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回到浦西的家，二十分钟的路我花了二十天 | 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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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的路，从浦西到浦东

离家的路走起来很快。

三月二十七号晚上，上海宣布三月二十八号到四月一号浦东封控，四月一号到五号浦西封控，其间所有人足不出户。

晚上十一点，我接到老师发来的信息。第二天他在浦东有项目，需要支援。那时，公共交通已结束运营，传言隧道已经封闭，但大桥尚开放，再过几个小时，浦东将按下暂停键。“你还可以出来吗？”“我打车试试看？”就这样，家住浦西的我开始了浦东封闭前夜的反向行驶。

时间紧迫。我打开行李箱，胡乱扔进去几件衣服，再把工作装备仔细检查了一遍。老公往行李箱里塞了一堆口罩、日用品和我正在看的两本书。他送我到电梯口，他的大脸盘子卡在电梯门缝里：“那就五天后再见啦！”

我跳上一辆强生出租。车里很嘈杂，广播滚动播放着“请浦东的司机马上返回浦东，浦西的司机马上返回浦西”的消息。我问司机是否家住浦东，他说：“我就住这儿附近。我抓紧，能回来。”他接着说：“最近没跑几天，又不让跑了，没挣什么钱。”没错，三月中旬开始，上海就断断续续封闭小区了。

从我家到浦东，二十多公里。那天晚上用了二十分钟走完全程。一路上好多警车闪着灯过去。气氛看起来是不大好，不过我没有担心。最坏，五天后就能回来。要是走运起来，我们在写字楼工作，或许对写字楼里要回浦西的人有其他规定呢？

平行于外部世界的泡泡

三月二十八号，浦东封控的第一天。我们原本入住的酒店临时被政府征用。普通住客没得选，只能乖乖走人。工作结束后，公司重新安排了酒店，没有公交，没有出租，好在还有共享单车。我们带着行李箱，转移到了八公里外的住处。

这成了我们这半个月的栖身之所。酒店位于一国际社区，住客中很多是来上海出差的国际友人，阴差阳错被困在了这里。我们很快发现，自己无意间闯入了一个平行于外部世界的泡泡。

在这里，我们依然需要按照街道规定测核酸、测抗原，酒店餐厅禁止堂食，健身房不营业。如果要出大门，会收到酒店的警告，门口也立着严厉的警示牌。但也许因为住客的特殊性，我们依然可以低调地拥有最宝贵的自由。我们并未被真正禁足，甚至还发现了三家营业的便利店、蔬菜店和水果店。我遇到一位女士，提着一兜子苹果的她，以美国人惯有的夸张诉说着有水果店真好，“那里面就跟天堂一样”。当然，我们只敢围绕酒店做圆周运动，生怕一不留神走出了这个看不见的泡泡。

 

在发现可以买到东西又能叫到跑腿后，我们开始帮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采购。需要支援的人，可以分成几类。一种是居委管理混乱，封闭多日没有物资或物资不足的；二是独居老人，子女怕食物不够拜托囤买的；还有一个老外，语言不通，买不到菜，我查了他的住址，原来是住在没人照管的商住两用楼。那段时间，绿叶菜六斤一包，一百块。

除了菜，还有人需要药品。没有菜，日子难熬，但一时不要命。缺药的慢性病人却在加速滑向深渊。有糖尿病人向老师求助，没过几天，我也接到了类似求助。我们跑遍了周边药店，不是关店就是没药。封控期间，买药只能从网上下单，一个区域仅开放一家药店，配送不能跨区。药物也不齐备，感冒药、退烧药和抗原多有限购甚至缺货。单买药这一项，流程就无限拉长——先查哪里有药，再手机下单，配送到酒店后，再叫跑腿小哥送去目的地，一来一去，两三个小时就没了。如果有人等着药救命，怎么办？

开着的三家店中，蔬菜店是最有意思的——明明营业，却假装关门。大白天的，店里黑着灯，大门上锁，但一箱箱绿叶子菜散发着原始的吸引力。只需走上前去，轻轻叩门，一团昏暗里就闪会出一位绿叶菜女神，迅速开锁，让人进去，再迅速上锁。接下来，除了需要自己打手电，购物流程与一般菜店无异。我最后一次光临时，老板娘不知为何特别警惕，她不许客人进店，却依然按我的要求，从门缝间塞出来一包大米和两桶鲜奶。

眼前这些沉甸甸的物资，这些新鲜的蔬菜和冰凉的牛奶，搭起了巨浪里的一艘小船，船上的我们想把更多水里的人拉上来。但能够着的，仅仅是那些离得够近、又有力气把手伸向我们的人，那些被巨浪卷到水面之下的人——罹患重病的人，不会摆弄手机的老人，常年隐身的残疾人，没有收入没有单位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声音不知在哪里，我们的小船也无法靠近。我们能做的，不过是“顺便”拉一把。顺便拉一把，让良心好过一点点。

有时我站在房间窗口张望。沿着酒店门口的马路，往前三公里不到，就是浦东疫情重灾区之一。那里有我的朋友，她担心年迈的父母会被拉去方舱，还揪心自家的肥猫要如何安置。她的男朋友，封闭十五天领到了一根蔫黄瓜，已经开始吃酱油拌饭了。

又过了半个月，就在这个离酒店不到三公里的社区，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熬不过去了。

三公里，分出两个世界。如果以为自己的目之所及，就是世界的全貌，那么感同身受这件事，确实也很难做到了。

每天社交媒体涌入的信息也足够让人沮丧，今天是这里的尿毒症病人做不上透析，明天是那里的居民求物资，再不然就是被强制拉走。无一例外，总有人的格局很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是难免的”、“大局为重，总会付出代价的”。

果然，“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还没学会冷笑的我直接甩回去四个问号：谁是代价？为什么他们可以是代价？你愿意成为这里的代价吗？你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代价吗？自认为幸运的人应该明白，他们幸运，只是因为沙粒未落到头上，绝不是因为自己是受保护的那一个。

回家的路，从浦东到浦西

就这样，在日子循环的第二十天，我们决定将渡江行动付诸实施，从浦东的酒店回浦西的家。

根据公布的信息，普通人若持有有效核酸报告、抗原和当日车票或机票，可以在东方路和崂山路的交叉口，坐专线大巴前往虹桥火车站和机场，然后再从这里回家。

不过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比如，怎么去公交站？去哪里做核酸？怎么抢票？大巴几点发车？到了车站，能不能出站回家？如果不能，去了外地会怎样？我们找不到答案。但回家的念头如此坚定，即便每个环节都打着问号，我们依然觉得可以试试。

首先，需要一份48小时内的核酸报告。碰巧那两天街道没有安排测核酸，于是在那个每小时平均降雨量25毫米、平均风力7级的下午，我们一手撑伞，一手扶车，向二十公里外的东方医院南院进发。这是我们打听到的、也许开着的采样点。

只骑出去十分钟，每蹬一下，鞋里就进一遍水。衣服全部湿透，大衣一摸就出水。不过，继续往前走吧。既然要完成一个毫无把握的目标，只能把每个看似不可能的可能性都尝试遍。

果然，骑行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吃了闭门羹。采样点开到四点半，只晚了几分钟而已。说不丧气是假的，再想到越发漫长的回程，我冷到有点站不住。老师建议回程前先垫垫肚子，看他跑来跑去找小店的背影，我有点感动又有点难过，他也浑身湿透，和我一样冷。当然，小店是没有的，只有一个花圈店半开半闭。

我们回到医院，发现门口居然有一辆亮灯的出租。当时还不知道，我们的渡江行动，到那一刻歪打正着步入了正轨。

和我们一样，出租车的主人也为核酸而来，想着有了核酸报告，也许可以拉客人。看得出来，她对客人在哪里（街上没人）、要怎么拉（需要通行证）完全没有细想，但有一点很清楚——她需要工作赚钱。路上，老师小心翼翼地问，有没有办法回浦西。司机同样小心翼翼地回答，可以帮忙问问，具体不清楚。折腾半天，核酸虽没做成，但隐约摸到了渡江的门路。

第二天上午，我们依然骑单车去做核酸。司机打来电话，表示有车队可以带我们过江，至于具体情况，依然不清楚。希望值又涨了一波。回程时，微风拂面，路随我走，我们甚至不断停下来拍照，这原本该是一个多么漂亮的春天啊。

晚上，司机又来电。这一次，直接告知第二天早上，下楼等着，会有人来接。车牌号多少、对方联系电话，却闭口不谈。我本想问个清楚，转念一想，对方也应该有所顾虑。他有顾虑，我们也有顾虑，那么索性管好各自的顾虑，不要多问了。

第二天一早，还没到约定时间，我们已经在门口虔诚等车了。两个脸熟的老外过来搭话。“你们这是要跑吗？”“不，我们回家。” 其中一个说，他来上海出差，从三月八号起，就在酒店住着。这一趟，业务没怎么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说完，他举起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车准时来了。司机劈头就问有没有买到车票。我们的确为防盘查，买了车票。只是一直候补不上，换句话说，不能算有效车票。于是，司机肉眼可见地紧张了起来，他立马给联系人打去电话：“他们连车票也没有，一会儿怎么说？昨天就是这样，拉了两个人，没有理由，怎么过去？”要跨过黄浦江，无非走桥或隧道。前两天为了搞清状况，我们骑车去杨浦大桥看过，凡是要上桥的，需停车严查。又往前开了几米，司机不知是安慰我们，还是安慰自己：“先走吧，也许今天没这么严。”没有理由？我要回家，这不算最恰当的理由吗？

也许真的非常幸运。这天值班的工作人员仅检查了我们的核酸报告，什么都没问。两秒钟后，我们已经奔驰在跨江大桥上了。浦东很快被甩到了身后，不过一分钟，我们就回到了浦西的地界。这一分钟，我们走了二十天。

按照司机的行驶路线，虹桥火车站是他能把我送到的离家最近的地方。一下车，一股子强烈的不对劲扑面而来：车站外睡着不少衣着体面的人。他们用报纸、塑料袋和防护服拼成“床”，有的则坐在行李箱上。还有一个姑娘，带着一顶很大的太阳帽，拎着一个多乐之日的袋子，站在那里刷票。我瞬间明白，一旦进到这里，有票的被恩准离开上海，没票的原地滞留，我想回到这个区域以外的上海，也许要在地上睡到解封。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成这样。

车站两头有关卡，有工作人员，走是走不出去的。也许，我可以再找一辆车？不过两分钟的时间，一辆面包车晃晃悠悠停了下来。这车环绕着乱哄哄的气息，卸下好几个人，司机也下车帮忙搬东西。我的视野里，前所未有的，只有那辆车和那个绕到了副驾驶门前的司机。我尽可能平静、正常地走过去跟他搭腔：“师傅，我能不能…”话还没说完，他心下了然，示意我赶紧上车。我继续以尽量平静、正常的姿势钻了进去，再按他的指示，弯腰坐下。就这样，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站在了高架下的马路上。

接着就是步行十公里回家了。在“天空之城”循环播放二十四次的时间里，很多细碎的事情晃过。我想起有物资、有收入、身体健康的朋友的岁月静好，也想起另外一些朋友的窘境和沉默的隐忍。当生活脱离轨道，作为一个普通人，怎样才能安全、体面、不妥协地度过，我有多少能力去改变些什么，又有多少能力庇护他人？

写在最后

时隔二十天，我又一次坐在了自家榻榻米上。发完流水账似的朋友圈，朋友们的问候像海浪一样温柔地涌入聊天框，一位同事甚至打来电话，他问：“如果有下一次，你还会一开始跑去浦东吗？”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浦东有我的朋友，我一定毫不犹豫拦车就走。我也相信勇敢热烈的人终会成为大多数。

我在静静等待，等待上海重返那个熟悉的优雅的上海，我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应得的一切承诺和权利。毕竟，人类所有的智慧就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未来也许可以去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