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雅典称作雅典帝国，却没有把斯巴达称作斯巴达帝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知识：城邦是怎么回事？斯巴达和雅典的霸权又是怎么回事。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古希腊的城邦世界跟现代世界真的很像。现代的我们都隶属于某个民族国家，一般来说，在这个民族国家里面，我们会享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在古希腊，人们隶属于某个城邦，享有城邦提供的权利，也对城邦效忠。这种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历史的其他时段是基本看不到的。
城邦是怎么形成的呢？大概跟希腊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吧。一个来自古巴比伦或者古埃及的旅游者在探索文明世界的边缘的时候，大概会这么描述希腊：“这是一个布满了崎岖海岸线和无数山丘、小岛的地区，仿佛是被海神生气的时候揉成一团胡乱扔弃的陆地的半成品。”换句话说，海陆交错、关山阻隔。这样的地理环境天然促进小政治共同体的成长。
希腊城邦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个稳定的多国体系。城邦因其公共性质，享有其公民的忠诚，因此很难被征服。城邦本身的治理形式是公民（尤其是农业居民）的直接统治，也很难形成一个专职进行对外征服和管理的官僚体系。城邦公民通常也很不愿意向外人开放自身的城邦，这样就不存在吸纳外部资源、消弭被征服地方反抗的可能性。因为征服与被征服都相当困难，所以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稳定。
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希腊，有两个主要的城邦，一个是雅典，另外一个是斯巴达。斯巴达是老派霸权国家，在公元前六世纪，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结成了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号称“伯罗奔尼撒同盟”，许多大陆城邦唯它马首是瞻。
雅典则是后起之秀，它的兴起主要跟希波战争有关。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后，波斯人被逐出希腊本土，雅典为了防范波斯卷土重来，将爱琴海上的诸爱奥尼亚城邦统合起来，成立了所谓“提洛同盟”。“雅典人规定各盟国在准备对波斯的战争中所应缴纳的各种捐助，……其目的是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以保护他们过去所受的损失。……领导权是属于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它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他们的决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页）这就有点像北约。
但是随着波斯威胁的不断减退，雅典和它的盟友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威胁既去，盟国开始寻求自己独立的生活，不愿负担军费开支和军役，雅典人则开始利用在提洛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来谋求一己私利和霸权。古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如此说：“联军继续交付征款，但不肯按照分配的定额提供兵员和船只，因为他们很快就厌倦了军事服役，不再需要战争，极盼回家耕田，安享清闲。蛮族人已去，不再骚扰他们，所以他们就不必再为船只配备船员，也不必再派出士卒。……与此相反，客蒙（雅典当时的领导人）将大批雅典人配备到船上，不断更替水手。过了不久，他们就利用盟邦所给他们的工资反而凌驾于他们之上，成为他们的主人了。因为那些不服军役的人对于那些继续远航、经常携带武器进行训练的人抱有畏惧之感，转而奉承他们，结果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变成了从属的臣民而不再是联合的军队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94-395页）
很快，雅典就跟斯巴达发生了冲突。在公元前461年至446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在战争期间，提洛同盟中的雅典盟邦趁着雅典与斯巴达争斗的时机纷纷起叛乱，雅典人费了好大一番手脚才镇压住了它们。为了惩前毖后，雅典人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地区统治/治理结构。
具体而言，在公元前454/3年，雅典人以保障安全的名义将提洛同盟的公共金库提取到雅典，将同盟资金转变为盟国向雅典提交的贡金（税金）。公元前452年，雅典在镇压了小亚细亚城邦厄里特赖（Erythrae）的反抗之后，派出监察官组织了一个立法班子，强制其接受了一部民主宪法，并建立军事要塞加以监守。在公元前450年后，雅典开始向其盟邦派遣公民团，将盟邦的一部分公共土地分配给这些雅典移民。这些移民仍然保留着雅典的公民权，在当地军事屯垦。在这种情形下，移民不再是分裂自主的孢子，而是母国进行远程控制的手臂。这是一种崭新的制度，直接违背了古典城邦精神。雅典的统治结构中开始发生了国家和公民的分离，不复往日的公民共同体局面。
在公元前449年之后，雅典人开始利用同盟资金来兴建雅典的宏大建筑。他们为收取贡金制定严格的纪律、规定和程序，并命令各邦官员合作。同年，雅典发布法令，命令其他盟邦关闭自己的造币厂，将雅典银币的样式和度量衡标准强加给各个属邦。最后，在公元前447/6年，雅典人开始强迫其他城邦的公民对雅典宣誓效忠。于是，在这一年希腊人终于建成了一个“帝国”。
虽然我们现在把雅典霸权称之为雅典帝国，但这其实是近代人的称呼。古代希腊人自己是没有“帝国”这个词汇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原文中用的词在古希腊语中是主权、统治或权威的意思。但这是不是说近代人把雅典霸权称作雅典帝国是个错误呢？却也未必如此。
因为希腊人自己也是能意识到雅典霸权同古希腊的传统霸权大不一样的。公元前432/1年，一位科林斯使节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就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做了如下的比较：
“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将来会和你们作战的这些雅典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他们和你们多么不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啊！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敏于下定决心，也敏于把这个决心实现。而你们是善于保守事务的原况，你们从来没有制造过新的观念，你们的行动常常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他们果决而你们迟疑，他们总是在海外，而你们总是留在家乡，因为他们觉得离开家乡愈远，则所得愈多，而你们认为任何迁动会使你们即得的东西发生危险。……他们宁愿艰苦而活动，不愿和平而安宁。一言以蔽之，他们是生成自己不能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你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他们比较起来，使已经过时了的。在政治上，也和在任何手艺上，新的方法必须排斥旧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经验的雅典，和你们比较起来，是一个远为近代化的国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9至51页）
当然，做这个比较的科林斯使节是来向斯巴达求援的，所以有故意言辞激烈以求语出惊人之嫌。但是从修昔底德的笔下，我们确实可以在多处看出雅典霸权的迥异。在斯巴达与雅典的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从雅典叛向斯巴达的附属城邦数量是要远远超过相反方向的。很多城邦称呼斯巴达是希腊的解放者，而没有哪个城邦对雅典奉上相同的称号。
这跟斯巴达和雅典在国际关系上的不同做派有很大关系。
斯巴达人有一个致命弱点——它的国家是靠国家奴隶（所谓“黑劳士”）所支撑起来的，为了维持可靠的国内镇压力量，它特别不喜欢劳师远征。它更喜欢的做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结成双边同盟。在这些同盟关系中，斯巴达人占主导地位，但其同盟城邦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它们甚至可以在同盟大会上抱成一团来反对斯巴达的行动，或者在某一事态上督促斯巴达采取行动。
雅典人的统治就很不一样。不仅仅是雅典的敌对城邦将雅典比作希腊的暴君，雅典的领导者自己，如伯里克利，也曾经对雅典人说过这么一番话：“时至今日，你们像僭主一样维持你们的帝国，获得它可能犯下了错误，但放弃它则肯定是危险的。”这很明显是承认了一个事实——雅典的统治在传统希腊人看来是不合法/超常规的。
雅典人的统治首先是得益于他们强大的海军力量。爱奥尼亚地区的任何一个城邦都距离海岸线不远，大多数雅典的属邦依靠海外贸易来平衡进出口和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尤其是来自黑海的谷物），而其城市安全和贸易线路都掌控在雅典舰队监视之下。它们实际上处于无法组织反抗的地位。雅典城内有一位对雅典民主政治不满的不知名人士，日后人称老寡头，对此评论说：“陆上强国的属国小邦可以合兵一处，共同作战，（进行反抗）；但是那些隶属于海上强国的城邦是没办法联合起来的，因为大海横隔在它们中间，而统治者控制着大海。”
维持一支海军舰队无论是在古代和现代都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维持一艘满员三列桨战舰的费用每年平均至少需要300公斤白银）。许多城邦出于财政理由选择放弃海军，而向雅典支付贡金以购买海上通行安全和自由这种公共产品和服务。
除了不停在海上游弋的舰队之外，雅典人还在其许多属邦保持直接的军事存在。前面提到过的军事殖民要塞就是雅典人在当地的军事威慑力量。
但仅仅是凭借武力号令、勒索盟邦，还不足以使雅典成为众多希腊城邦眼中的极大威胁。威廉·弗格森在《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直接指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雅典极大地偏离了古典城邦的正轨，从一个城邦向单一领土主权国家演化。
这指的是雅典介入了其属邦的内部事务。虽然各个属邦仍然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是雅典人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剥夺的），但雅典人还是派出了一批官员（常任的或非常任的）来监视属邦的政治行动和人民的动向，监督贡金的收取。这是行政层面的介入。
在司法层面上，雅典人建立了某种超城邦的司法体系——雅典人和其属国公民之间存在的契约纠纷是在雅典的法庭上进行评判的，一切审判手续都依据雅典的法律程序行事；雅典属国之间的某些纠纷可以拿到雅典法庭上进行裁判；雅典人规定属邦的某些特定案子必须转到雅典进行审理，属邦司法机构进行处罚超出一定限度也可以到雅典进行重审。
在经济层面上，雅典，由于它的海军实力、它在爱琴海地区的领导中心地位、它为数众多的人口、它发达的工商业、它从同盟那里收取的大量现金、全提洛同盟都接受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标准，使其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心和进出口商号的集聚地。
对于那些依赖进出口贸易的盟邦来说，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市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雅典这种贸易中心地位和对整个希腊地区的政治领导也使得它掌握了一种有力的商业武器——商业封锁。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雅典人对麦加拉城邦封闭了雅典和其盟国的市场的时候，麦加拉就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灾难和可怕的饥荒。
雅典的财富、巨大的军事和消费需求还吸引着大批的盟邦公民。许多人来到雅典，在那里居住和工作。有超过一万名外邦移民居住在雅典进行商业或贸易活动，有更多的人直接为雅典的军事力量提供服务，充当水手和雇佣军。
最后，雅典还从意识形态上影响着它的属邦。这主要指的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对各个属邦的下层阶级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雅典也比较愿意在各属邦强行推行民主制度。举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实行贵族制度的雅典属邦密提林发动叛乱的时候，其下层阶级则倾向于雅典，要求同雅典议和。雅典的一个演讲者对此事评论道，“各城邦的人民对你们 （雅典人）是友好的，他们拒绝和贵族一起来叛变，或者，如果被迫而参加了叛变了的话，他们还是时常会仇视叛变者，因此，当你们和叛变者交战的时候，人民是帮助你们的。密提林的人民没有参加叛变，当他们得到武器的时候，他们马上自愿把城市交给你们。”（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4页）
我们能看出，雅典霸权的统治形态实际上处于某种城邦联盟到领土主权国家的中间过程中，不是国际联盟，但也还没到领土国家的份。对这种形态，最接近的描述，就是帝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帝国往往有着以下三个特点：一，其内部有着多元人口、文化、政区和治理架构；二，主权模糊，国家（单指帝国总体）合法性弱；三，在中心-边缘之间存在某种等级控制秩序）。所以近现代人将雅典霸权称之为雅典帝国还是合理的。
总之，古希腊人并没有从名称上把雅典霸权称之为雅典帝国，但如果求实不求名的话，古希腊人自己其实是把雅典霸权同普通霸权区分开来了的。换句话说，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帝国是一种霸权，但并不是所有的霸权都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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