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卷，为免费内容。

菲利普·罗斯的写作生涯横跨了惊人的五十年，在这五十年间，他跻身为战后美国生活的伟大记录者。《阅读自我及他人》收录的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采访、随笔和书评。在这里，罗斯以纯粹的游戏态度和致命的严肃关怀——半个世纪以来，正是它们定义了罗斯的写作——开诚布公地回应了针对他本人及作品的争议和攻讦，畅谈了他对成名、媒体、阅读、写作、艺术等话题的看法，以及对他的文学导师、偶像卡夫卡深深的景仰。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或凝视卡夫卡》一章，分享给读者。

“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我们也是赞赏的。”管事迁就地回答说。“但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说。“好，那我们就不赞赏，”管事说，“不过究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因为我只能挨饿，没有别的办法。”饥饿艺术家说。“瞧，多怪啊，”管事说，“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别的办法呢？”“因为我，”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撮起嘴唇，直伸向管事的耳朵，像要去吻它似的，惟恐对方漏听了他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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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卡夫卡的时候，我正看着这张他四十岁（我的年纪）时拍的照片。那是一九二四年，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可能经历过的最甜蜜和充满希望的一年，也是他去世的一年。他长着一张骨骼尖锐、棱角分明的，一个穴居人的脸：特别是耳朵的形状和角度使它们像一对天使的翅膀；眼里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生气勃勃的、镇定自若的目光——既有巨大的恐惧，也有巨大的克制；一层黎凡特人的黑发裹着头骨，这是照片中唯一感性的特征；鼻梁有令人熟悉的犹太人特征，鼻子本身长长的，鼻尖处稍微宽厚些——我高中朋友中一半的犹太男孩都长着这样的鼻子。数以千计像这样轮廓鲜明的头骨从焚化炉中被铲出；如果他那时候还活着，他的头骨会和他三个妹妹的一起，置于那数以千计的头骨中间。

当然了，想象弗兰茨·卡夫卡在奥斯威辛，跟想象其他任何人在那里一样令人恐惧不已——想象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但他死得太早，没赶上大屠杀。如果他那时还活着，也许他会跟好友马克斯·布罗德一起逃走，布罗德后来在巴勒斯坦避难，直到一九六八年逝世之前都是以色列公民。但是卡夫卡逃难？对于一个如此着迷于以痛苦死亡为高潮的困境和遭遇的人来说，这似乎不太可能。即便如此，我们还有卡尔·罗斯曼，他笔下初登美国大陆的角色。既然卡夫卡能想象出卡尔逃到美国以及在那里遭遇好运厄运的故事，难道他就不能为自己找条逃生之路吗？让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变成他的伟大的俄克拉何马自然剧场？或者，也许可以通过托马斯·曼的影响力，给他在普林斯顿的德语系找份工作……但是，如果卡夫卡还活着的话，他那些托马斯·曼在新泽西避难时大加赞赏的书就不一定能够出版了；卡夫卡最终可能不是毁掉他的手稿，这些手稿他曾让马克斯·布罗德在他弥留之际销毁，就是至少继续把它们当成他的秘密。这个一九三八年抵达美国的犹太难民，彼时是不会成为托马斯·曼口中“虔诚的幽默大师”的，只会是一个羸弱、书生气质的五十五岁单身汉。他过去曾是布拉格一家政府保险公司的律师，希特勒上台时在柏林退休，靠养老金生活。他是个作家不错，但他只写了几篇古怪的小说，多半关于动物，这些故事在美国没人听说过，在欧洲也只有少数读者。他只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 K. ，但又缺乏 K. 的固执任性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个无家可归的卡尔，但又缺乏卡尔年轻气盛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将不过是一个侥幸逃生的犹太人，带着一个旅行箱，箱子里装着几件衣服、家人的照片和布拉格的纪念品，以及一些尚未发表和完成的手稿，包括《失踪的人》《审判》《城堡》和另外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后者丝毫不逊色于他那些光怪陆离的杰作，而那些杰作，他出于近乎俄狄浦斯式的胆怯、完美主义的疯狂以及对独处和精神纯洁极端的渴望，全都自己留着，不予示人。

一九二三年七月，卡夫卡在维也纳一间疗养院去世前十一个月，他不知怎的有了勇气，永远离开了布拉格，离开了父亲的家。此前，他从未成功地在外生活过，从未曾离开过父母、妹妹独立生活，只有在从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法律部门下班后的几个小时里才从事写作。自从大学拿到法律学位，他一直是众人眼里最负责、最谨慎的员工，尽管他觉得那份工作枯燥乏味、令人萎靡不振。但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几个月前他因病被迫退休——他在德国的一个海滨度假地认识了十九岁的犹太女孩朵拉·迪亚曼特，她在柏林的犹太人民之家的度假营地工作。朵拉离开了她笃信正统犹太教的波兰家庭，出来独立生活（年纪只有卡夫卡一半大）；她和卡夫卡——那时刚刚四十岁——相爱了……卡夫卡到那时为止已经跟两个更为传统的女孩订过婚——跟其中一个还订过两次——都是匆忙、痛苦的订婚，最后大都因为他的恐惧而告吹。“我精神上没有能力结婚，”他在一封交由母亲转给父亲的四十五页的信中这样写道，“……自从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睡不着觉，脑袋日夜发烫，我没法再过日子。”他这样解释原因。“婚姻对于我是块禁地，”他告诉父亲，“因为它恰恰是非你莫属的地盘。有时我觉得这就像一张铺展开的世界地图，你舒展四肢横卧在上面。于是我觉得，只有在你没盖住或鞭长莫及的地方，才可能有我的生活。根据我对你的身躯高大的想象，这样的领域寥寥无几，不能给我多大慰藉，而婚姻尤其不在此列。”这封解释了父子之间问题的信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许是因为母亲没有勇气，或者跟儿子一样不抱希望，她觉得信还是不要转交为好。

随后的两年，卡夫卡试图跟米莱娜·杰森斯卡—波拉克发生婚外情。米莱娜二十四岁，感情热烈，已将他的一些故事译成捷克文，当时住在维也纳，婚姻生活非常不快乐。他和米莱娜的婚外情如火如荼，但大体上通过书信进行，比起跟好犹太女孩的可怕订婚更让他沮丧。那些婚约只是唤起了一些他不敢尝试的对父权的渴望，那被他对父亲的极端敬畏（布罗德所说的“家庭的魔咒”）所压抑的渴望以及对自己独处的着迷，但是捷克的米莱娜冲动狂热，对传统束缚漠不关心，无惧欲望和愤怒，唤起了他更多的原始的欲望和恐惧。布拉格批评家里奥·普莱德纳声称米莱娜有“精神障碍”，但玛格丽特·布伯—诺依曼却表示，自己曾在德国的集中营和米莱娜比邻而居两年，一九四四年米莱娜因肾脏手术于集中营逝世，米莱娜精神再正常不过，而且极为善良、勇敢。米莱娜为卡夫卡写的讣告是布拉格报章上唯一有些影响的，她的文笔强劲，为卡夫卡的成就所作的声明也很有力。她才二十多岁，即便死者的作家身份在他很小的朋友圈子之外鲜为人知，米莱娜还是写道：“他对这个世界有着既特别又深刻的认识，他本身就是一个既特别又深刻的世界……［他有着］近乎奇迹般的敏锐直觉，思维清晰、一丝不苟到令人敬畏，而反过来他又把精神上对生活的恐惧负担加于他羸弱的病体……他写出了近代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女人舒展四肢横卧在床上，对卡夫卡来说，就像他自己的父亲舒展四肢横卧在地图上一样让人敬畏。他给她的信都是断断续续的，丝毫不像他的其他任何作品，“恐惧”一词在其中反复出现。“我们都缔结了婚约，你在维也纳，而我跟我的恐惧在布拉格。”他渴望把头枕在她的胸脯上，他叫她“米莱娜妈妈”；在他们两次短暂的幽会中，至少有一次，他无可救药地阳痿了：他最后不得不请求她离开，尽管痛苦失落至极，米莱娜还是尊重了他的请求。“不要写信，”卡夫卡对她说，“也不要再见面。我请求你默默遵循，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能活下去，其他一切则会让我继续毁灭。” 

后来，一九二三年初夏，卡夫卡在去探望带孩子在波罗的海度假的妹妹时认识了年轻的朵拉·迪亚曼特，接着不到一个月，弗兰茨·卡夫卡就和她在柏林郊外的两居室同居，终于摆脱了布拉格和家庭的“魔爪”。可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能如此迅速而果断地完成他在最健康的日子里也无法完成的别离？这个激情洋溢的写信人，可以没完没了地对搭乘哪班火车去维也纳跟米莱娜会面（前提是他应该跟她在周末见面的话）模棱两可；这个穿着高领衣服的资产阶级追求者，在跟门当户对的鲍尔小姐订婚的漫长痛苦中，偷偷为自己拟定备忘录，列举“支持”和“反对”婚姻的各种理由；这个写不可捉摸和悬而未决之事物的诗人，笃信愿望与其实现之间存在着不可撼动的屏障，这是他极度痛苦的失败愿景的核心所在；这个卡夫卡，他的小说用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嘲笑所有解决方案和逃跑努力的“反梦境”去驳斥任何一个关于救赎、正义和实现的轻松感人的人文主义白日梦。这样一个卡夫卡却逃了。连夜逃走！K. 穿透了城堡的墙壁——约瑟夫·K. 逃离了对他的指控——“彻底从中脱身，找到一种法庭管辖范围之外的生活方式”。没错，约瑟夫·K. 曾看到这种可能性在大教堂里闪现，但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实现——“不是……对案件的有力操纵，而是……对它的规避”——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意识到了这点。

他本身就是一个既特别又深刻的世界

是朵拉·迪亚曼特还是死亡为他指明了这条新道路？也许二者缺一不可。我们清楚，在 K. 初次抵达村子的时候，他透过雾霭和夜色仰视通向城堡的那片“虚无缥缈的空间”，不比年轻的卡夫卡眼中自己成为丈夫和父亲的前景更广阔、更费解。但是现在看来，一个永恒的朵拉，一个永恒的妻子、家庭和孩子的前景，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可怕，那样令人无所适从，因为现在“永恒”无疑不过是几个月而已了。没错，濒临死亡的卡夫卡决意结婚，他写信给朵拉信仰正统犹太教的父亲征得同意，但化解了卡夫卡所有矛盾与不安的即将降临的死亡正是年轻女孩的父亲在他新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即将死去的弗兰茨·卡夫卡，在病榻上向他提出娶年轻健康的朵拉·迪亚曼特为妻，却被无情拒绝！

如果没有这个父亲挡了卡夫卡的路，那么还会有另一个，以及下一个等在后面。马克斯·布罗德在卡夫卡传记中写道，朵拉的父亲“拿着（卡夫卡的）信到他最尊敬的、其权威对他来说高于一切的犹太拉比那里去咨询。拉比读了信，扔在一边，只说了一个字：‘不’。”不。克拉姆本尊都不会这么唐突无礼或对请愿者这么冷淡。“不”意味着终结，跟格奥尔格·本德曼，那个备受打击的未婚夫，从他父亲那里听到的诅咒般的威胁一样强势，让人无处遁形。“你只管挽着你的未婚妻，走到我面前来吧！我会把她从你身边赶走，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不。你将不能拥有，父亲们说，卡夫卡只得同意，因为服从和克己的习惯，因为对疾病的厌恶和对力量、欲望、健康的尊崇。“‘好，归置归置吧！’”管事说，于是人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笼子里换上了一只小豹，即使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在弃置了如此长时间的笼子里有只野兽活蹦乱跳，他也会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小豹什么也不缺。看守们用不着思考良久，就把它爱吃的食料送来，它似乎都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利爪，仿佛连自由也随身携带。它的自由好像藏在牙齿的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随着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至于观众对它的欢乐很是受不了。但他们振作精神，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所以，不就是不，他自己也知道。一个健康的十九岁女孩不能也不应该嫁给一个比她大一倍的病夫，他咯血（格奥尔格·本德曼的父亲大叫道：“我现在就判你投河自杀！”）， 在病榻上发高烧，打冷战。卡夫卡那时候做的是什么不像卡夫卡的梦呢？

和朵拉一起度过的那九个月还有其他卡夫卡式元素：在一个暖气不足的地方度过严冬；通货膨胀令他本就微薄的退休金更加捉襟见肘，因通胀而流落柏林街头的饥寒交迫的人，用朵拉的话说，让卡夫卡“面如土灰”；他那生了结核的肺，肉体变形，受到惩罚。朵拉像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妹妹照顾变成甲虫的哥哥那样尽心尽力地照顾病榻上的作家。格里高尔的妹妹小提琴拉得如此优美，以至于格里高尔“觉得通向他所渴望的不知名食物的道路展现在他面前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梦想着送有音乐天赋的妹妹去音乐学院！朵拉的音乐是希伯来语，她用希伯来语为卡夫卡朗诵，她的朗诵技巧如此娴熟，以至于据布罗德所说，“令弗兰茨认识到她的戏剧天赋；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她后来自学了戏剧艺术……”

只不过，卡夫卡对朵拉·迪亚曼特或他自己来说，可不是害虫。离开了布拉格，离开了父亲的家，四十岁的卡夫卡仿佛终于摆脱了自我厌恶、自我怀疑以及那些对依赖和自我贬低的内疚倾向，这些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几乎将他逼疯；忽然之间，他似乎摆脱了弥漫在《审判》《在流放地》和《变形记》那些惩罚性幻想中的绝望感。很多年前在布拉格，他就让马克斯·布罗德在他死后销毁他的所有文稿，包括三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而如今在柏林，当布罗德把卡夫卡介绍给一个对他作品很感兴趣的德国出版商时，他却同意将四个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而且据布罗德所说，“说服他并未花费太多口舌”。在朵拉的帮助下，他孜孜不倦地继续学习希伯来语；他甚至拖着病躯，冒着严寒，参加了柏林犹太研究学院一系列关于犹太法典的讲座；这样的卡夫卡跟原来那个忧郁疏离的他有天壤之别，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点？我跟自己都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应该安静地站在角落，满足于自己还能呼吸。”他的转变还体现在和女人相处时的轻松愉快：和这个年轻可爱的伴侣在一起时，他幽默风趣、循循善诱，而且可想而知，由于他的病（从他的愉快也能看出），他们之间肯定保持着纯洁关系。如果说他不是一个丈夫（他曾努力试图成为传统的鲍尔小姐的丈夫），也不是一个情人（他曾无望地挣扎着成为米莱娜的情人），现在的他似乎成了他的自我筹划中跟丈夫或情人同样神奇的存在：一个父亲，这个似姐妹又似母亲的女儿的父亲。一天清晨，弗兰茨· 卡夫卡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个父亲、一个作家以及一个犹太人。

“我造好了一个地洞，”那个冬天，他在柏林写的那篇漫长、精致、乏味的故事这样开始，“似乎还蛮不错……由于照计划安排所确定的这个场地恰恰土质很松，而且充满砂粒，因此必须把这地方夯实，才能建造起美丽的大穹顶和圆形广场。从事这样一种劳动，我只能靠额头。所以，我不分昼夜，成千成万次地用前额去磕碰硬土，如果碰出了血，我就高兴，因为这是墙壁坚固的证明，而且谁都会承认，我的城郭就是用这样一种办法建成的。” 

《地洞》讲述了一个具有敏锐的危险意识的动物的故事。它的生活围绕着防御原则展开，它最深切的渴望就是安全和平静。这个挖洞者用牙齿和爪子——还有前额——建造了一个由地下室和走廊组成的精巧复杂的系统，目的是让自己安心。然而，尽管地洞成功减轻了对外来危险的担忧，但它的维持和保护却同样令它焦虑不安：“那是另一种的、更为骄傲的、内容更为丰富的、深深压抑着的忧虑，可是它对于身心的消耗并不亚于生活在外面的时候所产生的忧虑。”故事（结尾遗失）以挖洞者专心听从地下远处传来的噪音而告终，噪音让它“相信有一个大动物的存在”，正朝着它的城郭方向挖洞。

又一个关于受困和痴迷的阴暗故事，那痴迷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无法分清人物和困境。不过，这篇卡夫卡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幸福”时光中创作的故事，多了一些自我和解的精神，一些自嘲式的自我接受，以及一些对自己招牌式的疯狂的容忍，这在《变形记》中并不明显。早先的动物故事——如《判决》和《审判》——中那种尖锐的自虐式反讽在这里让位于对自我及其关注的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近乎嘲讽，但它的关注点已不再是从对极度屈辱和失败的刻画中寻求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有的不单单是对疯狂所捍卫的自我的隐喻，自我为了努力不受伤害而营造的防御系统就必定成为其永久关注的对象，还有一个关于如何及为何创造艺术的非常不浪漫且顽固的寓言，一幅关于艺术家所有独创性、焦虑、孤立、不满、无情、痴迷、隐秘、偏执和自我成瘾的肖像，一幅神奇的思想者穷途末路时的肖像，卡夫卡的普洛斯彼罗……这个关于洞中生活的故事，有着无穷无尽的含义。最后，我们还应该记住，卡夫卡在那间冰冷的两居室，即他们那个不被承认的家里，创作《地洞》的那几个月，朵拉·迪亚曼特始终陪在他身边。当然了，像卡夫卡这样的梦想家，他不一定需要进入年轻姑娘的身体，才能让她温柔的存在在他心中点燃关于一个能“满足欲望”、“实现理想”，并带来“沉睡”的隐蔽洞口的幻想。而一旦进入并占有，就会引起对报应和失去最骇人和最令人心碎的恐惧。“此外，我很想破解那头动物的计划的谜团。它是在漫游的途中呢，还是在营造它自己的地洞？如果它是在漫游，那么和它取得谅解也许是可能的。如果真的在朝我这边挖掘，就把我的储藏分一些给它。这样它准会离开这儿，继续往前走的吧！在土堆中我自然可以梦见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梦见和它取得谅解这件事，虽然我心中有数，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可能见之于现实的，而且就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刹那，甚至就在我们仅仅感到彼此距离已很接近的那一瞬间，会立即互相——分不出谁先谁后——以一种新的异样的饥饿扑向对方……”

卡夫卡那时候做的是什么不像卡夫卡的梦呢？

他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死于肺部和喉部结核，距他四十一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那之后好几天，伤心欲绝的朵拉依然不住地低语：“我的爱，我的爱，我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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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我九岁；我的希伯来学校老师，卡夫卡博士五十九岁。对必须每天下午上他“四点到五点”课的小男孩来说，他的名字——部分因为他陌生、忧郁的异域气质，但更多是因为在球场上呐喊的时间被学习古代书法占据所产生的怨恨——是“犹太肠”博士。我承认，那绰号是我起的。我想，他嘴里的酸臭味，到下午五点时因内脏的消化系统变得更加刺鼻，使得意第绪语里的“内脏”一词尤为生动形象。多残忍的想法。但事实上，如果我曾经想象过那个名字会成为传奇，我宁愿割掉自己的舌头也不会这么叫他的。我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还不认为自己有说服力，或者说，认为自己是这世上的一股文学力量。我的玩笑不会伤害别人，怎么会呢？我这么可爱，不相信的话，问我的家人、我的学校老师好了。九岁时，我已一只脚踏进大学，另一只脚踩在卡茨基尔。课堂之外，我就是红菜汤地带的喜剧之星。从希伯来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天已暗了下来，我模仿“犹太肠”老师逗我的朋友施洛斯曼和拉特纳开心，模仿他精准而挑剔的专业态度，他的德国口音，他的咳嗽，他的阴郁。“犹太肠博士！”施洛斯曼大叫着冲向糖果店老板的书报亭，他每天晚上都会让老板更抓狂一点。“弗兰茨博士——弗兰茨博士——弗兰茨博士——弗兰茨·犹太肠博士！”拉特纳也跟着一起叫。这个胖乎乎的小朋友就住在我家楼上，除了巧克力牛奶和巧克力棉花糖豆以外什么都不吃。他又叫又笑，直笑到他习惯性地（他母亲为了这原因还让我“照顾他些”）尿湿裤子。施洛斯曼趁拉特纳难为情的时候，从他的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纸，在空中挥舞。那是卡夫卡博士打过分后归还给我们的作业。他让我们用直线、曲线和点，自己设计一张字母表。“直线，曲线和点，这些就是字母表的全部，”他解释说，“也是希伯来语的全部，英语的全部。”拉特纳的字母表得了一个 C，它看起来像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二十六个骷髅，我的花体字母表得了 A，基本上（正如他所推测的那样，根据卡夫卡博士写在表顶部的评语）是从数字 8 得来的灵感。施洛斯曼完全忘了还有作业，所以只得了个 F，不过反正他也不在意。他满足于——欣喜于——事物本来的面目。他在空中挥舞那张纸，尖叫着“犹太肠！犹太肠！”，这让他欣喜若狂。我们都应该如此幸运。

回到家，当我一个人坐在鹅颈台灯（晚饭后插入厨房的插座）的光辉中，我们那位穿着磨旧的蓝色三件套，瘦得像竹竿一样的犹太难民老师的形象就不再滑稽可笑了，特别是在初级希伯来语班（我学得最用功）全班学生都把“犹太肠”这个名字牢记在心之后。我的内疚唤醒了英雄主义的救赎幻想，我时常想营救的是“欧洲的犹太人”。现在，我必须拯救他。除了我，还能靠谁拯救他，靠捣蛋的施洛斯曼还是长不大的拉特纳？现在不救，更待何时？又过了几个礼拜，我听说，卡夫卡博士寄居在一个犹太老太太家的一个单间，就在埃文路相对偏远破败的南段。那里有轨电车还在运行，纽瓦克最穷的黑人们拖着步子在街上游荡，就像他们过去在密西西比那样。一个单间。而且在那个地段！我家的房子虽算不上豪宅，但只要每月付 38.5 美元租金，它至少就是我们的；邻居虽不富裕，但他们也并非游手好闲。想到这里，我便因羞愧和悲伤而热泪盈眶，我冲进客厅，把我听说的告诉了父母（不过没提是在教堂后院墙玩课前一分钟的扑克牌游戏时听说的，以及更糟糕的，是在印有死者名字的彩色玻璃正下方玩的）：“我的希伯来语老师寄住在别人家的一个单间里。” 

在我看来，我父母和世上所有人相比，都更加不怕麻烦。请他来吃饭吧，母亲说。在这儿？当然，就在这儿，星期五晚上，我敢说一顿家常便饭以及友善的陪伴还是可以忍受的吧，她说。与此同时，父亲打电话给我那位叫罗达的姨妈，她和我外婆一同住在街角的公寓，负责照顾外婆和她的盆栽。二十年来，父亲一直在给母亲这个现年四十的“宝贝”妹妹介绍北新泽西的犹太单身汉和鳏夫们。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运气。罗达姨妈在工业城伊丽莎白一个叫“大熊”的大宗商品和农贸市场公司任纺织品部的室内装潢师，她戴假胸垫（据我哥说），穿镶褶边的透明上衣，家里人说她每天在浴室花几个钟头搽粉，并把她硬邦邦的头发往上梳，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髻在头顶。尽管她爱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得光鲜靓丽，但照我父亲的话说，她“仍然害怕面对生活现实”。而他是无所畏惧的，因此他定期且无偿地为她提供心理咨询：“让他们抱紧你，罗达，那感觉很棒！”作为他的骨肉，我已经习惯了我家厨房里这种丢人现眼的对话，可卡夫卡博士会作何感想呢？噢，但是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从不气馁的父亲那台庞大的婚介机器已经发动，自豪的家庭主妇母亲热情好客的温柔引擎也开始轰鸣。与其奋不顾身扑上去，试图阻止这一切发生，还不如期望挂上听筒就能让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倒闭呢。如今，只有卡夫卡博士能救我了。但在听完我小声咕哝的邀请之后，他颇为正式地对我鞠了一躬，（这让我面红耳赤，因为除了在电影里，现实生活中谁会做这样的事？）回答说他非常荣幸能去我家做客。“我姨妈，”我赶紧说道，“也会去。”奇怪的是，好像我说了多少有点幽默的话，我看到卡夫卡博士微微一笑。他轻叹一声说道：“我会很高兴认识她的。”认识她？他得和她结婚。我该怎么警告他？我又该怎么警告罗达姨妈（她一向欣赏我和我的分数）他的口臭，他的寄宿者身份，还有他那属于旧世界的言行，都跟她的时髦现代格格不入？当我看到卡夫卡博士在笔记本上记下我家地址，还在下面写了几个德文时，我觉得脸热得简直要烧起来了，这烧起来的熊熊烈火将吞没整个教堂，吞没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一切。“晚安，卡夫卡博士！”“晚安，谢谢你，谢谢你。”我转身跑开，但跑得还不够快。我听到街上施洛斯曼——那个魔鬼！——正向那些正在会堂台阶处路灯下打闹的同学宣布（已行过成人礼的男孩们组织的牌局也正在那里进行）：“罗斯请了犹太肠去他家！去吃饭！” 

我父亲给了卡夫卡什么样的打击啊！他是怎样宣传了家庭生活的巨大幸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有两个很棒的儿子、一个很好的太太意味着什么！卡夫卡博士能想象那是怎样的吗？那兴奋？那满足？那自豪？他告诉我们的客人自己母亲那边亲戚的关系网，有一个两百多人的“家族联合会”，遍布七个州，甚至包括华盛顿州！是的，连那么遥远的西部都有亲戚：这是他们的照片，卡夫卡博士；这本精美的书是我们自费出版的，五美元一本，里面有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照片，包括小婴儿。这部家族史是利希特布劳“叔叔”，我们家族八十五岁的族长写的。它是我们的家族通讯录，每年出版两次，发放给全国范围内的所有亲戚。这个相框里面装的是家族联合会宴会的菜单，联合会去年在纽瓦克青年会的舞厅举行，为庆祝父亲的母亲七十五岁生日。卡夫卡博士同时获悉，我母亲已连续六年出任家族联合会的财务主管了。父亲当过一任会长，任期两年，他三个兄弟也都当过。现在我们家族里共有十四个男孩在服兵役。菲利普每个月都用军邮给部队里五个表兄堂兄寄信。“特别认真。”母亲一边抚平我的头发，一边补充道。“我坚信，”父亲说，“家庭是一切的基石。”

卡夫卡博士能想象那是怎样的吗？那兴奋？那满足？那自豪？

此前卡夫卡博士一直耐心地听父亲滔滔不绝，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所有递到他手上的文件，专心地阅读，那全神贯注的神情让我想到自己研究邮票上的水印时的样子，直到这时才第一次表达自己对家庭这个话题的看法，他轻声说了句“我同意您的观点”，然后就又看起我们家那部家族史。“一个人，”父亲总结道，“一个人，卡夫卡博士，跟一块石头没啥区别。”卡夫卡博士把书轻轻放在母亲擦得发亮的茶几上，点头表示赞同。母亲的手指正卷动我耳后的鬈发；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她也一样。被她爱抚就是我的人生，而爱抚我、我父亲、我哥哥就是她的人生。

我哥哥去参加童子军会议，但只有在父亲让他站在卡夫卡博士面前，向他描述他为了赢得每一个徽章所掌握的技能之后。我被要求拿我的集邮册到客厅向卡夫卡博士展示我那套桑给巴尔的三角邮票。“桑给巴尔！”父亲兴高采烈地说，好像不到十岁的我已经去过那里又回来了似的。父亲还陪着卡夫卡博士和我走到我们的“日光室”，那里有我用每星期的零花钱一点点搭建起来的通风、保温、卫生的热带鱼天堂，还有我的光明节金币。父亲鼓励我告诉卡夫卡博士我对神仙鱼习性、鲇鱼的功能以及黑色帆鳍鳉家庭生活的了解。这我知道的可不少。“他都是自学的，”父亲对卡夫卡说，“这里面随便哪条鱼，他都能给我上一课，真让我欢天喜地，卡夫卡博士。”“我想象得出来。”卡夫卡回答道。

回到客厅，罗达姨妈突然对“苏格兰格子呢”发表了一通相当深奥的长篇大论，似乎只是为了启发我母亲，至少她说这些的时候是盯着母亲一个人的。我没看到她直接朝卡夫卡博士看，甚至在吃饭时他问“大熊”有多少员工的时候，她都没转向他。“我怎么知道？”她说完便继续跟我母亲聊天，聊她如果能给一个肉贩的老婆找些尼龙料子的话，那人就能“私下给她些好处”。我没想到的是，她不愿看卡夫卡博士是因为她害羞——在我的意识里，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人怎么会害羞呢。我只能想象她是在生气。一定是因为他的口臭、他的口音、他的年纪。

我错了。结果是因为罗达姨妈嫌他有“优越感”。“坐在那儿，那样嘲讽地看着我们。”姨妈自己以一副颇为高人一等的样子说道。“嘲讽？”父亲重复道，一脸不可置信。“不仅嘲讽，还笑话我们呢，真的！”罗达姨妈说。母亲耸耸肩：“我可不觉得他在笑话我们。”“噢，别担心，他自己坐在那里偷着乐呢——请客花钱的都是我们。我清楚这些欧洲男人。他们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是大庄园主。”罗达说。“你知道吗，罗达？”父亲说着歪了歪头，用手指了指姨妈，“我想，你恋爱了。”“和他？你疯了吗？”“他对罗达来说太文静了，”母亲说，“我想他也许有点不太会社交。罗达性子活泼，她需要活泼的人在她身边。”“不会社交？他才不是不会社交！他只不过是个绅士，而且很孤独。”父亲非常肯定地说，因为母亲在没先跟他通气的情况下就针对卡夫卡而有点生气，他瞪了母亲一眼。罗达姨妈都四十岁了，他试图推销的可不是全新的货。“他是个绅士，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我告诉你们，如果能有一个老婆、一个舒服的家，他肯定什么都愿付出。”“好啊，”罗达阿姨说，“既然他受过教育，那就让他去找啊。找个跟他一样层次的，一个他那双悲哀的难民大眼睛不会瞧不起的人！”“没错，她恋爱了。”父亲宣布，胜券在握地捏了捏罗达的膝盖。“和他？”她大叫着，一下子跳起来，塔夫绸在她周身发出如同火苗燃烧一样的沙沙声。“和卡夫卡？”她气哼哼地说，“我才懒得理他那种老男人呢！” 

卡夫卡博士给罗达姨妈打了电话，还带她去看了电影。我大吃一惊，既因为他居然会打电话，也因为她居然答应赴约，看样子生活中的绝望似乎比我在鱼缸里见到的多得多。卡夫卡博士带罗达姨妈去青年会看舞台剧，下午结束时，以他那特有的正式鞠躬礼接受了我外婆让他务必收下的一玻璃瓶大麦汤，然后坐上那辆载他回寄宿小屋的八路公交车。他显然很喜欢我外婆的盆栽林，而她也因此喜欢上了他。他们常一起用意第绪语聊园艺。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商店刚开始营业一个钟头，卡夫卡博士就出现在“大熊”的纺织品部门前，他告诉罗达姨妈他只是想看看她工作的地方。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跟顾客在一起时，她坦率又愉快，对‘品味’如此在行，以至于在我听她跟一个胖胖的新娘解释说绿色和蓝色不‘搭’时，我自己都准备好相信，自然是错的而 R.  是对的。” 

某天晚上十点钟，卡夫卡博士和罗达姨妈意外来访，一个小型的即兴派对就在我家厨房举行了。有咖啡和蛋糕，甚至还有一点威士忌在众人手里传来传去，这是为了庆祝罗达姨妈重返舞台。我以前只稍微听说过姨妈的戏剧理想。我听哥哥说，在我小时候，姨妈常常周日带着她的木偶来陪我们玩。她那时候受雇于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在新泽西的学校甚至教堂，做提线木偶巡回表演。她身兼数职，既给所有人物配音，又在一个女助手的帮助下操控木偶，同时还是纽瓦克合作社剧团的成员，剧团主要给各个罢工团体表演《等待老左》。纽瓦克所有人（我当时的理解）都对罗达·皮尔奇克寄予厚望，期待她能进军百老汇，不过我外婆除外。对我来说，那段历史就跟我在学校学的史前湖上居民的时代一样难以置信。人们说曾经是那样的，我也只好相信，但考虑到我周围的现实生活，很难去把那些故事当作真实的来看待。

然而我的父亲，一个非常狂热的现实主义者，正在厨房里，手拿杜松子酒杯，为罗达姨妈的成功干杯。她刚得到了俄罗斯名著《三姐妹》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六个星期后她所属的业余剧团就要在纽瓦克青年会公演那出戏了。一切，罗达姨妈宣布，一切都要归功于弗兰茨以及他的鼓励。一次谈话——“一次！”她开心地大叫——卡夫卡博士就说服我外婆放弃了她一直持有的“演员就是些混混”的想法。以他的才能——他是个多棒的演员啊，罗达姨妈说——他是怎样通过朗诵契诃夫那部名作，打开了她的视野，让她看到事物的意义。没错，他将剧本从第一句念到最后幕落，一个人饰演了所有角色，让她听得热泪盈眶。讲到这儿，罗达姨妈说：“听着，听着——这是那出戏的第一句——这可是全剧的关键。听着，我觉得就像是爸去世的那晚，我那时就想啊，想啊，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大家能做什么——而且，而且，听着——”

“我们在听呢。”父亲笑道。我躺在床上，也在听。

停顿。她一定是走到了厨房油毡地板的中心。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些惊奇，她说道：“‘父亲死了整整一年了，恰好就是今天。’” 

“嘘，”母亲发出警告，“你会让孩子们做噩梦的。” 

不单单是我发现姨妈在排练的那几个星期像“变了个人似的”。母亲说她小时候就是那个样子。“脸颊泛红，小脸永远热乎乎、红彤彤的，什么事都能让她高兴，连洗个澡也能。”“她会冷静下来的，别担心，”父亲说，“然后他就会提那个问题的。”“但愿有这样的好运。”母亲说。“没事儿，”父亲劝道，“他知道面包哪一面抹了黄油——他进了这个门，知道了家庭生活是怎么回事，相信我，他已经等不及了。看看他坐在俱乐部椅里的样子就知道了。他的梦想成真了。”“罗达说，他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柏林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谈了好多年，但是后来她离开他跟别人走了，因为她不想再等了。”“别担心，”父亲说，“等时机成熟，我会推一下他的。他也不能永远这么活着，他知道的。”

让她听得热泪盈眶

然后一个周末，为了从夜间排练的压力中喘口气——卡夫卡博士定期拜访，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坐在礼堂后面看他们彩排，直到排练结束后送罗达姨妈回家——他们去大西洋城玩了一次。自从来到美国，他就一直想看看那著名的海滨栈道和从高台上跳水的马。但是，在大西洋城，发生了一些他们不能告诉我的事情；当着我的面，关于那件事的所有讨论，都是用意第绪语进行的。卡夫卡博士三天内给罗达姨妈寄了四封信。她来我家吃饭，一直待到午夜时分，其间不住地哭泣。她用我们的电话打给青年会，（哭着）告诉他们她母亲还病着，她不能去排练，甚至可能不能参加正式的演出。不，她不能，她不能，她母亲病得太重，而她自己太难过了！再见！她打完后回到餐桌前接着哭。她没搽粉，也没涂口红，硬邦邦的褐色头发垂下来，又厚又翘，像一把崭新的扫帚。

我和哥哥就呆在我们的卧室，哥哥一声不响地把门错开一点，

我俩透过虚掩的门偷听。“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事吗？”罗达姨妈哭着说，“遇到过吗？”

“可怜的人。”母亲说。

“谁？”我小声问哥哥，“罗达姨妈还是——”

“嘘！”他说，“闭上你的嘴！”

厨房里，父亲咕哝着。“唔。唔。”我听见他站起来，来回踱步，然后又坐下，继续咕哝。我使劲偷听，甚至能听见那些信被折起又打开，一会儿被塞回信封，一会儿又被拿出来苦思冥想好一番。

“所以？”罗达姨妈问道，“所以？”

“什么所以？”父亲回答。

“所以你们现在想说什么？”

“他是个疯子，”父亲承认，“身上肯定有些地方不对劲。”

“但是，”罗达姨妈抽泣着说，“我要是那么说，没人会相信的。” 

“罗蒂，罗蒂，”母亲轻轻喊道，用的是我缝针或者不知怎的哭着从床上掉下来时听过的那种语气，“罗蒂，别傻了，亲爱的。都过去了，乖，都过去了。” 

我伸手够到哥哥的单人床，拽了拽他的毯子。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糊涂过，连死亡都没让我觉得如此困惑。事情发生的速度如此之快！所有好事一刹那都被毁了！被什么毁了？“什么，”我小声问，“到底是什么？”

我那当了童子军的哥哥，不怀好意地笑了笑，用一种不似回答胜似回答的嘶嘶声解决了我的困惑：“是性！” 

又过了多年，我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份卡夫卡博士的讣告，是从艾塞克斯县每周寄到犹太人家里的犹太事务小报《犹太人新闻》上剪下来的。那是夏天，学期结束后我留了下来，一个人在城里租住的小屋里尝试短篇创作。我帮一个年轻的英语系教授和他的太太看孩子，以换取食物。那对夫妇很有同情心，还借钱给我付房租，我告诉了他们自己不能回家的理由。在他们的饭桌上，我止不住谈论的净是些跟父亲之间满含泪水的斗争。“让他离我远点儿！”我对着母亲尖叫道。“但是，亲爱的，”她问我，“你这是怎么了？到底因为什么？”我曾不停地质问过我哥哥同样的问题，现在被质问的是我，而质问的人是出于同样的无辜和困惑。“他是爱你的。”母亲解释说。

但在我看来，那正是所有事物之中阻挡我前进的东西。别人都是被父亲的批评压垮，而我却发现自己被他对我的高度评价所压迫！我因为他如此爱我而对他怀恨在心，这可能是真的吗（我能承认吗），因为他对我的高度赞扬？但这根本讲不通，因为它是如此忘恩负义，如此愚蠢，如此矛盾！被爱显然是一种福分，独一无二的福分，赞扬又是如此难得的馈赠。夜里只要听听我那些文学杂志社和戏剧社团里的密友说的话，便知道我有多大的福分，他们口中的那些可怕的家庭故事可以和《众生之路》媲美，他们从假期惊魂未定地回到学校，就像从战场上回来一样。他们该多羡慕我的处境啊！“你这是怎么了？”母亲恳求我告诉她。但我该怎么跟她说，事情变成这样，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我也难以相信，事实上是我让事情变成这样的。他们一起为我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现在却似乎成了我最后的障碍！难怪我的愤怒必须透过孩子似的眼泪、困惑和失落发泄出来。我们在仿佛长达两个世纪的几十年里共同构建的一切，看我如何以我称之为“我的独立”那暴虐的需求的名义将其摧毁！我的母亲，为保持我和他们通讯线路的畅通，寄了一张便条到学校：“我们想念你”，外加那份简短的讣告。在剪报底部的空白处，她写道（这同一只手曾给我的老师留言，并在我的成绩单上签名，为我前进的道路扫清障碍）：“记得罗达姨妈的男友，那个可怜的卡夫卡吗？” 

“卡夫卡博士，”那则讣告是这样说的，“生前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在施莱街犹太会堂的犹太教学校任希伯来语教师，于六月三日在新泽西布朗斯·米尔斯的德博拉心肺中心病逝。卡夫卡博士自一九五〇年起就是该院的病人。享年七十岁。卡夫卡博士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曾是纳粹难民，身后未留下任何子女。” 

也未留下任何作品：没有《审判》，没有《城堡》，没有日记。逝者的手稿无人认领，就此消失，除了那四封“疯子”的信，据我所知至今还保留在我那嫁不出去的姨妈家，在她收集的纪念品中，和那些百老汇节目单、“大熊”市场的销售单据，以及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贴纸放在一起。

于是，所有有关卡夫卡博士的印记都消散殆尽。命运就是命运，除此之外，它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土地测量员抵达城堡了吗？K. 逃离法院的判决了吗？格奥尔格·本德曼逃离他父亲的判决了吗？“‘好，归置归置吧！’管事说，于是人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不，命中注定卡夫卡不可能成为那个卡夫卡，为什么呢？因为那会比一个人变成昆虫更离奇。没有人会相信，卡夫卡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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