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作家，撕开打工人真相

首都北京，约有28.8万名快递员。

他们是物流业的末梢神经，承担着物品抵达顾客前的最后环节。网购时代，每个人都与快递员产生连接，却从未注意过他们的世界。

43岁的胡安焉曾是28.8万人中的一员。2019年前后，他在北京送了两年快递。在效率的催逼下，他的世界被缩小到5公里范围内，像日复一日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还要推得又快又好。

今年年初，快递员胡安焉成了作家。他出版书籍《我在北京送快递》，引发热议。边缘人第一次被公众关注，人们惊叹于他敏锐的洞察，也被他的故事吸引。

胡安焉不善言辞，这个特质让他在生活中被频频绊倒。社会对他来说，是一套不适应的价值系统，他从未融入其中，却不得不接受它的评判与筛选，结果则是一连串的失败与失望。

这是一个普通人幸与不幸的故事。在黯淡无光的漫长岁月里，他不服输、不沉沦，写作是他唯一的光，他靠此杀出一条血路。

2019年11月25日，这是胡安焉当快递员的最后一天。

手上要送的快递只有寥寥几件，早上装好车后，他甚至跟同事聊了会儿天再出发。时间一下子变得宽裕，“就像穷光蛋一夜暴富”。

过去两年间，他每天要派送一百多个快件，旺季时数量还要翻个两三倍。“双11”后的几天里，他在站点卸完货后，“快件漫到我的腰部，并向门外淌出。”为了完成额度，他每日心急火燎，疲于奔命。

他负责的地盘位于北京通州，方圆约5公里，包括八个住宅小区、两个商场、两栋写字楼和两个创业园区。

以往，他早上8点开着三轮车从站点出发，按一个固定的路线派件，这是他摸索出来的最高效的路线，如果不按这个路线走，就完不成当天的工作。

时间的紧迫感总是如影随形。到了早上9点，如果只送出20个快件，他就会焦虑，因为昨天同样时间他已经送出25个；如果已经送出30个，他心里就会宽慰。对效率的苛刻成了本能反应。

与工作量相匹配，他的平均工资是7000元，最多的一个月拿到了一万出头。‍‍‍‍

得到公司遣散的消息，他不意外，苗头早就出现。

从年初开始，公司就将派件费下调，派一个件的收入从2元降到1.8元，后来又降到1.6元。由于业务被转移到其他快递公司，快件量也日渐减少。

既然时间充裕，他试着把路线反过来走。

他才发现，自己从未见过早上八九点钟的某小区，这个小区他过去总在傍晚抵达，而他已经为这里的居民送了一年多快递。

结束工作后，他坐在自己负责派件的一个商场内，打量店铺里的售货员，看送餐员跑来跑去，他猜测，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麻木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和他一样。

下了班之后，他重新拿起书来读，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大部头。

工作变清闲之后，他变得更温和、更平实，对人更有耐心。而此前在工作量的重压下，他很容易烦躁、满腹牢骚，对人莫名生出怨恨。

胡安焉不擅长与客户沟通。主管要求他们送出快件后，要请客户帮忙打个五星好评，站点还做了统计表贴在墙上，好评数靠后的人在开会时要被揪出来检讨。

对着客户，他开不了这个口。

于是每天下了班，他就在手机里编辑短信，请当天服务过的客户给他打个好评，每天要发二三十条短信。对他来说，文字表达要比面对面口头表达容易得多。

矛盾也时有发生。

有一位客户公司搬迁了，却忘记修改收货地址，不知情的胡安焉把快件送到了他的旧地址。第二天，客户气冲冲地打来电话，不提自己留错地址的事，只理直气壮地要求胡安焉取回快件，重新派送到他的新地址。

胡安焉气炸了，但还是忍气吞声，自掏腰包付了8元转寄费。

还有一位客户，态度亲切，语调温柔。她有一件退货需要快递员上门取件，但她晚上7点才下班，而快递平台不接受夜间取件的预约。

在电话里，她向胡安焉提出建议：何不你晚上吃过饭，到我的小区里散散步，顺便把我的退货取了。

但实际上，胡安焉的住处距离她的小区往返需要一小时，谁会这样散步？他想回敬她：不如你吃过晚饭后，出门散步，顺便找个快递站把退货寄了。但这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胡安焉手机里有个“报复备忘录”，里面记了两个名字，都是让他气得牙痒痒的、蛮不讲理的客户。离职后，他把备忘录删了，一个都没报复。

曾有一位客户批评他说：“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你不懂吗？”

胡安焉听了一愣，随即为自己辩解道：“可是上帝应该只有一个，我每天却要伺候很多个啊。”

1979年，胡安焉出生在广州，但父母都不是广州人。

爸爸是粤东汕尾人，妈妈出生在上海，他们下乡时在海南省认识，结婚后搬到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当时新港西路还是一片泥地，后来才铺上沥青。

胡安焉记得，小时候过年都是孤零零的，家里没有亲戚可以串门，他也没有同龄人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的性格内向孤僻，沉默寡言，跟单位的同事不太往来，“从头到尾，他跟社会都是脱节的。”

在他看来，父母非常压抑自己的情感，凡事都是退让，对他的要求也很严格。

在那个道德主义流行的年代，父母总是怕他做错事，告诉他这不好那不好，炒股是不好的，投机倒把做生意也是不好的，好像所有私人的价值追求都是负面的。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他成了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人。

中专毕业后，他到夜校读广告设计，进了一家漫画杂志社做美编，工资1500元。

试用期过后转正，当时的劳动合同内容他已记不清，只记得有一种强烈的被冒犯的感觉——合同违反了一堆劳动法，他没有签，但也没有离职。

这些事情触发了他的思考。

以前他觉得，社会肯定是对的，他无非就是怎么打磨自己，让自己能嵌入社会。但这份工作让他发现，原来社会不像他以为的那么正确。

对他产生更大冲击的，是漫画社里的同事们。

同事们都有点艺术家气质，他们听摇滚乐、听金属朋克，身上有文身和耳钉，发型也非常叛逆、有个性。胡安焉崇拜这群朋友。

进漫画社时，胡安焉已经24岁，做过六七份工作了。

由于性格内向、温驯，他的工作经历都不太愉快，并且渐渐发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心里有点惶恐。

但是在漫画社里，他的惶恐得到了安慰、缓和。他看到这样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同龄人，他们拒绝把自己塞进社会模板里，主动逃离主流价值，但他们照样过得很积极、很开心。

没多久，这群朋友就辞去工作，到北京追求“流浪与创作”的生活。胡安焉也跟着去了。

为了节省房租，他们租住在燕郊，房租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才一百多元。最窘迫的时候，他们买不起菜，于是用面粉和水做成煎饼吃。他们花在画画和创作上的时间很少，多数时候在到处闲逛、聊天。

一天下午，他们在外面游荡，路过一个批发市场时，朋友冷不丁地对胡安焉说了一句：我觉得你更适合写作。

朋友为什么会说那句话，胡安焉没有追问。但他一直记得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决定写作的动机之一。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胡安焉还读了很多书，波德莱尔的诗、美国“垮掉的一代”艾伦·金斯堡的诗、凯鲁亚克的小说……

虽然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但这种多元化的，甚至是有点边缘的价值观，给他造成了一种很深的刺激。

慢慢地，他不再觉得，人一定要遵循社会的主流价值去生活。

“前面的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在北京的这段经历，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它塑造了最初的我，给了我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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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胡安焉觉得，性格确实多次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比同龄人更单纯、更迟钝。踏入社会后，这种不适应感越来越强烈。

看着身边的同学蜕变为成人，他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而胡安焉的身体里，还是一个学生。

读中专的时候，学校安排整个班级到酒店实习，实际上是做廉价劳工。

在宴会厅撤场的时候，他一次多码了几张椅子，身边的同学就围拢过来调侃他，说活是干不完的，如果他干活太卖力，领班就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们。他害怕得罪人，就不再在同学面前卖力干活。

酒店的班次分两种，普通班和两头班。所谓两头班，就是早上上四小时，晚上再上四小时，意味着要花费双倍的通勤时间和费用，大家都不想上。

有位同事因家里有事，用两头班换了胡安焉的普通班。下次应该要用普通班换回他的两头班，这样才公平。

但胡安焉怕显得自己斤斤计较，就跟同事说，不用换回来了。

没想到同事得寸进尺，下次又来找他换班。另一位同事看不过去，帮胡安焉出了头。

他渐渐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懂得拒绝，经常逆来顺受的人，而大多数人都不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他不想继续吃亏，要不变得和别人一样自私，要不就选择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后一种通常容易得多。

后来，他做过十几份零工，人际相处难免出现问题。每次他克服不了，第一反应就是逃离。

他幻想着，换一个环境，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遇到不同的人，他们会公平地、友善地对待他，自觉地把他应得的给他。然而这是一种妄想。

28岁那年，他不想打工了，向父母借了两万元，和朋友合伙开女装店。

店铺开在广西南宁一家商场里的六楼。

楼层大约只有三个篮球场大小，却挤了170个店面。朋友负责在广州的服装市场拿货、发货，他则负责在南宁看店。

每天十几个小时地待在暗无天日的商场里，他的社恐变得更严重了。有客人进店，他的反应不是振奋，而是厌烦和恐惧，更不会主动拉客和销售。偶尔与人起争执，他会止不住地发抖、打寒战。

生意场上残酷的竞争，让这座拥挤狭隘的商场暗流涌动。店主们连跟顾客谈价格，都是把数字敲在计算器上，唯恐被隔壁听见。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表面客客气气，背地里却互相中伤、搬弄是非。有个店主看不惯胡安焉的店铺生意好，于是到处散播流言，说他卖的衣服都是假货。有一次，胡安焉的合伙人来南宁，还跟另一个店主大打出手。

经营女装店两年后，胡安焉退出了。

离开那个充满是非的环境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受到了创伤。他变得畏光、怕人、疑神疑鬼。走在路上，他觉得街上的人都在看他、议论他，他朝路人回瞪过去，才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在看他。

积累了太多负面情绪无法释放，他只想惩罚自己。

2009年8月，没做太多准备，他就骑着爸爸平时买菜的自行车，从广州骑到北京，骑了26天。

这辆车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它平均两天要坏三次，后来三分之二的零件都换掉了。自行车的坐垫也不能调，只能在最低的高度，他骑的时候腿是屈着的，导致半月板撕裂，留下了后遗症。

吃饭在路边的小吃店解决，晚上睡在几十块一晚的旅馆里。一路上，他摔过车，掉进山路边挺深的排水沟里；也骑上过高速，时速100多公里的汽车贴在身边呼啸而过。

他没去任何名胜景点，沿途经过的都是小县城和乡镇。他在陌生的城市里东张西望，听不同的方言，看不同的风俗，这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满足。

骑行结束后，他回到广州，把自己困在家里大量地阅读。

这一年他30岁。也就是这时，他开始写作。

写作与打工，在胡安焉的生活里，是两种无法相容的状态。

“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工作极大地占用我的时间，同时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只想放松和减压，而无力思考其他……当我要写作的时候，我就辞去工作，专心地在家写。”

他也尝试过靠写作养活自己。但把小说投到各家杂志社，总是石沉大海，偶尔发表一篇，也只有千字几十的稿费。逐渐见底的存款，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33岁那年，他搬到大理找工作。

大理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好天气治愈了他，那段日子他过得自由自在。他到一家商场做保安，新同事不知道他的底细、他的过去，他因此可以卸下心理负担，随性地生活，“就像把生活格式化了一遍。”

许多人都追求安稳的生活，但安稳对胡安焉来说没有太大吸引力。

同样的工作、同样的生活环境，会让他变得越来越迟钝，感知会退化，甚至会有窒息的感觉。他渴望新鲜感，渴望对生活一直保持敏锐的感知力。

这种流浪的底气也源于他的无欲无求。

父母在广州有房，有退休金，不需要他养老。他自己物欲也很低，平时不抽烟不买名牌，剪头发去路边5元的摊子，出行可以骑车就不坐车，日常开支很低。

出门在外，他租的都是小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带个厕所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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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很多人在一个地方扎根，是因为他们工作上的积累、人际关系的积累都在这里，离开了就要从零开始。而他本身没有任何积累，没车没房，自然也就没有牵挂。

打工和写作交替的生活模式，成了一种惯性。

多年里，他每次打工存到一点钱，就辞职写作；写作写不下去了，就又出门打工。

2017年，他到广东顺德一家物流园，从事夜间分拣工作。做这份工作，首先是因为不用面试，谁来了都能做。其次，每个月的工资有接近五千，比他之前的工作都要高一点。

所谓夜间分拣，就是把各地收来的货物从货车上卸下，按照目的地分拣、打包，再重新装车。

他们晚上7点上班，早上7点下班，连续工作12个小时。被送到这里分拣的，很多是大件的货物，重的高达五六十斤。很多人吃不了这个苦，做不长久。胡安焉做了10个月，掉了快20斤体重。

这些工作的细节，后来被胡安焉写进文章里。

到了2020年4月，他从快递公司离职后没多久，新冠疫情就爆发了。

疫情形势严峻，快递员不让进小区，物流业也受到很大影响，他就没有去找工作。当时他有一定的存款，就想待在家里重启写作，写小说。

写小说前，他想写点随笔作为热身。他回忆起那份夜间分拣的工作，就花了一个下午写下来。

在这篇随笔里，他细致地描写了日夜颠倒的作息，对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折磨：

“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

他随文附上一张照片——那是他的手，拇指的骨头由于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已有些变形，其他手指缠有胶布，手上布满了汗水和灰尘凝结而成的灰色斑点。

文章一发出来，立刻被大量转发、阅读。很多人在留言里表达自己的惊讶，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原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工作。

胡安焉这才发现，“这部分人的生活内容，大多数人是一无所知的。”

做体力劳动不要求学历。他的同行里极少有文字表达能力的，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写不了几个字。在大众层面，他们是不被留意到的群体，也没有能力去表达、去发声。

一下子涌来的关注，让胡安焉感觉像中奖了一样。

随后，稿约、文章发表的机会、出版的机会都纷至沓来，他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还没因此赚到很多钱，但反正他生活也很俭朴，他已经感到满足。

现在，他和妻子搬到成都生活，日子过得安静、平和。

他们在成都三环租了一个60平米的房子，租金才1800，家里有快1000本书，都堆在纸箱子里。

成都物价很低，中午他买菜做饭，吃完就步行10分钟到附近的图书馆，一整个下午都花在里面，读书、写东西。晚上则看看书，看看电影。

但成都不是终点，他和妻子计划以后搬到大理。生活总是在变换。

刚开始写作时，胡安焉对写作的看法仍是功利的。

他心里想，我30岁了，如果能在写作中获得一些成绩，确立我不是一事无成的人，我就不会惶恐于这辈子是白过的。

如今想来，他觉得当年的自己太稚嫩了。

“今天我认为这完全就是放屁，根本就不成立。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他创造了什么，或者得到了什么。当然创造什么也很重要，但这还是建立在你本质是什么的基础上，它只是你本质的一种投射。”

过了不惑之年，胡安焉有了更稳固的价值观，不会再被外界的评价影响。

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比如他的诚实与自省。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收到很多好评，有读者夸赞是“真诚而克制的写作”。胡安焉自己重看，觉得文字仍未达到自己的标准，不少部分有自我维护的成分在里面。

这段时间，不少记者找过来要采访，他没有经验。有记者问他存款多少，他也和盘托出。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他的隐私，不回答也可以。

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与写作是离得很近的。你如何感知世界，如何处理生活，都会体现在你的语言里。

“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袒露出来。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通过写作，他也不断地回溯自己过去的经历，试图去理解，他人生中的各种际遇，到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他，让他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2008年，他在南宁经营女装店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疯女人”。

女人穿着奇怪的衣服，搭配一只大得过分的包包。“她表情紧张，甚至有些害怕，脚步迟迟疑疑，但又竭力保持镇静。”胡安焉不认识她，只知道她精神有点问题。

那天，女人走进他的店内，挑选了一条短裤，她没有走进试衣间，而是撩起短裙，直接套在自己的腿上。照了照镜子后，她没有脱下短裤，而是又套了第二条短裤在身上，接着是第三条。

胡安焉看着眼前的女人，以及她身上挂着的三条短裤，突然有点难过，“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她就是另一个我——惊慌，恐惧，孤独，委屈。”

多年后，他把这个“疯女人”写进自己的小说。

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为何会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他没有答案，这毕竟不是一道数学题。这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他只能通过小说去表达。

年轻时，他初读塞林格的《麦田上的守望者》，从中获得了很多感动。他希望读者读了他的小说，也能体会到这种隐晦的、用言语说不出的滋味及感受。

在小说的创作上，胡安焉野心不小。

能有一本拿出来不脸红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都达到一定水平的代表作，是他当下的创作目标。但他明白，如果没有时间上的积淀，以及不断的自我进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像卡夫卡说的，唯一的美德是耐心。在写作上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

现在，胡安焉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靠偶尔到账的稿费度日。以后是否会拮据到需要去打工，甚至是做回快递员，重新过上那种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日子，他自己也不确定。

这个问题他也问过自己，如果西西弗斯没有石头，会怎样？

如果说推石头上山，是一种机械的、徒劳的盲目；但没有石头，似乎又会失去目标感，陷入虚无之中。他以前的生活，好像只在这两种状态中摇摆。

如今，他不再认为人生只有这两种可能。

生活应该有更高的意义。“你可以把一生都投入到对这两种状态的克服之中，最后超越它。”

屠呦呦丨钟南山丨水庆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