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招牌、声音、早点铺里，找到被忽视的附近

文 | 叶子

编辑 | 王菲宇

/ 宋壮壮 / 

设计师，帝都绘联合创始人

城市，特别是有一定历史且人口聚集的超大型城市，吸引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信息量特别大。帝都绘曾在2018年做过一项小研究，统计了在北京几条街道200米长的范围内能看到的所有文字。当时发现在这个范围内，平均会有约800个汉字，按照人一般的阅读速度（每分钟300字）计算，专注地读完这些字需要将近3分钟，恰好是我们步行200米的时间。刚做完那次研究的时候，我看一条街，就好像在看一张报纸。

我业余时间的一大爱好，就是在大街小巷找字、读字。我一般每次划定一条路线，把某个区域内的所有道路走遍。这个规则让我去到了许多本来永远不需要去的地方，也发现了许多宝藏。

我的“阅读”路线一般是3-6公里，步行为主，但因为经常串院子和建筑，实际路程会长不少。看得多了，也会总结出些许经验。

我只关注非电脑制作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往往是非正式的，所以它们在老城区，特别是管理较松散的老城区更常见。像北京南城就比北城多，非旅游区就比旅游区多。

某些特定位置出现手写文字的可能性更高，如四合院大门进去后，两边的墙壁和对面的影壁（再往里走也不太礼貌了）。我推测这样的三面围合空间曾普遍用作各个院落的告示墙和宣传栏。

有的地方会用到“二简字”（注：通行时间为1977年-1986年），我们这代人可能需要额外学习才能读懂。

过去几年里在家附近的地安门外大街上看到的一些字，很多令我印象深刻。

/ 我是白 / 

漫画家，插画师

我住在上海的老小区里。老人们经常坐在户外聊天、乘凉、下棋，椅子是他们自己搬出来的。这样的据点有两三个，小区微信群里的年轻人戏称他们为“xx小区国际会议中心”。这些老人似乎一直维持着他们的“附近”，形态各异的椅子就是入口。

/ btr / 

作家，译者，艺术评论人，城市流浪者

楼上邻居白天的装修声、夜晚的钢琴声或午夜的不可描述声当然是一种“附近”，但心理上的“附近”对我来说更有意义：那里应该有一种让人自然放松的氛围，熟悉却又每每让人好奇。那是大城市里一块被我秘密据为己有的区域，构成日常生活的语境——或者说是某种上下文，不断刷新、丰富我对于日常生活的感知和体验。

在这段你即将听到的音频里，我如同在许多个午后一样，几乎漫无目的地在童年旧居附近的小马路上闲逛。或许你可以戴上一侧耳机（对，只戴一侧），一边听我的声音漫步音频，一边走在如假包换的现实里，试试两个时间叠起来有怎样的感觉，试着沐浴在细节、色彩、声音和感触之中，看看这一次的刻舟求剑，是否能带你去往一个比“附近”更近的地方。

/ 李涵 / 

建筑师，绘造社创始人

我工作生活在北京光熙门北里小区很多年了。每天晚上结束工作，我会在周边散步，是锻炼也是放松。

散步的路线大概有4-5条。每一条都走了无数遍。向北跨过三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沿着西坝河支流从桥底穿过三环，桥洞只有2米高，刚开始走，会本能地弯腰，还觉得头皮发麻。走多了，就适应了。从这里穿过三环，沿着河一直走，就到了北土城公园，这个公园向西延绵7公里，应该是北京最长的公园。公园一侧是河沟，另一侧是土丘。这土丘就是元大都的北城墙。走在土丘脊上有时想到蒙古兵、忽必烈……更多的时候什么也不想。这个公园太长了，走一小段我就会折返。

另一种过三环的方式是走天桥。虽然要爬楼梯，但是站在桥上看三环车水马龙也是一景。天桥中央有个卖花的小贩，我从没看见有谁向她买花，但她在桥上很多年了。到了三环另一侧，我会朝着一个购物中心走，到那的星巴克买一杯咖啡。那个店里经常坐着一对老夫妇。我不认识他们，也从没打过招呼，但每次去我都会看一眼他们在不在。北京的咖啡馆里大爷大妈不多，他们每次来也不喝咖啡而是点两杯茶，自带杯，坐很久，显得卓尔不群。如果刚好碰到他们，我心里还挺兴奋的，就会坐在店里把咖啡喝完，顺便偷看他们。

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向南，沿着七圣路朝这片社区的中心走。会路过菜市场，里边有个卖水果的大姐认识我了，每次都推销最贵的水果给我，不是车厘子就是山竹。我也会路过一家做北京菜很地道的饭馆，吃了十几年，味道没变化，经理服务员也没怎么变，堪称奇迹了。接下来是邮局，看着它一点点把自己营业厅分租出去，二楼做了联合办公，后来改成韩式烧烤，左边租给了烤串店，右边租给了美甲店。晚上路过，上下左右灯火通明，只有中间邮局的门脸紧闭漆黑一团。

经过多年的散步，附近的景物再也没有新鲜感了，但我还是会一遍遍走下去。

/ 陈英杰 / 

美食纪录片《人生一串》导演

我曾经住在北京东五环花园闸附近。门前是块莴笋地，到了春天绿油油的一大片。

有时候编片子会通宵达旦，早晨睡觉之前去吃早点，我们两眼通红，麻木上火，食不知味。旁边有些老爷子会喝早酒，就着包子油条豆腐脑，最便宜的口杯白酒喝得有滋有味。食物一样，人生两样。一股悲凉不由得涌上心头，让人感喟这里是他们的附近，不是我的。

我也在北京西边住过，和朋友相聚最喜欢约的地方是离家很近的一个叫“衙门口”的城中村，号称是“京西第一大村”，村子里至少住了几千名来北京打工的人，以湖北、四川的为主。几家饭馆也都偏川渝湘鄂口味，有我爱吃的剁椒炒鸡蛋，还有地道的腊肉。饭馆都不大，每天晚上都会坐满身处异乡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他们经常喝得脸色泛红，即使在外面也能听到各种方言大声说笑。甭管他们在城市里做什么职业，受了多少苦，小饭馆是他们的乐园，他们可以放肆地喝酒、争吵、大笑。我喜欢这个气氛。在酒桌上，能看到很多人情世态，那些自由恣意的眼神也是极好的下酒菜。很多次在这里喝得开心、尽兴，和邻桌碰杯、吹些没羞没臊的牛，环境闹腾但内心自在。

因为儿子上小学，我们与二十年的北京挥别，举家搬迁到老婆的老家武清。武清属天津郊区，原本是县城。到这的第一顿饭是在搬家当天，晚上十一点多，我们开车出去觅食。街上行人寥寥，转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烧烤店。

老板大哥专职烧烤不爱说话，老板娘爱聊。后来这家烧烤店我们几乎每周去一次，和两口子越来越熟，也认识了他们的两个儿子，他们总是放假时来店里帮忙。大哥总是憨憨地笑，每次结账都会抹去零头，还会额外给我儿子再拿瓶饮料。

熟人是抽象的附近，同学是其中重要一支。在武清，我迅速混入到了老婆的同学当中。大城市的聚会，安排地方、约人、对好时间，最后的相聚仿佛跨越了万水千山，让人疲惫不堪。但在小城就简单了，你随时随地能约到几个朋友同学，没有主题、不讲究菜式。家里外面都可以，只是简单的喝酒聊天，喝大了可以走路回家，散散酒力。这种附近带来的日常慰藉，是我每每干完大活儿之后的回血绝技。

/ 龙春林 / 

植物学家

作为长期在外翻山越岭、不断深入不同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活动的人，从热带雨林到冰雪冻原，从滨海小岛到茫茫戈壁，春夏两季往往都会留下我的脚印。在去年被困住脚步的时光，我不得不从身边的小区、校园和公园里寻找心灵的慰藉。

学校紧邻着紫竹院公园，园子里的夜鹭看起来总是呆头呆脑的，但切不可“以貌取鹭”。它们很会寻找那些没有其他捕食者、不被打扰的地方，面对河水、一动不动地站立几十分钟或更久。刚要被其定力打动，倏忽间就看到它用鸟喙闪电般叼住小鱼，双翅在空中拍打。返回岸上，夜鹭将小鱼上抛以调整其下坠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如此非凡的捕猎技巧，叹为观止。看到河边十几只夜鹭双眼紧盯河面的时候，我不由得为水中的鱼儿捏一把汗。

/ 何志森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Mapping工作坊发起人

我从小生活在福建客家的一个山村里。爸妈大学毕业后来到那里山村的一所中学教书，每个月工资30元，他们是全村唯一吃“粮票”的人。我们住在村里的一个平房里，一个很大的客厅，连着一间很小的卧室。我们家的客厅永远都坐满了附近的邻居，别人家的小孩都是满山跑，而我每天的任务是呆在家里给这些邻居端茶倒水。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时候来家里的邻居们大部分是来借钱的，大到几十元，小到几分钱，他们常常会坐到深夜直到我父亲把钱借给他们才离开。

这种依赖物理距离和熟人关系建构起来的“附近”是我一直想要逃离的。2003年，我在澳大利墨尔本求学，寄宿在当地人伊恩（Ian）的家里。在我住进来的第二周，伊恩换了一个邮差的工作，每天天没亮便出门了。伊恩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替代他每天清晨8点在我们隔壁邻居珍妮（Jenny）的家门口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直到她回应为止。珍妮是一位92岁的独居老太太，伊恩担心她有一天会离开人世，所以通过这个方式确定珍妮的状况。因为从小对“附近”的排斥，每天站在邻居家门前呼喊她的名字是一件非常尴尬和难受的事情。一年后的一个清晨，一位中年女士敲开了我们家的房门，她是珍妮的大女儿，她告诉我她妈妈已经去世了，珍妮去世前要她来替自己向她的邻居说声谢谢。离开的时候，珍妮的女儿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的来自附近和陌生人的力量。

2011年的冬天，为了能专心写博士论文，我从家里搬出来住到了维多利亚郊区的一个“保姆房”里——在澳洲，一些老房子都会连着一个独立的小空间，给照看孩子的保姆居住。主房住着一位来自伊斯兰卡、爱吃咖喱的女留学生玛丽。在澳洲的冬天，一般老房子的暖气都是通过地管来输送到每个房间，每天几点打开和关闭暖气则由住在主房的玛丽控制。搬进“保姆房”的第二天凌晨，不到6点，我就被从地板暖气口出来的带着一股强烈咖喱味的暖气给熏醒了。

因为写论文的原因，我的作息时间几乎是日夜颠倒的。之后的几周，因为睡眠严重不足，论文没有进展，我开始变得焦虑。无奈之下，我用胶带把暖气出气口封住，忍受着冰寒在“保姆房”过完了一个冬天。

因为咖喱味的原因，我没有和玛丽打过一声招呼，即使回家相遇时面对坐在门前的玛丽热情的招呼我也刻意回避和冷落，就这样过了两年。一个晚上，我回到家看到门前放着一大碗牛肉咖喱，碗下面压着一封玛丽写给我的一封信。在我读这封信的时候，玛丽已经离开澳洲回伊斯兰卡了。在信中，我才知道玛丽因为长期深受抑郁症的折磨决定退学回国。那一刻，我因为自己的冷漠和自私万分懊悔。那晚是我好多年来第一次吃咖喱，那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味道。

玛丽离开墨尔本后，我开始偷偷关注她脸书和INS上的动态，想知道她回家后都在做什么，过得好不好。在去年斯里兰卡发生严重动乱的时候，身处广州的我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地想起玛丽。我时常在问自己：那个和我无关的人，那个物理上和我无关的远方，是不是也已经成为了我的附近？

2020年初，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敲开了我在广州海珠区的公寓，要求核实我的身份证件并给我测量体温，并反复盘问我最近有没有接触过武汉或湖北过来的人。正当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时候，房东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被邻居举报了，因为他们有听到我在家咳嗽。接下来在居家隔离的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对邻居的失望、恐惧甚至愤怒里。我开始悲哀地觉察到，很多时候远方可以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远方。那些离你很近却永远只关注私人利益而毫无公共意识的人，也是一种远方。我突然醒悟过来，11年前那个住在“保姆房”里自私冷漠的我，对于一墙之隔的玛丽来说，不就是她痛苦的远方吗？

排版｜俞冰如

审核｜王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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