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贬值、能源被禁、通胀攀升，“安倍经济学”背后的阴影

▲  安倍晋三2019年9月11日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 / 图）

1960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被国内极端右翼分子刺杀，侥幸生还。62年后，他的外孙、另一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却未能幸免于难。

2022年7月8日上午，安倍晋三在日本奈良市公开演讲时遭遇枪击，送医抢救后宣告身亡，时年67岁。

安倍是首位出生于二战后，也是日本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他提出的“安倍经济学”在近十年里长期主导着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社会的“通缩”问题，并有效提振了出口。

自俄乌冲突、美国开启加息周期以来，美元回流导致日元成为近期贬值幅度最大的国际主要货币。其原因在于，安倍经济学长期奉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使日元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套息”工具。

2022年6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命令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开发项目“萨哈林2号”国有化，参与其中的日本企业三井物产、三菱商事面临被踢出项目的窘境。

与此同时，战争引发的输入性通胀、日元过度贬值抬高了原材料进口以及居民生活成本，日本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愈发显得“鸡肋”。经济复苏陷于停滞，物价却拾阶而上，针对加息的呼吁甚嚣尘上。

市场担忧，日本央行为了维持国内经济增长，会放任日元继续贬值，即便由此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日元过度贬值不仅会引发亚洲其他国家货币抛售潮和竞争性贬值，进一步削弱其他国家的出口能力，二者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导火索。不过，日元震荡对周边国家“破坏力”已大不如前。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测算，日本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由1996年的8.8%左右下降至2021年的3.7%，减轻了竞争性贬值的压力。与此同时，大多数亚洲国家业已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不断加强外汇储备，为可能到来的金融风暴增厚了“安全垫”。

安倍经济学是日本“失去20年”的转折点，此后日本经济迎来了难能可贵的10年恢复期。但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局面，这一策略已显出“捉襟见肘”之势。

“日元贬值、能源被禁、通胀攀升”三支利箭同时射向日本经济。安倍的经济遗产还能留下多少？

2022年国际市场最为瞩目的事件之一，要数日本央行与空头间的“汇率战争”。6月24日，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36日元，创下24年来的新低。

作为美债第二大海外持有国，日本在过去几个月大举抛售美债。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日本今年3月份单月天量减持739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今年前4月日本总共减持美债1078亿美元。

若细究根源，在于美联储2021年11月开始的升息，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紧缩。日本正是从2021年12月份开始连续减持美债。

“因为日本央行长期奉行低利率，加上日本是国际最活跃的外汇交易市场，所以日元一直是国际资金‘套利’的首选货币。”在上海某外资银行担任外汇分析师的陈斌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由于日本央行长年保持低息、低通胀，投资者会在日本低息借钱，然后购买美债获利。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大资金会将手中日元兑换成美元，相当于做空日元。

随着美联储加息，资金回流美国，日元面临大幅贬值。尤其今年美联储6月会议中大幅加息和欧洲央行6月会议宣布即将首次加息，国际资金押注日本央行很可能会放弃低利率政策。

于是，市场资金和日本央行开启“多空大战”。6月15日，日本10年日债期货盘中创2013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并两度触发交易所熔断机制，最终收于0.271%，高出日本央行制定的2.1个基点目标。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很快回击。他在6月17日上午明确表示，继续以0.25%的收益率基准无上限买入10年国债。央行秀完“肌肉”，10年日债利率很快重新回落0.25%下方。

以制造强国的日本注重出口数据。安倍经济学中低息、“弱日元”的经济政策能够提振出口贸易，对于手握大量海外资产的大型财团尤为有利。

譬如日本索尼集团，据其2022年5月发布的2021年度财报（截至2022年3月）显示，集团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6％，达到1.2023万亿日元，是历史上首次突破1万亿日元大关。

还有丰田汽车，2021财年显示，其营业利润同比增长36％，达到2.9956万亿日元，刷新了日本企业史上最高纪录。丰田在财报中解释，2021年利润大涨除了疫情恢复和产量增加的因素外，日元贬值趋势也起到助推作用，吸收了原材料升值带来的利润下滑部分。

这些大企业会将海外利润换回日元，日元贬值幅度越大，最终换得的日元也越多，足以覆盖因为贬值导致的原材料进口上涨。

这些资金能够进一步提升员工待遇，进而有望拉动消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连”6月公布了日本大企业2022年夏季奖金的第一次统计结果，16个行业105家企业的平均协议金额为92.9259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57万元），同比增长13.81％，是这一数字4年来首次由负转正。

但日元贬值是一把“双刃剑”，同样会增加企业进口成本、抬高物价、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后。

从3月上旬起，大型商社就向日本政府主张保留与俄罗斯能源合作权益的好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终在3月31日的众议院大会上明确表示“不打算撤出”，这与退出俄罗斯业务的美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

目前日本在俄远东的能源投资包括“萨哈林1号”项目和“萨哈林2号”，二者涉及原油和液化天然气（LNG）出口。萨哈林1号项目的日方投资人包括日本经济产业省、伊藤忠商事及丸红商社，2号项目则由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投资。俄乌战争后，英国壳牌、埃克森美孚相继决定退出萨哈林1号和2号项目，股东仅剩俄方和日方。

日本能源长期依赖进口，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2020年从俄罗斯进口的LNG占到总进口量的8.2％，原油占4.1％。在俄对日能源供应中，约一半原油进口来自萨哈林1号和2号，全部LNG进口量来自于萨哈林2号项目。

萨哈林1号和2号为日本提供了低价能源，尤其是LNG，几乎是一条为日本“量身定制”的能源线，其年产量为1000万吨，其中600万吨供给了日本，而且采购成本是市场现货价格的几分之一。日本一旦退出，原本就趋于上涨的电价和燃气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抬高通胀。

日本政府决定暂不退出上述项目，但仍表示将减少俄罗斯煤炭进口。直到6月27日，在德国举行的G7峰会上，岸田文雄就粮食安全问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主张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是由于七国集团制裁俄罗斯，这完全是满嘴谎言。”

6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命令将萨哈林2号项目的运营转交给俄方新成立的法人，无偿转让现在运营公司的资产。日方参与该业务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今后有可能被排除出运营框架。

“两家公司有较大概率会被取消资产和运营权。”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虽然在G7等发达国家中，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意愿相对“消极”，但岸田文雄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缺乏一定经验。

“岸田文雄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定误判。”暨南大学教授、国际化智库（CCG）研究员吴非同样指出，“岸田文雄和前任安倍采取了不一样的立场，安倍在美、俄关系上采用了更平衡的手段。”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即便是在冷战时期和苏联解体后，苏联和俄罗斯也并未停止对欧洲等国的天然气供应。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也逐步意识到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重要性，加之日俄间北方四岛问题悬而未决，最终促成了萨哈林项目的开发。

“俄罗斯这一手相当‘巧妙’。” 赵宏伟形容，根据双方的股权结构，日方总共占到出资比例的22.5%，俄方大股东天然气工业公司为50%+1股。俄方成立新公司后，外国企业需要在1月内向俄方明确是否同意收购，如果不同意，就要将原有股份出售给俄罗斯。

日本媒体评论此举为“离间计”。如果日方同意参与新企业经营，俄罗斯就等于变相突破了G7等国“不对俄投资”的经济制裁政策。

当下俄方仍将维持和日本电力的采购合同（直到2029年）。倘若失去合资公司经营权，日方将自2030起只能从市场上高价购买天然气现货。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俄方直接撕毁采购协议，日本陷入能源危机。

日本能源研究所理事长寺泽达撰文指出，“以俄乌战争为契机，能源贸易的重组将加快脱钩。能源严重依赖海外的日本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比欧洲更加脆弱。”

能源紧缺的副作用已经出现，根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日本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综合指数为101.6，比上年5月上涨2.1％，连续2个月涨幅超过2％。仅能源购买就将CPI推高了1.26个百分点。当月全国电费上涨18.6％，汽油上涨13.1％。

依靠日元贬值推动的出口金额增长，正在被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输入性通胀侵蚀。

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机构接连破产后，日本社会长期处于通货紧缩，低温经济导致企业对设备和人才投资停滞不前。低增长、低消费、低通胀，成为社会常态。

为了恢复经济活力，日本在2001年成为第一个尝试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发达国家，但经济始终难有起色。

2012年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安倍正式提出自己的“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被总结为三支箭理论，第一支箭是指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通缩问题。第二支箭指灵活的财政政策，旨在调整公共债务。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民间经济发展。

安倍的首要目标就是将“通缩”转变为“通胀”。通胀并非完全的贬义词，虽然通胀指向了物价上涨，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提升市场活力。

2013起，日本央行决定通过量化宽松大幅增加购买日本国债和风险资产，2016年初，部分银行开始实行负利率，政府逐步成为债务、股市等金融资产的最大买家。2016年9月，日本央行启动“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固定在0%附近，并且不设置政府购买上限，以此调整货币投放力度。

上述系列措施一度让经济由通缩转变为接近2%的通胀目标，日本的名义GDP也从2012年开始持续保持增长，这是1990年代中期后首次。

通缩背后是大众减少消费，商品销售艰难，致使企业减产，甚至降薪裁员。“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如果没有达到2%，意味着东西卖不出去，企业不怎么赚钱。通缩比通胀更可怕。”生活在日本逾36年的赵宏伟深有感触。

他曾为一家日本大型商社担任中国投资顾问，公司原先想要在中国投资产业园，和地方政府谈好了，银行甚至愿意拨放低息贷款，但最终项目失败，即便当时公司在银行账上还趴着两千多亿日元的现金。

“日本也存在这样的大企业病，厌恶风险、不爱花钱。”结果就是，企业不扩大、不扩员，员工工资涨不了，更不用说对人才和新技术的投资。现实是，大企业将钱投到海外，国内经济在一轮轮货币宽松下仍然没有起色。

这种对风险的极端厌恶，被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称之为“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辜朝明曾担任安倍政府经济顾问。

他指出，日本正是由于所有人都将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即便有机会也不愿意贷款，或是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结果是，央行的量化宽松无法发挥效果，大量资金囤积在金融体系当中，无法进入实体经济。

安倍想要通过量化宽松（第一支箭）和政府举债（第二支箭）带动民间经济发展（第三支箭），却无法解决由老龄化和少子化引发的人口结构问题和企业投资意愿问题。

然而更糟糕的是，伴随上述能源危机和日元贬值问题，企业和居民的消费价格先涨了起来。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5月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增长43.3％，其中，以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为主的合同贸易部分涨幅为26.3％。

如今，安倍的第一支箭失去了用武之地，第三支箭也难以发挥作用。

根据日本内阁府5月数据，日本一季度GDP再度出现负增长，按年率计算下降1%，自2021年三季度后再现下滑。

因疫情和地区冲突原因，多数发达国家GDP表现均难如人意，但瑞信董事总经理陶冬撰文指出，过去十个季度中，日本经济在六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日本经济在疫情衰退后的复苏情况，远远落后于欧美经济，“贸易收支恶化和消费停滞是主要的原因”，具体来看，贸易的经常项目收支从盈余变成赤字。

陶冬分析，首要原因是能源价格的暴涨，给日本带来石油危机以来最大的经常收支逆差；其次是供应链出现混乱，冲击了生产和出口。最后是日元汇率大幅度贬值，进口成本大增。

尽管如此，整体而言，安倍经济学在刚推出时颇有成效。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统计，安倍经济学实施前，2008年到2013年一季度的CPI增长率平均为-0.3%，实施后从2013年春季到2020年秋季上升到正值，平均为+0.5%（剔除消费税影响），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

就业同样出现增长。安倍上任时国内的就业人数为6263万人，到2020年9月离任时增加了400多万人。特别是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增加。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失业率从4.3%下降到3.0%。

为了应对老龄化、优化政府收入结构，安倍顶住舆论压力，上调了两次消费税，在2014年4月把税率从5%提高到8%，然后在2019年10月提高到10%。

“现在日本的贸易协定FTA基本都是安倍谈妥的。”赵宏伟补充，安倍不仅和美国、欧盟等多国建立了全球首个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CPTPP），也不忘加入由东盟和中国等国参与主导的区域协定RCEP。

“可以说（经济方面），安倍是相当务实的，目前日本的对外开放框架基本都是由他一手搭建。”

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就任后，日本经济因新冠、地区冲突等多重原因再度陷于停滞，物价拾阶而上。岸田文雄在经济方面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理念，意图在改善分配方面更进一步进行改革。

7月1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自民党单独获得过半议席。这意味着，岸田文雄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完成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士任命。

包括安倍的亲弟弟、日本防卫相岸信夫，隶属自民党安倍派的经济产业相萩生田光一等人能否留任，将成为焦点。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也将于2023年4月届满离任，总裁一职需获日本国会通过，并由内阁正式任命，作为首相的岸田文雄有提名权。

若萩生田光一、黑田东彦相继离开，考虑到日元贬值和能源上涨压力，“安倍经济学”能否被继承仍是个谜。

（应受访者要求，陈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