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怒俄罗斯、打压中国，美国的国际战略为何如此离谱？

教育

2022-07-02 03:07

谁会否认美国曾经辉煌过呢？

20世纪末，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时的美国一家独大，被誉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没有任何国家的力量能与之匹敌。

因此，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大胆预言：“随着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以美国制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将使历史走向终结”。

然而，20多年过去了，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反而逐渐走向了失控。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近3000人遇难，给美国人的心理造成难以遗忘的伤痛和恐惧。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因此深陷战争泥沼，长达9年。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升级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让无数美国人无家可归，一夜落入赤贫，也让全世界陷入痛苦之渊。

近两年，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要求退出WTO。

在政治的干预下，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

20多年前，凯文·凯利曾这样预言全新的世纪：“所有的火焰都将熄灭，所有变异都趋于平淡，所有结构都将自行消亡，所有的秩序都将归于混沌，所有的控制最终都将失控。”

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凯文·凯利的失控预言成真了。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乌克兰、美国、欧盟等纷纷出牌，众多国家应声，国际局势纷繁变化。

然而，在俄乌冲突表象之下，是当今国际形势的激烈矛盾。

经济全球化呈消亡态势，始作俑者的美国犯的战略错误究竟在哪里？问题如何纠正？

俄乌战争之后，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又将走向何方？

中美关系最终将何去何从？

想要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快来混沌app。今天，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前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凯硕先生做客混沌，为大家讲解了“当下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成因、趋势和未来”。

授课老师 | 马凯硕前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新加坡资深外交官

编辑 | 混沌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 混沌前沿课

美俄双方都不想俄乌战争发生

2022年，在人类本应变得更加文明的时候，乌克兰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20世纪美国两位战略思想家乔治•凯南和亨利•基辛格，都警告过乌克兰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乔治·凯南曾经为美国制定遏制政策，最终成功导致苏联解体。1998年，美国记者汤姆·弗里德曼问乔治·凯南：“如果北约继续扩张到曾经被苏联控制的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乔治·凯南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这是一场新的冷战的开始。我认为俄罗斯会逐渐做出非常不利的反应，这将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没有哪个国家威胁到了其他任何国家，这种扩张会让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死不瞑目……当然，俄罗斯肯定会做出不好的回应。然后北约扩张者就会说，我们一直都在告诉你，俄罗斯人本来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

凯南还补充说，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坚定地向俄罗斯领导人保证，北约不会扩张到苏联时期的前地缘政治领域。

1990年2月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生进行会晤，詹姆斯·贝克对北约扩张做出了明确的保证：

“不仅是对苏联，而且对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重要的是要保证，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于北约框架内，北约目前的军事管辖区域不会向东边扩张一毫一厘。”

就在詹姆斯·贝克说了这番话的第二天，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向戈尔巴乔夫也做出了同样的保证：“我们认为北约不应该扩大它的活动范围。”

1997年，50名著名外交政策专家发表了另一封公开信称：

“目前在美国带领下进行的北约扩张行动是历史性的错误决策。我们相信北约扩张将削弱盟国的安全，以及扰乱欧洲的稳定。”

俄罗斯前总统、被视为西方朋友的叶利钦也有过抱怨。在1995年的一场重要会议上，叶利钦与克林顿进行交谈：

“我想清楚地了解一下你对北约扩张的看法，因为现在我眼里看到的，只有你们对俄罗斯的羞辱。如果你继续此行动，如果这个集团继续存在，而此时华沙条约已经废除，你认为我们会怎么看？如果一个冷战中幸存下来的集团扩张到俄罗斯边境，这将是一种新的包围形式。”

今天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尊敬的戈尔巴乔夫先生，也抱怨过北约扩张问题。

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与詹姆斯·贝克会面时明确表示，“北约扩张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外交官杰克·马特洛克在1987年至1991年担任过美国驻苏联大使，他对北约扩张带来的后果提出过严正警告：

“我认为政府在此时接纳新成员加入北约的建议是错误的……它不但不能改善美国、美国盟友以及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的安全，反而很可能助长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从而对美国造成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与乔治·凯南不同，基辛格并不反对北约扩张到类似波兰或匈牙利这样的华沙条约前成员国。但是，基辛格明确反对北约扩张到乌克兰地区。他给出了三点意见：

第一，乌克兰应该有权自由选择它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包括它与欧洲之间的联系。

第二，乌克兰不应该加入北约，这是7年前刚出现这个问题时，基辛格表明的立场。

第三，乌克兰应该自由地建立任何符合其人民意愿的政府，明智的乌克兰领导人应该选择国内各地区协调一致的政策。

尽管许多美国思想家都已经清楚明确地警告过北约扩张尤其是扩张到乌克兰地区的危险，但是思想家们的警告还是被人们忽视了。现在人们对这些警告提出的反驳意见是，乌克兰人民应该自由决定他们属于哪个组织。从理论上讲，这当然是正确的。而在实践中，没有哪个大国会允许其竞争对手和敌人，在其边境附近建立具有威胁性的军事存在。

北约为什么要向东扩张？

1997年，美国著名杂志编辑欧文·哈里斯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阐明北约执意继续扩张的七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波兰裔美国人的选票，以及其他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美国人的选票。

第二，北约组织代表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包括职业、合同、咨询和积累的专业知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理由和目的来证明该组织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第三，东欧领导人所施加的“道德”压力。对他们来说，加入北约非常重要，这象征了他们完完全全是欧洲人，也是借壳进入欧盟的一种手段。

第四，反过来说，一些西欧国家政府越来越急切地想要这些国家加入北约，以此来阻止他们不加入或至少推迟他们加入苏联的进程。

第五，一些德国人尤其是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于自己的国家处于北约东部边境、毗邻政治脆弱和潜在不稳定地区的前景感到担忧和缺乏自信。

第六，人们越来越怀疑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以及担忧民族主义会抬头。

第七，一些美国保守知识分子在国内遭遇失败后感到沮丧，他们需要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大胆的行动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其他人热衷于在中欧和东欧进行民主讨伐，还有一些人很难打破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直把莫斯科视为敌人。

欧文·哈里斯给出的这份清单真正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北约扩张的决定并不是基于对未来宏大的战略愿景所做出的决定，也没有仔细衡量为此将付出的长期地缘政治成本和获得的益处。相反，它要么是由短期国内政治利益所驱动，比如争取在美国的波兰裔美国选民的选票，要么是贪图商业利益，比如国防承包商的利益。

欧文·哈里斯的分析得到了乔治·凯南的由衷支持。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们都预见到了，灾难即将来临。

我个人也总结了五条理由：

第一，苏联解体后，西方变得非常强大，而俄罗斯变得非常弱。因此，西方国家看不到向俄罗斯妥协的理由。

第二，由于复杂的原因，乌克兰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透明国际组织在180个国家之中，将乌克兰的反腐败能力排到了第122位。乌克兰没有强大的、有能力的或能够胜任职位的领导人。

第三，俄罗斯和普京逐渐被西方所孤立。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俄罗斯被驱逐出了八国集团。俄罗斯被驱逐的悲哀之处在于，切断了普京总统与西方领导人定期面对面会晤的渠道。

第四，西方逐渐削弱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组织。

第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变得非常强大，他们开始忽视外交的重要性。很多新闻报道都证实，今天的美国外交部是一个士气非常低落的部门。

美国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

美国在没有制定全面战略的情况下发起与中国的竞争，这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亨利·基辛格是20世纪70年代对华战略的策划者，他认为美国没有制定对华的长期战略。

如果美国想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首先必须明确战略目标是什么。美国从来没有明确说明对待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但它的所作所为暗示了以下目标：一是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二是遏制或限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可以确定的，这些目标没有一个可以实现。

要想弄清楚中国带来的真正挑战是什么，美国人必须理解这个悖论，今天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但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威胁到美国。

中国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屈辱史之后，正在经历一个自然复兴的时期，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去感受国家复兴。这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同苏联对美国的挑战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20世纪70年代，可以直接地感受到苏联人民阴郁和悲观的情绪。相比之下，你会感受到中国人民有着一股惊人的乐观情绪。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中国人民刚刚经历了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蓬勃发展的40年，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感到幸福呢？

“中国威胁论”根本站不住脚！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每个人都认为，中国对美国是一个威胁。

虽然美国和西方认为自己尊重科学方法，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把科学方法运用到了解中国上来。

艾薇儿·海恩斯现任拜登政府国家情报总监，她曾说过：“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我们国家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构成挑战。”

现在许多美国人可能会为她的直言不讳而鼓掌。但令人惊讶的是，她所说的每一个方面都与事实不符。

第一，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繁荣。中国人将美国的繁荣视为一种有利条件，美国的繁荣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在过去的30—40年里，中国经济从1980年的购买力平价水平仅为美国经济规模的1/10，发展到在2014年超过了美国。

如果拜登总统向中国提出一项既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协议，那么中国将欣然地接受这样的协议。

第二，中国对美国的安全也不构成威胁。中国并没有威胁说要对美国进行军事入侵，中国的武装力量远在大洋彼岸，中国和美国之间隔着一个太平洋。

当今美国最具思想最受尊敬的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21年3月《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

“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大约是中国的20倍；美国的海上战舰的吨位是中国的2倍。据国家安全分析师塞巴斯蒂安·罗布林介绍，美国拥有2000多架战斗机，而中国的战斗机的数量仅约600架。美国利用800多个海外基地，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来部署这一力量，而中国只有3个海外基地。中国在军事上花费了大约250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3。”

所以，在中国国防开支如此少的情况下，美国人仍然认为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

第三，艾薇儿·海恩斯说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美国价值观构成了威胁。只有当中国威胁说要向美国输出其意识形态，或者威胁说要破坏美国的选举程序时，这才成立。但真实情况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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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的最佳出路是与中国合作

现在，大多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都暗自担心，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已经超越了美国的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内将会变得更强大。

即使在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它依然保持着世界上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地位。这才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的衡量标准，而不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

乔治·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文章中强调：

相对于苏联，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取决于，它是否可以“在世界各国人民眼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美国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是一个能成功地应对国内问题的国家，是一个肩负着世界大国责任的国家，是一个在当前的主要意识形态潮流中，依然能保持精神活力的国家。”

美国人应该明白，美国和中国之间真正的较量不会在任何对外战争中展开，这场战争将在美国的中心地带打响。因此拜登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解决这30年来的经济停滞问题，它已经使白人工人阶级绝望至极。

只有消除人们心中的绝望，才能防止特朗普或特朗普式的人物回归白宫。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对乔·拜登总统所说的“美国回来了”建立起长期的信心。

因此，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一个悖论。启动美国经济的最佳方式，是与世界上其他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体密切合作，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当然就是中国，中国应该被视为美国内部分歧的解决之道。

然而，尽管这种与中国合作以加强美国经济、改善美国民生的方式是符合逻辑和常识的，但在当今美国的政治背景下，任何一个美国政客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拜登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简直是引火自焚。拜登政府甚至不愿放弃那些损害美国利益的特朗普对华政策，比如对华贸易战。

因此，如果拜登政府试图扭转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必须非常聪明和狡猾，因为共和党和其他对华鹰派正等着猛扑过来，指责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太软弱。

全球化中的三个战略错误

让美国沦为一个财阀统治的国家

“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句话最新版本应该是“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

这句话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核心悖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对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力量，所以应该庆祝全球化。

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在预测全球化即将消亡，而且是西方国家最先发起了全球化。

为什么西方会转而反对为人类进步所做出的最善意的贡献呢？

简单来说，西方在全球化管理上犯了三个战略性的错误。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犯的这些错误。

第一个战略错误：未能保护美国工人阶级不受全球化的破坏影响

美国的精英或领导人未能成功保护美国的工人阶级免受全球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破坏。

美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遭受了苦难，是因为此时刚好是历史上两个重大时刻的交汇点。

第一个历史时刻被称为“历史的终结”时刻，源于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冷战末期写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福山认为，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自由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第二个时刻是“历史的回归”时刻，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觉醒。

这两个时刻重叠到一起，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正在觉醒的时刻，西方选择了沉睡。

福山并不想让西方沉睡，但是当他暗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政治和经济演变之路的尽头时，无疑在许多西方人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头脑里制造出这样一种印象：“西方社会不再需要对新世界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或战略性调整，只有非西方社会才需要适应和调整，而西方不必如此。”这样的讯息不可避免地在西方社会激起了傲慢、狂妄和自满的情绪。

当西方决定沉睡，说我们不必再改变的时候，正是它应该醒来的时候。

西方应该早早看到，在1990年代初，正好是冷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即将觉醒。在过去的2000年里，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直有中国和印度。因此，当中国和印度再次觉醒时，将不可避免地撼动全世界。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美国的一些行业倒闭、美国工人失业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西方有一个理论叫做“创造性破坏”，可以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商品可以免除关税，中国出口激增是必然的。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当时更加警惕，他们就会注意到美国工人日益严重的困境，可悲的是他们没有。

第二个战略错误：盲目相信市场力量，削弱政府机构力量

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为美国和西方留下了两笔知识遗产。第一是相信市场最了解情况。如果出现了经济问题，市场会找到解决办法。第二是罗纳德·里根总统非常明确地表达过，“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在经济竞争中受到伤害的工人”这一想法，无论是里根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们相信市场将为工人创造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在这方面，美国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来创造新工作，这与欧洲和亚洲的做法不同。事实上，欧盟政府以及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几个东亚地区政府，都在工人培训项目上进行了投资。

美国人对政府干预这些领域的反对情绪也延伸到反对工会保护工人的利益。

第三个战略错误：创建功能强大的财阀统治制度，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美国商业精英不愿去关注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促使美国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就是美国创建了一个功能强大的财阀统治制度，它实际上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简而言之，美国已经从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走向了一个由最富有的1%所有、由1%所治理和为1%所服务的政府。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20世纪就已经警告过这种危险。他说：“只要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产的人，利用他们的优势来控制公开辩论的进程，那么受参与原则保护的众多自由权利就会失去很大的价值。”

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两位教授以惊人的细节记录了普通美国公民是如何丧失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吉伦斯和佩奇研究了1779个案例，对比了普通美国人和大众利益集团的观点，与经济精英的观点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

“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组织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实质性的、独立的影响，而普通公民和大众利益集团很少或没有独立的影响……此外，我们对经济精英的偏好，即富裕公民的偏好进行了衡量，他们对政策变化产生的独立影响比普通公民要大得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不是一个由多数人主导的社会，至少在决策上没有因果关系。”

因此，吉伦斯和佩奇得出了以下令人震惊的结论：

“美国人确实享有许多民主治理至关重要的权利，比如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广泛的选举权，尽管广泛选举权仍存在争议。但我们认为，如果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富裕的美国人来主导决策，那么美国自称是民主社会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讲，如果美国人民的选票被剥夺，他们应该反抗和沉思。然而他们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被富人劫持了，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强大的私人手段的人利用其优势来控制公开辩论的过程，就会导致腐败的结果。他说：

“最终，这些不平等将使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对立法的进程施加更大的影响。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获得优势，至少在那些他们通常会赞成的事务上面，也就是那些对他们形势有利的事情上面。”

这正是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发生的事情，富人在对自己形势有利的事情方面获得了显著优势。美国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从美国绝大多数人手里转移到了享有特权的极少部分人手里。因此，毫无疑问，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财阀统治的国家。

虽然这是事实，美国却没有哪个主要政治人物敢在公开辩论中使用财阀统治一词，这是令人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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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该如何调整战略错误？

第一步，西方尤其是美国要承认全球化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是他们咎由自取。

第二步，西方国家对自己造成的伤害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步，西方和东方，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就如何管理、如何合作应对全球化面临的共同挑战达成新的、全面的共识。

遗憾的是，尽管这些步骤从理论上讲很容易做到，但实际上却很难实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步是最难做到的。因为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更愿意相信其他社会要为他们的问题负责，而他们自己对全球化的这些问题没有责任。

尽管如此，美国在艰难地实施前两个步骤的同时，也可以采取第三个步骤，那就是与中国就如何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达成新的共识。

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美国试图改善其人民的福祉和中国试图改善其人民的福祉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如果两国政府进行合作，而不是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零和博弈，就更有可能成功实现各自的目标。

不幸的是，阻碍双赢合作的主要是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士，他们认为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保持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要在主导地位和人民之间做出选择，显然美国人民的利益更重要。因此，美国应该减少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更多地选择与中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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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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