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主义崛起、政治极化与堕胎权问题上的争议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行“堕胎是自由”集会。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以基督教福音派和天主教为代表的美国宗教保守势力在美国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有文章主要强调他们在思想方面对堕胎问题发表的看法，较少谈及他们如何通过参与政治议程实现自己的思想抱负。这些宗教保守力量通过控制共和党议程，同时借着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东风，成功实现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权利运动的反攻倒算，并且在未来极有可能推翻更多权利运动取得的成果。
世人广泛认为，1964年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历程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崛起，他在党内初选中对代表自由派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胜利，代表着两派力量在共和党内部的此消彼长，为1980年罗纳德·里根成功当选总统奠定了基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戈德华特所标榜的保守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在个人生活中不断扩张的影响，希望回归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及个人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利。表现在政策主张上，便是对联邦政府规模和税收的关注。正如里根所言，“政府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便是个问题。”因此在堕胎问题上，戈德华特支持女性自行决定是否堕胎，反对政府干涉。1967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经过多日犹豫后，签署法案，允许妇女在成为性侵或乱伦受害者，以及生理或心理健康受到威胁时进行堕胎，这是美国最早的将堕胎行为非罪化的法案之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党内的保守主义开始发生变化，强调宗教与社会保守价值观念的势力逐渐占据上风。里根与花生漫画的作者查尔斯·舒尔茨多次通信，其中一次提及，1970年的一期花生漫画让他重新思考堕胎问题，并回忆起了在签署法案前经历过的思想斗争。该则漫画提出的问题是，“假如有一位漂亮且高度聪明的孩子在天堂里等着降生，可他或她的父母认为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足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该漫画触发了里根去探究他所签署的法案的影响，听信了所谓的心理学家花上五分钟时间便认定妇女具有自杀倾向，好让她们得以实现堕胎的说法。在他签署堕胎法案近十年后，里根公开宣称该法案是个错误，妇女只有在遭受性侵、乱伦或有死亡危险时才可进行堕胎。
在个人观念之外，宗教保守势力对共和党日益增强的影响与控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共和党政客转向反对堕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权利运动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致使多元的声音与多样的生活方式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知晓和接受，却也引发了宗教与社会保守人士的恐慌，认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决心予以反击。老杰瑞·法威尔牧师在1976年决心摒弃政教分离的原则，举办了一系列集会，宣扬他的保守社会主张。与同一时期的“基督之声”一道，他在其后成立的“道德多数派”组织在动员草根宗教保守分子参与政治、游说政府官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组织在美国南方的深厚根基又吻合了共和党自尼克松时期开启的“南方战略”，即侵蚀民主党在美国南部的根基，宗教保守势力与共和党一拍即合。
得到宗教保守组织背书和支持的候选人有更大的胜选机会，作为回报，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未来能继续胜选，当选的共和党政客乐于推行宗教保守组织的社会主张，反堕胎从此成为共和党政治纲领的组成部分。在此情况下，老乔治·沃克·布什尽管早年担任联邦众议员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支持堕胎权利，后来也转而反对堕胎，以便更好地担任里根竞选搭档的角色。对老布什满心疑虑的社会保守分子还特地让老法威尔接近他，以便影响老布什的观点。堪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鲍勃·多尔在1974年竞选连任时，在尼克松政府深陷水门事件丑闻的不利环境下，利用了前一年的“罗诉韦德案”大加造势，将堕胎权问题拔高为重要的竞选议题，最终险胜曾行医数年的对手。事实上，据他的许多助手回忆，多尔本人并非一个坚定的反对堕胎权利者，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坚定地依照反对堕胎权利的观点投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96年总统竞选时，多尔明确表示在堕胎权问题上的观点不会成为他挑选竞选伙伴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呼吁共和党修改纲领，容许在堕胎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表达，以吸引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人和独立派人士。他甚至不再支持共和党自1980年以来便一直推动的将禁止堕胎写入宪法修正案的要求，希望能在孕妇健康等问题上留下特例，结果引来宗教保守势力的不满。坚持维护女性堕胎权利的戈德华特对此感触万千，对多尔说了如下一番话：“现在我们成了共和党内部的新自由派了，你能想见这一天吗？”
二、美国政党政治极化
宗教保守势力之所以能对共和党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和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密不可分。在“罗诉韦德案”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内部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自由派，杰拉尔德·福特在尼克松辞职后继任总统时，便选择自由派的洛克菲勒担任副总统一职。与此同时，在民主党内部，持保守观点的政客也不在少数，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便大谈宗教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开创了现代美国总统竞选中主动引入宗教因素为自己拉票的先河。在堕胎权问题上，除了不支持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外，卡特与福特在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并无二致，即都主张只有在危及母亲生命，或涉及性侵和乱伦问题时方才堕胎。
国会于1976年通过的《海德修正案》，进一步反映出当时两党在堕胎权问题上的复杂立场。作为拨款法案的一部分，《海德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资金不得被用于实施堕胎，只有在危及母亲生命，或涉及性侵和乱伦问题时除外。鉴于换届选举即将来临，且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每个联邦众议员选区均组织力量游说，国会众议员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经过两次投票，众议院以207对167票和199对165票，通过了《海德修正案》，其中有超过100位民主党众议员投票赞成，超过30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反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由派共和党人逐渐式微的同时，保守派民主党人的生存环境也愈发恶劣。自尼克松时代开启了“南方战略”后，在种族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选民开始倾向共和党。共和党先是逐步夺取了南部州政府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进而在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40多年来首次获得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得益于美国社会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与恶化的经济形势，保守派民主党人通过2006和2008两次国会选举收复了一些席位，在2010年中期选举前，反堕胎的民主党人仍旧占到本党众议员人数的约1/4。但2010年中期选举的惨败使他们大量退出政治舞台，2020年选举后，反堕胎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仅剩一人。国会民主党部分议员的“保守主义”主要存在于经济政策、福利政策方面，基本不涉及包括堕胎权在内的社会和文化议题。
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治立场上的极化同样体现在参议院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选民会将自己的总统选票与参议员选票分别投给不同党派，因此即便是在共和党担任总统的1980至1992年间，民主党在南方与中西部的参议员选举中仍旧保持了相当的竞争力，即使是在里根取得压倒性胜利的1984年，民主党仍在参议员选举中净增两席，同时守住了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等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1994年共和党重夺参议院多数权后，亚拉巴马民主党国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宣布转投共和党，此后也顺利连选连任。在此之后，民主党在南方与中西部的联邦参议员选举之路愈发艰难。比尔·克林顿与他的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尽管均来自南方，但他们所代表的“新民主党人”拥抱社会文化方面的自由主义，只是在社会福利、经济政策方面较为保守。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推行的医疗保险改革将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此前借着民主党在地方经营多年搭建起的政治影响的余热，以及民众对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形势的不满，于2008年在参议院拥有57席，其中包括北达科他、南达科他、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等州的席位。再加上改投民主党的宾夕法尼亚联邦参议员阿兰·斯派克特，以及两位经常投民主党票的独立派联邦参议员，民主党拥有了破除共和党阻挠议事的60票。经过诸多意见交锋与妥协，所有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均投票支持奥巴马医改，这让他们在此后的选举中处处被动，逐一败选或主动退休，哪怕是之前数次连选连任的资深参议员也不例外。
多年的政治演进，造成两党参议员在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泾渭分明。在目前的民主党参议员中，仅有代表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瑟夫·曼钦仍持反堕胎权观点，之前与他持同一观点的宾夕法尼亚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凯西（他的父亲恰好是1992年关于堕胎权的凯西案的当事人）已转换立场。在共和党参议员中，也仅有代表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和代表阿拉斯加州的莉萨·穆尔科斯基支持堕胎权利。
三、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与堕胎权之争
在立法议程之外，两党在政治立场上逐渐清晰的分野也影响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在21世纪前，鉴于两党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参议员，单一议题上的观点并不能明显区分两党，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在参议院较容易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并且经常是以个位数甚至零反对票的结果得到通过。总统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尤其是任内的第一位候选人时，也通常会选择观点中正、从宪法出发的人物，以求赢得两党参议员的高票支持，维持与参议院的良好关系，以便为后续提名打好基础。即使是在堕胎权问题上右倾的里根，提名的第一位大法官也是明确表示尊重“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桑德拉·戴·奥康纳，这令宗教保守团体大失所望，却以99比0的高票获得参议院通过。直到1986年第二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时，里根才选择了较为保守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对斯卡利亚和里根政府而言幸运的是，参议院刚就里根提名继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法官威廉·林奎斯特进行了激烈辩论，无暇仔细盘问斯卡利亚。再加上参议员们也不想搅扰了任命第一位意大利裔大法官这一历史性时刻，因此斯卡利亚获得了98比0的高票通过。
在法律与政治理念外，参议院对待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的态度还取决于现有法庭上的力量对比。具有保守思想的伯克一旦获得参议院确认，便将取代最高法院的摇摆票刘易斯·鲍威尔法官，因此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能够团结一致，反对伯克的提名，哪怕他们中的不少人骨子里认同伯克的保守观点。此外，伯克在民权问题上的判决记录并不像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描述得那么不堪。这场斗争给初入参议院不久的肯塔基共和党参议员米切尔·奥康奈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伯克遭遇不公正对待的他暗下决心，打算日后向民主党复仇。
在伯克闯关失败后，围绕着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党争稍息。里根转而提名的另一位保守派法官道格拉斯·金斯伯格，却被曝出他在哈佛法学院任教时曾多次吸大麻，这对当时的两党参议员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金斯伯格主动退出。里根提名的下一位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最终获得参议院97比0的高票通过。当自由派大法官小威廉·布伦南在老布什任期内宣布退休时，他的继任者再一次成为焦点。得到提名的大卫·苏特被广泛认为是个保守派，全国妇女组织和有色人种促进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但与曾多次撰写判词的伯克不同，苏特极少留下相关记录，老布什得以在提名苏特时表示并不清楚他对堕胎权和肯定性行动（即在招生录取等方面考虑申请人的族裔，以纠正多年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造成的社会不公）的看法。此外，苏特的智识水平给参议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只有9位民主党参议员投反对票，90位参议员投票赞成。在1992年的凯西案判决中，奥康纳、肯尼迪与苏特均投票支持堕胎权，这在令保守派大为光火的同时，或许也能让参议员们感到欣慰；他们并没有看错人。与之相类似，克林顿总统提名的鲁斯·贝德·金斯伯格被认为是温和派，而史蒂芬·布雷耶取代的是同样持自由派观点的哈里·布莱克蒙，因此也获得了参议院的高票通过。
然而，1991年老布什总统提名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引发了巨大争议。他所要取代的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大法官、担任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律师的瑟古德·马歇尔，托马斯本人却极度保守，尤其反对肯定性行动、缺乏判决经验，这对自由派而言无异于一记耳光，让他们记起数年前里根提名伯克的尝试。此外，就在听证会结束后，托马斯前同事安妮塔·希尔站出来指控他曾多次对她进行性骚扰。时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拜登迫于外部压力，只得重开听证会，请希尔出庭作证。曾经在否决伯克提名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拜登这次却表现不佳，未能传唤希尔之外同样对托马斯提出指控的潜在证人，且任由委员会中的共和党男性同僚质疑希尔的可信性。与此同时，讽刺的是，托马斯引用非裔美国人的血泪史，称这场听证会是委员会“对一位自豪的黑人的高科技私刑”。托马斯的非裔身份给了他伯克所未曾具有的保护，再加上男性统治的参议院对女性的不信任，以及民主党内部仍具相当影响力的保守派的存在，致使在参议院拥有57对43席优势的民主党阻止提名失败。共有11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托马斯，而仅有2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托马斯的提名最终以52对48涉险过关。
围绕着托马斯提名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预示着未来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党同伐异时代的到来，这在21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林奎斯特于2005年去世后，小布什提名约翰·罗伯茨继任，二者均持保守观点，且罗伯茨在听证会上明确表示尊重“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他的提名原本不会引发太大争议，但仍有22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接近林奎斯特当年遇到的阻力。事实上，在肯尼迪于2018年退休后，罗伯茨成为了新的最高法院摇摆票。换言之，他并不像自由派参议员们所描述的那样保守。更大的争议在小布什提名塞缪尔·阿利托取代奥康纳时来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明确表示了对他的反对，上一位遭到该组织反对的正是伯克。在听证会上，阿利托拒绝表态尊重“罗诉韦德案”判决，时任伊利诺伊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直言小布什此举是“为了安抚共和党的极右翼”。部分民主党参议员考虑实施阻挠议事，以阻碍阿利托的提名获得确认，只因他们的民主党同僚忧心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最终有40位民主党参议员和1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提名，仅有4位民主党参议员赞成。共和党参议员也几乎全体反对奥巴马提名的头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她们分别得到了9张和5张共和党参议员的赞成票，尽管她们取代的也都是自由派大法官，不会对法庭的力量对比构成影响。共和党参议员此举既是对民主党的回敬，同时也是迫于他们的领袖麦康奈尔的压力，即最大限度地阻碍奥巴马政府的施政。2013年，对麦康奈尔滥用阻挠议事战术感到忍无可忍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废除了该程序在审议所有总统提名人选中的存在，仅保留其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中的作用。
四、对未来最高法院的展望
2016年与2020年的两次争议开启了一个可怕的先例，即只有当总统与参议院多数党属于同一党派，或总统遵从参议院多数党对法官立场的偏好时，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方才有通过的可能。就参议院选举版图而言，民主党愈发处于不利地位。如前所述，民主党整体投向自由派使该党在大城市较少、乡村遍布的南方和中西部地区竞争力锐减。事实上，2014年选举前，算上两位大体赞同民主党观点的独立派参议员，民主党在参议院仍拥有55个席位。可2014年选举净输9席的惨败使得民主党让出了参议院的多数权，奥康奈尔这才有了拒绝考虑奥巴马提名人选的资本。更不利的是，在输掉的9席中，蒙大拿、南达科他、伊阿华、西弗吉尼亚、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短期内恐怕都将牢牢掌握在共和党手中。与之类似的是，2018年选举见证了北达科他和印第安纳现任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的败选，特朗普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吹嘘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舒默的回应是“当总统为赢得北达科他和印第安纳而沾沾自喜时，他其实已经有大麻烦了”，言下之意，是共和党在此类州取胜是理所应当的。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多数派意见在结尾写道：“宪法并没有禁止各州公民监管或禁止堕胎。罗伊案和凯西案僭越了这一权力。我们现在推翻那些判决，把权力交还给民众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共和党占统治地位的州内，这意味着党内初选的获胜者基本等同于大选的当选人，候选人必须持极端保守的立场方能胜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参议员在堕胎权问题上持极端立场。更何况，2016年与2018年选举均表明，相比于自由派，保守派对最高法院有着更大的热情，更愿意参与选举。
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异常脆弱，而现任保守派大法官均身体健康，短期内不会出现空缺。即使是在选民热情高涨、民主党四面出击的2020年选举后，该党也仅拥有50席，得算上副总统哈里斯的决定性一票，方能掌握参议院多数，任何一位高龄参议员的去世都将使参议院权力易主。鉴于金斯伯格的教训，年老的布雷耶大法官刚刚退休，为年轻的凯坦吉·布朗·杰克逊所取代，以防夜长梦多。毕竟由于通胀危机严重，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的支持率较低，民主党很可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后丢掉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共和党也极有可能在2024年重夺总统席位。此外，由于政治极化严重，选民越来越倾向于在各级选举中把票投给同一党，这对2024年需竞选连任的蒙大拿、西弗吉尼亚与俄亥俄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极为不利，除非出现战争或经济高速发展等特殊情况，否则该党至少在2026年前都很难重夺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因此最高法院年龄最高的两位保守派法官托马斯和阿利托有极大可能还是会为共和党中意的候选人所接替，继续维持保守派在最高法院中的优势地位。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与权威性饱受质疑。在制度设计之初，最高法院大法官之所以能够终生任职，为的是使他们独立于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能够对涉及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的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尤其是判断行政部门的行事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合乎宪法。除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立场的法官外，大多数法官都能对具体的案件进行个案分析，考察它们是否合乎宪法，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如前所述，审理1992年凯西案的三位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站在了多数派一边，维持了“罗诉韦德案”。有鉴于此，再加上当时两党意识形态分野并不泾渭分明，因此保守派在寄希望于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反堕胎写入宪法，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而，两党间意识形态分野逐渐明晰，党派间关系急剧恶化，导致堕胎权问题成为了你死我活斗争的一部分，掌握了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极力推动任命反堕胎权的法官，并将其作为向选民邀功的一部分。2016年竞选辩论时，最高法院空缺尚未填补，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提名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法官。这一目标在最近的判决中得以实现，志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特朗普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吹嘘自己功绩的机会。与此同时，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大呼上当，称卡瓦诺在与她会面时明确表示不会推翻“罗诉韦德案”。这也开启了更为危险的先例，即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为了获得参议院确认，不惜扯谎。
与对宪法尚有敬畏之心的老一辈法官相比，新上任的保守派法官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以回报将他们推上席位的共和党总统与参议员们，同时羞辱自由派民主党人。早在听证会时，便有参议员质疑，围绕着卡瓦诺性骚扰案件的争议可能会令他满怀怨恨，越发变本加厉地贯彻自己的主张。经历非议的巴雷特法官也是如此，在她的主导下，最高法院改变了基本不介入持枪权的做法，宣布诸多限制公共场合隐蔽持枪的州法违宪，这对控枪事业构成了严重威胁。托马斯亲自撰写了该案以及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的多数派报告，而这还仅仅是保守派利用本届最高法院推行自身主张的开始，据悉托马斯对推翻2015年最高法院以5比4确立的美国同性恋婚姻合乎宪法的裁定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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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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