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非西方世界没有产生西方式的政治哲学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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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非西方世界没有产生
西方式的政治哲学大作
伦敦经济学院印度裔教授比库·帕雷克，《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中“非西方政治思想”一章作者
本文作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比库·帕雷克认为，近代以来，非西方世界并未产生西方式的政治哲学大作。他总结道，缺乏对于核心政治信仰的共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原因。而其他限制以及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现实性问题也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出现。虽然作者的论述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西方视角”，但其所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进行更多思考。
虽然非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家如数家珍，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只汲取其中的某些东西，而且对这些思想家的解释也是大异其趣。一般而言，他们关心的是诸如社会变迁与冲突的性质与源泉，如何建构国家，国家发挥改革者作用的基础与限度，政治权力的性质，意识形态在论证主流群体统治正当性时的作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更晚近的人权的性质与基础，还有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容纳种族与文化多样性。因此，那些从历史和社会学观点讨论这些问题的西方思想家往往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就解释了何以早期非西方社会所关心的是孟德斯鸠、孔德及马克思，他们强调这些思想中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成分。密尔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但更多的是就其历史哲学和功利主义，而非其自由理论，后者至今也很少引起关注。对霍布斯的兴趣也很有限，而即便是洛克也是在最近几十年才被真正关注。对边沁政治思想的关注虽然不像以往那么强烈，但依然有广泛的读者群和追随者，不过他的道德和社会思想则往往遭到拒斥，认为它是西方反道德的个人主义和快乐主义。很少有人对马基雅维里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反道德的政治观点据信构成了西方对非西方社会之态度的基础，因而那些着眼于在道德和精神基础上构筑政治的人往往极力回避它。伯克及其保守主义过于强调等级制，而且很难改变自身以吸引非西方社会的关注。
当代西方著作家中，奥克肖特、诺齐克、列奥·施特劳斯、甚至是汉娜·阿伦特在非西方社会都不太流行，而葛兰西、福柯、德里达以及一定程度上哈贝马斯则吸引了许多读者和研究。如果说罗尔斯在拉丁美洲受到某种程度关注的话，那么在中东、非洲以及晚近的印度，人们对他几乎毫无兴趣。由于其哲学前提和文化感受性太西方化甚至太美国化，使其无法在非西方社会引起共鸣。罗尔斯的个人主义和意志主义社会观，无法批判性地应对甚或对非自由主义信仰做出认真的表述，而且极力使政治思想与实践摆脱总体性学说，这些都限制了他的影响力。
20世纪非西方政治思想包含了比之西方更为广泛的思想观念。在西方，政治制度和与之相关的话语由来已久，使其对许多核心信仰有了广泛的共识，这些核心信仰包括国家的性质和重要性、个体权利、经济的相对自主性、世俗化、宪政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实际运作。反之，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依然相对多变，某些继承自过去的制度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对前现代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记忆仍然鲜活，往往引起人们的怀旧之情，而政治思想家们所能汲取的不仅有西方的思想资源，还包括他们自身的传统。
霍布斯《利维坦》的首版封面
虽然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获得了相当大的支配地位，但这并未使批评者缄口，也未排除其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因此，非西方社会中的政治想象用福柯的话说就不那么“受规训"，更为大胆、鲁莽，准备进行大胆的实验。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广泛且深刻，诸如国家的性质、权威的基础和局限、个体权利的重要性以及对权力的宪政约束、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虽然不同的思想家针对不同的对象形成越来越多的交叠共识，但很难想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信仰是他们所共同认可的。
面对如此深刻的分歧，非西方的政治理论家就面临一个难题，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信仰和前提是不证自明的，或仅仅满足于对其做表面的维护，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所在社会中的其他人以同样的力量和真诚坚持相反的观点。罗尔斯可以把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建立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核心信仰之上，在面对批评者时他觉得没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论证。而那些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家却没有这种理论上的奢侈，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其批评者认为有说服力或至少值得尊重的方式捍卫那些基本原则和前提；要么索性认为它们是自明的，对之做出表面化的、带有循环色彩的论证，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套政治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的理论就有了强硬的意识形态核心，很难使其批评者信服。前一种选择仅仅在理论上是有说服力的，但其要求过于苛刻。举例来说，让一位非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去反驳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甚或批判传统主义者的基本前提，绝非易事。而与罗尔斯和西方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不能把总体性学说弃置一旁，只建构一套自足的政治理论，因为某些这样的总体性学说有着深刻的政治意蕴，而且其代言人不承认政治生活的自主性。因此，非西方政治理论家就需要跟总体性学说打交道，对它们进行系统性批评，指出它们逻辑上不足以及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不可行，并且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立在一套有说服力的关于人和世界的观念之上。这样的哲学课题并非不可能，正如霍布斯、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所表明的。然而，它需要持续而有力的哲学分析、广泛的理智和道德同情、敏锐的历史感等因素，这就不是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力所能及的了。既然连某些最杰出的西方政治理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非西方国家没有出现一位大政治哲学家甚至是政治哲学大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非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出现政治哲学大作，还有其他的原因．某些专门从事政治理论著述的人同时也是活动家，他们缺乏才能、闲暇以及进行持续理论探索的爱好。至于学者们（多数著作往往出于他们之手），则往往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政治理论所需要的理智自由在共产主义和宗教正统主导的国度中是缺乏的，而即便在如印度这样的自由社会中，对探索性问题的提出也有很强的禁忌，以防其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共识，助长宗教以及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而且，当他们的国家面临尖锐的、危及生存和完整性这样的实际问题时，政治理论家便认为更值得去关心这些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论。没有对政治理论的真正需求，因而也没有写作的动力。再说，在学者收入低下、地位不高、学术职位少得可怜的国度，许多最有才能的学生都进入技术、医学和管理系科了，政治学系科只能招收那些没有其他出路的人。缺乏政治理论的健全传统，政治理论的学生所受到的理智训练就相对肤浅，而判断其著作的标准也就不那么高。既然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是新问题，不能轻易接受现成的答案，那么探讨这些问题就需要摆脱常规的思维方式，这需要勇气和理智上的自信，对于那些曾经经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殖民统治的社会来说，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本文选自《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二十六章）
20世纪见证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巨大变革。从最激进的到最保守的，各种现在所能见到的政治思潮都在这个世纪登上舞台。对于这些正在继续发挥影响的政治思潮进行全面考察无疑是必要的。该书所覆盖的议题既包括旧有政治思想的新发展，也有20世纪诞生的全新思想，更涵盖了大量非主流政治思想和非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由此，20世纪人类对政治所作的全部思考与研究几乎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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