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操作猛如虎，数学只考二十五

这是一个不缺名人的时代。

然而，今有少年偶像，以“吸睛”的高考分数高悬热搜。

某男偶像相继在去年和今年参加了高考，今年出分当天，“数学25分”“379（分）”“307（分）”持续霸占热搜。分数比人本身的名气和讨论度高。

去年，一名20岁爱豆因300分的高考成绩发文致歉，复读一年后提高了8分。

另一名选择复读的爱豆，去年也以307分的高考成绩冲出重围。

其中，数学分数为25分，意味着150分的卷面，五分之一的分数没拿到。英语分数则为44分。

传说中，他复读这一年花的30多万培训费，大多来源于“粉丝打投”。

当然，艺考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在艺能学习与培训上。不过，随着近年来翟天临、仝卓等事件的曝光，“当明星”这条路的公正与透明程度再次受到关注。

加之年轻一代优秀艺术作品的匮乏，公众对普遍夸张的高考平均分、“九漏鱼”（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等明星的嘲笑，本质上，都是对被长期屏蔽的明星偶像产出机制的质疑，对行业整体业务能力与艺术考录之间关系的质疑。

许知远在《十三邀》里问郝蕾：“你怎么看待年轻一代这么多人渴望进入（演员）这个行业？”

郝蕾讲起张颂文遇到过的一个事，一位朋友家的孩子跑来找他：“哥们儿，我孩子学习不好，你给他弄到电影学院上学去。”

郝蕾觉得很受侮辱：“难道我们这行就是很没文化吗？”

另一位尚不出名的、北大毕业的女演员彭高唱，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坦言，自从入“这行”以后，“北大学历”反倒偶尔会成为阻碍，她会被人非议：“北大高材生来做演员，浪费学历。”

“考不上好大学才去当演员”“艺术生没文化”的公众印象，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成为明星、演员”的路径问题，即普遍意义上的艺考，所要求的文化课分数远远低于高考；

其二，是市场上部分明星、演员呈现出来的文化水平乏善可陈。

二者未必互为因果，但后者常让人倒推联想到前者，并对前者的真实、公平性与考核标准产生质疑。

比起高考，艺考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条赛道。如果一个学生文化课成绩较差，但依然想上好大学，恰好家里比较富裕，能承担一年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艺考培训，艺考的确可能成为一条捷径。

因此便不难理解，十二年寒窗苦读的普通高考生不忿：为什么隔壁家孩子只上了半年培训班，就可以用比我少200分的成绩进入211、985？

早在十年前，一些艺术类院校本科生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就不足200分，与居高不下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艺考人数有增无减，除了专业的艺术院校，一些综合性大学也纷纷设立艺术学院或专业。据统计，自1998年到2001年三年内，全国开设艺术类专业的本科院校就从298个增加到了597个，足足翻了一倍。

目前，以我国两所最大的艺术院校中央戏剧学院（中戏）、北京电影学院（北电）为例，2021年，中戏表演专业在全国录取分数多在250-400分之间，最低的甘肃省文理皆200分，最高的湖北省390分；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最高分数线为天津的492分，最低的宁夏理工类350分。

北电的表演专业录取分数线，则根据不同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艺术类文化分数线划定。以文首提到的偶像团体为例，其中有成员所在的河南省艺术类表演类专业本科文化分数线分别为本科347分、335分，专科则为190分。

而同年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河南省本科录取分数线为，本科一批为文558、理518，本科二批文466、理400分。

当然，这么粗暴对比有点欺负人。艺术生需要花大量时间准备艺能专业考试，也自有其竞争压力。相对降低艺考生文化分数要求，本质上也是基于一种公平原则。

不过，在绝对的高考分数面前，艺考并不具有可被统一的公开透明评判标准，且其考评效果具有私人性、延迟性。

以表演系为例，如今，艺术院校对表演生专业素质的项目考察，主要包括声、台、形、表四个方面，再加上气质形象、应变能力、天赋、爆发力、信念感等等，测评标准往往在考官心中。

赵薇当年在北电的老师崔新琴就曾在采访里透露，赵薇参加艺考时丢了准考证，但因为被老师一眼相中，后被“破例”临时补办准考证，完成了考试。

高考仅200多分的周冬雨，被张艺谋发现后，一戏成名的经历，为她进入电影学院加分不少。

那些童星出道的演员，更因其经验和代表作，通过艺考几乎毫无悬念，且往往名列前茅。

外貌、经验，这些变量脱离了训练时长、家庭财富与天赋，更关乎基因、运气、资源等不可控元素，资本、运气和人气的倚重甚至逐渐超过学历。

“颜值”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将外形赋值，美与丑成为可测量和比较的数据。尤其是互联网与流量时代对“颜值”的依赖变重，杨超越、丁真等人的现象级时代名人更反映出：资本为流量买单，观众被迫接受来源各异的、渠道信息并不绝对透明的造星成品市场。

而那些基本文化知识匮乏、艺能水平乏善可陈，却天天在公共视野蹦跶的偶像明星，构成了“艺术生没文化”的另一大印象来源。

2019年2月，演员翟天临在直播中自曝“不知知网”，被质疑博士学位论文造假。事情迅速引起官方重视，几天后，北京电影学院撤销了他的博士学位。

一年后，另一场直播里，94年的演员仝卓提起高考往事，一时得意忘形，透露自己曾“通过一些手段”，让往届生身份变成了应届生才进入中戏。

2019年，贾乃亮在综艺里自曝，当年考北电时本来落榜，妈妈背后找老师吃了顿饭，走了关系，在不经补考的情况下忽然又被录取了。

明星的人设、资源，归根结底是他们自己的事，是钱和权的游戏。但公平的问题，是实打实的公众的蛋糕，关乎每个人对于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程度。

北电和中戏，仍然是全国第一梯队的戏剧艺术殿堂，是广大学子挤破头争抢进入的学府。一次次高考舞弊的揭露之后，整个录取机制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是否还能保证？

2020年6月30日至7月10日，四川音乐学院3名教授疑因涉嫌艺术专业招生、腐败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调查。此前，一份举报材料称，进四川音乐学院要私下交钱已经成为“潜规则”。

而在更早的2015年、2016年，该校就分别有党委书记、声乐系教师因受贿入案。

如前文述，与高考不同，艺考对考官个人审美的依赖、艺能的非数值化考察，加上文化课占比微不足道，逐渐催生了另一种“粗暴的简单”：有钱，就把孩子送去学艺术，当明星。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06年到2016年间，全国艺术类高校增加了1120所，设置艺术类专业的普通高校从628所增加至1698所。

艺考人数伴随着高校数量成倍增长。过去十年内，全国艺考报名人数从2002年的3.2万上升到2020年的117万人，达到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的十分之一，足足翻了36倍多。

仅从政策上看，近两年来，几大艺术院校对文化成绩占比的重视都分别有所增加。比如2018年12月，教育部就下发过相关通知，要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

2020年3月13日，教育部官网又发布专栏文章称，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类院校部分专业将考虑取消专业考试，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

北京电影学院宣称，作此调整，是为了强调学生应具备广泛的人文知识与艺术修养，较好的分析能力、写作能力和创作意识。

2021年9月，教育部官网出台政策，预计到2024年，艺术类专业将基本实现省级统考全覆盖，各院校不再组织校考，同时将逐步提高文化课录取成绩。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硕士、艺考培训教师赵芜认为，艺术院校提高文化课录取标准，是为了保证学生一定的学习能力，避免只招进来“文艺青年”。

即便艺术素养好，但如果某一科成绩过于薄弱，比如几十分的数学、英语，可能会影响其他技能的学习与理解。“数学代表的逻辑、演绎能力在剧作学习中非常重要”，赵芜所在的戏文应用专业，更对英语更是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考几十分肯定不够”。

就以演员这一职业而言，表演是感受的艺术，是创造的艺术，不需要外语算术多优秀，但至少在语言表达、阅读理解方面，得有一定门槛。

还是开头郝蕾质问的那一句：“读不懂书，怎么读得懂剧本呢？”

1998年版的《水浒传》里，宋江在浔阳楼题了一首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全诗由宋江的饰演者李雪健亲自当场题写，兼具形与神，不输书法家气势，兜得住宋江的野心。

会书法也许没什么，但李雪健，对焦裕禄、杨善洲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扮演也皆获全国一致好评，他能把那些人物的立体个性理解到骨子里，嚼碎了，再用自己的方法淋漓展现。

如果肚子里没点墨水，想必也很难做到。其他公认的老艺术家、“老戏骨”同理。

因此，用演技来划分“偶像”与“演员”不无道理，一定的文化底蕴、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能帮助演员进入角色，理解历史背景，更准确地把握人物和情感尺度。

2021年，一部爆款古装剧里有台词“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演员读的时候，断句竟在“若”字后面。

这句词出自曹植的《洛神赋》，原句是“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在此处，“兮”为语气后助词，断句应在此处。

其实不论哪个行业，文化知识水平不见得要多高，但常识一定得有。

比如，不会写常用成语、对着小学算术抓耳挠腮、“驾驭”读成“驾权”、“莘莘学子”念成“辛辛学子”，甚至在袁老去世时哀悼“国土无双”……

互联网、采访和综艺暴露了他们，基础文化常识的匮乏，与明星的光鲜亮丽、日进斗金形成鲜明对比。

“学历”同样可以为营销与人设所用。某对外宣称高考583的顶流明星，也会把“脚踝”读成“脚裸”；因会算二元一次方程，某青年演员受到一众明星的喝彩。总有种“此地无银”的荒诞感，当然荒诞也是一种娱乐规则。

与之形成对比，反过来的激励机制也失效了：学历不太能成为“这一行”的敲门砖。

一位曾在某影视经纪公司工作过的员工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对一些生产爱豆偶像的公司来说，最适合“捧红”的对象，未必是业务能力最强的，而是最“没有主见”的那个，“他最好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公司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法太独立的不好操控”。

在这方面，主播、网红、偶像，都有异曲同工之处。背靠市场对“偶像”商品的大量需求，你是谁不重要，“可以变成谁”更重要。

不仅是艺考，整个社会艺术创作和传播机制的平衡被打破了，说得好听点，有一种流动性被打开了，不同行业都面临一种微妙的、不可言说的可能性——可以进入公众视线，被钱和权选中。

让人比较担忧的是，长远看来，这种流动可能带来一种传统价值的倒错：当网红、当明星，是比寒窗苦读、做社畜更快出人头地的路。

2018年7月，新华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95后就业观》显示：超过半数年轻人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是“网红”和“主播”。

我认识一个亲戚家的小女孩，今年刚上初一，聪明、伶俐且早熟，上网冲浪也是一把好手。平时可以轻轻松松考进班里前三，课余追追星，偶像是某个男爱豆，小姑娘认为他才艺兼具，为人谦逊，帅气逼人。

可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自己的偶像今年高考成绩不足400分。

对青少年来说，一个偶像的建立源自某种吸引力，比如脸、声音、人设，而一名偶像的坍塌，可能来自于有一天偶然发现——TA身上除了那一点吸引力之外，别无所有。

最致命的是，自己在成长，我们的“偶像”在原地踏步。

    编辑 | 煎尼

排版 | 准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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