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记忆：邓小平删去那四个字，石破天惊改写国家和无数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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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兹事体大，连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为考生们送上祝福。

40 多年前的 1977 年冬天，570 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最终 27.3 万人走进高等学府，成为“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被录取的幸运儿，其中就有李克强。高考前，他是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克强在田头锄地时接到录取通知

那一刻，不仅改写了无数个他们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也从此扭转。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邓小平的一锤定音开始。

△77 年高考现场

01：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特指从 1968 年开始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自愿从城市去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或建设保卫边疆的年轻人，这些人大多数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1966 年文革爆发。文革导致高考停止，到 1968 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随即，大批年轻人下乡去农村，每年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约1200～1800万。

02：邓小平拍板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

1977 年 8 月，年仅 31 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正在上海家中过暑假，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中央办公厅邀请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希望你明天赶到北京”。

这个重要会议由“复出”仅一个月的邓小平亲自主持。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8月，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参会者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清华大学何东昌教授、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教授、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教授等大咖。温元凯是唯一一位 40 岁以下的代表。

8 月 4 日上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邓小平开场就说，他向中央请命分管科技教育，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想了解大家对科教发展的想法，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尽管发言。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最后不得不以“点名”发言的方式打破沉默。首先发言的是年纪最大、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教授。温元凯说：

第二位发言的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助手——18 位副教授和讲师都被下放到农村、工厂，自己成了“光杆司令”。邓小平当即表态，把苏步青的助手全都调回来。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痛心疾首，“一石激起千层浪”。

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开炮，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查全性后来分析自己被邀请的原因时说：“教育部长刘西尧和部办公厅负责人刘道玉跟我是校友，知道我敢讲真话，有意这么安排的。”查全性说：

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査全性

温元凯说：

被邓小平删减后的高校招生方针变成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座谈会召开时，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已下发全国，且延续了此前的政策。温元凯回忆：

邓小平对温元凯讲：“你可是我们这次代表中间最年轻的，今年才 31 岁。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要打棍子。”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美国著名女演员雪莉·麦克兰提到自己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因为这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脸上顿时变得很严肃地说：

• 那位教授在撒谎。

03：高考往事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 8 年知青后，1977 年参加高考，已是 24 岁的“高龄考生”，当时外语学院招生规定考生不能超过 25 岁，王毅差一点与大学失之交臂。1978 年，他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就读于日语专业（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王毅讲了重话）。

1974 年，从内蒙古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 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 60 多公里远的红格尔公社插队。

郭树清是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他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当年在红格尔公社民族用品厂上班的董正义，一直记得“挺瘦挺高、白白净净”的郭树清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学名词时“头头是道”的样子。平日里，走得晚的学生学到凌晨一两点，“一半时间都是小郭锁门”。由于拿走了钥匙，第二天一早，郭树清要第一个来教室开门。

1978 年，郭树清考入南开大学，虽然插队耽误了几年，但郭树清仍然属于年龄小的学生，有的同学直接喊他“小郭”（郭树清给了“现代货币理论”一记重锤）。

1977年时，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已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九年青春岁月。陈锡文交了照片和5毛钱报名费。但黑龙江省通知：25岁以上须有高中学历才能参加高考。27岁只有初中文凭的陈锡文被挡在了高考门外。半年后，陈锡文参加了1978年6月高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马光远和笔者分别于1991、1992年考入该专业）。1978年9月，人民大学复校不久，校园还被部队占用，陈锡文没收到推迟开学的通知，成了复校后第一个来报到的学生，门口军人站岗，里面一片衰败。陈锡文被安置在校办工厂的十八间房住，满院荒草长到齐肩高，没一间门窗玻璃是齐全的。实在没法居住，陈锡文只得先回上海。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经济学家钱颖一至今保存着1977年的准考证。1972年他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接下来，钱颖一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四年，在山上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钱颖一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教学节目，跟着学。他带着从王府井外文书店内部书店小书库里复印的纸张发黑的《新概念英语》，坚持自学。上大学前，钱颖一已自学完成《新概念英语》一到四册。《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的时候就难了，钱颖一把问题积累起来，等两三个月一次回城时去梁从诫家中求教。梁从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启超之孙。如果梁从诫和太太方晶也不懂，就到里屋请教“金爸”金岳霖。1977年，钱颖一成为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首届大学生。

俞敏洪参加了 1978 年的高考，英语却只考了 33 分。1979年，俞敏洪再次参加高考，英语 55 分。

1980 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40 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他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 95 分，总分 387 分，如愿被北大录取。

1978年那一年，历史学者雷颐魔幻般跨越了三个阶段：“1978年前三个月我还是军人，后四个月复员做了工人，最后三个月我上了大学。”（与雷颐、刘胜军到云南普洱品茶去！）

著名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1978年22岁，在江苏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走街串巷，在一个乡镇演出一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徐小平借了五毛钱买了招生简章，得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全国招十人，他就去上海考试，考完后回泰兴等消息。三天后下午五点接到复试电报，必须赶回上海复试。当时已经没有班车了，徐小平的父亲截了一个装生猪的卡车，“左边一笼鸭右边一笼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徐小平就这样赶到江阴黄田港口，又买了五等舱船票，赶到上海复试。

1977年恢复高考，北京市的第一位高考女状元叫刘学红。在恢复高考前，她在北京密云插队。从广播里听到了高考恢复，她跑了十几里路，才报了名。她考上了北京大学，改变了人生的命运，后来成为一家知名媒体网站的CEO。若干年后，回忆高考往事，刘学红说，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

• 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