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破产，去送外卖的留学生

破产留学生

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她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

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她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四十斤重，华人店主还送她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得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

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她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指定青紫一片。她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记录缠满绷带的左腿，她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

图 | 小恩缠满绷带的腿

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注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党做派。“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地一下冲过来。”

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大发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就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

家人都在重庆，小恩从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她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

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付款三万余元买衣服，那是她生活费断供的前三天。

“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

图 | 穿着二手外卖服的小恩

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

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

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中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

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她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三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她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4月，她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

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哭。”她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

如果没休学，鹿鹿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他2001年出生，今年22岁，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鹿鹿IP地址显示在重庆，用他的话说，“破产了，没钱读，在家gap。”

鹿鹿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 “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鹿鹿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五十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去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

去年暑假，鹿鹿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他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gap至今。

落差感

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

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10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她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

去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她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她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忆。

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这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她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她一如往常地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

“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常，追问之下，妈妈向她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一万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

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她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她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四五十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

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她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

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她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她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

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她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

“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记录道，但同时她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

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她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并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她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衣服。”她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她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

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她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6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她会在街头待到凌晨三四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她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

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她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她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那人竟跑到她面前将车拦住。

“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她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地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

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

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她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她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挠，扬言要扔掉她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

“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

鹿鹿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鹿鹿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

但鹿鹿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

“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鹿鹿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双向愧疚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

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

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有人专门为此申请澳洲的野鸡大学，拿到签证就飞来澳洲送外卖，也不去上课。

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

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令家人轻松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

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一种双向的愧疚感。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她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她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她扇了一晚上扇子。

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

"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

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着：

“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十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

“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

“11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的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恩想。行情最好的时候，她跑一天外卖能赚到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天起，她就没有再向家人要过钱。

鹿鹿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飞美国的机票定在下个月。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一定要先把书读完。

鹿鹿听妈妈说，从去年解封到现在，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一两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他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

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她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她很清楚，这是她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她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镑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镑、3镑的都有。”

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她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她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她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她去意大利继续念书。

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的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她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她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她在社交媒体写道：“七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

图 | 小恩的电动车

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今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她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

她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她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本文讲述者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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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竹子‍‍

编辑 | 苑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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