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他的香港朋友们
1992年1月19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车来到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皇岗口岸视察。他一下车就朝香港方向走去，直到离分界线仅十来米的地方才驻足，然后深情地凝望，久久不肯离去。
此时的香港回归，已只剩时间问题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已在香港各界深入人心并深受欢迎。而这种成果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本人自改革开放起就持续与香港同胞，尤其是香港工商界领袖紧密的交流交往。
霍英东1964年国庆就在北京与邓小平相识。改革开放后，他成了最先回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也成了邓小平最为重视的一个“桥梁”与“窗口”。
他们的多次会面，都成了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及香港主权回归的风向标事件，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良好效应。
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霍英东就牵头并联合其他港澳工商人士，在中山投资了中山温泉宾馆，在广州投资了白天鹅宾馆。
这期间，他不但遇到包括水电气在内的现实问题，也遭遇了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
比如，白天鹅试营业的开幕礼上，霍英东曾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只要体制改变了，只要不再‘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外国人办得到的事情中国人也办得到。”
这个演讲传到社会上，让一些人鼓舞，也让很多人拍案而起，说他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关键时刻，邓小平去了。
1984年初，在中山温泉宾馆，邓小平不但称赞“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还在一次爬山途中留下了那句广为传播的名言：
“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宾馆项目——白天鹅宾馆，据霍英东回忆，参观过程中的邓小平几乎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看，但当他抵达28层，俯瞰着珠江夜景时，却突然转身拉着霍英东的手，用地道的四川话说：
“谢谢你，白天鹅，好！”
这一句好，让霍英东吃了定心丸，也让很多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人都吃了定心丸。
也是在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1984年，这个决定香港前途命运的最关键一年，霍英东不但在声明草签后，立即公开发表了旗帜鲜明地谈话——“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还宣布捐资10亿港币设立霍英东基金会，支援祖国四化建设。
1985年，霍英东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7年，邓小平还在北戴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之后5年，霍英东都有到北戴河。
1997年，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并在主席台就坐。
他后来回忆说：“香港回归那一刻，看到国旗、区旗升起来，我感到自己真真正正是一个中国人。这是我五年来最感动的时刻。”
1978年秋天，已是“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写信给内地有关部门，希望回来探亲。
信很快被传到邓小平手上，并促成了广受外界关注的：“世界船王的破冰之旅”。
会见中，邓小平向包玉刚介绍了中国将重启中国现代化建设航程的基本国策，也表达了希望包玉刚为内地现代化贡献力量的期待。
被鼓舞的包玉刚回到香港后，作出了一个令内地不知所措的决定：以父亲名义捐款2000万美元支援内地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建一座帮助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饭店——兆龙饭店，在上海交大建一座图书馆。
这可难住了有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只有“援外”，基本不接受“外援”，更何况，包玉刚还是位大资本家，谁敢要他的钱？
事情怕来怕去，最终由邓小平拍了扳：“别人怕‘接’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此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同包玉刚见见面。
1984年8月，他在北戴河听取国务院领导汇报宁波工作时，提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包玉刚这个宁波人。
当年10月，包玉刚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宁波，决定利用宁波港的优势，建设大型钢厂，发展重化工业，并有了捐款5000万元，资助宁波成立一所大学的想法。
两个月后，包玉刚带着他的想法来到北京，邓小平对他的提议十分称赞：“你真热心，好！好！这是件好事情。”并接受了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
1985年10月25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包玉刚捐赠的——北京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
而当时的包玉刚，也已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服务香港回归的事业中，包括利用个人影响力为中英谈判服务。其中最著名案例当属，1981年他以私人朋友身份拜访撒切尔夫人并送她两件礼物：一个寓意祝福身体健康的跳绳，一张订购英国轮船的订单。
当时的英国造船业困难重重，用高价向英国订购巨轮的包玉刚对撒切尔夫人说：英国的船价格昂贵，从生意角度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不过这个亏本生意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但包玉刚也有条件：自己还在上海订购了一条“姊妹船”，希望夫人能到上海站台这艘船的下水仪式。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邀请撒切尔夫人亲自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看看，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也不要因为香港而失去这样一个中国作为英国的朋友。
最终，撒切尔夫人如约来到了上海，参加了这艘被包玉刚命名为“世界友谊”号的巨轮下水仪式。这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少有的案例。
也是因为包玉刚对促进中英谈判的突出贡献。1984年12月20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订之后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再次接见了已为此奔波劳碌多年的包玉刚：“船王，我们又见面了。”
1986年4月21日，邓小平会见了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包玉刚，向他阐述“一国两制”构想。
除了勉励包玉刚服务香港回归，邓小平也不忘发挥包玉刚在全球航运业的影响力，特别动员他要帮助国家把造船业赶上来，包玉刚则坚定地表示，一定全力以赴。
“国家强大了，我们中国人在外面做生意也能挺直腰杆！”
不久，包玉刚就让中国有关部门和他签订了1亿美元的出口船合同。此后，李嘉诚、曹文锦、赵世光、董建华等香港企业家，都开始到内地买船，或者投资港口与航运业务。
当回归过渡时期，一些香港商人撤资海外时，包玉刚还刻意带领公司持续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表明对香港回归后的信心，对稳定香港信心起到很大作用。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阖然长逝。邓小平不但翌日即发唁电：惊闻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还派女儿女婿去香港为包玉刚送行。
1986年6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嘉诚。
那也是他第一次单独接见李嘉诚。
当时，李嘉诚捐资修建的汕头大学，刚刚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李嘉诚为这所大学付出了很多心血。包括1983年香港发生经济危机，长江实业业绩遇到重大挑战，外界流传汕头大学计划要流产之时，他也未曾放弃：“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
一期工程完成后，李嘉诚希望进一步加快和加强学校发展，但遇到诸如师资不足、管理体制等问题，于是他写信给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也相当于间接请求帮助。
始终高度重视教育的邓小平，接到信不久，就把李嘉诚请到北京。
邓小平在会见中对李嘉诚的举动表示了高度肯定：“你资助教育事业这件事，很值得赞赏，因为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很需要支持。你对国家提供的帮助是扎扎实实的，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李嘉诚说，汕头大学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中国的四化建设能不能搞好关键是人才问题，自己将继续支持内地的教育和卫生事业，而且希望汕头大学能够办得更开放一些。
邓小平对李嘉诚的意见表示认可：“我同意你更开放一些的观点。”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邓小平则对陪同会见的国家教委领导强调，要全力支持汕头大学，比如从全国调一些好的老师支持办学，给予教师适当的待遇，待遇不能太低了。
而且，他还告诉李嘉诚：可以聘请外国教授来任教。“大学的质量高不高，决定于教师的质量高不高，教师如果质量低了，就教不出好学生。”
邓小平第二次会见李嘉诚是1990年1月18日。当时，邓小平已经退休，但国家刚刚经历一场比较大的风波，所以依然忙个不停。
那次会见中，邓小平向李嘉诚介绍了内地的最新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问题，也谈到了香港回归的问题：
“中国人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个派，都不能说完成了历史使命。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是爱国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几年前我讲过，从一九九零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香港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来。”
对于当时英国人试图制造混乱的现象，邓小平也坚定了立场：“中国绝对不能软，不能让人认为中国会屈服，能制裁得了。”
已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多年的李嘉诚，则在会见中表示，他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回归充满信心，自己将继续进一步加大在香港和内地的投资。
也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对李嘉诚说，他希望自己可以活到1997年。
“我活到一九九七年，就是要等到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既是武侠小说泰斗，也是香港著名报人的金庸（查良镛），很长一段时间，都曾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内地的反对面，但改革开放让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其中最改变他态度的，就是邓小平。
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金庸的《明报》还成了宣传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段时间内，金庸更是每天都亲自撰写社论等各种文章，讴歌改革开放政策，赞扬内地的可喜变化，甚至他还在社评中直接主张，请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
他在文章中写道：“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
1981年春天，金庸还正式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访问内地的请求，并最终于1981年7月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得到了邓小平的单独会见。
据《参考消息》报道，当天的北京高温，但金庸还是郑重其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这次会见一共持续了1个多小时。当时，“一国两制”还没公开提出，但邓小平已在交谈中明确告诉金庸，香港回归以后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
在这之前，金庸已经写文章《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并且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第二，香港现状不变；第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邓小平强调的这个不会有大的改变，可谓是让他备受鼓舞。
那次会见之后，金庸彻底成为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之后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忠实支持者，并将自己献身到了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1984年，金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金庸担任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五个专题小组之一的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同时还担任了另一个小组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
1995年1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金庸又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会见的香港同胞，以及他的香港朋友，远远不止这些。
他与这些香港同胞的交流交往，不但对香港回归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当属为大转型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赢得了信任和信心。
而他能赢得信任和信心的关键原因之一，则是因为他的真诚与务实。尤其是他从内心尊重这些人，无论对方是何种身份。
每一次会见，无论个人问寒问暖，还是大政方针，他都不是做高高在上的宣讲，而是在平等对话，是真正的交流，沟通。
他善于直击核心且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更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他告诉这些人，国家要怎么做，也求教这些人，国家该怎么做？
他鼓励香港同胞，尤其工商界的朋友们要积极到内地投资发展，勉励他们为国家发展做贡献，但转身又会告诉他的同志们：
“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
会见争议人物“赌王”何鸿燊，对方怯生生跟他打招呼：“邓大人好”。他春风满面一句：“何先生，恭喜发财！要继续努力啊！”被亲切懵了的何鸿燊，半晌才回过神来：
“我一定继续努力！”
在内地社会还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时，见到刚刚被西方媒体评选为世界船王，也是当时香港风头最盛的大资本家包玉刚，他也是一开口就让对方几乎热泪盈眶：
“欢迎你，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嘛！”
“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见到金庸，他不但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调侃自己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还对大热天穿着西装的金庸说：
“今天北京天气很热，你脱了外衣吧，咱们不必拘礼。”
最终，他换来的不只是这些人的信任与敬仰，也是这些人，以及这些人所能影响的更多人，纷纷投身到内地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纷纷投身到“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
也正是信任的建立，信用的维护，让“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让香港回归后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发展。
“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今天，领导人的讲话，也在进一步强化这种信任和信用。
这是香港最珍贵的部分，也是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关键。有此为基，“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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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毕亚军
主编：陈斯文 责编：杨倩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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