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这一个胜仗，已经增长了大家的骄气，忘记了胜利的偶然性，况且还有那么多人死亡，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来个大胜利，那一定会有更狂妄的野心，会死更多的人。如果大家只知道胜利不知道败，恐怕将来这些话就更听不进去了！——马占鳌
阅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必须先暂时抛去心中对历史人物的好恶。
公元1871年（同治九年）十一月，西北回变带来的战争已经整整持续了十年之久，南方的太平天国已成往事，凶骜的陕回变军已被打垮，即便是西北最强大的回军领袖马化龙盘踞的金积堡，也被清军夷为平地。当时，强大的清廷精锐部队在最杰出湘军统帅左宗棠的指挥下，进逼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地区——大约70个大营的清军在六位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十三位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司令）的统帅下，攻克了三甲集，以泰山压顶的威势向河州回军本部推进。
河州回军领袖是曾担任大河家清真寺开学阿訇的马占鳌，他远没有金积堡的马化龙和西宁府的马桂源在回教中身份尊贵，也不像马文禄和马兆元那样是清军行伍出身，他在西北回军中的崛起，一半是靠他个人在家乡回众中的感召力，另一半则是他审时度势的明智。早在1863年9月的回变中，当其他回军统帅不断强化己力，肃斥异端时，马占鳌却设法弥合了各个门宦之间的矛盾，团结了回众，进而在河州纠结出一支实力不可小觑的回变军。
当清军打败马占鳌并将之族灭后，其精锐切入三甲集，看上去颇为势不可挡，彼时，甘肃回军可谓风声鹤唳，仓皇失措。但马占鳌在仔细分析清军形势后，决定趁着清军突军深入的良机，依托太子寺的地形大胆反击清军。
1872年1月，志在必得的清军进逼太子寺，回军则一方面在太子寺外深沟高垒防御清军，另一方面派遣回军小股部队从沙泥渡至河东，截断了清军粮道，清军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陷入断粮的困境，只得宰牛马为食，这给了回军反扑的良机。
2月初，马占鳌亲自侦察地形，在清军四十余营驻扎的新路坡前发现一个山头没有清军驻守，便于2月12日派骁将马海宴率回军优秀射手数百人连夜潜入这个山头，又密派千人挑运水土上山，连夜浇灌砌墙，正值隆冬之季，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回军即筑造坚垒三座。
2月13日，清军发现回军营垒出现在其大营门前，大为震惊，清军指挥傅先宗命令清军大举攻垒，攻之不克。14日，傅先宗亲自挥舞大旗督军猛攻，结果被当场射杀，马占鳌指挥回军趁势包夹，清军大败，清军将领徐文秀试图挽回败局，也随后被击杀。是役，清军高级将领郑守南、李其详、杨文林等二十六人战死，提督杨世俊率领溃军败逃三十余里，据守三甲集，且粮运遇阻，几乎到了崩溃的程度。
这是清军西征以来的最大军事失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必然会引发相应的政治后果——毕竟，终究有人要为失败负责。
绝对优势的清军在太子寺遭遇的惨败，使得清军统帅左宗棠顿时陷入巨大的潜在政治风险中，他必须设法避开朝中政敌借此对他的可怕攻击，特别是他的政敌本就势力不小。
自1866年受命西征以来，由于财饷开支巨大，左宗棠与负责协饷的东南诸省督抚矛盾逐渐变得尖锐。该年十月，左宗棠遵循咨商拨解新制，与闽、浙、粤三省督抚协商援助西北兵事，在赴西安途中，他又与鄂、赣、豫三省督抚协调援饷，虽然各省督抚在北京朝廷命令下口头上应允支持左宗棠，但事实上，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饷银摊派很难谈得上积极，再加上左宗棠性格暴烈，矛盾因此而生，争吵也在所难免——原因倒也不难理解，清空自己的银库，成全别人的功勋，这种事情，没有多少人会心甘情愿。
"用东南之财赋，瞻西北之甲兵"——左宗棠《沥陈饷事窘迫片》中的策略，这也意味着他与东南诸督矛盾重重
刚开始东南各省督抚只是抵制左宗棠伸手要钱，譬如淮军统帅李鸿章授意其兄江苏巡抚李翰章，“（苏省协西饷）即不如额，年终比较，至重不过议处，何至因此丢官？况已声叙在前耶？”到了后来，东南诸侯就与朝廷言官勾连，抨击左宗棠西征浪费公帑，苦扰百姓，于国无益，如李翰章的《弃疆保海论》便盛行一时。每当左宗棠军事进展遇到阻碍，这种论调就翻然而起，朝野内外相为呼应，使得身为西征统帅的左宗棠坐卧难安。
太子寺战役，乃是左宗棠西征以来的最难堪的军事失败。清军在绝对优势下被一支回军偏师击溃，即便不能证明左宗棠的指挥无能，也可以证明他的疏忽大意，这足以成为左宗棠政敌攻击他的有力弹药，从而真正动摇他的权力地位。
总之，太子寺战役对于当时的清军统帅左宗棠而言，虽然逆转不了清军的绝对军事优势，却依然是一场足以致命的潜在政治灾难。
太子寺战役取得胜利后，马占鳌率领回军进驻到距太子寺只有五、六里路的马力庄，他并没有组织乘胜追击，而是召集回军首领们在太子寺胡门拱北召开会议，研讨今后的去路。
大多数回军领袖见清军败退，变得兴奋狂热起来，纷纷要求进攻左宗棠的安定大营，一举打垮清军。但马占鳌却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马家军将领马培清依据与会的马占鳌之子马安良之回忆撰写的中（《马占鳌的反清与降清》），马占鳌是这样表态的，他当时主要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清军实力远远超过河州回军，这个冷酷的事实并不会因为一场偶然的战术胜利而改变：
他说，"太平天国失败了，自彦虎失败了，马化龙牺牲了，光靠河州一地，不以足抗拒清军；即使左宗棠离去，还会有无数个左宗棠来，长此交战下去，我们迟早会像马化龙那样被清兵打败，而且恐被“善后”（即镇压，如马化龙被族灭）！"
第二个，明确回军当前战争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灭亡清廷（做不到），而是生存：
“我们一直往下搞，有什么最后目的呢？如果说一直要战斗到成立国家的话，必须选出一个皇帝来，但做皇帝我可不行。大家如能选出令人心服的皇帝，我愿意扶持，我们就一块儿干到底。不然的话，我们还是早点投降的好。’说到这里，大家知道终究要走投降的道路。”
第三个，当有回军将领要求乘胜再打一次胜仗，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时，马占鳌以其深知人性的洞见，说出了他极具大智慧的预言：
“只有这一个胜仗，已经增长了大家的骄气，忘记了胜利的偶然性，况且还有那么多人死亡，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来个大胜利，那一定会有更狂妄的野心，会死更多的人。如果大家只知道胜利不知道败，恐怕将来这些话就更听不进去了！”
最终，在马占鳌的强烈坚持下，大部分回军将领同意与左宗棠谈判，争取最有利的投降条件。
当以马占鳌长子马安良为首的回将走进左宗棠大营，向清军发出谈判请求并争取投降时，左宗棠可谓喜出望外，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随时可能演化为政治灾难的军事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挫败他的对手竟然向他投降了，这不仅可以弥补此前的败覆，还可以为自己增添一笔功勋，在这种困境中，真是再好不过了——即便左宗棠是伟大的英雄，但他身在宦海，为了完成宏伟的事业，也不能不考量其中的得失。
所以，为了促成马占鳌回军的顺利投降，左宗棠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他不仅亲自接见了马占鳌，与之彻夜长谈，而且为还在最根本的条件上对马占鳌做出了让步——允许马占鳌所部保留军队，同时赋予其管理当地回民的权力——这就是日后威震西北之马氏军阀崛起的基础。
总之，马占鳌得了实际好处，保全了回民的根基；左宗棠得了胜利的名声，挽救了自己的权力，双方互相成全。马占鳌降清后不久即死了，他的儿子马安良便承接了他的权位，成为西北地区的军事领袖和实权人物。
到了清末，马安良的权力之大，使得清廷对其畏忌有加，当时的陕甘总督长庚上北京密奏道：“马安良阴险骄横，居乡多行不法，久盘踞甘肃，官民受害而无知之莫何”。
辛亥革命爆发后，伴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败，马安良的权位愈发强大，对此，他曾自鸣得意表示：“甘肃者我之甘肃，官绅议员，皆我家之奴隶也，藐然柔儒，我教他如何他便须如何，皆不足为害”。
这就是民国间西北马氏军阀集团的由来，亦是马占鳌乘胜而降策略结出的政治果实。
事实上，在清末回军领袖中，马占鳌的厉害之处，并不仅仅是军事指挥，因为当时的回军领袖无论是马化龙，还是白彦虎，都以凶狡善战著称，多次击败清军。
马占鳌的真正值得借鉴之处，在于他胜利之后自知之明的大智慧：3、他懂得利用偶然胜利制造出来的强者之政治困境，从而强者手中为自己家族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我看来，马占鳌就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驾驭胜利的人——千载难逢的机遇被他抓住，并为继承者留下了称霸八十年的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