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 网红考研名师张雪峰所在的公司，峰学蔚来宣布：

其公司“峰学蔚来”将从8月1日起实行四天工作制。

即“上二休一，上二休二”的休息制度，在保证周六周日法定休息的基础上，每周三也休息。

最关键的是，工资待遇不变。

对于此事，其公司工作人员也予以回应：

上四休三并非短期调整，会长期实施。

薪水不会因此变化，且公司还有寒暑假。

你酸不酸？我反正是酸了。

张雪峰的公司并不是个例。

去年3月，旅游平台携程曾推出“3+2”混合办公制，即3天在单位工作，2天在家办公。

今年1月3日，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乐视宣布，公司将实施每周四天半工作制。

即每周三实行弹性工作制，员工只要连续工作五小时。

这一天也被乐视员工称为“快乐星期三”。 

再往后，长沙、温州的两家初创公司先后宣布“做四休三”，四天工作制”的话题频繁登上热搜。 

然而，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四天工作制仍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事实上，尽管五天工作制实施已近30年，但许多公司的双休还未落实到位。

工作时间更长的“996”， 则被有些人称为“福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4小时。

如果按一天8小时工作时长计算，相当于全国打工人每周平均上了5.8天班。

在国际社会，历来有亚洲三大卷王一说：日本人不吃饭，韩国人不睡觉，中国人不放假。

但事实上，日本人是吃饭的，只是食量小。

韩国人也是睡觉的，只是睡眠时长少。

但唯独中国人，是真的卷，真的不放假。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日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27小时。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则更少，其中最低的深圳，每天只有1.94小时属于自己。

不得不说，论工作时长，中国人若称第二，世界上估计没人敢称第一。

与其五天摸鱼，不如四天好好干

2023年4月，长沙一家公司实行四天工作制的新闻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周三也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始人朱天赐从成立公司的第一天起，就宣布全体员工除双休日外，每周三亦可带薪休假。 

朱天赐说，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他第一次创业的失败经历。 

那家公司是一家MCN机构，主要为影视、综艺、动漫做渠道推广业务。

本该最需要创意灵感的工作，每次开会却都死气沉沉。

员工状态疲惫，团队缺乏沟通，久而久之积累起各种小矛盾，公司最终没能坚持下去。 

偶然有一天，朱天赐刷到了国外实行四天工作制的新闻报道，好处看起来数不胜数：

提高生产率、增加员工幸福感、降低离职率、减少失业、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他决定也试一试。 

新公司成立后，他鼓励大家在周三这一天休假，或上网冲浪，或外出游玩。

只需将自己看到的、觉得有意思的内容填写到在线文档中即可。 

通知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关注。

短短一天时间，就有上千人咨询招聘信息，朱天赐的手机不断有电话打入。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质疑他拿“做四休三”炒作，还有人怀疑这是一家诈骗公司，提醒应聘者警惕上当。 

这些顾虑都在情理之中。

毕竟， 目前全中国也找不出几家真正实行四天工作制的公司，而实际工作时长超出五天的公司则比比皆是。 

做四休三，听起来更像是存在于未来的美好想象。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少干一天活，就少一天的产出，对于公司来说也就少一天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想让雇主自主选择减少工时是不现实的。

如果一家企业主动将五天工作制改为四天工作制，说明雇主认为减少工作时间并不会降低产出。

也就是说，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的生存效率必须要提高。

巧了，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恰好表明，工作时长的缩短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2022年6月，英国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4天工作制试验，为期半年，共有61家企业的约2900名员工参与了这次试验。

今年2月21日公布的试验结果显示，71%的员工疲惫感降低，39%压力减轻，48%对工作更满意；

60%员工表示，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变得更容易，73%说生活满意度上升。

在工作效率上，员工“工作态度更积极，更加精力充沛”，所有参与企业员工辞职和请病假比例对比去年同期都出现下降；

有24家企业的收入同比增幅超过34%。92%的参与企业打算继续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18家企业打算把这一制度永久固定下来。

实际上，英国试行的每周工作4天，冰岛在几年前就试验成功了。

从2015年至2019年，冰岛有2500人参与每周4天工作制，他们当中有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有需要轮班的医院员工。

试验结果是，所有参加者身体更加健康、心情更加舒畅、工作效率更高，工作成果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增加。

2019年，微软日本公司试行了每周4天工作制，生产率飙升4成。

4天工作制效率提高，也说明过去6天、5天工作制的效率不行。

归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

英国给出的试验结果表明，员工少工作一天，多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分配到睡眠和育儿等事务中，实现工作和生活更好的平衡。

早在1986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缩短工时课题组”就发现，当时大部分单位每周工作48小时，有效时长却不到30小时。

迟到早退、上班看报、织毛衣的现象很常见。 

“缩短工时其实是减少冗余的工时投入。”

曾任国家科委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的武欣说。

他是1986年“缩短工时课题组”的重要成员，参与了中国由六天工作制改为五天工作制的决策过程。

武欣指出，如今私企的“内卷”与当年国企的“磨洋工”现象，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来说，都是“有效劳动”与“名义劳动”时间投入的比例问题。 

在英国工作了五年的黎湉去年入职了当地的一家市场营销公司。据她介绍，这家公司三年前就开始工时制度改革，最终在2022年7月确立永久性四天工作制。

员工可以选择周三或周五休息，以此保证工作日公司的运营需求。 

五天的工作量压缩到四天，黎湉起初有些不太适应。

每天从早上九点上班起一直忙到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还需要加班一两个小时。

大概半年后，她渐渐习惯了新节奏。

“之前工作五天，有时候其实在摸鱼。现在虽然忙一点，但效率提高了，时间也更加灵活了。” 

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睡眠、运动和自我提高，这可以间接提高劳动效率，形成正向循环。 

“假如有事要忙我也可以加班，没事可以多休息，而不是在公司坐牢。”乐视员工辛悦说。

来乐视之前，她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过着996的日子。

现在，她每周三最晚可以下午一点半到公司，有时早起习惯性手忙脚乱，突然发现是星期三，停下来的一瞬间顿时感到很幸福。 

路漫漫其修远兮

长期以来，勤奋、奋斗、服从的工作伦理观似乎已融入东亚打工人的血液。

诺奖得主科斯曾在《变革中国》中惊叹：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有一点恐惧。

朱天赐过去也认为员工必须非常努力、经历磨练才能得到成长，获得公司的信任与提拔。

复盘去年创业的失败经验，他觉得自己走入了误区：

只想着做业务挣钱，没有站在员工——尤其是年轻员工的角度思考问题。 

“时代已经变了，”朱天赐公司98%的员工都是00后。

“社会本来就应该给他们更开放、更包容的环境，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去磨练他们，让他们加毫无意义的班呢？” 

然而，尽管在多国试验中收获了一片叫好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地说，四天工作制一定“没问题”。

据报道，英国参与最近这次试验的企业，也并非全都对四天工作制齐声叫好。

一家派出800名员工参与试验、但最终选择放弃四天工作制的医药企业反馈说，“操作过于复杂”，后勤、技术、财务、人力等行政部门很难进行协调。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则发现，工作日减少会增加员工与企业的疏离感。

而且由于四天工作制下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有些员工更愿意工作五天。

此外，四天工作制能在多少行业推广仍是个未知数。

对教师和行政人员来说，四天工作制并不现实。

对传统制造业来说，转型也十分困难。

即使是在政府鼓励企业推广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新西兰，一些商业协会和组织也提出反对意见。

比如有涉及乳业的行业组织表示，农业部门员工不适合这种工作模式，原因是“牛羊不会说我们只工作4天，然后休息3天的”。

有媒体评论认为，自2020年以来，全世界四天工作制的试验节奏加快了许多，而这很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的结果。

对一些国家和行业来说，减少工作天数，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职场吸引力、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也能让员工有更多自主支配时间用来休闲、消费，从而提振经济。

然而，社会整体劳动时间政策的制定，并不能仅仅依据若干次小规模试验的结果。

对不同国情的国家以及不同性质的企业来说，四天工作制究竟“香不香”，短时间内恐怕还难有定论。

2020年，人社部在回复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中明确指出：

• 进一步缩短工时标准尚不具备现实基础，不宜在企业中广泛推行。

• 进一步缩短我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标准，需要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基础，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缩短工时会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带来较高的用人成本和负担，影响经济发展。

事实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缩短工时对产出效率的影响确实存在差异。 

参考法国2000年的情况，工作时间从每周39小时减少至35小时后，失业率由高于欧盟整体的10.2%下降至最低7.1%，但2008年后又持续上升到2016年的10.1%。

35小时工作制的反对者因此认为，工时过短使得法国劳动力在国际投资者眼中缺乏竞争力，导致外商投资减少，是法国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 

此外，多国经验表明， 缩短工时带来的就业岗位更多是兼职而非全职，而兼职者的收入往往与工作时长的关系很大。

人社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到2亿人，占总人口数量近七分之一。

但对于本就缺乏劳动保障的蓝领工人和灵活就业者来说，他们也往往最难从四天工作制中获益。缩短工时或将加剧就业不平等的情况。

即使四天工作制成为法律，也只是法定劳动保护的部分变化了。

如果企业所需劳动投入不变，实际工时依然可以是五天甚至996，区别在于是否为超出的工时支付加班费。 

令人遗憾的是，1995年实行40小时工作制至今，依然有不少人被排除在这项政策之外。

“上班996，生病ICU”说法的出圈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过去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飞速成长与劳动保障制度的缺失密不可分，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黎湉记得，有一次她想在周三休息日处理工作，刚上线五分钟就收到了经理发来的消息，询问她为何还在线。

黎湉解释说，这当然并非完全出于对员工的关怀，而是主管担心员工会申诉超时工作，或者被内部查处，给公司带来合规问题。 

“所以2030年之前能不能真正实现四天工作制，主要不取决于政策性调整或工时改制，而是取决于相关的配套措施能不能跟得上。”武欣总结道。

另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工时制度的改革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武欣说，30年前推行五天工作制时，中国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比重还很小，虽然工时改制也存在不少阻力，“但夸张地讲，一声令下，第二天事情就能办成。”

但是现在，对于私企而言，做四休三在短期内肯定是一件负收益的事。 

另一方面，不同企业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同样一条供应链，你上游我下游，老板肯定也有社会压力。”

九十年代也是尝试了五天半、隔周五天、四班三运转各种方式，在保证企业运营的前提下让大家看到效果，才全面推开了五天工作制。 

武欣分析道，想要加强企业动力，需要进行政策性引导，例如将单位劳动产出列入考察指标，对效率提升、产业升级的企业给予经济补贴和政策优惠。

这意味着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持。 

武欣说，当年缩短工时课题组设计了一百多个调研问题，报告修改了十几版，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门槛几乎都要被踏破，前后花费十年时间，才有了一个结果。

现在最大的难度在于要给足各方动力：员工收入要有保障、企业老板要有收益、政府管理要有政绩、国家产业要有正向提升。

目前，全国实行四天工作制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目前少数“做四休三”的公司更像是一种自发的“试点”。

毕竟，参与“全球四天工作制”试点的公司，企业规模普遍不大。

英国参与试验的61家公司中，66%员工人数不超过25人，拥有50名以上员工的只有22%。

美国方面参与的33家公司情况类似，仅有3家员工人数在50人以上。 

仍在招聘中的“周三也休”预计规模在30人-50人之间。

原本朱天赐也只是想试试做四休三能否提高员工积极性。现在意外得到外界关注，他反而产生了更大的决心和使命感，希望“周三也休”能成为一个示范。 

公司成立一个多月以来，他一直在探索工时制度新的可能性。

例如将员工分为愿意加班和愿意休息的两个小组，并给予前者加班补贴或次日调休；

规定迎新晚会、团建、年会等活动都按基本工资150%的标准支付加班费。

朱天赐还告诉我们，他打算取消不久后端午假期的调休补班，改为休假。 

“有人说我们是一家小企业，不具有代表性，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朱天赐说。

他理解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但如果我们变成一家大企业，代表我们有更多机会和能力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