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西南联大路丨共赴国难的青年人——不论参军与否，我们都在抗战

编者按

西南联大历史上

曾有过三次参军高潮

但是也有很多人留下来读书报国

以自己的方式来参加抗战

2023年9月

我们即将开启

行知中国·重走西南联大路（云南站）课程

以致敬先辈的努力和抗争

国难当头之时，也总是青年人壮怀激烈、生死迷茫之时。到底是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呢？还是忍辱负重，以自己的知识报国呢？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只要心意纯粹，用什么方式报国都是好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立刻南迁，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继续坚持开课育人。然而战场上的局势，依旧一天天地恶化。前线的坏消息，不断传到学校里：

1937年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11月11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占，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被无辜杀戮！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长沙第二天，临大校园里就掀起了学生从军热潮。三百多名热血青年们无法坐视同胞的灾难，决定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他们也像一点点星星之火，点燃了其他同学心中的救国热情。

然而，战场上的坏消息仍然不断传来。12月底，杭州、济南相继沦陷。国民党当局决定迁都重庆，并准备在距离长沙仅300公里的武汉，举行一次大会战。本来已经感受到战争气息的长沙临时大学，于是准备西迁昆明。这本是几个月之前的一个备用迁校方案，如今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当消息发出之后，临时大学的校园内瞬间炸开了锅。并不是每一个临大学子，都能接受学校西迁决定的。学生们身上的血都是热的，他们想的问题很简单：继续西迁，如果战事再不利呢？这样跑来跑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很快，一场关于“民族危机时刻，青年学生该往何处去”的争论，在校内外引发激烈争论。

有些学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百万战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里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

这些同学们认为，国难当头，他们的同龄人正冒着硝烟炮火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而日寇距长沙还有千里之遥，自己就忙着去西迁“逃命”，对不起前线流血的将士，对不起投笔从戎的同窗，更对不起被日寇屠杀的同胞！于是越来越多的爱国学子，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

学校的常委和老师们，很理解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他们也给出了一些政策，在一部分部队确实需要时，调整教育方案，引领学生进入部队，并在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但学校更认为，抗战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日后中国建设需要专业人才，所以不能让大批的大学生都去上前线。

为了劝说大家能留下了，梅贻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难道这不比打仗更艰巨吗？”

梅校长话打消了学生心中的困惑，也坚定了他们刻苦学习、以知识报国的决心。最终，820名学生决定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但是，仍有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他学校，或返回家乡。但是，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为国家和民族做着贡献。

这一次，是抗战期间，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第一次参军高潮。此后，仍有两次参军高潮，一次是在1941年到1943年，另一次则是1944年。那么在这期间，究竟有多少联大学子投笔从戎？

在西南联大校志委员会所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一共记载的留下名字者，有832人，实际上远不止此数。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军离校学生295人，其中绝大多数未列入这个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名学生中就有14人为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既不乏名门之后，也有后来做出突出贡献者。比如梅贻琦校长的儿子梅祖彦、女儿梅祖彤，就先后进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服务；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世界光导纤维之父”的黄宏嘉，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曾经在缅北作战。

在战争时期，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同样是民族自由、独立、抵抗外侮的重要阵地。中国人民不会亡国，中国的大学也不会终止。正如当时一个日军指挥官所说：“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无论是投笔从戎走上抗战前线，还是在校园继续刻苦学习，都是一种爱国，都是一种与民族紧密相连的抗战。

内容来源：清华经管EMBA户外运动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