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与书:他们的爱情观,我的北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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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 爸 与 书
今年的4月7日,北京大学公众号发文《北大教授林毅夫:真正的书房在心里》,读完转发朋友圈之际,不少往事与感受涌上心头。
到了办公室,看到新得一份电子书年卡的礼物,信笺上写“赠吾友——愿不再惧怕每个不眠之夜”。也一直在琢磨为今年的“父亲节”写什么,那就写写爸爸与书的故事吧。
显然,这话题要从我这个女儿的视角谈起。人生中对书最初的印象,是与爸爸一起去大桥镇上的书店。一进门,油墨书香扑鼻,眼前是一大长排木制柜台。
那时候还小,个子还不到柜台高。爸爸让店员拿书来给他翻阅的时候,我牵着爸爸的衣角,什么也看不着。使劲踮起脚尖,看到柜面背后那壮观的一柜柜书。爸爸拿着一本书,倚着柜台就读起来。
读书时的爸爸好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周围的人来人往、店员的说笑唠嗑,都与他无关。我呢,又着急时间过得好慢,又好奇书里面究竟是什么世界,又不敢打扰爸爸,问他究竟看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就这么着要过好久,爸爸会把书翻过来,看看价格,大多数时候都恋恋不舍地还给店员。
也有些时候,爸爸会下定决心买下一本书来,那时店员会用一张白纸,仔仔细细将书包起来系好,再交给爸爸。那样的话,回家路上爸爸的心情总是十分好,一路哼着他爱的曲子。
上坡弯腰使劲的时候,下巴的胡茬子,甚至会蹭到坐在自行车前杠上的我的额头。下坡时微风拂过,车前杠上的我,如同电影《泰坦尼克》里,露丝在船头迎着海风的经典镜头那般,觉得惬意。
书曾是奢侈品这件事,如果讲给燕园里的学子听,大抵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解释的。
现在有的是各种免费就可以读的电子书;鲜有什么书会昂贵到需要节衣缩食来买的程度。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人们见面打招呼还是“吃了吗”,显摆自己有社会地位。常用标准就是经常去别人家吃了“六大碗”或者“八大碗”。
书这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用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奢侈品。更何况,有的书的价格可以昂贵到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三年前的“父亲节”,我在《父亲的礼物》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读书、买书,对于农村人,已经太奢侈;而读大学、当作家,对一个已婚、还应承担养家责任的苏北农村青年来说,是奢侈至极的梦想。而我很幸运的,拥有了这样奢侈的父亲,更有和他一样奢侈地支持爸爸的母亲。
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争取到一个给邻近公社当新闻报道员的机会。我再陪父亲去书店时,记得有一本巨大的《辞海》缩印本。父亲几次让营业员拿给他翻看,然后又依依不舍地给放回去。
我至今记得,这本书的价格是22.2元,而那个时候父母的工资大都要交给正供着两个读大学叔叔的大家庭。如果母亲不精打细算,就不会有一分钱积蓄。
母亲那时的工作,是在一个社办小厂子用机床烤压塑料瓶盖。这工作很辛苦又没有额外的收入。父亲要买《辞海》,母亲一个月工资只有21元。于是,因为曾经学过内线电工和电氧焊技术,母亲想向厂里争取修理电动机的活儿。
母亲的辛劳,换来我记忆中一个特别欢乐的场景:有个周末,父亲从邻镇厂子下班回来,看到书桌上有新华书店牛皮纸包着的一本厚书。拆开,是那本他多日盼望拥有的浅绿色封皮的《辞海》缩印本。
那天晚上父亲的感动、母亲的微笑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但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迷茫痛苦的时候陪伴他,尽自己的能力去支持他、成全他,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我的父母用《辞海》缩印本,给我诠释了他们对爱情的理解。
那本浅绿色封皮的《辞海》缩印本,至今仍在南京家中珍藏。如今常常练习“断舍离”的我,在处理物品之外,也逐渐能对书“断舍离”:将可有可无、或者虽然非常好非常有价值,但赠与别人比留给我自己更有益处的,通通赠送。
但是如果要问我,家中只能留下一本书的话会留哪本?那么我毫不犹豫的选择就是这本《辞海》。
因为这本书,不仅承载了父亲的梦想,也讲述了母亲支持爱人去追逐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爱情。
是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父亲的两个弟弟都先后考上名牌大学。而父亲因为已婚而不可以参加高考,只能在乡镇农具厂做木模工。
父亲的理想是当作家,在每天无数的刨花、早晚有时间还要去忙田间地头的时光里,读大学、以文字工作为业,过于遥不可及。
如果说小镇的新华书店更多提供的是心灵的慰藉,而母亲不余遗力的支持,才让“读书改变命运”这件事,从家中书橱里一本又一本中外名著到拥有《辞海》的书的阶梯上,一步步踏踏实实走出来,成为实实在在的可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宋真宗赵恒苦口婆心劝人读书的名句。在我家,这前半句是对的,父亲爱书、读书、珍藏书的样子,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不仅让我从小就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领略不同的世界,也让我至今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觉得,书店总是心安处。
而“书中自有颜如玉”么,则要换个理解:母亲姓颜,是爸爸与我心灵的依归,在家中如宝似玉;有妈妈,才有了家中的书。
母亲支持父亲读书,其实需要非凡的魄力:当年父亲终于在全国数万人挑一的笔试面试竞争中,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时候,不少人婉言劝母亲,莫要放爸爸出去读书,不然恐怕要成为《人生》里被高加林抛弃的巧珍。然而母亲的态度是,哪怕将来成为巧珍,也要支持爸爸去做他最想做的事。
这是年幼的我,透过爸爸妈妈与书,领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刻。
可以说,爸爸妈妈的爱情,与书分不开。有爱、有书,爸爸才从一个普通的乡镇木模工,成为中宣部等国家五部委评选的2009年度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我也从得名于家中绕梁呢喃的燕子,变成有幸在燕园教书的人。
从小我从父亲那里观察到的,是读书时的最快乐、最享受。以至于到如今,如果睡前没有翻几页书,会觉得一天没有过完。但观察今天的中国,无论儿童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厌倦读书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虽然“减负”看似减少了孩子的在校时间、减轻了学校的课业负担,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太少,为了将来在小升初、升高中时获得尽可能好的教育资源,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孩子送入培训班。
如今,幼儿园级别的奥数课程,都已经屡见不鲜,同时儿童抑郁现象也逐年加增。
在该尽情玩耍、透过玩耍向大自然学习、向同伴学习,建立安全感和习得自身定位的重要年纪,孩子们被强行塞入了不少他们未必愿意读的书、或者不适合他们年龄的书里面去。“鸡娃”的结果,是孩子从小就失去读书的饥饿感,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如何?
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日本战后复苏过程中,也有不少“鸡娃”的父母。但到了二十一世纪,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环发现,在日本全国约有100万名隐蔽青年,他们生活于狭小空间、不出社会、不上学、不上班,自我封闭地生活,大约占日本全国青少年的一成,而且大多隐蔽青年是家中长子。中国目前对于厌倦读书的后果,尚没有充分关注与研究。
那么,为什么总要絮叨自家这点往事呢?毕竟我家只是万千家庭中十分普通的一个。
父母在焦虑中,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孩子在无可奈何中,按照父母的意志行事,失却了读书的胃口,读书也不再是习得安全感、让人愉悦的事。
这,不是读书该有的样子;但是,单纯责备家长不近人情,也是没有道理的——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童年快乐?
问题在于,为什么环境变成了现在这样子?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在“形势比人强”的哀叹中,明知培训班既费钱也可能累孩子,还要送孩子去呢?我们的教育究竟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让塑造创新型人才变得更加欲速则不达了呢?
归根结底,如何让人与书的关系回复到健康状态,让书滋养人、造就人,成为创新之源呢?
当年,周恩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今天,我们为什么读书?
要为中华之崛起读书,在读书模式上,就更需要强调顺应天性与兴趣、强调保持对书的饥饿感、强调以爱为驱动。我们的教育政策,更需要多措并举,排除那些扭曲读书基本动机的制度安排。
这是今年梳理爸爸与书的关系时看到的一点微光。斯为记。
作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团队合影
文/沈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近年来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金融、金融大数据分析、政策评估相关的计量方法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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