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监狱改造寄予太高期望，给予的资源却不足”

▲ 2020年10月21日，湖北襄阳，街头一处正在安装中的天眼摄像头。（视觉中国 / 图）

梁平汉是一名犯罪经济学研究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走入大众视野，源于他分享自己在监狱开展的一次捐助实验。受助者为两名患病女童，一名是陌生人，另一名是服刑人员的女儿，犯人在监狱车间工作的产值与善款金额挂钩。梁平汉发现，所有服刑人员工作的效率都因此提高了。

实验结果还有更多让他惊讶的细节。当知道要帮助的人是服刑人员的女儿时，犯人们并没有因为同病相怜而愿意帮助更多。另外，如果以服刑时间作为变量，重新将犯人分组，服刑时间越长，反而捐助行为更少。

那是九年前的一次实验。2014年，梁平汉得到一次去四川某监狱研究的机会。为期5天的研究，影响究竟会有多深远，梁平汉并不知道。服刑人员出狱后，与监狱断了联系，也很难去评估监狱改造到底有什么效果。从那时起，梁平汉对犯罪治理问题愈加关注。

在梁平汉看来，社会对于监狱威慑和改造作用抱有更高的期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泛刑事化”的趋势。2021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沈开举曾提出，要对“泛刑事化”高度重视，“超出行政处罚手段惩处程度时才能由刑法介入调整”。在沈开举看来，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网络诈骗、危险驾驶等行为的定罪中，甚至在征地拆迁补偿案件的办理中也有体现。

随着梁平汉对犯罪治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他发现“泛刑事化”的作用有限，且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犯人们出来后也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家属在就业、公考、政审时也会受到影响。这其实是社会在给自己制造对立面”。

2023年4月20日，围绕他近年在低成本犯罪治理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梁平汉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你是如何对犯罪行为研究产生兴趣的？

梁平汉：我长期关注公共管理。2014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市访学。当地犯罪率很高，服刑人口多。那时我了解到，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1960年代，就最早将经济分析用于犯罪与惩罚，认为犯罪者会在计算成本收益后，做出是否犯罪的决定。这一学术理论引起了我对犯罪的关注。另外，公共治理领域的学者也要借助犯罪研究社会治理。现实中，多数人遵循的还是重刑主义，认为只要把犯人们关起来，施加严厉的刑罚就能起到威慑作用，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基础。

2014年，我得到了去四川一所监狱开展实验的机会，对现行监狱管理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体会。后来到中山大学任教，我开始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裁判文书等资料。

南方周末：当时是怎么得到去监狱开展实验的机会？

梁平汉：监狱管理人员其实很需要智力支持，才知道怎么更好管理，因此会和部分法学院保持联系。如果研究者有相关联系渠道或认识监狱管理部门的人员，向对方传达诉求后，对方认为可信，还是会接纳。当时，一位法学院教授找到我，邀请我一同去，借着这个契机就去了。

南方周末：那所监狱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其他与想象中不同的地方吗？

梁平汉：环境比想象中的整洁。是一所现代化监狱，有8个监区，各个监区有一栋宿舍楼和一个篮球场，每层宿舍楼有10个监室和1个阅览室，里面还有电视机等硬件设施，据说服刑犯人最喜欢看的节目是《非诚勿扰》。墙上则挂有日程表。犯人们作息规律，每天按时到工厂工作，周末可以自由活动，比如打球、打牌和看书。

另外管理十分严格。我所在的监狱，为了防止犯人逃跑或打斗，当犯人们睡觉时，会保持灯整晚亮着，犯人们可以戴眼罩，但不能遮住整张脸。

南方周末：“捐款实验”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梁平汉：实验经济学关注适用性，即同样的问题放在不同的实验人群上是否适用，通过设置实验条件，诱导受试者改变行为。我观察到，犯人一旦入狱，只能跟自己监区里的人打交道，与其他监区的人基本没有交流。所以希望通过捐款实验，引导犯人劳动，观察他们是否有亲社会意愿以及改造效果如何。

南方周末：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实验经过？

梁平汉：我们和监狱达成合作，选择了其中三个监区，设置了两名受助人，一个是一名服刑人员的女儿，患有白血病；另一个则是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网站上找到的女孩，同样患有白血病。监区一所得善款捐给陌生女童，监区二和监区三的善款则捐给服刑人员女儿。其中，服刑人员在监区三，也就是说，监区二的人只知道要捐给另一名服刑人员的女儿，但他们并不认识是谁。由于监狱是无现金社会，我们最终选择将犯人劳动产值与善款金额挂钩，由研究人员支付善款。之后，由管教干部向犯人们说明实验目的。五个工作日内，干部要记录犯人们的劳动产值和业绩，最后提供给我们记录。

南方周末：实验的结果是怎样的？

梁平汉：三个监区生产率均有显著提高。这意味着，多数服刑人员其实都有帮助他人的意愿和行动。但我们进一步发现，帮助服刑人员的监区二和监区三，都增长了10%到12%，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如果知道受助人是你认识的狱友，也不一定愿意帮他更多。

我们于是分析了服刑时间对帮助他人意愿的影响。当时我们按入狱时间两年为界，把犯人分成两组。按社会学来讲，社会距离越短，人们应该更愿意提供帮助。但结果却相反，在监区一，当帮助对象是陌生女童时，新老犯人的生产率没有明显差异，但在监区二和三，老犯人表现出了更少的捐助意愿。

换言之，当面对服刑人员的女儿，服刑时间越长，捐助意愿越低。这说明犯人们之间很少能形成信任感和认同感。

梁平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为什么犯人之间很少能够形成信任感？

梁平汉：这和监狱里负面的互动环境有关。某种程度上，当一个小群体竞争太过激烈，群体内的人很难发展出真正的情谊。

南方周末：具体而言，犯人们之间的互动是什么样的？

梁平汉：犯人们联系不多。每天早上吃完饭，他们就要整队集合前往工作车间。不同区间不能交流。一个12人的监室会分成三或四个互监组，犯人们平常不能单独活动，上厕所也要别人跟着一起去。监狱鼓励举报，如果你检举其他犯人的不法行为，可以获得奖励甚至减刑。

监狱内还有竞争。每天监狱会公布犯人的产值，一周排名则会打印出来贴在墙上。排名靠前，得分就高，减刑机会就越大。表现好的还会成为互监组组长或楼长，有权力管理其他人。不过批评其他犯人的表现时，也容易让别的犯人记恨。

南方周末：在这种环境里，犯人的精神状态如何？

梁平汉：有不少“躺平”的人。在监狱车间，每个人都有定额的生产任务。刑期较短的犯人，减刑空间不大，对他们来说，只要刚好完成生产任务就行了。当时，一位管教干部带我进了一个车间，随机抽了一名犯人询问劳动产量。看到犯人的产量仅仅符合平均产值，但那名犯人也好像无所谓。

南方周末：“捐款实验”有没有让你对现行监狱管理体制产生新的认识？

梁平汉：现行的监狱制度和社会有所脱节。犯人入狱时，身上只带了一张判决书，至于身份、户口、家庭背景等信息则无从了解。出狱时，只需要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书，没有相应的后续追踪渠道。

当时实验完成后，我们原本想关注实验和犯人们后续长期改造的关系。比如，捐助意愿高的犯人释放回到社会后，日常生活中是否也展现出更多善行，他们在社区里表现如何，或者在找工作和融入社会时有没有遇到困难。我们询问了监狱管理部门，他们也表示，除非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否则难以得到他们进一步的信息。没有机制可以帮助我们跟踪评估，这也是研究的遗憾所在。

如果能有一个信息衔接机制，或许可以更好地评估服刑经历的长期影响，也能进一步改进劳动改造措施，发挥更好的效果。

南方周末：在数字化时代，“脱节”的情况或许更严重。

梁平汉：监狱内没有互联网，犯人也无法接触电子设备。一位管教干部告诉我，曾有一个犯人试图越狱，从所在监区一直跑到监狱大门，但他并不懂大门的指纹解锁如何操作，门自然开不了，于是很快被狱警发现。

这也让我意识到，过去十年我们的社会变化之快，那些服刑期长的犯人出狱时，已经完全脱离于社会。

南方周末：一种观念是，严格的封闭和严厉的刑罚能起到威慑作用，真的如此吗？

梁平汉：事实上，社会对监狱改造寄予了太高期望，但给予的资源却不足。在多数人眼里，监狱代表着威慑，只要把犯人关进来——包括那些并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犯罪者，就可以减少犯罪。但监狱的资源和空间往往有限，更重要的是，犯人被释放后，社会依然有严重的排斥。

以醉驾为例，2011年以“危险驾驶罪”入刑后，醉驾案件数量反而不断上升。2019年，醉驾首次超过盗窃罪，高居刑事案件数量首位（编者注：2019年7月31日，最高法公布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在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罪首次超越盗窃罪，排在第一位）。但危险驾驶罪绝大多数犯罪者仅是血液内酒精含量超标，如果撞到人，那其实是交通肇事罪。此外，（政府）打击电信诈骗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成了新增较快的罪名，但其实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是非法行为。

“泛刑事化”占用了大量办案资源和社会资源。不仅如此，当前社会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每年又有四五十万刑满释放人员，长期下来，社会上有服刑经历的人会越来越多。犯人出来后面临就业问题，家属在就业、公考时也会受到影响，日积月累就会成为社会隐患。

这其实是社会在给自己制造对立面。在有限的资源和空间内，威慑作用有限，却投入了巨大的成本。

2023年4月23日，成都，川西监狱爱心亲情帮教活动现场。（视觉中国 / 图）

南方周末：捐款实验之后，你的研究拓展到其他犯罪行为上，比如，你发现移动支付能减少盗窃犯罪，还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度与网络传销案发率呈正相关关系、快递实名制能有效控制毒品滥用，这些关系你是如何注意到的？

梁平汉：犯罪态势变化背后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是经济学者关注的问题。以盗窃和移动支付为例，近些年，城市盗窃犯罪案件量呈下降趋势。进一步分析，盗窃犯关注容易变现的事物，现金常常是首要目标。但人们普遍使用移动支付了，社会现金使用量下降，于是我们自然就会想到，现金越来越难偷，盗窃犯罪的吸引力也在下降。这其实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有关。

经济学者很多灵感也来源于社会新闻。毒品与快递网点这个研究最初来源于浙江省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联想到近年出现了一些抓获用快递贩运毒品的嫌疑人的新闻，我们就有了研究快递实名制是否对贩毒行为产生影响的想法。

我们最后通过分析2017-2019年浙江省镇级层面快递网点数据，发现实行快递实名制后，一个镇街的快递网点越多，当地被查处的吸毒案件就越少，新增毒品使用者数量也有所减少。此外，快递实名制原本的目标并不是打击毒品犯罪，也没有增加快递企业运营成本，说明快递实名制不失为减少吸毒案件的有效方法。

南方周末：这些研究中，哪个案例最让你印象深刻？

梁平汉：我看过一个盗窃案例，广州某骨科医院一名员工偷了同事6000块，同事报警后，他很害怕，就把钱给撕了放下水道冲走。第二天警察来调查，那个人更害怕，就到银行取了6000块放回去，结果放的时候被发现了，最后被刑事拘留。这个人的经济收入其实并不糟糕，最后他什么都没偷到，倒赔了6000块，这就是一时糊涂的犯罪。

还有一个人开车出门，碰上了下大雨，刚好他车上的雨刮器坏了，一看四周没人，就把别人的雨刮器偷了。这个人有车，说明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差，换到其他时候，他可能不会做出这种行为，但当下一时着急就做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对这两个案例印象深刻，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梁平汉：这告诉我们，一些盗窃犯的动机，不能归结为成本、收益、风险等经济因素，用经济形态或科技发展来解释的话，解释力也很弱。只能归因于周围的环境或心理因素。

也让我意识到，要减少犯罪率，还需要关注到物质之外的心理健康问题。与过去相比，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心理健康问题愈发突出。近年来一些社会影响极大的恶性案件，背后并不纯粹是经济因素，而是心理出了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增加。

南方周末：关于盗窃犯罪率的减少，我们可能会先考虑“天眼”等管控的加强，但你却认为这个因素反而不重要？

梁平汉：起初我们认为，天眼的购买与犯罪率减少存在直接关系。但在收集各地视频监控的中标公告，整理了相关采购金额后却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甚至有时是正向的关系。

天眼通常是公安机关用来侦查潜在嫌疑人轨迹的工具，起的是提供办案线索的作用，而不是直接作为证据，比如拍摄下不法行为，就可以直接拿到法院去起诉。天眼（对犯罪）的威慑效果有限，反而是移动支付改变了盗窃罪的治理态势。这也让我们思考，怎么用低成本手段，达到治理犯罪的效益最大化。

南方周末：可以有哪些低成本的治理手段？

梁平汉：例如醉驾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其实可以设计出更灵活人性化的惩罚措施，比如经过三至五年就消除犯人的犯罪记录，这样既能保持罪刑的威慑作用，也能减少它的后续危害。

经济学也可以回应法律本身无法解答的很多犯罪治理问题。最近我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大会导致交通便捷地区的交警部门增加监控设备，以及会导致法院判决时增加罚金数量。传统犯罪学可能认为这是为了威慑违法犯罪活动，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可能只是为了减小财政压力才这么做。如果忽略处罚者自身的激励因素，不加辨别地把这些判决结果一起放进数据库中，用人工智能来辅助司法决策，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合理。这些只有经济学才能解释。

南方周末：那有经济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梁平汉：经济学有时也会和法学存在冲突。有些基于纯粹的经济理性提出的政策想法，在法律上无法被接受。比如有经济学者认为，鞭刑是比把犯人关进监狱更合理的手段。因为犯人本来可以在这段时间通过劳动创造价值，现在这段时间却被服刑剥夺了，而鞭打只是一时的疼痛，在时间价值和社会效率上的损失，小于关进监狱后的损失。但这在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被接受，归根到底还是要适应法律体制和社会价值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