作，老人也可以通过工作找到与时代的共鸣。

我们有一个对老龄社会非常错误的理解，就是老人应该被养起来。老人不需要被“养”，他们需要的是扶助，需要解决基本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需求就是与社会的互动。不能因为一个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就阻断这种互动。我们不能人为设限，要强调人的多种可能性，老年人与社会的联系不能被封存起来。

李经衡：

上海养老有个9073概念，90%的人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只有3%的人去养老院。养老院对整个社会来说，还是短缺的资源。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还是放在照顾居家养老的老人。我刚刚提到的社工，其实就有陪伴老人的职能，他们能够定期上门陪伴老人。现在，这项业务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

还有一点，我认为，社会应该为老人重返社会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在日本，老龄化很严重，但同时，老年人就业率是很高的。老年人就业，对他们自己来说，一大意义是重新找到和社会的链接。日本其实有银发就业中心。我们的政府其实也在推进这方面工作，只是没有非常旗帜鲜明地突出。

CBR：

年报显示，去年福寿园的“生前契约”业务签约量上升了21%。“生前契约”这个概念在这两年也逐渐成为热词，殡葬业、保险业不少人在谈论这个话题。

李经衡：

生前契约在未来是一个增长点。美国最大的上市殡葬企业，生前契约占它总营收的60%。

现在要接触生前契约其实相当简单，京东平台上就能找到福寿园提供的产品，网页对业务的介绍也很详细。信息不透明，这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被诟病的一大问题。在网络平台上，一切都是明码标价。对顾客来说，明白消费很重要，尤其是在对大事的处理上。

袁长庚：

生前契约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死亡”事件与一个人的家庭、社区存在很深的纠葛。因为，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群体的哀伤，大家都要做出哀悼的行动。而生前契约是逝者本人定制的一项服务，如何在之后协调好家人，让事情得以持续下去，是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家人有时候会问：我在这件事情里的角色是什么?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一个人的遗嘱，有时候不是一件事情的终结，而是一次断裂的引爆。尤其是关于财产安排，这样的冲突屡见不鲜。有时候清晰的语言表述背后也会有言犹未尽的部分，需要更多力量加入去协调。

李经衡：

的确如此，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家属干预的情况，有时的确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做出调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去尽一切可能协调各方，履行契约。另外要补充的一点是，签订生前契约的人也会有考量，比如他们本身就是独居老人，或者他们预料到子女无法赶到身边。

关于如何保证契约能够被履行，我们提出“福寿三嘱”，包括遗嘱，主要是对财产的处理；预嘱，主要是针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医疗方案；以及，针对后事的生前契约。三份契约加在一起，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稳定性。

面对衰老，建立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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