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报名连续5年超千万，意味着什么？

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记者 金贻龙

编辑 | 朱弢

6月7日，2023年高考正式启幕。

教育部网站日前发布消息，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比上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过去十余年里，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历经波动：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高峰，之后逐年回落，至2013年降到912万人，五年间累计减少约140万人；又从2014年止跌，并连续五年稳定在1000万人以内，直到2019年重回1000万人以上的高位，随后继续保持增加的趋势。

“考生增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竞争加剧。曾经，高考被比喻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过从近两年的数据来看，全国高考录取率接近90%，相当于绝大多数考生都有机会上大学。

随着高等教育在学规模的持续扩大，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按照国际通用指标，已进入普及化阶段。

然而，当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要支撑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可持续发展，生源增量从何而来？学界专家的共识是，目前高校的扩招能力已趋于饱和，相比于像过去追求规模增长，未来更应该聚焦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

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2023年多个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均有增长，其中，四川、湖南报名人数与全国同步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四川报名考生总计80万人，上一年则是77万人；湖南高考报名人数共有68.4万人，比上年增加2.9万人。

对于这一现象，有分析认为，这与高中普及的进度有关。比如京沪、江浙等地，教育资源比较丰富，所以高中普及较早，以后都很难再有明显增量了。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滞后效应，随着这些年高中升学率的提高，参加高考的人数逐渐增加。

从总量上来看，高考报名人数上升趋势已持续多年。2019年，全国考生从2018年的975万人增至1031万人，此后一路走高，至今已连续五年突破千万大关，并打破2008年创下的1050万人的纪录。与上年相比，2020年增加40万人，2021年仅增7万人，2022年大增115万人，虽然2023的增幅又有所收窄，但近五年已累计增加316万人。

高考报名人数与适龄人口规模密不可分。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乔锦忠分析，从2001年至2015年，全国新生儿数量每年都稳定在1600万人左右，2023年的高考生出生于2005年前后。这些适龄人口经历了高等教育普及的过程，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结果。

也有观点认为，相对稳定的适龄人口是高考生源的基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近期撰文分析，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仅有912万人，但是对应到18年前，即1995年新生儿是2073万人，1994年和1996年的新生儿更是分别高达2121万人和2078万人，均远高于今年所对应的1617万的适龄人口。由此可见，影响考生规模另有其他因素。

最直接的原因当属政策拉动。“近几年国家开始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地位相当的类型教育来看待，强调实体经济、制造业和工匠人才的重要性，鼓励职校生升学，尤其还对高职教育的招生规模提出一定要求，这导致高考报名人数出现明显变化。”乔锦忠称。

2019年，中国开始实施“高职百万扩招计划”。次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今明两年继续扩招200万”。从实际效果来看，高职院校三年累计扩招413.3万人。

此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高职扩招以后，生源更加多样化，除了原有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还有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的农民和在职的企业员工。

谈及这一现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感慨道，“高考报名人群的‘成分’变了”。

相关统计口径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公布的高考报名人数，除了有全国夏季统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还包括参加省级春季高考、对口招生考试、高职单招的中职学生，有的省份甚至将已经考上大学的专升本考生也纳入统计范围。

不同省份的统计表述略有差异。以甘肃为例，虽然今年全省高考报名人数约为24.78万，相比上一年扭减为增，但其中约20%（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综合评价录取、中职升学考试、消防单招等考生）并不实际参与统一高考。

要观察高考生源的变化，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地方是“高考大省”河南。该省高考报名人数常年居全国首位，但具体来看，2021年，河南省考生数量进一步增加至125万人，但如果剔除对口招生省统考6.98万人、专升本省统考18.74万人、高职单招已录取20.4万人，参加全国普通高考人数反而比上一年的85.7万人减少了6.63万人。也就是说，当年河南省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量主要来自职校，而非普高。

截至发稿，河南尚未披露2023年的高考报名数据。可以参考的是，河南省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省普高招生人数达78.44万人，这批普高毕业生构成本届统一高考最主要的生源。

由于近几年全国普高和中职招生人数仍在增加，可以预见的是，高考报名人数仍将持续增长。

高考报名人数持续增加，会拉低录取率吗？

从过往数据来看，2019年至2021年的三年间，全国高校录取率保持接近90%的水平。在2022年报考人数增加100万以上的情况下，全国高考录取率降到了85.04%，相比于1998年的33.86%，20多年间翻了2.5倍。

“现在考大学相比过去确实更容易了。”乔锦忠坦言，虽然2023年的报考人数继续大幅增加，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录取难度变大，理论上来讲，录取率取决于当年报名人数和招生计划。“这属于外部因素，个人是不可控的，考生和家长们不必太焦虑，最重要的还是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但是，省际的录取差异不容忽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林勇通过整理2018年各省份录取数据发现，清华北大录取率排名靠前的是三个直辖市：北京（0.603%）、天津（0.135%）、上海（0.098%），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是河北（0.016%）、广东（0.016%）、贵州（0.015%）、河南（0.014%）、江西（0.014%）。可以看出，排名靠后省份的清北录取率与排名最前的北京相差至少37倍。

同年，在985、211高校录取率上，排名靠后的省份与排名最前的天津分别相差至少4倍。

在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林勇建议，有关部门应按照“存量不变，增量调整”的原则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高考录取率省际公平，将高等教育分配公平的重点放在增量分配的改革上，做好增量部分的分配。

储朝晖的判断是，从高校招生容量的角度来看，2023年仍能够维持85%的录取率，所以能不能上大学，其实早已不是竞争的关键。至于能上什么类型的大学，不同考生对于竞争压力的感受或许会有所不同。

这里面有几个“台阶”。储朝晖称，能够站位尖部位置、进入一流大学的考生依然是少数，竞争也显然更激烈；第二层是进入普通本科，而非高职院校，因为高职招生规模占到高校招生总量的55%左右；再之后就是能否被录取了，所以真正有压力的是在边缘线上的人，“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能有学校上就行。”

中办、国办2021年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已明确，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按照高职年均（近三年）500万人左右的招生水平计算，未来三年间，职业本科每年将吸纳大约50万名生源。因此，职业本科也被解读为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关键一环。

“这相当于一种位移。”储朝晖向《财经》记者解释道，原先本科院校也会招收专升本学生——这是它们的重要生源之一，截至2022年2月，全国专升本比例已达20%。随着职业本科招生规模的增加，部分本科院校选择了退出，比如前不久，武汉纺织大学就宣布停止2023年普通专升本招生。

在教育部的文件里，职业本科被定位成“同等层次、不同类型”的普通教育。这一诞生于2019年的新物种，在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得到“正名”。

就在2023年5月22日，教育部网站最新公示了一批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其中，素有高职界“清北”之称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至此，全国共有33所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大学。

甘肃、江西、湖南等省份的“十四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显示，有超过十所高职正公示升格职业本科。

不过，职业本科能否被更多考生和社会所接受，今后的发展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

储朝晖指出，今后更多需要的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很多人始终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理解的‘高’就是去考公务员做官，现在这个观念要转变了，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2023年初，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的紧迫要求。”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立龙等研究者对中国2020年-2035年学龄人口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学龄人口总规模将从3.28亿人减少至约2.50亿人，学前、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分别在2020年、2023年、2026年、2029 年 、2032年达到峰值，之后进入快速减少趋势。

由于人口转变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有一个延迟的过程，可以预计，未来十年左右，高考适龄人口仍是持续增长的趋势，“招考热”同时延续。但窗口期过后，高校将不可避免地直面生源危机，这一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高校扩招20余年，办学规模已趋于饱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应强等研究者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根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给出的相关数据，无论是从校均规模还是从生师比来看，中国高校已不具备进一步扩招的能力。

2023年，全国1291万高考报名人数的另一面，是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58万人。一时间，“文凭贬值”“就业难”等现象再度引发讨论。

对于这一现象，乔锦忠提供了一种宏观视角。他介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缓解由此给国内增加的就业压力，中国高校自1999年开启了扩招，当时的做法是“简单摊大饼”，20年间基本就是顺着这一模式走下去的，导致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失衡。

“真正学术性的普通本科高校不应该占比太高，因为大多数学生最终还是要走向就业的。 ”乔锦忠告诉《财经》记者，在一些发达国家，应用型或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占整个国家高校数量的70%左右，但是在中国，根据他的初略估算，目前高职、职业本科和拥有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加在一起只在50%左右。

近年来，顶层设计也在回应如何优化各层次、类型的教育形式在高教领域的布局。最重磅的文件当属教育部2021年印发的《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关于引导普通本科高质量发展方面，这份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控增量，注重优化存量，避免贪大求全、盲目扩张。”

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各地对于高校设置更加谨慎。比如河南省，现在的思路是侧重区域平衡，支持没有布局本科高校的市域发展本科教育，新增高校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市域倾斜。

一个最新进展是，根据教育部近期公布的2023年度第一批和第二批实施专科教育高等学校备案名单，在44所新设（含升格）高校中，河南数量最多，占了11所，其中4所集中于省会郑州，另外7所分别落户于南阳、濮阳、商丘、周口、焦作、开封和洛阳。

设立如此之多的高校，似乎有迹可循。据《21世纪经济报道》，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刁玉华曾在第二届中原高等教育论坛上说：“河南高等学校的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校舍设备值在2019年达到峰值后，就开始逐步下滑，这说明现有的办学条件已无力支撑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需求，亟待增加新的资源。”

相比于外界对未来生源的忧虑，储朝晖更关心的是，“新设高校之后，有没有长期发展后劲？”在他看来，因为高校可以跨省招生，因此要从全国范围内考虑供求关系，并把好质量关，而质量并非一个绝对的指标数据，关键看是否促进学生成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储朝晖进一步说，在全球范围内，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是市场，即市场配置资源。然而，中国高校更像是行政管理体系下的一个附属机构。多年来，他一直呼吁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真正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这个关不过，很多高校都将面临淘汰。

“高等教育布局必然要受到人口约束，”乔锦忠判断，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会大量出现。同时，一些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由于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也会慢慢转轨应用型方向，“集中资源办特色专业。”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乔锦忠表示：“如果真正想往应用型方向走，就必须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可以尝试引入企业师资，甚至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不妨多听取一下企业、行业协会的建议。”

事实上，在中国此前漫长的高职办学实践中，一直有“订单班”“校企合作”的传统，但受到外部环境的挤压，质量严重“缩水”。于是，很多人开始怀念起“老中专”时代，那个时候，职业教育还是“精英式教育”。

不过现在，变化的信号或将出现。据称，河南此次新设的郑州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焦作新材料职业学院背后均有企业的影子。

无论是调控新设本科院校，还是加码扩容职业教育，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正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期。乔锦忠认为，这些举措都是在帮助各高校重新定位，建立“用户思维”，培养有创造力的人，从而真正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