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从古人那里继承了一笔意义深远的广博遗产，这就是天下的观念。天下，是一个由共同的法律凝聚起来的大一统的文化世界，人类在其中被联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的世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包括人类的全部生活，世俗与宗教。按照中世纪晚期的“双剑论”学说，世俗与宗教权力被两柄剑相互分开，其实它们不过是同一个共同体的两面而已。这个共同体承载、保护着个人，同时又通过法律约束他的生活。个体生活都被安置、结合进这个全面而一体的有机体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有机体是最高机构，它意味着牢不可破、无法逃脱的秩序，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终究是被给定的。

共同体通过其秩序规则而具有绝对的约束力，承载这一观念的思想并不是从原初基督教中生发出来，而是诞生自古希腊文明的土壤之中。它的根源延伸至那样一个世界，其中似乎还没有为一个包含人类的普遍构成（universale Bildungen）留出位置。

从古希腊城邦生活的狭窄领域之中诞生出了统领世界的天下观，此乃古希腊精神生活的内在完整性与广博之力量的奇妙证明。探究这一观念的生成，将引领我们进入古希腊文化真正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就是那一时期，古希腊天才创造出了伟大的文化价值，借此丰富了世界。

我本想更为详细地阐发古希腊科学发展出的“天下”（Oekumene）这一地理概念，但这超出我的使命与能力的界限。我们也有幸拥有一些对地理问题鞭辟入里的内行研究。此处仅希望能够简要强调那些对天下的地理思想的整个研究最为基本的东西，即设想延展在大地上的被居住或可居住的关联（Zusammenhang）。我们能在这一关系中发现地理观的逐步累积。长期盛行于希腊地理科学中的观点是，天下局限于一个气候适度的地带，而随着地理科学的发展，这一观点逐渐让位于另一个观点，它放弃了其它地带无法居住的想法，而主要将天下设想为四面由大洋环绕着的陆地岛屿。无论如何，对于天下观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希腊科学早就形成了大地是球形的学说。

而我们现在则要说明，这样一个原本是地理方面的思想如何成为政治和文化思想，而这一思想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古希腊城邦的繁荣期诞生出一种关于国家生活的独特理想。正是它使古希腊人成为伦理国家概念（ethischer Staatsbegriff）的真正创始人。在国家里应该实现紧密的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共同体，而同时还是一个突出的文化共同体。国家共同的法律成为具统摄性的、全面的生活秩序。规定着单个市民的单独存在、从内心约束着他们的共同生活目的，就应该在这样的共同生活根基之上得以实现。要实现这些目的离不开一个独立、自为的市民阶层富有创造力的共同努力。他们通过自己的作为，使国家的共同秩序得以呈现。

古希腊城邦的自足（Autarkie）是促成它独特本质的主要原因。这一概念更多表达的是国家生活共同体的伦理关系，而非国家对外的权力关系。单个市民主要是从国家共同体生活的目的之中获取他的生活内容。国家能够、也可以用它的使命涵盖、渗透个人生活，因为只有实现国家共同体的目的，才能保障单个市民有可能过上尽可能完美而幸福的生活，配得上一个希腊人（Hellene）、即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

古希腊城邦的普遍文明意义就建立在这一独特的共同体理想基础之上。然而，尽管共同体的理想力量具有建设性，通过更加深入和公允的研究，我们也懂得正确认识和重视那些具有瓦解性、多重破坏性的社会趋势，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社会统治阶层的自私自利。可是，难道因为国家共同体生活的那个理想在古希腊城邦的实际发展之中实现得如此不充分、经常受到阻挠、还被社会上那些自私自利的特殊企图扭曲，它就因此失去力量和历史意义了吗？

▲ 《雅典学院》，拉斐尔·桑西 绘，1510―1511年

对国家共同体生活的伦理使命、国家作为文化国家的特征，强调得最为厉害、也是最先从原则上进行描述的，是古希腊的观念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哲人也最为坚定地强调在国家生活中精神共同体的必要性。诚然，古希腊观念哲学从某些特定的、非常片面的哲学前提出发，勾勒出古希腊国家的理想形象，这形象作为理想，与现实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然而，更深入地审视这一理想形象，就能让我们同时也辨认出历史上古希腊人的国家所持的理想思想，只不过以独特的方式有所增强、扩展。

以前在重构古希腊国家时，流行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进行片面、有时甚至不加批判的利用。而现在又同样片面地轻视而不加利用。若要更为深入地理解古希腊国家生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必经之途，将来也仍然如此。无论如何，正是透过观念哲学对古希腊国家理想的独特表述，古希腊人政治生活的理想内涵才最大限度地成为共同世界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理应在国家里实现的共同体，是生活的共同体，在历史上古希腊人的国家里（城邦的鼎盛期）仅仅是生活的共同体。不论如何明确强调都不为过的古希腊国家的宗教特征，也突显出这一基本特征。城邦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对城邦共同生活目的的理想表述或认可。宗教的凝聚意义主要体现在共同的祭礼（Kult）上。履行祭礼，是与国家市民阶层本身息息相关的内心义务。在希腊历史上的国家里，人们从未提及这一教义的强制性，同样，也没有提及任何等级制的专制作风。

另一方面，人们也从未提及在古希腊城邦里，是否有基本的自由来遵循这一教义。自由、自足的市民阶层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是宗教的载体。可是，如果忽视这一共同生活及其在国家中的秩序带有的约束力特征，就会犯下后果严重的错误，尽管在这方面不同国家之间实际上肯定存在着显著差别。我们只需看看斯巴达国——当然是希腊城市国家生活最为粗暴和片面的代表——就能知道，在这样一种共同体的生活秩序中可能会有何等的强制，虽然它根本不具备教义的特征。斯巴达国尝试通过统一的教育来达到贯彻共同生活的目的，从而遵循了规定着它独特形态的趋势，并带来特定的后果。

希腊的观念哲学——最为明显的是柏拉图的理论——在建立国家理论时，在共同的生活秩序之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要素：一体与共同的教义。只有一体与共同的教义方能使真正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因为，那些理应将公义理念实现于国家生活的市民，必须知道什么是公义。因此，国家肩负着公共教育和指点的义务。这一点在柏拉图的《法义》（804d）中说得尤其清楚：

真（哲学）认知越是被赋予更大的确定性，伦理生活的形态越片面、越多地依赖正确的认知，教义包含的约束力特征就越强烈。

古希腊文化的伟大理想生长的狭隘世界，既不能满足不断进步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满足古希腊的探索精神的要求：对环绕在人周围的自然、搭建在他头顶的宇宙，形成融贯的知识、进行研究概括。古希腊哲学不辞辛劳，创造出形式各异的关于一体宇宙的图景。一体宇宙这一观点在我们今天已司空见惯，可是，过去却需要多么强大的哲学抽象力，需要它多么勇敢地冲出民间宗教观，冲出那些独断专横的渺小世界，它们用法律约束个人，想把个人牢牢吸引在它们的圈子里。一种普遍的哲学宗教诞生了，它设想有一个一体的神性存在，这不意味着别的，正是一体地充盈着（einheitlich durchdringend）世界的基本原则，或一体地统领着世界的普遍法则的化身。

这场世界观的革命，引发了人生观和人生方向的剧烈转变。一个广博而全面的世界逐渐成形，通过普遍的法律将单个人结合在一起。这法律在理性思想中得到佐证，作为未成文法也能够凌驾于个别国家的特殊法律之上。国家的传统世界必须站在思考的、理性认知的个人讲坛前为自己辩护。而个人则越来越以普遍世界为准，力图以思考的方式来把握它。而随着视野拓宽，个体可以对比观察人类的各种习俗与观念，这样，个体有时甚至也以人们当中普遍使用、因此似乎也符合他们的普遍人性的本质为基准。哲学个体大胆阐释，相信自己能够认识世界法则，也能够将人类公共生活的规则与宇宙法则联系起来。

而今，普遍世界不但为思维提供规范，同时也逐渐为个体的生活领域提供规范。由此观之，哲学与政治方面尤其自4世纪以来出现了平行发展的现象，尤为值得注意。普遍世界既是实现哲人的个人主义美德与幸福理想的舞台，政治上也是展现要将世界收入囊中的野心与统治欲的舞台。统治的个体，其统治权立足于他个人的治国能力，这一统治权膨胀到无以复加、不可测度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统治者个体也挣脱希腊诸国狭小的世界，转而寻求征服广阔的大千世界。对于他的统治而言，基本上除了统治的可能性外就不再有别的界限。同样，哲学的个体也以其个人主义生活理想、追求过上有美德的幸福生活，从而进入（hineinwachsen）一个普遍的世界。

个体进入世界乃一个特别的现象，只有古希腊文化（Hellenentum）的特殊发展方能解释清楚。与所有真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发展一样，这也是一场特殊的、绝无仅有的历史进程，其本身乃是我们文化发展整体的根基，在古人的历史中无能出其右者。从宗教方面看，或许旧约先知代表的宗教普遍主义可资作为某种类似对照。

▲ 先知阿加布斯预言圣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苦难，路易·切隆 绘，1687年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异。这两者之间，不仅神的概念完全不同：一边是超验、凌驾于这世界之上的神，一边是内在的、化为这世界的神，是世界法则的化身。此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在旧约的先知宗教里，我们发现普遍世界进入到犹太人特殊的民族世界中；宗教发展的中心永远是犹太民族，神的民族。古希腊文化则完全两样，在其中，个体成为载体，普遍世界成为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根基。

因此，古希腊哲学的生活理想因其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而超出城邦自足这一古老的希腊理想。哲学个体感觉自己已经不再受到小国共同体生活的狭隘天地的约束。城邦统治政权依据的思想根基由此受到动摇。那场与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名字绑定在一起的政治变革则朝着另一种方向击败并毁灭了古希腊国家的自足。之前不过是概念的东西，如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实。现在，政治生活以世界帝国的规模呈现，这一形态对当时的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统治者个体走出古希腊文化领域空间局促的境况，进入东方的大规模社会状况（Massenverhältnisse）之中，而希腊文化也追随那位伟大的征服者，踏上他开辟的新道路。

即便在东方较早的历史中，我们也发现强有力的统治构成（Herrschaftsbildung），可以不无道理地称之为世界帝国。亚述列王，以及部分古巴比伦和新巴比伦列王，就已宣称统治对“世界”的统治权，自封为“天域、地域的主”，“全体或万有之主”，而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构成则更加全面，自称为“万国之王，大地之王”，“从日出至日落之一切人的主”。那么，从亚述帝国到亚历山大，这之间难道仅仅只是量的差别吗？世界不过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政治和思想视野的扩展，它自然也会跟着扩张。

可是，如果我们如此评判，就会忽视一个根本的要素。虽然，在古代史中，我们赋予亚述乃至波斯帝国在国家以及思想生活的伟大统一进程中以重大意义，那些东方帝国与亚历山大却因为一个本质差异而尖锐地区别开来。无论疆域如何扩大，东方帝国的统治构成仍然保持了本地或民族基础，由一个特定的部族或民族来实施统治。在这样的统治构成中，“世界”并没有获得一个独立的意义，而只不过是统治阶层民族的权力或帝国的根基。亚历山大的帝国则不一样。

首先，疆域不仅更大，而且我想说的是，它也更具原则意味。亚历山大竭力在他的统治机构内尽可能最为全面地实现天下这个虽然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流动的地理概念。这主要体现在他四面八方想要寻求与大洋联系的抱负。亚历山大尝试查明里海与北大洋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一路挺进到在东边与印度接壤的大洋。他委托舰队司令尼阿库斯（Nearchos）出航，将波斯海海岸地带与印度河河口建立联系，颁布命令绕行阿拉伯半岛，胸怀大志，要将势力西扩至赫拉克勒斯之柱（译按：直布罗陀海峡），以抵达大西洋。

▲ 《亚历山大建立亚历山大城》，Placido Costanzi 绘, 1736―1737年

尽管对亚历山大规划的疆域大小众说纷纭，但在其它方面，关于他帝国的世界主义这一根本特征，却不可能有任何异议。亚历山大希望（这一点毋庸置疑），帝国里不同民族因素之间的政治与文化差异让位于统一的帝国思想，通过一个由他本人代表的帝国联盟（Reichsverband）这一共同观念与机构，来克服战胜者与被征服者、希腊人与蛮夷之间的对立。

亚历山大的统治在疆域上越是努力接近天下的边界，他的帝国臣民的归属感就越是明确且唯一地建立在从属于一个大一统的、囊括世界的统治联盟这一事实本身之上，这一统治构成的新颖之处就越是清晰可辨，在与古代晚期的世界帝国观相关联这一意义上的世界帝国特征就越是清晰地突显出来。此帝国，其本身从根本上与天下自身重合，它体现出天下黎民在一个大统一的政治组织里的相互关联。

亚历山大的帝国以这位伟大君主赋予它的形态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亚历山大政治上大胆冒进，那些本需要持续几百年的发展方能根深叶茂、根基牢靠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他在与他个人绑定着的强大统治建筑（Herrschaftsbau）里提前施行。不过，亚历山大留给后世一笔重要的遗产，这就是不会再度湮没的世界帝国这一观念。罗马、罗马帝制就继承了这笔遗产。

除了政治作为可以征服世界，还有哲学思想能够统治世界。为天下观在思想上奠定基础，也是发生在亚历山大的统治时期以及不久之后的时期。尤其是原本为古希腊的世界哲学，廊下派，将之前的古希腊精神生活的基本思想发扬光大，将天下观的思想内涵用哲学方式表述出来。

▲ 芝诺（Zeno of Citium，前334―前262）

与伊壁鸠鲁派原子化个人主义相比，廊下派哲学以独特而生动的形式、充沛的活力，代表共同体式思想。不过，真正表明廊下派观念特有的文化意义及其独到之处的，是它将代表迄今为止在古希腊城邦之中体现出来的共同体生活的趋势与理想，并投射到普遍世界之中去。宇宙万物相互关联，这关联充满整个世界，也承载着世界。这一思想才是这个体系真正令人振奋的核心思想。

普遍世界的自足取代了城邦的自足。只有从属于这个普遍世界，才有完满幸福的生活可言。进行理性认知活动的个体在其理性认知过程中也分有了整体的幸福。克利西波斯（Chrysippos）曾言：

人类被嵌入这一普遍世界关联之中。因着这一关联，人类共同体也有了根基。人类显得是一个统一体，其内部因为人类天性而相互关联，这人性不是别的，乃是普遍自然的一种特别溢出。人通过共同的理性资质而相互依赖。这资质使人们可以与众神一起分有一个普遍理性共同体。这个将人与人联结起来的共同体越是全面，越是反映出宇宙的普遍关联，它就越为真实、有效，内部也更有活力和约束力。

由此可以看出，天下观正因其与宇宙观相关联而具有何等意义。天下也只是普遍世界关联的一部分、一个摹本，当然，天下比某个特殊的国家在更高程度上体现出这一普遍的关联。这个存在于人类理性特征之中的联结替代了特殊的、受历史局限的、随民族或地方而各异的各个共同体。廊下派创始人的共同体理想追求的是：

由此，我们看出发生在天下观内部的深化。天下不再只是诸如犬儒派（或称Kyrenaiker）那样的智者的个人生活的舞台，处处相同，相反，这样的个人生活被嵌入一个充满活力的关联之中，且作为关联而对人约束。就为人的生活提供自然条件而言，天下是相似的（gleichartig）世界，不仅如此，天下还是一个整体，其中各个个别部分息息相关，这样的整体将它的居民相互联结在一起。天下观蕴含的文明意义也就在此。人道（Humanität）观就是建立在人类的内在统一之上，现在则成为天下的精神纽带。

▲ 亚历山大会见第欧根尼

与人道观相对应的思想，φιλανθρωπία[爱人]与人道观本身一样，都只有在与天下建立起联系才获得完全的力量与意义。φιλανθρωπία[爱人]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犬儒派那里，他们的圈子尤其积极地维护这一美德理想。廊下派从犬儒派那里继承了这一概念，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对它进一步培育。犬儒派还未形成完备的共同体思想，与之相应，他们的φιλανθρωπία[爱人]似乎主要针对代表人类的个别人，而廊下派却明确把重心放在人类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受到约束的共同体理想之上。这在点上，爱比克泰德把他的廊下派观点归在第欧根尼名下，很具典型性：

当然，亚里士多德尝试从地理上论证希腊人优于蛮夷这一理论（Polit.，VII 7 p. 1327b20及以下）。鉴于希腊人坚不可摧的民族自豪感，地理上的论证倒在其次。这一论证与新的天下观，及其由此生发出的政治和文化上的结论，都无法取得一致。亚里士多德曾建言亚历山大，当如将领般对待领袖希腊人，如主人般对待蛮夷。然而，某一特别国家作为一个优先的政治与文化发展载体的独特地位——甚至我们可以说——特别的祖国土壤具有的排它意义，在天下这一普遍观点面前也烟消云散了。就地理而言，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大地丰富多样，并无天然的主仆之分。”不过这是现代的看法，就我们所知，古代并没有得出与之对应的直接结论。正因如此，我们更不应忽视恰恰是天下的地理观所具有的平衡效应。

▲ 《亚里士多德教导亚历山大》，让-莱昂·杰罗姆·费里斯 绘，1895年

因此，不仅古希腊思想上升为宇宙一体的假设，而且政治与思想的发展也涌向这一方向：大地，或至少是大地上可以居住、能产生文化的那部分，被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文化生活的统一舞台。由天下的大一统和休戚与共这些性质，又引申出天下的各部分从根本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因此，一些新东西从这一思想的整体中脱颖而出，这一新的理念在之前的发展，尤其在东方的历史中，还很陌生。然而，我们整个历史文化就建立在这一决定性的成就之上。古人熟悉的天下，其疆域相对较小，那时的视域与我们今天相比也十分狭窄，但这并未削弱这一成就的重大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鉴于古代的交通条件给政治征服广大地域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带来的困难不容小觑，古人视域所受的限制或许反倒恰恰有利于推行并巩固天下的统一。

古代晚期的发展，大体而言以世界主义为标志。然而，这个世界主义并没有否认它的希腊出身，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色彩，正如这个词本身就透露出滋养了世界主义这一理念的那片独特的希腊土地。普遍人性的东西，如今作为具有规定意味的文化理想，身着希腊服饰登台亮相。希腊的东西成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在希腊历史更早的时期，民族这一概念就已经带有某种抽象的特征。它不是特定政治形态的根基，而是真正的共同体生活——也即名副其实的国家共同体生活的一般前提。这一基本特征在日后的发展里得到进一步深化。

正如哲学观点陈述的那样，真正的天下市民阶层是理想的希腊（idealhellenisch）市民阶层，只不过褪去了偶然的历史特征而已。理想的希腊的，其本身又是世界主义的，它代表着真正的人性（Menschentum），它脱离了自己特殊的地方背景，占据了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各个民族文化并立并存，而是文化要素作为普遍的文化要素而出现，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诉求。本来非希腊之物，现在因被视为普遍人性之物，因此也被吸收进希腊之物里去；它在理性之物这一概念下，被提升至理想的希腊之物这一领域。何为希腊，何为蛮夷，两者之间的对立发生了位移。希腊之物为统领天下，放弃了它的民族限制。文化世界基本上与天下是一回事。化外之地（Unkultur）则被移到天下的边缘。

一个广博全面的世界如今接替了城邦。它似乎与希腊城邦国家的那个疆域狭窄的小世界形成最为鲜明的对比。然而，即便有普遍性，这个全面而广博的世界仍然带有与城邦的理想本质相关的共同体的独特特征。普遍的世界是城邦的一个副本。此处给出Ar. Didym.的其中一段，以飨读者：

这一思想现在以各式变体的形式不断得以强化。统辖世界的普遍法律，νόμος κοινός或λόγος ὀρθός，是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法则（Lebensgesetz），也是人类对待彼此的一切公义之源。这一法律坚不可摧且绵延万年，不受任何人间制裁的约束，也不受限于任何地方，处处以同样的必要性强迫理性认知接受自己。

因此，这一秩序必须首先在维系人们自身的最全面的共同体之中，在天下的共同体之中，展现它具有约束力的特征。如同某特定城邦的法律（Nomos）将市民紧密联结起来，普遍的世界法律也将天下的帝国之民紧密联结起来。这一点在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的机运或德性》（de Alex. fort.，I 6）论述芝诺的理想国家时表述得最为清楚，这部著作后来还把在普天之内推行共同秩序这一意图归在亚历山大名下：

人们通过一个共同的秩序，与一个全面且有组织的整体的各部分联系起来。然而，人与人之间却并不完全平等。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只有在哲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市民阶层才能够认识善好，并依此行动，从而也只有他们才能完全维护真正的共同体，如今在包罗世界的纽带里，也只有哲学的世界公民方能担此重任。柏拉图建构的国家伦理观极为片面，由此他必然要贬低大部分市民。他不能让那些无法把握国家共同体崇高目标的阶层，主要是商业（erwerbend）市民阶层，自动参与到国家生活的真正任务中去，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天下的纽带与理想城邦一样，也会产生类似的差异。进行哲学思考和行动的人，有能力将世界法律接纳进自身，他们与剩余的大众形成对立。大众或多或少还未成年，他们自然也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吸收进共同体生活中去。

▲ 柏拉图“灵魂马车”之喻

然而，从真理、普遍的世界关联中流溢出的大一统，可以且必须以强迫的形式加诸大众身上。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这一整体观点的鲜明的基本特征。就其本质而言，这是始终如一的真理，它经由一个具有均等约束力的秩序而得以实现。这个真理由理性认知力从万物本性之中推导出来，而不是由人类不断前进的历史工作而获得、实现。

这样整一的真理，由哲学认知力获得，被提高到人类共同体来源与规范的地位——它难道不能轻易成为对人类之中的大众具有约束力的传统吗？尤其是统治世界的这个理想，已经真正转变成为现实。在这一脉络里，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大公教会成立时期，是什么将这一观念从内部与基督教思想联系在一起，而又是什么使它必定对基督教思想的教义和建制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大一统的真理，它植根于个体，约束着个体的生活，以及一个与这个大一统真理相呼应的组织，此二者乃支撑教会这幢大厦的顶梁柱。

而政治发展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精神思潮（尤其以哲学为代表）相遇。大众都是思想不成熟的人，他们必须受到哲人更优越的智慧的引导。这些人在政治领域中就对应臣仆阶层，政治上不成熟的大众。这个臣仆阶层的自身利益要求统治者以优越的力量和关怀统治他们。他们取代了之前希腊国家里自治的市民阶层所占据的位置。哲学为这场转变做了准备，而真正的政治发展在亚历山大及其继任的帝国中就已经实现了这场转变，后来在罗马帝制时期的世界帝国里则实现得更为彻底。这场转变的道德特征则恰恰随着领土疆域的扩大而更加深化。君主被视为泽被世间的宇宙主宰宙斯的摹本，君主神性的这一概念用圣光取代了中央行政由于交通工具简陋而在介入的迅速和可靠方面的欠缺之处。

在罗马帝制时期，天下观越来越深入古代人心。人类大一统的这一文明性质的观念越来越与罗马世界帝国组织方面的联合融合在一起。不过，统治联盟远远没有囊括当时所知的整个天下。东方的大片土地，尤其是繁衍伊朗民族与文化的地域，一去不返。尽管如此，天下的大一统基本上得到巩固与深化。天下向西方敞开胸怀，时刻准备着，同时也有能力将新要素吸纳进它的文化圈里——我们的整个历史世界就主要奠立在这些新要素之上。

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自主塑造生活的自由度和原始力量在逐渐衰竭，那么，一种归属于整体的意识却因此而愈加强烈。这个整体的政治中心、它的支柱与立足点，都落在统治者个人身上。罗马帝制时期的墓志铭，钱币上的文字与图案，以丰富多彩的层次体现了这一基本氛围。笔者回想起钱币上的大地与海洋如何与皇帝像联系在一起，以及将皇帝刻画为σωτήρ[拯救者]和κτίστης τῆς οἰκουμένης[天下的奠基者]，诸如此类。很具代表性的比如有，在铭文中，Halikarnassos用σωτήρ τοῦ κοινοῦ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 γένους[整个人类的拯救者]称呼奥古斯都。

在罗马帝国囊括寰宇的大一统之中，原初带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生活形式，逐渐吸纳了天下的普遍特征。罗马法逐渐转变成世界法。从经验方面出发，罗马法要求统一那些不同民族的特殊法里同等程度有效的东西，而从理性论证出发，罗马法又与普遍自然和世界理性建立起了内在联系。天下的宗教大一统也随着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统而逐渐壮大起来。按照古代的观点，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统要求有相应的宗教表达。那些相互抵触或相互斗争的宗教权力，在大一统的帝国里没有位置。

西尔维斯特·大卫·米利斯（1742-1810） 绘制，克劳德·尼古拉斯·马拉波（1755―1803）雕刻

帝制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宗教调和论，就是植根于如下基本前提：本质上，不同的宗教形态都属于一个世界，特别的宗教世界之间也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或势不两立。基督教在罗马世界帝国的胜利，除了它更优越的宗教力量之外，还有一个并非不根本的因素，就是它为大一统的需求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效的宗教基础。从帝国的利益或存在于帝国之中的大一统需求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异教的国家权力无法消灭基督教，或基督教能够与当时普遍主义的异教建立起持续的内在联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恰恰是基督教取代异教而成为帝国宗教，并由此成为帝国机构一统天下的有力工具，以更有效的新宗教方式来表述帝国的国祚绵延。

随着基督教会的统治，统一的学说对于一统世界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宗教权威由原初的内部依据更替为外部依据，更强化了这一决定性意义。虽然我们必须合理评估基督教会自身产生的趋势及其影响，但我们也不能不知道，早在希腊-罗马世界，某些有组织的生活方式，它们的约束力具有的意义——尤其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哲学论证——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统一学说的威力与强力约束提供了土壤。

不过，其中最为特别的还是在逐渐衰落的古代末期，宗教、教会思潮与某些哲学学说之间的特有关联。这些哲学学说迎合了在教义与建制方面都统一组织的基督教会的雄心壮志。而那些植根于俄耳浦斯-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宗教流派，它们旨在形成一种处于“神律”之下的特殊宗教或精神生活，这些流派被城邦宗教排挤到幕后，但也并未彻底销声匿迹。作为时隐时现的暗流，它们伴随古代宗教生活的一路发展，直到在其最后阶段再次发挥更有力的效用。它们与新柏拉图体系独特地融合在一起，由此而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学说规范，创造出一片合适的宗教生活土壤。

异教的国家权力自身也积极尝试，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一雄心壮志。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达嘉（Maximinus Daja）就已试图用国家权力服务异教教会的目的。最高祭司接收到任务，要重视：“既不要让基督徒建造（会场），也不要让他们公开或私下聚会，而要让那些根据他的法律被捕的人，聚在一起献祭或交给法官。”尤里安（Julian）皇帝在位时期虽然短暂，但这一趋势却体现得更加鲜明。他力争让国家权威服务于一个对立于国家生活的超验目标，即实现僧侣共同体的理想。

格拉提安和狄奥多西皇帝在执政期间颁布了著名的380年皇帝敕令，确立基督教会的绝对统治地位。归属于罗马帝国，我们甚至可以说，归属于天下这一有组织的联合体，基本上与认信正统大公教绑定在一起。一个统一的学说在普天之下具有的绝对约束力以及普遍有效性——这两点是基督教世界帝国建制（konstituierend）秩序的鲜明特征。只有学说的统一才将天下观特有的内在完整性的效果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 圣安布罗斯和狄奥多西一世，彼得·保罗·鲁本斯 (1577–1640)  绘

大一统就此完成，后续发展都受其影响。天下之民结为一个相互依存、被统一组织起来的整体，这个圈子已经封闭完整。大一统虽然没有完全消灭新萌发的独特生活的自由和自主，但却越来越加大力度致力于征服诸种丰富多彩的构成，从而向人类施加了一些重压。因此，我们更不应忽视大一统观造成的重大文明意义。对于我们历史上的文化生活至关重要的是，那些特殊的政治与文化世界，它们因其特殊性，宣称对人有唯一的统治权，并因其偏狭片面的局限性，使人们结成的各共同体之间相互封闭。这样的世界被废除、消融进一个全面广博的普遍世界之中。这个普遍世界把整个可被开化的人类，都卷入它具有绝对约束力的共同体圈子之内。如果这些普遍强制秩序和有组织的权力没有克服特殊的构成的话，人类文化生活的普遍关联这一观点，或许根本就无法占据统治地位。

人类大一统的这个思想如何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另起炉灶、别有安排，此处无法也没有必要进行详述。不过，请允许我借此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天下观在最深刻的字义层面上是一个普遍历史（universalhistorisch）观念。不管在哪里都没有在此处更为清楚地显示出，不可能将古代史视为一个完全封闭的发展史，或将之与后续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而与此同时，在古代史里获取对后来发展的更深刻的理解，这也是存在于历史大脉络本身之中的必然性。这正是一个历史生活大进程（Lebensprozeß），它作为整体，也必须被科学研究把握，因为它实际上自身也是一个历史的整体。

我们现在的历史世界，呈现的是完全不同于前面描述的趋势和理想。取代古代那个普遍、自成一体的世界的，是包含大地的文化生活、涵盖世界的视野这两者的无尽扩展。精神的内心世界尝试着实现更大的独立自主，对抗用法律来规定并约束人的外部世界。宗教生活也松开了与一个固定形态的世界、尤其与国家共同体及其具有约束力的秩序之间的紧密团结的纽带，它努力以生机勃勃的内向性赢得自由和独立。与世界国家、世界文化相对的，是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与天下之有组织的大一统相对的，是全面广博的理想的文化共同体，其特征并非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式。然而，所有这些新的精神力量和追求，都生长于古代政治和精神发展创造出的统一的共同生命根基之上。天下观实现了它宏伟的教育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