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失业快递员拿起笔，他撕开了打工生活的真相

▲ 胡安焉二十多岁离开广州，待过好几个地方，前后做过近二十份工作，快递员是其中之一。从2009年开始，他为表达自己而写作。（受访者供图 / 图）

录播客时胡安焉放松了下来。他郑重地回应每一次提问，关于工作、文学和生活，手指轻轻敲着手机屏幕，仿佛编写微信。那是持续的下意识动作，他一无所知。当谈话涉及工作中的不公，他仍保持平静，声调略微上扬，语速也稍稍变快了。

录音间另一边，作家苗炜斟酌着词汇，试图最精准地形容小区居民与快递员的关系。两者彼此熟悉又陌生，显然存在一堵透明的墙。没有居民识破眼前的快递员是位写作者，将记下任何有意思的情境。交流时间太短了，他们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

阅读胡安焉刚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苗炜起初怀抱着“猎奇”心情，想了解快递员的生活。与作者交谈之后，他明白这本书“从文学中吸收到的营养特别充足”。

胡安焉二十多岁离开广州，待过好几个地方，前后做过近二十份工作，快递员是其中之一。他现在四十四岁，定居成都。

五一假期前的北京之行非常紧密，几天行程排得满满，受访、录音、参加活动，在庞大的城市中奔波。他准确地找到一处略微隐蔽的过街地道，观察和直觉果然远高于手机导航。5月上旬他回到广州做活动，再停留一段。他住在一所旅游学校附近，校园里的广播突然在晚间响起，内容听不清楚，只留存下囫囵吞枣的呜呜声。

胡安焉形容自己的处世方法是“麻木”的，随即苦笑起来。“高强度、重复性强的工作，你要是不麻木的话，整天反思意义，根本扛不下去。”他在二十多岁时是愤世嫉俗的，不为自己，而是针对周遭不公的义愤。他还在一家漫画社发现了新的生命价值。

很多年过去，从2018年3月初抵达北京直到2019年11月底离岗，胡安焉先后在人称“快递界的海底捞”的S公司（注：“S公司”是书中使用的代称，下面的“D公司”同理）和品骏快递工作。经理训话后开始念有空缺的站点，他选中了梨园，一份新工作就这样开始。体检、正式入职、拿到快递三轮……他详细地记述了自己的快递员经历。

从2018年3月到2019年11月，胡安焉在北京的S公司送快递。图为某天早上在站点卸货分拣。 （受访者供图 / 图）

这一段生命历程完全可以用时间与金钱量化，浮现出一张五颜六色又严格遵循计算法则的数据图。基于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周围的快递员、送餐员的平均工资是7000元。每月工作26天，日薪就是270元；除去准备工作和往来各小区的两个小时，每天派件九小时，平均每小时产出30元，即每分钟0.5元。他派一个快件平均拿到2元，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

除去准备工作和往来各小区的两个小时，胡安焉每天派件九小时。 （受访者供图 / 图）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胡安焉写道，“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

所以，胡安焉经常不吃午饭。小便成本1元，早上他几乎不喝水；客户没接电话，那么0.5元打了水漂。休息、思考、波折都会直接影响他的生计。对快递员来说，小区环境再优美，只要不允许快递车进去就不友好。他得拉板车走进去派件，效率降低得触目惊心。

工作线路由快递员们自行摸索。收件者会问：“这么近怎么要花一天时间呢，你一会儿给我送过来不就行了吗？”在刚性的路线图上这的确不行，折回、绕路一次会为全天工作带来巨大影响。他每天六点多出门，冬天经常面对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因为经常触摸手机屏幕、操作储物柜，所以只能戴半指手套。他的手经常冻僵，手指有时弯一下都不行。三轮车的电池也成了定时炸弹，电量显著降低，冬天只能跑夏天的三分之一路程。

胡安焉写下更多与他人交流的故事。他不惮于写出自己的情绪，对隐秘一面也相当坦诚。一个取件老人的地址写得不清楚，错进错出地在路边等候快三小时，他震惊地发现自己丝毫没觉得愧疚；他也因为受收件者刁难而心存怨恨，好在最后没有“报复”对方。

胡安焉说，在S公司那里，写字楼工作属于“金字塔尖”。一位员工离职，资历稍浅的另一位员工会补充上来。以此类推，穿梭在写字楼中的快递员是非常资深的。快递员也在读书、写作、思考，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这些方面几乎从不出现于市民们的视线中，但这些故事肯定是似曾相识的。

“一个前快递员的回忆”之类的标签，显然容易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胡安焉知道此类标签对自己和出版方都有好处，不愿简单地批评或拒绝。标签OK，只要内容真实，不要谎称当过宇航员就好。他务实地面对着现实。

2006年，胡安焉一度四五个月没有上班，专心投稿。倒有一篇稿件发表在《今古传奇》杂志，但他同时发觉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计。其后不久，他与同学在南宁合伙做服装生意。

胡安焉喜欢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纯真令他印象深刻。他非常认真地强调，自己是“写作者”而非“作家”。他像在捍卫一种位置，不愿再为利益进一步牺牲纯真之处。

书是在南宁买到的，买卖的细节他都忘记了。卖服装让他的经济状况好了一些，但商户间的钩心斗角格外使人烦躁。进货渠道被别人打听去很糟心，价钱也是商业机密。他得用计算器给顾客出示价格，生怕被相邻的竞争者听到。

漫画社播下的种子发芽了。艺术让他察觉世界是多元的，并不完全像自己一直认为的“只能如此”，有些不同的价值比较纯粹、理想、有意义。虚无感越强烈，他就越认为文艺值得投入。即便他继续努力挣钱，走着理所应当的人生道路，纷争也继续侵蚀生命，使他畏惧别人，只想躲起来投入文学艺术。他想一直写下去，写到死为止。

胡安焉如今认为这样的态度不免幼稚和自欺欺人，但那份痛苦非常真实。从2009年开始，他为表达自己而写作。早期作品不忍卒读，语言僵硬，为特定效果而刻意为之，好处是诚实。羞愧感也慢慢地消退了。

胡安焉阅读了许多小说。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太令人费解了，而美国作家们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像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还有卡佛和耶茨。这些小说容易理解，明明白白地书写普通人还有社会中弥漫的情绪。他十分熟悉文学史，一段一段娓娓道来。

作家们的经历、文学的流变，作品对消费主义、人生价值的描述，一切都是共鸣。他们表现的内容，他感受过；他曾经面对的困惑，作家们也面对过。他们没提供答案，但他知道自己不再孤独。他获得安慰，就可能远离茫然与迷失。他的阅读又延伸到俄罗斯文学，“一盆水满了会溢出来”。他喜欢契诃夫的小说《我的一生——一个外省人的故事》，又与一位茫然无措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

2017年5月入职D物流公司后，胡安焉在顺德一处枢纽做了十个多月理货员，货仓里所有人都上夜班。他遇见各种各样的同事，有为赌徒兼男友兼同事四处借钱的孕妇，还有人三个月内体重下降二十多公斤。他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借酒安眠适得其反，脾气和记性愈发糟糕。他怕长期熬夜提升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就开始吃坚果。即便知道偏方可信度不高，他还是继续吃坚果。

从D公司辞职后，胡安焉很快前往北京，入职S公司成为快递员。往后他才知道，自己离开的是当时全国该行业最大的货运中转中心。写出这段工作经历骤然给他带来了名气，他震惊到手抖了——“手抖”当然是一种修辞。

胡安焉（左一）和他在品骏快递的同事们。这家公司的快递业务于2019年被终止。 （受访者供图 / 图）

豆瓣网友心疼，希望他找到更轻松的工作。不过，“我能找到的那些工作耗时都比较长，不太能够同时兼顾”。他工作一段时间，攒一笔钱就脱产写作，周而复始。他从2020年初开始眼下这段写作周期，完全不确定还能坚持多久。

妻子笑他：你怎么变成“底层之光”了？她也在写小说，能够理解他的选择，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自主选择。她与他在黑蓝文学论坛相识，做了几年网友，关系越来越好。她拿过一届黑蓝文学奖，他的写作朋友基本都是在那里认识的。BBS仍旧存在，但发布作品和讨论文学的网友越来越少了，只剩只言片语还偶尔出现。

不久前，清华大学的学生媒体《清新时报》采访了胡安焉，写成特稿《快件里的守望者》。标题有趣，行文多了几分浪漫。他期盼青年保留开放的精神，永远保持可能性。“向上也是一种封闭，因为你已经树立了一个价值、一个尺度，剩下的就是方向上的前进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就像一个奇怪但无害的局外人，无欲无求地旁观。”文中写道。

胡安焉显得友善，微微地笑着，不像作品显示出的那般沉默。不过，他在书店的公开活动中的确更拘谨些。采访半途他接到家装用品的推销电话，不在意又有几分惊讶，他弄不明白对方怎么拿到自己的号码。他把三个表达疑问的字放在一起，随手起了网名——也就是现在的笔名——几分神似拉美小说里常见的名字“胡安”。同时，长久的焦虑感也让他带着“何以安心”的疑问。胡安焉？

他没有在播客中过多谈论上海的那家高档自行车商店。这同样是曲折、感伤的职场故事，女老板带着方向不明、略显夸张的事业心，好在生意真的蒸蒸日上了。他尽可能保护令人感慨的人们。他还在书里常常提及原生家庭的塑造。他与父母的关系近乎礼尚往来。他写作，他们不了解；他结婚，他们也不知道。家庭对他的期望大体是安分守己。

做体力工作时，胡安焉全无读书的心情，没办法真正地写点什么。近八年里，他都尽力捕捉碎片时间，用手机快速记录下所思所想。他非常希望放松下来。真正令他坚持写作的，就是最早的脱产写作留下的积累。

胡安焉尽量用平静的态度面对生活，若干次做出旁人难以理解的选择。他回答过很多次关于写长篇小说的问题，回答到心虚。他构思着独白一般的文本，“介乎生活和生存之间的图景”。他希望不只写自己的经历，而要写出更复杂、丰富的虚构文本。

这是他在写作上的进取心。他倾向于消解日常的某些沉重感。他有时很幽默，时不时带着不大过分的嘲讽，在小说里写出长日将近时的漫游。私下，他会跟熟悉的朋友贫嘴。他喜欢漫画也从事过漫画工作，还从厚厚一沓老挂历上裁下来空白的部分，打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装订成册。

他从事快递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品骏快递确定解散，他要送的快件少了许多，放松降临了。节奏慢了，他认真地打量往日匆匆经过的地方。那些场所好像初次相见，又像模糊的景色突然变清晰。下班后，他竟然把书拾起来了，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他从前读过但没读下来的。他已经几年没读费力气的书了。

“当我获知我很快就要脱离这份工作后，我的大多数感受都是正面的、美好的，我变成了一个比原来的我更好的人——最起码比在之前工作中的那个我更好——更温和，更平实，对人也更有耐心。”胡安焉在快递员部分的末尾写道。他发了一条仅客户可见的朋友圈，告诉大家自己将离职。一位顾客给他留言：“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

他对这位女士的印象不深，没想到她的评价如此之高。他相信她的话是真心诚意的。现在他将与这段生活道别。

倘若早几年询问，譬如在D公司工作那会儿，胡安焉可能认可他正自我放逐。现在他并没有那份洒脱，不像从前“没有看清楚自己”。毕竟他参加推书和宣传，期待收入更多，“不是一个放逐的人应该有的想法”。回头想想，倘若有机会的话，他会是一个“正常”的人。

录完播客的午后，我们提起塞林格时，胡安焉再一次忘记疲惫。尽管乌云聚集得越来越多，一时雷声轰隆，闪电也让昏暗不复存在，顿时带来稍纵即逝的诗意。也许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说的那样：“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里注定会不时去寻找一些他们自身周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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