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常常有人，希望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其实，大千世界人有各种，差异很大，能得到所有人好评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直而有原则的人？得许多好评和真正的好人，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其实，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不提倡人人皆喜欢的“好人”。孔子提倡的人是：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不久前去世的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应该说明，和邹承鲁有不同意见，用客观事实正当的反对和批评他的人，并不是不善者。歪曲事实、用卑劣手段恶意攻击他的，才是不善者。

有出色成就的科学家

在生物化学专业上，邹承鲁有出色的成就。

对知识的追求、对自然界的好奇、对演变规律的探索是科学家的本色。

在过去一百年，多数中国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机会和条件都很有限。但是，令我们敬佩和自豪的是，先辈中有相当一些人对知识有执着的热爱和追求，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精神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起步。

而在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科技教育界存在一些戴着科学家帽子，对知识没有热情、从事科学研究为晋阶铺路的人，无助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抗战后，邹承鲁考取留英庚款，选择生命的化学为一生追求的科学领域。他热爱科学几十年，凡遇时机允许，邹承鲁便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即使条件简陋也不为所制，即使在癌症复发后，邹承鲁仍然对学科发展、领域进展感兴趣，继续看《自然》等刊物。

 邹承鲁留学剑桥时期就开始有很好的研究。回国后，他首先是中国酶学高水平研究的奠基人。中国的生物化学在二、三十年代有吴宪开创，五十年代后王应睐起很大的组织领导作用。曹天钦和邹承鲁等都对发展中国的生物化学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胰岛素合成过程中的工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胰岛素是两条链组成的多肽，A链、B链中间通过二硫键连接起来。当时有多个合成方案。其中一个是分别合成两链后，再将它们合起来。当时不知道，分开的两链，能不能合起来。

邹承鲁、张友尚、鲁子贤、许根俊、杜雨苍负责把天然的胰岛素拆开，然后看能不能合起来，所谓拆合工作。如果天然的可以拆合，那么人工合成的也就可以，这样就可以走两链分别合成、继而连接的途径。他们拆合成功，对胰岛素合成的课题来说，不仅是一步，而且就确定了总体途径。马上排除了其它途径、比如需要合成分叉链的途径。当时分成三部分，除了拆合以外，钮经义等合成B链，汪猷、邢其毅、季爱雪等合成A链。三部分工作都必需，所以自然科学一等奖是授予三部分的人。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单独由钮经义得诺贝尔奖的提议。钮领导的小组合成B链，B链比A链长，后来他还帮助A链合成，对合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直是生化所的，生化所做的贡献最多（邹当年也是生化所，而且大家公认的总组织者王应睐是生化所所长），所以选钮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相比而言，拆合工作最具原创性。单链合成用的方法没有原创性。多肽合成在五十年代已经有欧洲人得过诺贝尔奖，胰岛素单链合成过程，在方法上中国没有突破，而美国人蛋白质固相合成技术以后得奖是因为方法上创新，而且得到普遍应用。

中国独立完成了拆合工作。不过，不是最早发表。国外做同样工作的人先发表，中国当时在大跃进年代没有及时发表。中国的产量和效率比国外的高。所以中国是独立做出拆合工作的两个研究组之一。

拆合不仅是对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论意义。拆合成功等于证明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诺贝尔奖后来给美国NIH的安芬森，他用尿素来变性天然核酸酶A，并能复性，来证明“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这个概念。如果当时把两个工作结合起来得奖，也是合理的：一个工作是天然蛋白质变性复性、一个是人工合成的双链可以合起来，两个工作相辅相成，证明同样的概念。

很多人以是否得奖来评价人，甚至用是否提名来评价人，对于真正懂科学的人来说，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花边新闻。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虽然不是所有时候，但是多数时候是由一群三流科学家组成。因为它历史悠久，颁奖攘括了很多著名科学家，形成了它的声望和权威。实际上，错误从开始到现在贯穿诺贝尔奖历史。就在近五、六年，错的也不只一次。得的有错的，不得的也有错的。所以，不能单纯以得奖名单来说明某个学科哪个工作最重要。虽然得奖可以影响知名度，真正重要的研究，同行自然多数能判断。不重要的，就是得了奖，也会被同行中尊重事实的人所鄙视，虽然一般人不愿公开出来说。

诺贝尔奖发错的频率，每十年不少于一次。二十一世纪不过六年，生物发奖有问题的就不只一次。我碰到过两次笑话。有一位不该得奖的人在中国演讲，学生提问很严，其他美国教授私下乐开了，他们不好讲的意见，中国学生提问中都体现出来了。还有一次美国一个教授得奖，他的同事和我一起开会，我提起来，她也笑说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得。

所以，诺贝尔奖发对时，可以用来介绍某个科学研究领域。但不是说，当委员会做出低劣的决定以后，其他人都必须认同、或需要解释委员会的行为。顺便说到，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个“二十一项值得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有些人误解成我在预计谁得奖，其实，我是说什么工作值得得奖，不是预计。并不难想到有些科学家有能力运动到诺贝尔奖，可是我不觉得他们的工作值得得奖，所以我没有写在那篇短文里。就是后来他们得了，也不能使懂行的人对其学术水平的评价有所提高。

不得奖，并不表明成就低于得奖的人。胰岛素是一例。中国参与做胰岛素的几位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并不一定低于得了奖的美国科学家。

疾呼公众道德原则的知识分子

邹承鲁是著名科学家中少数的敢对大是大非问题公开发言的人之一。

各行各业，华裔著名人士，很多都有爱惜羽毛的习惯，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绝不发言。或者只模糊地、空对空地讲冠冕堂皇的话。

邹承鲁长期敢于对公众事务发言，直截了当，堂堂正正。

他不怕卷入是非纷争，不怕降低身份，不怕各种报复，不怕流言蜚语。几十年如一日，实属难能可贵。

他在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中，有些他对，有些他错，有些谈不上对错。但是那些纷争不是社会上所熟知的、有广泛影响的事件。所以要把学术界的人事政治和大是大非分开、和有社会普遍影响的事件分开。

在邹承鲁疾呼的、对公众有影响的事件上，他都是对的。而且，在有些事件上，取得了成功。

他仗义执言的公众事件，都依据他有判断力的事实。

2004年，我和鲁白、邹承鲁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在《自然》增刊发表的。这篇文章部分内容是建议科技政策管理和经费管理分家，将科技部升格为政策管理的总理科技办公室，而将科学经费管理交个自然科学基金。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得罪了科技部。我和邹联系的时候并不知道，当时他正是科技部主持评审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进入最后一轮的少数几个候选人之一。（他曾两度进入最后一轮。我也是事后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只有他，明明知道这时做这种文章的作者对他个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他根本没有犹豫，没有提过自己有什么不方便，马上同意做作者。他不为个人得失而回避张扬社会责任。能做到这样不计个人荣辱的人，在现代华人世界，还很缺乏。

基因皇后事件，最早是方舟子网站发起。我听说后签了名，然后联系邹承鲁，我们共同写了一个短声明，给来采访的记者。邹承鲁的公开表态，对当时扭转中国媒体的报道倾向，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成功地击败浮夸的一个例子。

核酸营养事件，虽然没有成功地使诈骗公司关门，但是事后，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不再有人公开为骗人的公司做广告。其中邹承鲁的作用明显。在他提议下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学会正式立了“家规”，任何人不得以学会名义为公司作广告。

早年的刘亚光事件、张颖清事件，近年的徐荣祥事件，都是上不得科学界台面的事情。严格地说，都不是科学界的事情，都是因为中国媒体科学素质较低，或因为有时有不懂行的官僚（有时仅仅是很小的官僚），或因为文化界本身混了一些基本学识太差、而嘴巴又太大的人，很差劲的事情，也在全国媒体上很热闹，兴师动众。邹承鲁不得不出面批评。他如果不发言，对方就更猖狂。他能不避身份，坚持发言，对低劣的噪音，有抑制作用。

在中国文化环境欠清静的情况下，邹承鲁光明正大的表示意见，曾经有时被有些人在暗中放箭、被流言蜚语所害。争论，要以理服人。不是说邹承鲁公开批评了人，其他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攻击他。他用的是正当方式，反对他，不能用桌下手段。

邹承鲁坚持为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道德而仗义执言，无论具体例子当时看上去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的言行，为净化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空气，做出了贡献。

邹承鲁的言行，也向青年人和后代立下了一面明镜：一个关心社会公德的人，不能凡事都只顾对自己个人利益；不能因为有点专业成就，就理所应当地以保全自身既得利益为行为准则。

中国，什么时候达到和文明古国相称的文化社会环境？

执着追求真理的学者

邹承鲁对人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要求人有才能。才能有限的人，而得到不适当的声誉、职位，他会提意见。

邹承鲁对成就要求比较高，不算是成就的，或者差劲的东西， 碰到他，难免要指出。      

邹承鲁要求严格尊重事实。对自己这样，所以不贪功。我曾经搞错过一次，以为79年他发《自然》论文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在《自然》发表论文。他马上向我澄清，使文章得以及时改正。

对他人也这样严格要求，所以“得罪人”。

邹承鲁反对牛满江，本来已经有公论。近年牛、或者他的支持者企图借RNA干扰现象得诺贝尔奖、邹承鲁去世来反扑。牛满江曾是美国Temple大学教授。研究发育生物学，学术上有一定水平，但是并不突出。在同辈的华人发育生物学家中，上海细胞所老所长庄孝惠的水平要高于做过科学院副院长的童第周，而童要高于牛满江。

70年代，牛满江曾经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在特定时代，做出了一定贡献。现代青年不能理解，那个时代，童第周那些国内科学家，常被批判，扫厕所不算惩罚而是劳动。全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所，没有清洁工，是老师和学生打扫。牛满江的到来，有助于改善童第周等境遇，起码少扫几次厕所。好像牛满江说的一些话上了文件或者《参考消息》，如：科学家不应该参加大扫除、费了老大的训练不应该扫厕所。而各地的大学老师、科研人员用这种话去壮胆，还常常不成功，但有个“美籍华人”在上面说些话，也是莫大的欣慰。

他提出的RNA做诱导分子，历史证明是错的。本来也没有关系，只是不应该称为重要成果。七十年代，他和童第周联名在《中国科学》发表的论文，说可以通过注射RNA，改变鱼的形状，而且改变是可以遗传的。这个发现，最根本的在于是否能够被重复。只要能重复，那么不管当时能不能理解其理论基础，都是重要发现。当时邹承鲁反对。我在哈佛时听Gilbert的同事说过，2006年还听另外一个代表团成员说：美国一个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时，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Walter Gilbert等对牛所号称的发现提出尖锐的批评。可是很奇怪的是，牛满江不是通过做更多的实验，或让别人做更多的实验，在国际科学期刊来以科学事实进行科学探讨、科学辩论，而是靠在中国用行政压力、用媒体运作，令人生疑。中国的官员接见多少次、中文的媒体报道多少回，都不能改变科学事实。有这三十多年的时间，牛有经费，就应该拿出科学事实来。科学史上，不被人马上理解和认可的例子不少，都是靠科学事实来说话。我看过童第周论文集，和牛满江合作的论文很不合童的风格。童的研究一般创意不大，但是很扎实。如果要猜想，对合作论文的责任，牛为主、童为次。没听说童生前激烈为之辩护。

邹承鲁还反对过中国一度认为是青年科学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学研究者陈章良。陈回中国后，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为急于求成，他在90年代远跨本行，研究了恐龙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龙的生物特性，就会知道其DNA应该哪些物种比较接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专家如德国权威Svante Paabo的意见，就会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远古的DNA要有特殊条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求。陈大概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微妙，从中国的恐龙蛋样品里拿DNA做分析，以为得到了恐龙的DNA，论文好像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很快发布消息。邹承鲁主持科学院生物学部做过学术鉴定，请多个专家参加，并正式成文，说拿到的不是恐龙DNA，是污染物的DNA（大意，邹承鲁给我寄过原件）。但是，据说因为中国有机构要保护回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怕挫伤回国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公布。仿佛忘记了，邹承鲁是五十年代英国名牌大学回国青年，回中国几十年后，做出贡献，却不能对80年代回国青年提出正当学术意见。恐龙蛋事件，不一定是学术腐败，但是不严谨，使科学上不成立的结论得以迅速广泛地由中国媒体传播，也不合规范，有浮夸。陈另外卷入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不是邹承鲁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意见。

有个性的人

邹承鲁是有个性、有特色的人。

他在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中，有些他对，有些他错，有些谈不上对错。但是那些不是社会上所知道的、有广泛影响的事件。

有时，一些和他无关的事情，张冠李戴，怪罪到他头上了。如袁隆平没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人根据邹当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而认为是邹压制袁。邹虽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但是他没有参与讨论袁隆平的院士评选。据说袁隆平在科学院评选过程中，主要阻力是农学界，他的讨论没有出过农学组，所以没有到生物学部层面讨论。

上海生化所的李载平先生，从五十年代起重视核酸研究，是中国较早开始分子生物学的先驱。他没有评上科学院院士，最后是工程院院士。有些人怪罪邹承鲁。据并非邹承鲁学生、而且和两人都熟的人说，压李的人并不是邹，而是上海的科学家。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邹承鲁为正事提意见，有些人不能区分。用不上台面的事来反击、打压他。邹反对有些人做院士，不一定他都对，可以说有时他不对。但是他有权利以学术理由来辩论。

邹候选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时候，有人用手机送短信说，百岁老人反对。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是百岁老人反对，还是有人用老人做借口。背后的起因，是邹承鲁在科学界提意见，确实得罪了人。

百岁老人为中国科学发展起了作用。但是，和他同辈的人，如生理的冯德培、生化的王应睐比，其学术不很突出，可以说水平有相当差距。我第一次到他创立的研究所参观时，被带到成果展览室，看到介绍他做“细胞重建”，就提出这不妥当。我在美国约二十年研究的是神经发育，对早期发育涉猎不少。五十年代，做这方面的尝试是有道理的，但是多少年以后仍然说取得了成就，就不妥当。其实，这不妥当，就包括后人一看就知道“成就”有限。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知道邹承鲁因为以前提过类似问题，而因此搞僵了人事关系。这是我们异口同声的一个例子。或许因为时过境迁，我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但是当年邹承鲁在他手下工作，就不好受了。当然，我现在这样写下来，也不是幼稚到以为没有人会来责怪我。但是，如果不写出来，不懂发育生物的人，有些可能以为邹承鲁没有缘由地不满他。据说邹承鲁说过他在国内多年研究不多，很少发表论文，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查文献，看邹说的对不对，不用其他人说明。

以学术理由反对邹承鲁得奖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企图把其它纷争捅到国家部委的正式讨论，实在是有辱斯文。如果用人事纷争、而不是学术成就本身来讨论诺贝尔奖，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失去诺贝尔奖。

后记

在2006年出席著名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葬礼之前，我只出席过一次葬礼：那是几年前华盛顿大学同事、美国发育神经生物学之父Victor Hamburger去世。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比较高龄，一生都追求有意义的人生。Hamburger葬礼上，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女儿要大家不用悲哀，鼓励大家讲101岁老人的趣事。我认为，83岁高龄邹承鲁先生，有丰富的人生，悼念也可以不仅悲哀。

我以前写过两篇纪念文章，一篇关于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先生，一篇是神经药理学家邹岗先生。悼念冯先生的文章也是我95年以来中文文化写作的开始。两篇文章都循常规，写可歌可泣部分。我后来记得读过原《自然》主编John Maddox的一篇书评，他批评书以一边倒的方式描写已故的主角，他认为如果主角有知，都不会同意：太单调乏味了。

所以，我试图换一个写法，这不是说换文字的运用，而是内容。我知道自己中文写作“有特色”，主要是中文运用不规范，有自己翻译自己的痕迹，所以自知文字功底弱，只能祈求内容不同样的弱、至少能诚恳地表达。有些事情，我问过持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不全之处，责任自然还在我自己。

2007年2月1日洛杉矶至芝加哥途中完成

2007年4月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4第2期38-45页

2007年9月全职回国任教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